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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熱映的《長安三萬里》中，展現了眾多唐代詩歌作品，除了主人公李白之外，高適、王昌齡、岑參的詩歌都多有出現。在詩歌史上，這幾位詩人都被認為是“邊塞詩”的代表。讀其詩作，我們很容易想象詩人騎著高頭大馬，行走于茫茫大漠之中，思索著如何克敵制勝的場景。

李、杜的老友高適，曾運兵于東北邊境，更擁有豐富的戰爭經驗，他跟隨哥舒翰潼關御敵、督率所部平定永王之亂、坐鎮蜀中抵御吐蕃，可謂戰功赫赫。然而，高適早年間尚未得志時，熱衷于創作的邊塞詩，晚年卻鮮有續筆。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此外，令人意外的是，寫出“不教胡馬度陰山”的王昌齡，竟終生未履軍職、未經戰爭，唯一一次接近邊塞，只是開元十二年（724）的河西、隴右漫游，是年，王昌齡27歲，尚未有正式官職。我們不禁要問，寫戰爭詩的人，怎么會沒經歷過戰爭？寫邊塞詩的人，難道極少或者從未去過邊塞？不妨先從邊塞詩這種體裁說起。

有多少詩人到過邊塞戰場？

戰爭題材的詩歌，在中國具有悠久歷史，最早可追溯到《詩經》；又在漢樂府的大量創作中得以強化。至唐代，無論是否上陣殺敵、行伍行軍，創作者都可書寫戰爭主題的詩作。毋寧說，戰爭詩是一種廣受歡迎、抒發胸臆的題材，而不是作者全然的真實寫照。

被譽為“七絕圣手”的王昌齡便是最好的例子，其邊塞詩的雄渾意境，主要用以表達豪情壯志，并非描摹真實場景。所以，我們通常所說的邊塞詩，只是“戰爭詩”或“戰爭題材”的一個重要分支。進行戰爭詩創作的詩人，未必身臨其境，亦可鑄就名篇；而去過邊塞的詩人，其詩風也會有所差異。

唐代詩人去往邊塞的原因，大致分三類。第一類是入幕，唐代節度使有征辟官員的權力，這類官職提供了大量工作崗位。唐中期以后，入幕官員漸多，如詩人李商隱，一生基本都以幕僚身份做官。

第二類是出使，即朝廷以任務派遣前往邊地。這里典型的事例是王維，他被玄宗派往涼州勞軍，這個“邊緣化”的任務，引起他在《使之塞上》中“征蓬出漢塞”的慨嘆。此外，也有真正需要完成的軍事使命，比如天寶九年（750），高適向青夷軍（屬范陽）送兵，并順利完成任務。

第三類是游邊，即游覽邊疆。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的興趣，在唐代并不容易完成，既需要充足金錢，也需要雅興。畢竟，若不是建功立業，抑或是養家糊口，鮮有人單純為游覽前往邊地。

基于此，我們再來審視唐代邊塞詩人、詩歌，便會發現一些有趣的現象。其一，很多詩人從未經歷過真正的戰爭；其二，很多詩人也從未到過任何邊塞地區；其三，真正有過邊塞或戰爭經歷的詩人，其詩寫法與前兩類有顯著差異。

茲列詩人履歷，接續其后分析。

“三王”的想象與岑參的寫實

王昌齡《從軍行》其四，千古流傳，其詩曰：

青海長云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

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這首詩將欲建功立業的豪情壯志，用路途的遙遠、環境的艱險，加以渲染，突出遠大而堅定的志向。實際上，詩人沒有完整走過這條路線。“玉門關”在歷史發展中，是有所移動的前哨堡壘；雪山推測為與“河西走廊”走勢一致的祁連山；而“樓蘭”（今新疆鄯善）屬漢代西域三十六國，曾繁榮一時，但早已隨著河道干枯，消失于大漠，這里的“樓蘭”不過是漢唐疊加下的用典，不在唐代兵爭要地之列。

所以，王昌齡在運用了西域想象、漢代典故和戰爭志向后，創作出一首無比“真實”的邊塞詩。但如果想憑借此詩，找到古戰場、古戰役，則絕無可能。

再看《從軍行》其七：

玉門山嶂幾千重，山北山南總是烽。

人依遠戍須看火，馬踏深山不見蹤。

結合來看，王昌齡的邊塞風景，皆屬大尺寸寫意派，景物縱深，大開大合，對比夸張，異常強烈。這種寫法的畫面感極強，特別適合制作成戰爭電影的分鏡。詩人常將景物之浩瀚與人之渺小，作為對比的兩端——人在廣闊天地間拼殺建功，也可能瞬間被無邊的危險吞噬。最終，詩人和讀者的情緒，在“邊塞寫意”中得以舒展。所以，詩歌的“抒情”才是重點。

王之渙、王翰都是存詩極少的詩人，但聲名赫赫。他們同王昌齡相似，終生胸懷壯志，卻僅擔任過地方基層官吏。從有限的記載來看，二人沒有去往邊塞或經歷過戰爭。但是，他們的《涼州詞》與王昌齡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其詩曰：

黃河遠上白云間，一片孤城萬仞山。

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王之渙《涼州詞》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

