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80后作家朱婧，2003年讀大學的時候，就在《萌芽》《青春》《花溪》等發表小說，也有小說入選被譽為青春文學第一刊的《布老虎青春文學》。“青春文學”，是本世紀初非常重要的，具有“破圈”特征的文學現象，朱婧作為親歷者和參與者，和同時代的作家笛安、張悅然、韓寒等一起，曾經激蕩起了一股“80后青春文學”風潮。不過，“青春文學”只是她的前史，她后來則步入了同時代女性作家的世界性“關注”，尤其是近來出版的《貓選中的人》，不刻意表現極端環境下的戲劇性沖突，而是擅長寫日常生活近乎無事的悲劇，言說“無法言說”的家務、育兒、職場或日常情感中的擠壓和困囿。她表示，自己的小說，試圖寫給那些原本很難成為文學人物的缺乏故事性的普通女性，試圖賦予日常生活以尊嚴，“寫自身或身邊微小的故事，可能是從‘仰望蒼天’回到‘巡視大地’，也就是回到具體的有溫度的人間生活。”

1 我期冀“消失的”在復現的過程中愈加明晰，“無光的”打開人生的縫隙讓光進來。

李瑋：2022年，在（江蘇）南京舉行了一場你的作品研討會，有評論家提出“學院派”的說法。你讀中文系，在中文系教書，你的小說不僅經常出現高校知識分子，而且，即使沒有明確標識出知識背景的女性，也大多表現為受過良好教育。再有，你小說細密平和綿長的文風，也總讓人聯想到林文月、齊邦媛等學院派女性寫作的文脈傳統。你認同將你歸類為“學院派”作家嗎？或者說，你認為學院背景、人文知識傳統和你的寫作之間是怎樣的關系？

朱婧：在大學寫作，是我的職業和身份的現實，也關系我的來處。2019年1月，我寫過一篇短文《讀中文系的人》，文題取自林文月先生同名散文，回顧自少年起受父親和老師的影響，到今日成為中文系教師的經歷，我從“讀中文系的人”的手里獲取的能量，讓我成為了“讀中文系的人”，后來又成為了“教中文系的人”。文章中回憶，“少年時期的文學生活，那些讀中文系的人領我走過的路，像行進的火車的車窗外的風景，閃過少年的我的眼前，我可能睡著，可能遺忘，可能彼時無法完全理解，但事實上，那些風景永遠不曾熄滅，它們像接連點燃的火柴，微光連續起幽暗中亦明的路，指引我走到這里。”

2008年，我回到母校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做了一名大學老師。2019年2月，我赴（日本）東京訪學，感林文月先生京都訪學在她學術生涯的轉折性意味，也為激勵，4月寫成論文《越境者的文學景觀——觀察臺灣作家林文月的一個角度》。論文梳理林文月先生個人寫作史的衍變，后發表于《揚子江評論》。這之后，起意以林文月先生的經歷寫作小說。2020年1月，短篇小說《先生，先生》發表于《花城》雜志，以“寧先生”致敬林先生。小說寫中文系的薪火相傳，以“維護傳統古典于不墜不滅”。2023年4月，小說家張怡微為《貓選中的人》所寫的評論，曾經探覓這兩篇不同文體的寫作之間的隱秘，同時她也指出其中寫作方法的借鑒與學習：“朱婧在她書寫悼亡的虛構作品中，其實做的是相似的事。她故意隱去最傷痛的部分不去實寫，而是經由美術中的鏡像原理來側寫，她的文學方法其實來自于林文月《人物速寫》中《J》一篇。”對我來說做學術研究和批評的時候需要切換相應的頻道，具體來說是階段性工作方法的變化，在規定的時間內集中、有效、節制地調整思維狀態和語言狀態。概而言之，如張怡微所說：“‘讀中文系的人’，甚至不是一種心知肚明的職業精神，也不是投入諸多熱情的業余愛好，而是一種高度理想化的信念。”

