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給予了高度的重視：“‘結合’打開了創新空間，讓我們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動，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論和制度。更重要的是，‘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習近平總書記還強調：“經過長期努力，我們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有條件破解‘古今中西之爭’，也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鑄古今、匯通中西的文化成果。”對文藝界來說，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全面而深入地揭示了中國當代文藝的基本問題域及其解決方向，即堅持“第二個結合”，真正破解“古今中西之爭”，創造出熔鑄古今、匯通中西的文化成果，即“從中華大地長出來的現代化”文明成果。

文藝領域“古今中西之爭”的發生及過程

“古今中西之爭”問題的出現，提出了中國文藝的現代形態追求，而帶來的問題便是“絕對化的、形而上學的傾向”

在中國文藝領域，所謂“古今中西之爭”是指，在古代文藝與現代文藝、中國文藝與外國（特別是西方）文藝之間，一度存在誰新誰舊、誰優誰劣的問題。

本來，中國文藝獨具優勢——無論從作品的數量規模、延續性的角度，還是從文藝審美本性的充分發揚與建樹上，自古以來便形成了“星漢燦爛”之景，足以在世界文藝寶庫中占有重要的席位。英國劍橋大學教授艾倫·麥克法蘭（Alan Macfalane）在他新近的著作中就說，自己曾相信，詩歌是英國人對世界文學最偉大的饋贈，但到訪并了解中國后，不得不修正自己的觀點。從歷史上看，中國的人口數量遠多于英國，有記載的詩歌創作史也遠早于英國。一些具體數據，或許能進一步說明中國詩歌的非凡創造力和巨大數量。艾倫·麥克法蘭說，自己也許可以說出50位英國詩人的名字，并知道其中大約10位生于何處，或在何處度過了他們的大半生。但有地圖標記了中國詩人及其家鄉，上面有唐代詩人2625人，宋代詩人2377人，明代詩人3005人，清代詩人2079人。要想了解過去1500年來的10000多名詩人的行蹤，這是無法做到的。

與近代文化史相吻合的是，文藝領域的“古今中西之爭”的明確發生，是在20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在反思1840年鴉片戰爭的失敗原因時，先進知識分子的思路最終指向文化，首當其沖者為文藝。《新青年》1917年第1期雜志刊登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胡適提出了文學改良“八事”，這“八事”的核心就是文學必須采用新的革命性的文體——白話文，抨擊“吾國言文之背馳久矣”，實質上對傳統中國文藝話語方式進行了根本性顛覆。然后，陳獨秀也在《新青年》發表《文學革命論》，提出“三大主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平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由于這些主張迥異于傳統文學，于是出現了新文學、新文化的概念。然后，新文學、新文化的概念中加進了大量歐洲文化與文學的因素，客觀上形成了“古今中西之爭”。

新文化運動不只是見之于理論，還發生了以魯迅為代表的創作實踐。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孔乙己》《藥》被稱為文學革命的“實績”，新文化運動給中國帶來了一種全新的、現代化的文藝。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說魯迅的小說，“既不同于外國的，也不同于中國古代的，它是中國現代的”。

應該說，如此產生的“古今中西之爭”，積極意義是反省了中國傳統文藝的固步自封的傾向，提出了中國文藝的現代形態追求，而帶來的問題便是“絕對化的、形而上學的傾向”——中國的是舊的，舊的是不好的；外國的是新的，新的是好的。對中國文化過度失去信心，以胡適之論為極端：“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

由于20世紀中國革命的成功，1949年以后西方勢力退出中國。于是在一段時間里，“中與古”不及“西與今”之文化比較模式，一度有所收斂。當然，這里還橫插入了1950年代蘇聯文化藝術對中國的影響問題，增加了問題的復雜性，此處不贅。

