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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紫砂第一人”徐風以紫砂為題的最新長篇力作《包漿》首發于《鐘山》2023年長篇小說A卷。“黃龍山上的泥巴”寸土寸金，流傳下來的大師之壺更是價格不菲千金難求。一把壺，承載著制壺者的巧思和精神，藏壺者的熱愛與守護，當然也不乏投機者的覬覦之心，財富欲望，鑒壺者的闡釋和判斷是厘清亦是參與塑造。在漫長光陰的沉淀里，每一把老壺，都凝結著歷史的風塵、人心的沉浮，它有了生命，成為傳奇。作品中眾多老壺的繼有者欽子厚，由起先的對壺并無興致的懶散之人，逐漸到解壺事，明本心的通達之士，最后將壺全部捐出，為紫砂的郁厚包漿再增一道高光。器以載道，舍“器”以存“道”，又是一種超拔和境界。作品寫壺，更是寫道，寫傳承至今生生不息的優秀傳統文化與人格精神之根深葉茂源遠流長。

鐘山：從早年的“壺王三部曲”《壺王》《壺道》《壺殤》，到非虛構作品《布衣壺宗——顧景舟傳》《花非花》《做壺》，您被讀者稱為“最會寫紫砂的中國作家”。最新長篇小說《包漿》是您紫砂系列的集大成之作，它與之前的作品相比，有哪些延續和突破？

徐風：我生在紫砂之鄉，從小耳濡目染，用紫砂壺來喝茶，曾經也被別人說成是老氣橫秋。但是之后，慢慢從中國傳統文化的根脈出發來考量，自感幸運，覺得有一把好壺相伴，不枉此生。最早寫紫砂是出于興趣，先是散文，也有小說。十年前寫過一部長篇小說《國壺》，其實是一組中篇系列的打通和組合。

寫完《國壺》之后，我一直寫非虛構，也不都是紫砂題材。暌違十年，與長篇小說有些陌生了。這一次的書寫很過癮。讀者或許早就忘了我是出版過4部長篇小說才轉向非虛構的。傳記不容得虛構，它活生生的在那里，本身氣場就很大，具有典型意義。這一次寫作《包漿》，是因為我突然不滿足非虛構的田野調查、史料分析提供給我的能量了，對這些素材我有更多的想象，非虛構在這里遇到障礙了。我需要素材跟我一起重新起飛。

我想通過紫砂壺來寫中國人的器物觀，寫人和器物的關系：人如何創造器物，又在器物上丟失了自己，最后在器物上找回自己；也想寫人創造器，器又渡人，人和器的相互成全。要在小說中呈現我們身邊的器物，其前提必須是人與物的和諧相處，也是人與物的交流和對話。人物化了，物才有可能人化。這時，人與物是分不開了，物成了人生命的確證，成了人生命長河中的標志。虛構，讓我感覺可以在現實和歷史的軌道上信馬由韁。

“包漿”是器物對世界的一種回饋，是器物和人之間耳鬢廝磨的深情。從中國文化的根脈上觀照紫砂，“包漿”就是器物感染了人氣之后，跟人一起創造的一種境界。

作為一個作家，寫作總是希望突破自己，但是這個文本我不好說我有了多大的突破，我只能說在這個小說里面，通過器物挖掘了人性，找回了很多人性的光亮。

鐘山：《包漿》以江南丁蜀鎮紫砂收藏世家葛家三代的故事為主線，串聯起自清末至今近一個世紀的江湖往事，出場人物眾多。您是如何構思，將廣闊世情與隱秘歷史藏于紫砂壺這一方寸天地的？

徐風：書中都是一些熟悉的陌生人。根據我父親的講述，我的奶奶小時候家里有窯場，她是窯老板的女兒。但她愛讀書，15歲前就讀完了《紅樓夢》，并且她嫁給了一個有田產的教書先生，也就是我的爺爺。我奶奶身上有金石氣。她從小就在紫砂作坊間行走。我寫了很多年紫砂之后，我父親才跟我講，我奶奶就是一個燒陶器窯老板的女兒，她身上有陶器的鏗鏘之氣。

我是否應該這樣來想呢？有一種血緣的力量，奶奶在冥冥之中引領著我。我為什么專注于紫砂的江湖和故事，專注于一些器物的研究呢？我到現在不能講清楚。當我筆下的主要人物走到一起，故事就迫不及待地枝節橫生，人物帶著自己的氣場推進故事，人與壺相遇，故事就鮮活，一旦上場就必定是活色生香。有時，所謂江湖之大，不過是一把壺的體量而已，都可以裝進一把壺里。壺中有乾坤，確實是這樣。