現代以來，大學是一個相對自由的、適合寫作的地方。在學院寫作，特別是教文學課程的作家，日常往往需要研習各個時代不同地方寫作同行的作品，對個人的寫作可能會構成一個參照的維度。同樣，在遴選作家作品的過程中，也可能返身觀照不同時代作家的寫作。我這幾年的小說集中注意“家庭中的女性”，這個現代文學的母題，如何轉場到今天，值得觀察和思考。我想從看似狹小的空間，連結更普遍的經驗和更廣闊的世界。大學的教學與研究會使我去思考和發現通向這個母題的道路。我在我的寫作課程，和學生一起研讀A·S·拜厄特的作品。她處理相似題材時，所采用的方法很有啟發性。拜厄特《馬蒂斯故事》借馬蒂斯三幅作品講述與藝術相關的三個故事，同時也是關于女性在具體處境中的困惑、壓抑、傷害和想象的描述。她既能夠采取生活化的敘事使女性的情感體驗得以具體，又借用藝術作品的豐富意蘊擴展了主題內容，使之延展到關于藝術、生命和人性等諸多命題的思考。除了拜厄特，我還陪同學生細讀過志賀直哉、瓊·狄迪恩、門羅、多麗絲·萊辛等作家的作品，他們都曾階段性地影響過我的寫作路徑，甚至具體地幫助我解決了一些寫作上的問題。

隨著文學被納入現代學科體制，文學科學化使文學作品能夠解釋，文學的祛魅，關于文學的知識話語超越文學本身成為系統學院教育給予學生的主要知識內容，但是中文系的學生和文學距離變得如何呢。每年我們開設的寫作訓練和小說創作課程，都會有一個專題，叫“文學的閱讀”，就是希望培養學生細讀文本的能力，將閱讀經驗化為己有，而非簡單套用理論。

李瑋：讀你的小說，會發現你對當代都市女性的生活、心理和命運等格外地關注。我注意到，這也是同時代女性作家的世界性的共同文學議題，如日本的角田光代，韓國的申京淑，甚至加拿大的門羅……你覺得為什么會形成這種世界性的“共同關注”？

朱婧：文學常常是時代的回響和發明。我們的研究對象并非純粹的審美研究對象。女性議題是當今世界文學熱烈回應的問題，角田光代《坡道上的家》《第八日的蟬》，都關心作為犯罪者的母親形象，與坂元裕二的劇集《Mother》討論了相似的主題。無論是申京淑的《媽媽，你在哪里？》中消失的母親，還是趙南柱的《82年生的金智英》中困于身份和家庭的妻子，其實是讓一些習焉不察的人與事被看見。當然，這些也是我的新書《貓選中的人》的議題：讓不被看見的顯影，并以小說的方式賦形。這類似趙南柱說過的：“小說還有一個職責，就是說出我們平時聽不見的聲音，讓大眾看見一些看不見的東西。”

韓國學者金高蓮珠評價《82年生的金智英》：“追求普遍性而非特殊性，是這本小說最特殊之處。也正是因為這種普遍性，這種面目模糊的形象，讓每一位讀者都有了進入角色與之共情的可能性。”從“金智英”到“金智英們”，讀者在閱讀小說的過程中代入、聯結和共情，形成一個以性別為基礎的情感共同體。與其說是書寫出“這一個”，不如說是在書寫“這一類”。“近乎無事的悲劇”是以文學方式反思日常，重新發現生活的本質，重新確認和理解自身的存在。正是如此，因為對結構性矛盾的認識和理想的存念，我寫了《先生、先生》《水中的奧菲利亞》《葛西》；因為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沉身的無光”，我寫了《那般良夜》《光進來的地方》《我的太太變成了鼠婦》，以期冀“消失的”在復現的過程中愈加明晰，“無光的”打開人生的縫隙讓光進來。