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王翰《涼州詞》

依然是熟悉的大尺寸描繪、人與環境的強烈對比，依然具備強烈的抒情，一則是思鄉愁緒，一則是無奈厭戰。

“三王”作為邊塞詩的想象流，其詩風格，景物皆屬大框架、粗線條，情感強烈而濃重，鮮見景物的直觀感受和細節描寫。這基本是所有無邊塞經驗詩人的共同特點。

但是，真正去往邊塞的詩人，詩風便會有明顯差異。

岑參的仕途稱不上顯達，但論體驗維度，罕有其比。岑參兩次被幕府征辟，第一次是天寶八年（749），他擔任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幕府的掌書記，他自河西走廊到安西幕府（今新疆庫車），途經羅布泊、托克遜、庫爾勒，歷時兩個月，全程近3000公里；第二次是天寶十三年（754），岑參擔任北庭節度使封常清幕府的判官，在北庭任職時，多次往返于金滿縣（今新疆吉木薩爾）、輪臺縣（今新疆烏魯木齊）之間。

天寶十四年（755），38歲的岑參已經對西域非常了解，兩次入幕生涯，讓他充分領略了這里的風光。于是，在送別同事武判官時，他寫下著名的《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

北風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

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

散入珠簾濕羅幕，狐裘不暖錦衾薄。

將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難著。

單看詩的前四聯，便會發現岑參對于新疆地區的描繪十分細致，分別寫到植被、風雪、氣溫、濕度的狀態，令人身臨其境，感受到漫天飛雪的寒冷。岑參近乎于白描的詩句，事無巨細地寫到自身的觀感，同時兼顧人在其中的處境。與其說是抒情，不如說是人的命運在“邊塞素描”中得以展現。

即便是寫給長官封常清的《輪臺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岑參依然在金戈鐵馬的歌頌之后，以白描手法將惡劣環境、戰場氛圍鋪陳開來。比如：

虜塞兵氣連云屯，戰場白骨纏草根。

劍河風急雪片闊，沙口石凍馬蹄脫。

不難發現，有無邊塞經歷，并不是創作好詩的必要條件，但勢必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詩歌的寫法與風格。岑參和“三王”就是一對很好的例證。

久經沙場導致不想寫詩？

詩壇上，高適與岑參齊名，但他絕對是一位特殊的詩人，或者說“詩人”只是他眾多重要頭銜之一。高適不僅游歷、工作于邊地，更在“安史之亂”中，厲兵秣馬，一躍成為地方節度使，晚年獲封“渤海縣侯”。《舊唐書》說他：“適以詩人為戎帥，險難之際，名節不虧，君子哉！”足可見其一生的傳奇經歷。

高適的上、下半生經歷截然不同——前半生周游求索、難覓良機；后半生，更準確地說，是他人生的最后十年，則屢立功勛、位高權重。

年輕的高適，沒有選擇門蔭、科舉等正常入仕方式，而希望通過要人賞識、建立奇功，尋求更快的上升通道，只可惜事與愿違。高適早年所作《塞上聽吹笛》寫道：

雪凈胡天牧馬還，月明羌笛戍樓間。

借問梅花何處落？風吹一夜滿關山。

若隱去詩者姓名，多么像是“三王”的詩。粗獷盛大的景物，昭示著志士未知的前路。這也再次印證，當戰爭或邊塞，作為一種直抒胸臆的題材時，必然是“情緒先行”。

高適最著名的長詩是《燕歌行》，其詩作于開元二十六年（738），姑取四句以觀：

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

大漠窮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

彼時，高適交結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已在唐朝的東北邊疆游歷許久。這首詩具有與王昌齡相似的“漢唐疊加”視角，描繪的是戰爭的艱難與危險，既有將士浴血拼殺的奮戰精神，又有對上位者腐敗的批判。景物描寫既有大框架的邊塞寫意，也帶有部分具體風物的描摹，例如：

摐金伐鼓下榆關，旌旆逶迤碣石間。

校尉羽書飛瀚海，單于獵火照狼山。

山川蕭條極邊土，胡騎憑陵雜風雨。

這種對邊塞和戰爭的理解，也隨著高適的從戎生涯，愈發清晰。

天寶十年（751），高適奉命運兵至范陽，途中他寫下《使清夷軍入居庸》三首，這里的“居庸”即今天的居庸關，我們能看到，他日記式的筆觸，更像是一則戰地記錄，相比之前，更加具體。茲選一則以觀：

古鎮青山口，寒風落日時。

巖巒鳥不過，冰雪馬堪遲。

出塞應無策，還家賴有期。

東山足松桂，歸去結茅茨。

天寶十一年（752），49歲的高適加入哥舒翰的幕府，這是他一生的重要轉折點。天寶十四年（755）11月，“安史之亂”爆發，《舊唐書》評價高適彼時“逢時多難，以安危為己任。”在隨后的潼關戰役中，雖然唐軍失守，但高適得以面見玄宗，直陳失利原因。

更重要的是，高適在其后得到肅宗信任，面對玄宗、肅宗暗地里的權力較量，他以淮南節度使的身份，討伐永王李璘，為肅宗立下大功。同時，李白在三番被邀后，抱著“老驥伏櫪”的心態從軍，不料永王軍月余即潰。這也導致李、高二人判若云泥的處境。其后，雖有政局動蕩，但高適仍被任命為劍南節度使，主政四川地區，抵抗日益強大的吐蕃。

高適人生的后十年，對軍事、戰爭、邊塞都具備充分的認知，甚至可以說是有唐一代，文士興武平天下的典范。然而，這個時段的高適作詩甚少，據陳鐵民先生考證，只有10首左右，而且，這些詩還以酬唱、懷舊為主題，卻再無典型的戰爭詩。對高適而言，他仕宦顯達時卻不再作詩，更遑論戰爭詩、邊塞詩；尚未得志時，卻偏愛此類創作。

總之，不去邊塞、不涉戰爭，也能寫好邊塞詩，只是詩人的胸中要有雄心壯志，筆端更需有千鈞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