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得知馮天瑜先生因感染新冠于二〇二三年一月十二日十點四十一分仙逝，不禁悲從中來。我深知，這不僅是一個家庭的不幸，也不僅是一所大學的不幸，乃是整個學術界的不幸。

認識馮先生是從閱讀鐫刻在《中華元典精神》封底上那句“比海洋更遼闊的是天空，與天空同樣無垠涯的是人的思想”的名言開始的。馮先生這本初版于一九九四年的論著，以文化史學的方法，系統地考察了先秦時期重要的文化典籍，第一次提出了“中華元典”的概念。當時國內學界，一方面正積極引進和吸納西方后現代史學觀念，另一方面又為其中的后殖民思想所誘惑，雖然有人開始注意到中華傳統文化的價值，并提出了“中華傳統的創造性轉化”的課題，但這些觀念卻幾乎難以跳出“西學”設定的藩籬，而沒有充分地意識到中華民族的原創性思想和精神及其內蘊的現代價值。馮天瑜先生卻嘗試回到中華文化的原初狀態，從那些兩千多年前的典籍中尋找有益于現代的原創性思想和精神。對此，學術界當然有著不同的認識，但馮先生的開創之功，卻受到越來越多的肯定。

那時候，我的學術關注點還集中于“新青年派”知識群體的各種“反叛”思想，以及與之相關的諸多論爭，所以對于馮先生的“中華元典精神”的具體論述，還不甚了然，但對于他在這本書封底中所首肯的“人類思想的無限性”，卻很是服膺，所以當時盡管未曾謀面，對先生的印象卻從此揮之不去。幾年之后，我將《新青年》視為“新文化元典”，并以“新文化元典叢書”為名編輯出版了三卷本《回眸〈新青年〉》，最近一些年我在探求“學衡派”思想并輯錄出版了一本名為《斯文在茲》的“學衡典存”，現在想來，應該也是在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從馮先生“中華元典”概念中獲得的啟示。

正式算起來，我和馮先生只見過幾次面，那還是我在武漢大學歷史學博士后流動站工作的兩年時間的尾期。一次是博士后出站時拿著出站報告《新文化元典與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性的演進——多維視野下的〈新青年〉研究》請教先生，當時我的合作導師吳劍杰先生邀請他前來指導結題。初次見面，我們沒有交流太多，只記得他送給我一本中華書局出版的新著《新語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動與近代漢字術語生成》，并留下了“寶明君雅存”的字樣。我們知道，中日文化互動由來已久，而且長期以來以日本對中國文化的學習與模仿作為主導模式，但是近代以來，這種狀況發生了極大的改變，因為日本在學習西方上走在了中國的前面，所以中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很多時候需要假道日本以獲取思想資源。這時候就出現了一些耐人尋味的事情，比如，如何用現代漢語“翻譯”西方科學技術概念和人文社會思想，就一度令當時眾多前衛的中國思想家頗為躊躇，而日本借用現成的中文詞匯所做出的嘗試，就為他們提供了鏡鑒。有關這一中華傳統詞匯“出口轉內銷”的現象，在中國當前的學術界當然已經是常識了，但馮先生卻是第一個將之作為考察對象并寫成專著的學人，他的努力不但有著開創之功，而且讓我們深刻地意識到“文明互鑒”并非是一個口號，而早已廣泛存在于中日文化交流互動的歷史中了。

當然，我在這里并不是要全面品評馮天瑜先生的學術成就，并且我相信對于先生的學術成就，學術界已經有著廣泛的共識，所以對于馮先生的懷念，我更多的還是回到與他為數不多的交往中。事實上，馮先生的去世之所以給我極大的震動，一方面是因為在學術思想上給我的影響，另一方面，或者更重要的是，他作為一名虛懷若谷的師者，對后學的我所給予的鼓勵和支持。

至今記得跟馮先生的第二次見面，是請他推薦出站報告的出版，這也就是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多維視野下的〈新青年〉研究》。那份難得的手跡我一時沒有找到，只記得他有這樣的鼓勵“看到這份具有虎虎生氣的出版報告，我愿意推薦”云云。記得這是先生在家里的書桌前立等可取的文字。這距我送給他報告并沒有多長時間，而且當時也沒有提出推薦的要求。他順手寫來，一蹴而就，這說明先生已經看過我的報告，而且熟稔于心。分別時，他還隨手給我一對精美的健身球，囑咐說這個在寫作疲倦時可以鍛煉一下以緩身心。

離開武漢的幾年，我在古城洛陽、開封供職，其間跟馮先生的聯系就少了很多。所有的交流也都是在拜讀先生那充滿思想性、思辨性文字后的心交神往。也就是去年，我從行政崗回到學術崗，有了更多的思考時間，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不斷思考學校的學科發展和自己的學術路向。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我一直躬耕于思想史、人文學領域，幾十年的思想史、人文學研究，有經驗更有困惑。不管是理解歷史先賢，還是對話異域學者，語言的裂痕、語境的差異、心靈的隔膜等，常常讓語際之間的理解成為可望而不可即之事。如何理解歷史先賢的心靈思想？如何與異域學者進行語際對話？如何才能真正觸摸人文歷史的脈動？這些困惑讓我萌生了“回到語義學”的想法，并通過長時間的學理思考兼與諸多學界同人的討論，形成了“人文語義學”的學科設想。我所任職的河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擬在二〇二二年十一月舉辦人文語義學交叉學科建設的一個小型學術會議。我很自然地想到了馮先生這位在該領域有著深入思考與造詣的前輩。于是，我通過現任的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楊華找到了馮先生。不過，楊華教授告訴我，先生身體欠佳，能不能在線上參會也都不好說。幾番考慮之后，我還是抱著試試看的心態給先生發了邀請函。