再有，寫作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自身的存在，而文學通過植根過去而創造未來。從簡·奧斯汀到埃萊娜·費蘭特，諸多女性作家既在寫具體的女性經驗，也在更遼闊的時代書寫女性的命運和現實。伍爾夫說過女作家常常試圖修正現存的價值秩序，改變人們對“重要”和“不重要”的看法。我想這是女性書寫的意義所在吧。

2 寫自身或身邊微小的故事，是從“仰望蒼天”回到“巡視大地”，回到具體的有溫度的人間生活。

李瑋：你的小說并不刻意表現極端環境下極端的性格和激烈的戲劇性沖突，而是擅長寫日常生活近乎無事的悲劇，言說“無法言說”的家務、育兒、職場或日常情感中的擠壓和困囿。你以節制、留白的手法來書寫身邊微小的故事和日常生活，這有什么特別的思考和用意嗎？

朱婧：我和世界上其他女作家一樣，也希望自己有能力經由一種女性自己的語言和態度去表達女性的經驗和情感，并且向我生命中一切值得珍視的內容致敬。我的小說試圖寫給那些原本很難成為文學人物的，缺乏故事性的普通女性，但我能寫出來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這里有寫作資源的影響和寫作策略的選擇，也是試圖予日常生活以尊嚴。寫自身或身邊微小的故事，可能是從“仰望蒼天”回到“巡視大地”，也就是回到具體的有溫度的人間生活。同時，文藝創作中指向男性凝視的本質，是確保女性主體的描繪符合男性的品位和欲望。凝視不但關乎別人怎么看自己，也關乎自己看自己，將女性的日常變成藝術題材也可以視作一種為女性賦權的方式。19世紀美國畫家瑪麗·卡薩特密切關注女性的日常生活和親密關系，畫作中有很多女性閱讀、編織、喝茶和照顧孩子的場景。這些看似平常的家庭生活內容，也留下了關于現代女性和女性世界的信息。

至于，小說的“節制、留白”的風格化表征的形成，一方面緣于系統的文學教育，帶來審美上追求克制、平衡和穩定；另一方面，也是女性的自我教育過程中的內容引致，比如女性避免正面沖突的慣性使然。當然這里可能有個人化的因素，偏傳統的家庭教育中溫馴、無私、忍耐的訓練，這些都會影響后來的審美選擇。

李瑋：確實是這樣的，同為“80后”，我讀你的小說有一種深切的共鳴和共情，你覺得我們這些“80后”女性有沒有一種鮮明的、共同的代際感，能不能為文學提供一種特別的素材和思考？

朱婧：每一個寫作者都是從自己的問題意識和個人文脈出發的，同樣的家庭內部問題，即使同為“80后”，在共時代的文學現場，大家關心的也會各有不同：可能記錄年少時代的風景，可能專注親密關系的處理，也可能集中在知識女性的個人成長史……當然，要去找代際共性，也不是沒有，比如說，我們“80后”這一代，正好是獨生子女一代，與父母關系異常緊密，幾乎每個人都會面臨怎么處理和父母的關系的問題，以及聚焦到小家庭的親密關系，聚焦女性經驗的各種隱微處，放到當代日常中去一一令它們顯現。這也可以回答為什么寫“金智英”能夠被“金智英們”感覺到。

李瑋：年紀上，你還算是年輕作家，但你的個人寫作史其實已經很長了。我知道，和笛安、張悅然、張怡微等世紀初“青春文學”寫作者一樣，2003年，讀大學的時候，你就在《萌芽》《青春》《花溪》等發表小說，也有小說入選《布老虎青春文學》等。“青春文學”，是世紀初非常重要的，具有“破圈”特征的文學現象，作為親歷者和參與者，你覺得“青春文學”前史對你現在創作的影響是什么？

