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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蒂娜·馮·阿尼姆（Bettina von Arnim，1785-1859）是德國歷史上的一位傳奇人物，被譽為“德國第一位現代女性”。她不僅是著名作家和作曲家，也是社會活動家。她的交游廣泛，其朋友圈既有歌德、貝多芬這樣的文化名人，又有施萊爾馬赫、格林兄弟等浪漫派作家，甚至包括普魯士國王威廉四世和卡爾·馬克思。據考證，在流亡歐洲之前，馬克思曾應邀造訪貝蒂娜府邸，與之一同漫步，縱論時事。1848年革命前后，貝蒂娜發表一系列思想激進的政論文，被稱為“馬克思主義誕生之前的馬克思主義者”——或許和當年的晤談不無關系。

貝蒂娜·馮·阿尼姆（Bettina von Arnim，1785-1859）

貝蒂娜出身名門，具有驚人的藝術天賦。1806年到1808年間，貝蒂娜協助兩位嶄露頭角的浪漫派詩人克萊門斯·布倫塔諾和阿希姆·馮·阿尼姆收集民謠——前者是她的兄長，后者是她未來的丈夫——后來他們將這些民謠匯編成冊，取名《兒童的神奇號角》。其中一些民謠被古斯塔夫·馬勒譜成樂曲，傳唱一時。事實上，長期以來，這部民謠集也被視為德國浪漫主義時期音樂和詩歌風格的“試金石”。

1808年至1809年間，貝蒂娜在慕尼黑學習鋼琴、聲樂和作曲，師從音樂大師博普（Sebastian Bopp）。貝蒂娜在創作風格上獨樹一幟：她嘗試將民間曲調與歷史主題合二為一，通過對和聲編排、樂句長度與即興創作的革新，賦予作品以時代風格——她率先為浪漫派先驅荷爾德林詩作譜曲，取得了上佳的藝術效果。當時樂壇諸多名家如舒曼夫婦、門德爾松姐弟、李斯特及勃拉姆斯等對她的才華推崇備至。1853年，舒曼將他最后一部鋼琴套曲《晨歌》（Ges?nge der Frühe op.133）獻給“至高的女詩人”貝蒂娜，后者在樂壇地位之尊崇，由此可見一斑。

與她在音樂界的赫赫聲名相比，身為作家的貝蒂娜在五十歲之前可謂籍籍無名。但誰也沒有料到，她在1835年發表的處女作《歌德與一個孩子的通信》（Goethe’s Correspondence with a Child）一炮打響，不僅在德國成為暢銷書，而且被譯成多種語言，在英法美（尤其是北美新英格蘭地區）引發強烈反響。貝蒂娜本人在文壇聲譽鵲起，但同時本書在評論界卻橫遭非議。

1830年代，法國國王查理十世一意孤行，大搞復辟，結果被革命群眾推翻。暴亂情緒由法國蔓延至德意等國，歐洲政局急劇動蕩。這也使得統治者大為恐慌，紛紛采取措施，進一步加強輿論管控。在哥廷根，包括格林兄弟（威廉·格林和雅各布·格林）在內的七位教授，聯名抨擊漢諾威新任國王奧古斯特企圖廢除憲法，結果教授職位被褫奪——史稱“哥廷根七君子”事件。1835年，法蘭克福聯邦議會強化出版物審查法令，違禁的作家或被判處監禁，或遭海外流放，一時人人自危，整個德國陷入萬馬齊喑的“可哀”局面。

貝蒂娜選擇在此際發表這部“驚世之作”，的確寓含打破肅殺氛圍、重新振奮人心的意味。此時距離歌德辭世不過三年時間，而歌德、席勒等文化巨匠合力開創的德國文化繁盛的景象卻毀壞殆盡，且德意志民族不乏墮入民粹主義泥沼的風險，因此貝蒂娜相信，通過編輯、出版她和歌德之間的通信，可以讓德國民眾感受到詩人博大的胸襟和誠摯的心靈——即歌德所謂“精神活力”（Lebenskraft，或Vital Force）——它是狂飆突進運動的產物，更是德國歷史文化的積淀。貝蒂娜堅信，“精神活力”是德意志民族之魂，唯有借助它才能喚醒民眾，讓傳統文化重新煥發生機。