事后，楊華教授告訴我，先生答應了。因為時逢多地校園疫情暴發，武大校園、家屬樓封控也非常嚴格，我委托楊華教授協調，曾暉老師還有一些同人為此到先生家協助處理線上鏈接等事宜。其間，我和馮先生也多次電話溝通。有一次，我們竟在電話里談了近四十分鐘，先生談及武大高研院的籌備和卓爾公司的鼎力相助，以及未來歷史文化語義學在《武漢大學學報》開設專欄、翌年即將召開的會議等。這些都是馮先生的關注點和興奮點，真有些孔夫子的天真純粹之性情，堪稱樂道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馮先生在線蒞臨會議，先生很健談，也很興奮。本為十五分鐘的演講，先生硬是脫稿講了三十多分鐘，當時很是擔心超時，現在看來，那天的時間真應是多多益善。會后，我和高研院同人將先生的講話整理出來，并冠之以《語義學：歷史與文化的投影》的標題寄給先生。馮先生很快回信說：“整理得不錯，少數地方欠準確。請發一可以修改的文本來，我在其上修訂，然后返寄貴處。”當時，我尚不知道先生因身體欠佳再次住進醫院。通過微信得知，在病榻上處理文件很是費盡了周折，好在護士幫他完成了修訂稿。先生離世后，高研院公眾號上推出這篇演講，我也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轉發并寫下這樣幾句話：“馮天瑜先生著作等身，是享譽中外的思想大家。盡管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人文語義學會議上的發言不能算是代表作，但是在我們高研院同人心中，那是馮先生學術活動的‘絕唱’。讓我們共同緬懷先生學術上的豐功偉績。”聊以寄托我們的哀思！

在馮先生抱病臥床那一段時間，我多次向楊華教授詢問先生的病情，并不時和馮先生在微信上有所交流。值得一提的是，還有一次先生發來關于世界杯的預判：“今晚日本對克羅地亞。不少朋友看好日本，尤欽佩其堅韌頑強。余以為，技藝克在日之上，論頑強，二者伯仲間。權衡下來，我取巴爾干小國克羅地亞勝。今夜兩隊必有敢死隊式激戰！說點題外話：我一向欽佩南斯拉夫二戰中的表現，以小國擊敗法西斯意大利入侵，后納粹德國大軍壓境，‘南人’竟抗戰不屈，保留了整個歐陸（蘇之外）唯一的抗德根據地（此間法、比、荷等早就望風降德）。愛屋及烏，我對南曾經的一個加盟國克羅地亞深懷敬意（抗德領袖鐵托好像是克羅地亞人，此記得不一定確切）。”那是十二月五日晚間七點三十一分的微信，后來先生還回了不少關于足球的信息。要知道，二〇二二年這屆世界杯在卡塔爾舉辦，跟北京時間有五個小時的時差，要在中國觀看比賽，往往要熬夜到深夜兩三點鐘，這對于高齡而臥病的馮先生來說，應該在身體上是一個不小的負擔。但從他這些生活的小細節，讓我們能夠窺見其情趣盎然的學術人生，要知道這也是對“有志不在年高”的另一種注解吧。而另一方面，我也在心里忖度，從對足球的熱愛和世事的評判來看，也許他的身體狀況，正向著好的方向發展吧。如此，倒是可以期待來年邀請馮先生親臨河南大學高研院做一場線下的講座，以彌補這次線上會議的遺憾呢。但不期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讓這想法成了泡影，竟從此跟他永訣了。

先生仙逝，我發去了唁電：“武漢大學歷史學院、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驚聞馮天瑜先生不幸逝世，深感震驚！我為中國學術界失去一位年高德勛的泰斗同聲哀悼，謹以至誠電唁！馮天瑜教授在思想文化史研究方面造詣深厚，成就斐然。著有《明清文化史散論》《中華文化史》《中華元典精神》《人文論衡》《月華集》《張之洞評傳》《辛亥武昌首義史》《新語探源》等。尤其是歷史文化語義學開學界研究之先河，將語義學、歷史學、社會學、文化學等融合無間的研究范式，彰顯出‘有容乃大’的大師風范。先生為人和易，以學術為公器。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先生不顧辛勞參與我主持的‘人文語義學交叉學科建設暨《語境和語義》出版研討會’，并發表主旨演講，博物通達之論、諄諄期許之言，以及對我倡導的人文語義學所提出的真知灼見，至今猶在耳畔。會后又慨然為我主編的《人文》惠賜大作！深情學誼，難以忘懷！在此我對馮天瑜先生的逝世致以沉痛哀悼！并通過你們轉達對馮先生家屬的問候！希請馮天瑜先生家屬節哀！馮天瑜先生千古！”省去中間的格式，二〇二三年一月十二日的文字代表了河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研院同人的心聲。

從關鍵詞到語義學，先生以“學術乃天下之公器”聞名于世，其文字充滿著思想的張力。他既反對學者的“虛驕”（維柯語），也力避學者的“虛無”。在盲目的樂觀與輕率的悲觀之間，他選擇了一條求實、冷靜、客觀的理性態度。“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王國維先生的人文研究原則真可謂馮先生學術態度的真實寫照。靜讀馮先生的文字，我們感覺到那是一張張歷史與文化編織出的思想畫布。在這個畫布系列上，傾注著學術的心血，凸顯著思想的張力。不必用更多關于元典精神、文化生態等具有開創性學術生長點贅述，一句“勸君少頌秦始皇，民治定比君治強”就足以將這位逝者的學術品格與成色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