朱婧：“青春文學”，對我來說，是“說故事的人”的開始。早期寫作會講求周全的設計和精巧的制作。小說的故事，并不是建立在對生活的理解，而是對生活的想象，包括某種情感生活的想象。應該說，隨著年齡閱歷、生命經歷的變化，也隨著文學觀念和文體意識的變化，寫作轉向“賦形人生”也是基于對于現實人生更深刻理解后的文學表達，并且試圖從一己之私的寫作走向更寬廣的命運共同體。從早期寫作開始，我的寫作就是寫給同時代的人，也在寫作中展開等長的生命史，隨著人生經驗的變化和審美尺度的調整，寫作上的內容和風格變化會自然發生。具體來說，小說的題材內容、修辭語體，都會有一定的變化，完成這一種過渡。

李瑋：你的“青春文學”階段大概結束于2008年，一直到你2019年譯林出版社出版的小說集《譬如檐滴》，中間差不多有十年的停歇期。經過這十年，你對寫作的理解有變化嗎？

朱婧：對于寫作者而言，十年的離場是一個很長的時間。中斷寫作，并不意味著和文學現場完全脫離。因為在大學教學生寫作，對同時代作家在寫什么一直都有關心。而且，這十年的媒介革命加速了文學生態的變化。這種變化，不僅是時代審美趣味和文學風尚，也包括作者寫作方式和讀者審美產品選擇。我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心智、文學趣味等也發生著變化。重拾寫作，就是以個人的十年之變，回到回應文學現場之變。但這種調整和過去的寫作不是完全沒有關系的，它們是一個寫作的延長線的，是舊我生新我的個人的、微小的“文學革命”。

李瑋：《貓選中的人》是你復出之后的第二本小說集，為什么想起來用這個書名，有偏愛篇目嗎？

朱婧：新小說集取名“貓選中的人”，來源于日常生活的偶然。女兒入學前，搬家至女兒讀書學校附近的學區房。這是一個90年代的老小區，小區里面經常會有一些流浪貓出沒。我和女兒在樓下喂養了一只流浪貓，叫它“小渣”，取“碎屑”之意，愛憐它作為一個生命無可選擇的微不足道。我和女兒一起全過程觀察到“貓咪當媽媽喂養孩子”的過程。“小渣”生下了三只小貓，特別疼愛其中一只，一直喂它，喂到小貓長得特別大，每天讓它跟在自己身后。結果有一天，小貓又過來磨蹭和喝奶，母貓直接用前爪，把它的孩子推走了。我是在觀察貓的“母職”的時候，聯想到可以類比的人之為人的事情。

對于我來說，特別重要又一直持續的寫作主題，就是如何理解和發現“母親”。當我走進婚姻，也成為母親，生命軌跡開始和母親重合以后，我越來越多地想起自己的母親，想到很多和母親有關的習焉不察的生活內容和生命時刻，這種朦朧的意識，是在2019年我看了韓國女作家申京淑的《媽媽，你在哪里？》后洞然明了的。她說：“對你而言，媽媽從來就是媽媽。你從未想過，原來媽媽也有蹣跚學步的時候，也有三歲、十二歲，或者二十歲的時光。你只是把媽媽當成媽媽，你以為媽媽天生就是做媽媽的人。”寫作的過程是發現，也是整理，讓我們理解所有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羈絆。我的《那般良夜》《一日與永恒》《在那天來臨以前》等等，里面都有自己母親的痕跡。如果回憶和文字能夠為母親那些未被看見的時刻賦形，如果它能夠幫助也選擇做了母親的我領悟如何成為一個母親，也許，這也是在尋求解惑和逐漸坦然的過程。只有當我能夠重新去建立我和母親的親密無間，理解母親作為一個獨立的人所具有的完整的生命歷程和精神，我才能理解母親，理解不擔憂地成為母親的前提，是學會去充分地生活，去首先做一個完整的人。