書信集主要收錄兩人1808年至1811年間的往來書信。貝蒂娜在書名中之所以自稱“孩子”，乃是因為1807年兩人初見之時，歌德（1749-1832）已年過五旬，而貝蒂娜才二十出頭。后者猛然見到仰慕已久的偶像，既激動不已又驚慌失措。詩人請這位文學女青年“拋開拘謹”，于是她便一躍而起，盤坐于歌德腿上，雙手摟定他的脖子，促膝交談長達數個小時。據傳記作家說，年邁的歌德由此“重現活力”。

從某種意義上說，貝蒂娜的確可謂詩人的“孩子”。她的外祖母索菲·拉羅什（Sophie La Roche）是德國歷史上第一位職業女作家，曾與歌德的導師維蘭特（Christoph Martin Wieland）訂立婚約——當少年歌德陷入“維特之煩惱”時，這名睿智的女作家贈予他若干忠告，對此詩人一直銘感在心。不僅于此，貝蒂娜的母親在年輕時代也曾是歌德的一名“緋聞女友”，即便分手很長一段時間后，詩人對她依然難以忘情。有了這一層關系的“加持”，貝蒂娜的“撒嬌”自然也就情有可原。

通信集廣受讀者歡迎，卻遭到評論界嚴厲抨擊。評論家發現書中部分內容——尤其是歌德對貝蒂娜的“迷戀”——純粹出于后者的文學想象，書中抄錄的十四行詩也不是詩人對她的致意和表白（相反，是歌德為另一位情婦、《親和力》原型明娜·海爾茨利普而作）。事實上，時常對詩人“袒露情懷”的是貝蒂娜自己，據說，每當她開始表白，歌德就會拿出天文望遠鏡，客客氣氣地請她觀賞“最新的天文發現”，以免雙方尷尬。

自第一代歌德傳記作家至米蘭·昆德拉，幾乎所有評論家（男性）皆以通信集中的“文學想象”部分為突破口，指責貝蒂娜“動機不純”，試圖通過攀附名人自抬身價。倒是現代派大詩人里爾克對女詩人惺惺相惜——他在論及貝蒂娜一廂情愿的“愛情”時指出，這種單相思在年輕而富有才氣的女子身上極為常見：因為“這種愛情無需回報。它本身包含著召喚和回答，它自己滿足自己”。用貝蒂娜本人的話說，“天使的一個園丁在世俗之人心里種下的愛情，根本不需要任何對象、任何回應（Gegenliebe）”。從這個意義上看，被她愛上的男人（如歌德）既不是愛情的原因，也不是愛情的目的。據里爾克研究，在貝蒂娜和歌德通信期間，她同時也給阿尼姆寫情書（恰好是兩人的熱戀和蜜月期）。她在其中一封書信中寫道：“真正的愛情，不存在所謂的不忠。”后者不過是世俗的標準，而她追求的是精神世界的充盈和豐腴。

1810年，貝蒂娜對歌德的“親昵”舉動引發歌德夫人強烈不滿，二人發生激烈爭吵，貝蒂娜的眼鏡被當場摔碎。歌德調停無果，一番斟酌后決定與貝蒂娜“斷交”。當然，這一事件只是兩位作家決裂的導火索，而真正的根源乃是雙方價值觀的差異。貝蒂娜盡管出身貴族，但極具社會民主思想和悲憫情懷，相反，市民出身的歌德在魏瑪長期身居高位，后來又通過魏瑪公爵申請獲得神羅帝國皇帝賜封，晉身貴族——這一階層躍升對歌德的心態及處事方式皆產生較大影響。