1970年代末，中國進入改革開放，客觀上，西方文化與文藝的影響又再度進入中國，于是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與古”不及“西與今”之文化比較模式再度抬頭，某些激進人物步胡適之后塵，提出：“在立足于改革與開放的當代中國，要想確立真理，就必須與傳統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以西方的異質文化為參照系打破傳統文化這個惰性極強的龐然大物。”一時間，中國文藝界出現了“以洋為尊”“以洋為美”“唯洋是從”的傾向。

在中國追趕世界的過程中，出現這些觀念并不奇怪，全球文化史都有此種現象的存在。但是，當中國崛起于世界之時，當中國開創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時，難道還可以容許“中與古”不及“西與今”之文化比較模式存在嗎？習近平總書記審時度勢，斷然指出：“經過長期努力，我們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有條件破解‘古今中西之爭’，也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鑄古今、匯通中西的文化成果。”

“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中國人所接受的馬克思主義既拒絕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全盤西化”傾向，同時又堅定地推動中國的現代化，拒絕簡單的復古主義

我們之所以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有條件破解“古今中西之爭”，中國的崛起當然是其重要的歷史平臺，任何一種民族文化的世界影響都不可能脫離其強大的物質基礎，這是唯物史觀所堅持的基本判斷。而從思想資源以及運用資源的方法來說，那就是我們有了“第二個結合”這個思想武器。

如果說，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主要意義，在于解決馬克思主義作為革命和建設的理論應對接于中國的具體實際，否則就會發生教條主義的錯誤；而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之主要意義，乃在于開創一種嶄新的中國思想話語——即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要造就“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

前面已述，20世紀初發生的新文化運動，使得“古今中西之爭”成為一個突顯的問題。事實證明，如果時間一直停留在新文化運動，這個問題不會自行獲得真正解決，一方面是中國的相對落后是客觀的，發展起來有待時日；另一方面，西方文化藝術對幾乎凝固的中國傳統文化來說，其新鮮性尚能再持續許久。也就是說，還會有很多人堅持“中與古”不及“西與今”的觀點。但是，歷史自有其規律，就在新文化運動的過程中，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瘡疤被揭開，露其丑陋；與此同時，另一個同樣來自歐洲的思想進入中國，這就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特殊性在于，它既揭露和批判西方的資本主義弊端，但它又積淀著歐洲思想的精華——從古希臘傳統到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和資產階級革命。那些一度熱衷于一般歐洲思想的先進人物，如李大釗、陳獨秀等，很快就被馬克思主義所吸引，于是創建了中國共產黨，這反映了一種深刻的歷史必然性。

中國革命的歷史，就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歷史。而中國現代文化的歷史，則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歷史。站在21世紀的歷史平臺上，如何理解“‘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呢？思想解放是與實事求是聯系在一起的，因而要從兩個結合主體因素說起。我們要破除一切非此即彼的、絕對化的思想障礙，全面準確地理解與把握“兩個結合”主體因素之間的辯證關系。不能認為，在目前的國際關系背景下，中國文化建設的主要任務只是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甚至試圖簡單恢復傳統命題及其話語形式，抹除掉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文化痕跡。這就不是堅持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了，而是單方面的復古主義意圖。習近平總書記已經明確指出，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簡單的復古主義顯然是有悖于思想解放的。

我們必須注意，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處處強調的是現代化和創新，如“中國式現代化是賡續古老文明的現代化，而不是消滅古老文明的現代化；是從中華大地長出來的現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國家的現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結果，而不是文明斷裂的產物”。我們當然不能消滅古老文明，不能照搬照抄其他國家的現代化，也不能發生文明斷裂，但是，其目的全在于現代化。