3 在教寫作和創作的同時，文學評論讓我有可能和我的研究對象自由地進行將心比心的對話。

李瑋：“物感之情”，是我在你的作品中強烈感受到的。“物感之情”是中國傳統美學生發的，但你的“物與情”不是“悲落葉，喜柔條”，而是極具現代感的“瓷裂”“霉斑”“廣告字牌”“抹茶蛋糕”“行李箱收納”……和現代人情感的萎凋和匱乏，對這一點你有自覺意識到并以文學的方式來處理嗎？

朱婧：現代文明和消費語境，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更改變人與人連接的方式和人的情感方式。與此同時，文藝作品，啟動情感的因素也會發生變化。同樣描摹孤離隔絕，從曠野羈旅的傳統題材到愛德華·霍普、大衛·霍克尼繪畫中的孤寂冷漠，后者顯然是現代人的情感投影。情感的萎凋和匱乏來自于經驗的有效性的喪失，人們往往生活在影像、媒介制作的二手經驗中，而逐漸喪失直接感受和創造的能力。因此，重要的是打開感官去收集和比較，而不是簡單去抽象和定義。“瓷裂”“霉斑”“廣告字牌”“抹茶蛋糕”“行李箱收納”……都是一種對于現代生活內容的再發現，這也是約翰·伯格所說，“我們從不單單注視一件東西，我們總是在審讀物我之間的關系。”它關系到我們日復一日的生活，以及以何種方式生活的精神。我們的情感和記憶都可經由這一種凝視創生和重現。

李瑋：具體談一談你對小說形式和結構的考慮，比如《危險的妻子》的雙線對照結構，《我的太太變成了鼠婦》的男性敘事者，《鸛》的“鸛”的意象的內涵，等等。

朱婧：《鸛》寫的也是失去。年輕的妻子失去丈夫，她的處境正如明代桐城詩人方維儀《未亡人微生述》中寫道的：“萬物有托，余獨無依。”小說寫一次她陪孩子在樓下玩時，有一只不知名的鳥飛來，蹬了她的肩背兩次，又飛遠，“她寧愿稱之為一次接觸。”丈夫是一起生活多年的人，是與妻子“一起長大的人”。丈夫不是偶像，因此他不是天鵝，不是鶴，丈夫留給妻子作為生存理由的孩子，與傳說中送子鸛的形象重合。而“一起成長的人”這一句話，我在《危險的妻子》中也使用過，小說中的妻子立于婚姻危墻而不自知。但是妻子她始終記得自己跟丈夫新婚旅行，飛機突然遇到氣流顛簸，第一次坐飛機的丈夫一邊緊張還一邊勉強去安慰妻子，握著她的手跟她說不要擔心，說還好我們兩個是在一起的。他們是一起長大的人，生命會有變化動蕩，會有狼狽殘酷發生，情感也會有變化，但他們起點是一起長大的人。丈夫是沒有辦法用優美詞匯修飾的對象，無法偽裝和升華，描述丈夫就好像是一種自我描述，足夠誠實才足夠真實。漫長歲月的朝夕相處，已經讓他成為妻子生命的一部分。他給妻子留下的禮物，是一個孩子、一份愛的完整的體驗、一種不可復刻的經歷和無法再回溯的生命時間。妻子帶著這樣一個具體的愛的結果，一份愛的記憶，她有力量去存活，這可能是為什么選擇《鸛》作為題目的理由。