歌德對王公大臣的逢迎曾遭到貝多芬譏諷——二人在共同好友貝蒂娜“撮合”之下會面，一開始相談甚歡。但在去往劇院途中路遇王公車駕時，歌德退避道旁脫帽致敬，而貝多芬則傲然肅立，旁若無人。據貝蒂娜記述，大音樂家后來解釋道，“世上貴族無數，但貝多芬僅有一個”，并對“庸人”歌德誠惶誠恐之狀表示鄙夷不屑。對于這樣的羞辱，歌德終生耿耿于懷，后來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貝多芬的才華令我驚異。遺憾的是，他完全是一個狂放不羈之人。”當然，更令貝蒂娜感到失望的是，在升任魏瑪公國首席國務大臣后，歌德詩風明顯發生改變——僅在1812年，歌德便先后創作《致奧地利皇帝陛下》《致奧地利皇后陛下》《皇后駕臨》《皇后廣場》以及《皇后的酒杯》等一系列“頌詩”，成為不折不扣的“歌德派”。

與之相反，貝蒂娜卻以維蘭德的國事小說（或稱國家小說，如全面闡述維蘭德對國家及民族問題主張的長篇小說《金鏡》）為榜樣，將目光轉向社會受壓迫民眾和底層人民，為他們的命運和悲慘遭遇大聲疾呼，其代表作便是1843年出版的《國王之書》（Dieses Buch geh?rt dem K?nig）。

本書基于貝蒂娜對德國底層民眾生活的觀察和案例分析。比如她描述了在萊比錫和霍夫之間修建鐵路的貧困工人，刻畫他們“纖細而忙碌的手指”和“瘦骨嶙峋般的軀體”。通過這些觀察描寫，貝蒂娜試圖闡明貧富差距是根深蒂固的“社會病”：因為社會分配制度不公，勞動并不能保證人民生活富裕。與此同時，金融體系保障的是富人的權益，因此富人常常忽視窮人的疾苦，對他們趾高氣揚，漠不關心，極易造成社會的階級矛盾和貧富對立。為此，貝蒂娜向國王建言，取消商品許可證制度——一旦民眾無需“特許”便能自由買賣商品，則商品價格必然大幅下降：貧民不但可以得到廉價的商品，而且可以得到一份體面的營生。

針對手工作坊工人工作條件惡劣、工資收入微薄難以養家糊口的狀況，貝蒂娜敦促貴族發揚“仁愛之心”，正視窮人的辛勤付出與勞動價值，慷慨地付與他們相應的報酬；此外，她還疾呼革除階層禁令，提倡社會各階層自由流動，實現不同階層的相互促進和融合，從而緩解社會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貝蒂娜關注的對象既包括飽受壓迫的貧民，也包括遭受不公正對待的猶太群體，甚至包括以各種理由被羈押的獄中囚徒（尤其是因言獲罪的政治犯）。她認為犯罪率的上升，政府難辭其咎——通常情況下，政府越專制，法律條文越苛刻，民眾越無法控制自己，從而導致罪犯增多。因此，她主張徹底改革司法系統，旨在對罪犯進行改造而非懲罰，比如可以讓罪犯接受各種類型的教育：不僅是實踐教育，還有精神和同理心教育——這會將他們的破壞性能量轉化為建設性能量。

貝蒂娜選擇以公開信的方式“上書”國王，此舉表明了她堅定的政治理念，即堅信公民有義務也有權力改革政治和改組政府。她巧妙利用政府允許的渠道，以大聲疾呼的方式引起民眾關注，以協商一致的方式爭取變革，而不是煽動革命或暴亂。從這個角度看，貝蒂娜堪稱現代歷史上非暴力抗議的先驅——十九世紀中期，美國作家梭羅發表《論公民不服從》，無疑受到貝蒂娜的啟迪和影響。

