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有人問我，文學的作用到底是什么？這個問題已經有很多人做了不同回答，有些回答似是一種狡辯，也有一些把這個問題說得很透徹。作為寫作者，即使沒人來問，也應該好好想想這個問題。我的回答是，文學作品可以讓人明白，除了眼前的世界，還有一個由情感構成的世界，它既是現實的一部分，也是對現實的檢驗。這是文學的真，就像陽光一樣，是它的本質屬性。作為寫作者，任何時候都不要忘了對一切已有的東西發出質疑，即便得不出正確的結論，也應該有屬于自己的思考。

小說怎么寫？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還沒寫好。知道沒寫好，正是一直還在寫的最大動力。有人說我寫得太多，有人說我寫得太少，何為多何為少，我并不知道，我只知道要相信自己，把想寫的東西寫出來、努力寫好。真好假好不能由作者自己鑒定，作者一思考，讀者就發笑，讀者永遠比作者強大。

為弱者發聲，弱者不一定理解；與強者為伍，強者或許會不屑。即便如此，在選擇雞蛋與石頭時，也必須站在正確的一邊，作為一枚雞蛋，小心翼翼地寫作。

這是一個“輕悲”的時代，很少有讓人一蹶不振的大事落到頭上，卻總是有防不勝防的煩憂，我高度懷疑這是人們不再熱愛文學的原因之一。契訶夫說：“凡是人，不分地位、宗教信仰、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家庭環境，都可以在寫作上一試身手。甚至瘋子、舞臺藝術愛好者、被褫奪公權的人要寫作，也不犯禁。”問題是他們哪有興趣寫作？為什么寫，寫來干什么？至于我，則是卡爾維諾式的“自虐”：“如果我從頭開始某件事情，我總是要達到這樣一個絕境，有一個新的障礙必須克服，我必須找點超出我能力的事情來做。”

很多年前我乘車從黔西南穿過黔中回黔北，在一條顛簸公路上，汽車擺來擺去，隨時有可能熄火。這是一輛被稱為“反幫皮鞋”的羅馬尼亞吉普，簡稱“羅馬”。每個地質隊都有幾輛這種車，坐兩個小時可從頭上洗下半盆泥漿。不光密封性不好，公路也遠不能和現在相提并論。

搖擺了一會兒，車真熄火了，不是路太顛，而是被一輛癱在路上的卡車擋住。路邊工地上，一個民工裝束的人扶著一根竹竿，竹竿上掛著一個何首烏，人形，30來公分高，特別像不足月的早產嬰兒。據說何首烏能長成這樣，沒有一千年也有八百年。民工說他在工地上干活，這是今天早上從工地挖出來的，藤子都有這么粗——食指拇指比了個乒乓球那么大的圈。我第一個念頭是買下它，拿回去給父親吃，讓他多活幾百歲。車上有人小聲說，不要相信，假得很，是用模子種出來的。是這樣？我正在為沒那么多錢而遺憾、而內疚。這個見多識廣的人說，他在別處也看見過，一模一樣，哪里有工地，就到哪里賣。

剩下的行程我都在想，能賣掉嗎？賣給誰？同時覺得他賣的不是何首烏，而是孩子。那身裝束讓人同情，希望他能賣個好價錢。雖然感覺他確實像騙子，但也忍不住這樣想。我也知道“沒有智慧的善良就是愚蠢”這句話，受騙后也會生氣，再次遇到騙子時，卻又總是首先選擇相信他。騙子要么氣度非凡，要么可憐巴巴，太難辨認。

繼而我覺得，我就是那個何首烏，我就是掛在竹竿上的孩子。民工的形象越來越模糊，何首烏的形象卻越來越清晰。這是記憶選擇和改造的結果，但當時并沒有寫點什么的沖動。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但文學創作唯“慢”為高。這里的慢特指要素內化的過程之慢，至于構思完成、開始創作后，寫作快慢皆可。石黑一雄說：“我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感覺：想要超越受時代局限的教條主義狂熱實在太難了；我還有一種恐懼，生怕時代和歷史會證明一個人所支持的是一項錯誤、可恥，甚至邪惡的事業，盡管他懷有良好的心愿，卻為此白白浪費了自己最寶貴的時光和才華。”不能為了一時之“快”，而讓自己對自己感到厭惡，這是原則問題。

四年后我離開遵義來到貴陽，離開地質隊來到文學雜志社，從業余讀者變成專業讀者。有天接到老家親戚電話，要我帶他見省長。老家修了一座大電站，他覺得移民搬遷補償不合理不公平，要找省長討公道，在這之前他已經找當地有關部門理論了三年。我沒法幫他，卻又沒法告訴他為什么。半年后他再次打電話，要我幫他買幾箱茅臺酒，要送移民辦的人。我告訴他這個方法不可行，他聽不進去，自己在街上買了兩瓶，是假酒。接下來幾年，他處于半癲狂狀態，聽風就是雨，猜瞎。他從沒出過遠門，有一天去了武漢，僅僅因為聽說長江水電指揮部在武漢。中途下錯車，走了一個月才回到家。當時出省手機要辦漫游，他哪里懂，電話無法接通，沒人知道他在哪里，回來后也說不清自己走過哪些地方。更可悲的是，他的所作所為讓人厭惡，連家里人也懶得關心，無緣無故失蹤或許對大家都是一種解脫。

“輕悲”襲上心頭，只能用寫作來排解。

海明威說，寫作時只有知道第二天該如何繼續才能休息，這是一種折磨人卻又無從逃避的生活。如果不知道第二天怎么寫，當天晚上就很難睡好，即使睡著了，夢里也在寫作。夢里構思的作品似乎非常精彩，醒來才知道那是沒有邏輯的故事。持續不斷的寫作不能僅靠天賦，要靠作者對文本豐富性堅忍不拔的追求。寫作者要不時地問自己：你向自己的極限挑戰了嗎？不要輕易地把人物和事件放過去，應該以非常有力的態度形成自己的路，哪怕是一條絕路。這是小說創作最樸素的真理。

關于寫作的忠告非常多，適合自己的也就那幾條。有些話看上去幽默而準確，實際作用卻只有這句話本身。拉上窗簾，打開臺燈，不去看字數，也不去想這部作品有多少人愿意看，你就不會焦慮。寫到最后發現這并不是什么杰作，你也不會感到沮喪，而是松了口氣。去為下一部做準備吧，下一部也許是真正的杰作。

寫作時有時會希望聽到有用的故事，或希望從某本書里得到啟發，這十有八九會落空，遠不如充分調動已有的生活靠譜。但閱讀就像飲食一樣重要，畢飛宇說，閱讀的才華就是寫作的才華。我不是為了印證這句話才閱讀，而是因為不閱讀就會感到恐慌。一飲一啄，莫非前定。沒有閱讀，寫作源泉將會很快枯竭。如果說一個人一生能寫到哪個份上是命中注定，那么這種命中注定和他能讀多少也緊密相關。有些書你永遠遇不到，而遇到的那些又不全是你的食糧。正因為有差異化，所以才有“求不得”苦。

說起來，已經寫了十幾本書，最怕有人問哪本是你寫的。全國各地的書架上，打起燈籠都找不到，它們早已被更好更有意義的書籍淹沒，最終的命運是重新變成紙漿。不過需要特別指出，書里寫了那么多人，他們各有姓名和性格，我不是他們中的一員，而是他們的全部，是他們中的所有人，他們的缺點就是我的缺點，他們的不堪就是我的不堪，他們的孤獨就是我的孤獨。

（摘自《烏人傳》，冉正萬著，作家出版社，202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