選擇男性敘事者，有兩個原因：一方面，作為女性寫作者又是寫女性生活，會很難避免讀者在作品跟作者之間產生關聯性想象。對我來說，選擇男性敘事者有時是為了規避困擾或者是為了一種表達自由；另外一方面，如果我選男性視角就是試圖以男性的方式去理解和表達。親密關系的建立不僅感情也是一種契約，如果經歷過婚姻，你會發現填寫事務性表格社會關系欄目時，會從婚前填寫父母，最多再上一輩垂直關系，到婚后填寫一個沒有血緣關系的男性的名字，這是一個特別明確的呈現。親密關系意味著，要把情感、信任，種種彼此交付，共同面對事物的必然性變化和生命中的種種未知。男人和女人有很多不同，包括教養方式、思維習慣、社會期待的不同，這會造成認識的偏差。在《我的太太變成了鼠婦》中我使用男性視角，對“他”來說，認為自己給妻子提供了優渥的生活，對妻子的內心世界和情感需求并不作太大關心，在沒有打算冒犯妻子身份的前提下，甚至覺得自己有權利追求一些能夠使自己輕松的關系。這可能是一種很直接的男性思維。這種直接，身在其中的人是無法自省的，當那種男性的想法和做法被直接表達出來的時候，尤其是通過女性寫作者來表達出來，比直接以女性視角去寫這個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生命能量的被壓制會顯得更冷靜，而冷靜之外與其說是憤怒，不如說是一種巨大的傷感和悲哀。我們理解和承認人性的復雜，就能夠理解并不是設想在親密關系中將男性和女性放在對立的位置。如果想問起點是吸引和崇拜、愛護和憐惜，終點的千瘡百孔是如何造成的，其實就是在這男性敘事者看起來自洽的邏輯中一步步演變，包括我們如何讓有限生命中美好的事件最終走向消亡，回到個體的本質性孤獨中。在具體婚姻里有復雜的內容，無法就一些問題簡單判斷是非黑白。我想，選擇男性視角想呈現兩性差異性認知導致的誤解隔膜甚至傷害，這關系兩性本身的心理結構跟教養的環境，乃至社會文化內容。如何理解、如何洞察，又如何建設，都是我在寫作中想去尋求的。

從《光進來的地方》到《貓選中的人》同樣是“孤星”身份的男性視角的陳述，《光進來的地方》中“我”在去世后才發現她對于自己的意義，以想象重建回憶，飽滿后來漫長的歲月。《貓選中的人》因父親返城和城鄉出身隔閡，母親在他的人生中始終扮演著淡泊的碎片化的角色，母子的區隔導致他對親密關系缺乏想象或是故意以鈍感隔絕，但這種“缺席”通過情感的轉移和攝取，從而達成一種自我救贖。此過程始于他與妻子重逢時對她眉眼中“超性別神性”的情感接收，引起了他的牽戀，甚至依賴，暗示了母性情感的投射和轉移；而后妻子懷孕強化了他對此的感知，她的肚腹提供的安寧讓他聯想到生命早期與母親的相處；與貓的相處則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寄托的異化，這種非強制、無義務的責任關系的建立，使他從渴望母性的收獲者轉變為散發母性的喂養者，當懷孕的母貓在他和另一個喂養者之間選擇了他時，該關系達成了圓滿的閉環；而后母貓孕育出幼崽，新生物與環境成功建立對話，也終于聯通了他與貓的生命形態。無論是女兒還是幼貓，“生命之延續”輔助了他與自我、記憶及親密關系的某種和解。

李瑋：我知道，你在創作的同時，也做了很多出色的文學批評工作，理性的文學批評寫作對你的創作有影響嗎？

朱婧：我在大學教寫作和文學批評，創作使得我在選擇研究對象時可能更多基于內心的共情和同理心，以及審美意義的理解和同情。近年，我寫的林文月、張怡微等的評論就是如此。不僅如此，寫作也影響到我學術研究的文本和修辭，不是那種嚴格意義的文學史論文，而是“文學的”評論。文學評論讓我有可能和我的研究對象自由地進行將心比心的對話。

對談人簡介：

李瑋：學者，南京師范大學教授。

朱婧，江蘇揚州人，文學博士，早稻田大學訪問學者，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哥廷根大學“文化接觸——作家駐留”項目作家。南京市第二期青春文學人才計劃簽約作家、江蘇文藝“名師帶徒”計劃簽約作家，江蘇省紫金文化藝術優青。2003年起開始發表文學作品，著有小說集《譬若檐滴》《貓選中的人》等。曾獲江蘇省紫金山文學獎和金陵文學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