正如貝蒂娜在本書序言部分所說，盡管這是一部面向公眾的著作，但她的目標讀者只有一個，即普魯士國王威廉四世。作家希望憑借她和國王的私人友誼（威廉是貝蒂娜眾多崇拜者之一），獲得國王的公開回應，并以此讓每位公民都意識到，國王并非高高在上的天神，而是像你我一樣的普通人——人人都可以接近國王，而不必擔心遭到嘲諷、凌辱或被關押。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威廉國王似乎完全沒有在意她的呼聲——據說，他只是“草草瀏覽了一下她的著作”，簡短地贊揚了貝蒂娜一如既往優美的文筆，隨后便將“諫書”束之高閣。于是，這一位致力于“打破階級壁壘，在各個層面都竭盡全力與偏見作斗爭”的著名作家，她的一腔熱忱，最終卻受到令人心寒的漠視和冷遇。

但貝蒂娜不屈不撓。在此后陸續發表的《致解散的普魯士國民議會》《幸運錢包的故事》等一系列作品中，她不僅持續為底層民眾發聲，更將目光轉向政教紛爭，大力倡導“靈魂自由”及政教分離——即靈魂不受政府和宗教干擾。她大膽聲稱，一國之公民的靈魂應該獨立于自視甚高的制度權力。如此妄議顯然超越了普魯士王國劃定的言論自由的范疇，當局自然不會坐視不管。不久，普魯士地方法官以貝蒂娜開辦的出版公司“逃稅”為由，擬判處她三個月監禁（后經親友合力營救，方被保釋出來）。獲釋之前，貝蒂娜向法院作最后陳詞，聲稱她舉辦公司和出版著作并非倚仗自己“系出名門”，而是渴望“獲得人民的認可”。

貝蒂娜的言論也引起家人的擔憂。她的哥哥克萊門斯寫信責怪她，“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做多余無用之事，不要試圖去預言未來，你知道……上個世紀的女巫都是因為愚蠢而受害，你要多加小心”。但貝蒂娜無怨無悔。在給克萊門斯的回信中，她堅定地寫道，“叫我冷靜是沒有用的，冷靜對我來說就像雙手放在腿上，等待晚餐的肉湯一樣……我的靈魂是充滿激情的舞者，她會隨著隱秘的音樂起舞，而這音樂只有我自己能聽到……無論這世界規約如何，我都拒絕讓他人統治我的靈魂”。在這封信的末尾，她不無驕傲地宣稱，“生活上我不需要任何外力支持，我也不希望成為這種愚蠢偏見的受害者。我知道我需要什么！——我需要維護我的自由。為了什么？——為了能夠遵從內心的聲音”。

難能可貴的是，貝蒂娜不僅是語言藝術大師，也是行動的巨人。1831年，柏林霍亂病猖獗，她不顧個人安危，時常出入貧民區照料和救濟病人。隨后，在“哥廷根七君子”事件中，她為格林兄弟等人“重新上崗”四處奔走，不惜開罪宮廷貴族。1844年，西里西亞紡織工人起義，她在報刊撰文，披露勞動人民的生活狀況，呼吁社會各界關心忍饑受凍的窮苦人，并強烈呼吁立刻施行經濟改革。1848年歐洲革命失敗后，貝蒂娜心灰意冷，退隱莊園，于1859年病逝。

在貝蒂娜身后，她的影響越過歐洲抵達北美。美國超驗主義代表人物愛默生在研讀貝蒂娜作品后宣稱，從一定意義上看，“她比歌德更偉大”。愛默生友人、美國女性主義運動先驅瑪格麗特·富勒（Margaret Fuller）將貝蒂娜的《歌德和一個孩子的通信》（連同《歌德談話錄》等作品）譯成英文，使得德國浪漫思想像德國古典哲學一樣在北美地區深入人心。深受愛默生啟迪的詩人惠特曼則宣稱：貝蒂娜的聲望無需證明——“她自身便是她最無與倫比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