在討論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這個歷史性問題時，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說：“正是在‘五四’運動所產生的這種新的政治環境和思想環境中，一部分知識分子開始轉向了俄國革命的模式和馬克思主義關于世界范圍的革命性變革的理論。”“對于中國的知識分子來說，既要否定中國過去的傳統，又要否定西方對中國現在的統治，因而出路只能成為馬克思主義者。”這位學者揭示了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雙重屬性：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否定西方對中國現在的統治”，乃是指馬克思主義是否定西方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立場的，拯救了被西方列強蹂躪的中國；但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又內含了現代化的思想，讓我們思索如何推動暫時落后的民族走向現代化——要走向現代化就要對沉重的文化傳統進行革故鼎新。

1949年，毛澤東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中，深刻地進行了一個對比：和中國舊的封建主義文化相比較，西方資產階級文化是“高度文化”；而和西方資產階級的所謂“高度文化”相比較，馬克思主義“不知要高出幾多倍”。毛澤東的論斷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在“第二個結合”中的特殊地位。中國人所接受的馬克思主義既拒絕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全盤西化”傾向，同時又堅定地推動中國的現代化，拒絕簡單的復古主義。

以“第二個結合”推進中國文藝的新創造

中國文藝的現代化方向和路徑何在呢？“第二個結合”的理論給出了答案，那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

就文學藝術而言，中國的傳統文藝在時間上源遠流長、積淀深厚，形態性質上璀璨華麗、光彩奪目，加以挖掘、繼承并發揚必定有利于增強中國人的文化自信心，也會不斷刷新全世界的文化眼界。一種與現代化社會相適應的現代化文藝也是文化史的呼喚。即使如毛澤東這樣深諳中國傳統之精髓的文化大師，亦認為，“中國某一點上有獨特之處，在另一點上外國比我們高明。小說，外國是后起之秀，我們落后了”。以中國詩詞而論，毛澤東詩詞是中國古典詩詞穿越時空之后的獨特華章。但他也并不因此過高評價詩詞創作。1950年代，毛澤東幾次談及，舊體詩詞有許多講究，音律、格律，很不易學，又容易束縛人們的思想，不如新詩那樣“自由”，因而不宜在青年中提倡。文學史上，明代以李夢陽為代表的一批人，“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者弗道”。這本身就反映出傳統文藝已形成自己的惰性，需要進行現代化的革新。

中國文藝的現代化方向和路徑何在呢？“第二個結合”的理論給出了答案，那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通過這種結合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文化”：一方面，在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藝、深入領悟中華美學思想的同時，斷然拒絕“全盤西化”的幼稚行為——毛澤東就理性認為，“藝術上‘全盤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另一方面，拒絕“全盤西化”不等于不需要學習吸收歐美的現代文藝創作風格與表現形式，更不等于不需要文藝的現代化。文藝界必須深化對馬克思主義作為“第二個結合”的主體因素的審美意義認識。

馬克思主義給我們提供了學習吸收域外文藝的安全通道：馬克思主義對西方的消極面是持批判態度的，但是，馬克思主義的審美經驗和美學思想集中了19世紀以來歐洲現代文藝美學的精華。就馬克思個人來說，他對古希臘神話藝術魅力的稱頌，對中世紀宗教式的愚昧文化控制的批判，對文藝創作百花齊放狀態的向往，對文藝復興典范作家作品（特別如莎士比亞）及啟蒙主義精神的高度評價，對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所體現的人類基本價值觀的肯定等等，都足以為中國傳統文藝加入科學理性的視野和新鮮的營養。馬克思最偉大的基本審美理念——審美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形式，有利于改革中國傳統的“文以載道”觀念之審美闕如（這只是總體而言，韓柳歐蘇等大家是注意到審美性的），又足以去質疑西方文藝中的現代主義的“直覺即表現即藝術”觀以及后現代主義中種種兒戲之風。特別是，馬克思在全球化的世界歷史時期，敏銳地預言“世界文學”時代的到來，這是中國文藝的現代化所必須跟進的。

有了“第二個結合”，“古今中西之爭”終獲解決，同時，與中國崛起地位相稱的中國現代文藝——熔鑄古今、匯通中西的文化成果才真正成為可能。

（作者為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哲學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