人只要走進紫砂這個場，他的才情、興趣、人格、人品，他內心對器物的占有欲、收藏欲，都會毫無保留地暴露出來。在這樣的領域里構建故事，對我來說幾乎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人物的性格立到紙上，他就會按照自己的邏輯行動。

我現在還保留一些創作的札記，在寫作之前我準備了很多提綱，但是寫著寫著人物就不按照提綱走了。人物的性格也好，故事發展也好，也是邊走邊寫，邊寫邊想，逐步逐步完善的。

鐘山：宜興是“中國陶都”，丁蜀鎮則是“陶都之都”、中國千年紫砂產地，也是您的家鄉，古南街東依蜀山，西臨蠡河，“河繞山轉、街隨山走”。長篇故事就從丁蜀鎮古南街的一家“聊壺茶坊”展開，您出于怎樣的考慮，為小說搭建這樣一個特殊空間？

徐風：小說里“古南街”已然不是現實生活里的古南街了。盡管在外貌上，在地理的特點上，它們有相同的地方。小說里的“古南街”是一個虛構的藝術環境，它集中了江南小鎮的特點，活色生香，也是我給眾多的人物以“生命體驗”的一個環境、一個場。有句話叫環境即人物，我在寫環境的時候做了很多努力，我認為寫環境就是在寫人物，這是一群人生命體驗的筋骨道場。

在寫環境的時候，我不否認有一點理想主義。而且在我的設想當中，儒釋道在這個小鎮上是和諧相處的。小說里也講到了風水對一個地域的影響，這不是迷信，儒釋道在古南街水乳交融，這是江南文化的一個縮影。

寫紫砂也好，寫器物也好，總體上還是寫中國傳統文化在江南落地的故事，縮小點講，它也是一個江南文化的故事。我覺得江南文化的本質是一種“和”的文化。道家幫助這里的人們解決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問題。道是一種水稻的文明，它教導人們什么地方可能建立街道，臨水而居，什么地方可以規劃種植水稻。儒家能夠解決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的問題。釋家解決了對待內心生死苦的問題。在小說當中我強調了這三者之間的和諧相處，不單單是寫一個器物，器物在這樣一塊地方生長，它需要有文化的支撐，這個支撐我覺得就是儒釋道。

鐘山：僧帽壺、提梁壺、齙瓜壺、孟臣壺、雙蝶壺……小說中每把壺背后都是一個令人動容的故事，有葛家印與葉云芝的知己之交、古希伯與冒小成的師生之誼、覃順生與覃國祿的父子之情……很多人物或許有現實原型？您如何處理真實與虛構的關系，讓紫砂故事跨越時空而來。

徐風：虛構的人物帶有現實的沉重肉身。回避真實人物，一是怕對號入座，因為天地之大宜興紫砂獨盛；二是虛構能讓人物更加精彩。真實很重要，但如果讓虛構的故事達到非虛構的邊界，那也是一種成功。讓讀者感受到有活生生的那群人，他們在現實生活中伸手可觸。寫到后來，書中的很多人物都跟我成了朋友和親人，有時我做夢都夢到他們。

有的時候我入戲很深，小說里用了一個“我”來表示一個人物，我常常揣摩他的心理。他的心靈跟我是相通的，虛構是比所謂現實當中的真實更有力量的一種藝術。

鐘山：“包漿”是整部小說的題眼。包漿是做壺人與養壺人共同賦予紫砂陶藝的靈性，既是歲月沉淀顯現的光澤，也是經歷種種人生磨礪后達到的境界。請您談談書名“包漿”所承載的深厚蘊意。

徐風：在這部小說寫作之前，我讀了很多文獻，有一種觀點認為：器物是一種非人的、無生命、無情感、無個性的、富有壓迫性的物質文化。人創造了器物，但回過來器物既對人形成了壓迫，更多的是與人形成親密的糾纏。這就有了器物的收藏與傳承。

我有一些收藏界的朋友，有的終其一生節衣縮食，非常低調，但當你走進他的家里，走進他的收藏天地，你會非常驚訝，是器物撐起了他的精神世界。

收藏家經常談論器物的成色和包漿，其定義各不一樣。我想強調的是，我不是寫收藏小說，而是托借器物寫人的內心成長和蛻變，以及人性當中的美麗的光亮。“包漿”是一種年輪賦予的光亮，更是一種歲月沉淀的境界。它是一種過日子的誠意，也是對朋友、對一種信念的堅守，是一種默契，也是一種回饋，是人的靈性的幽光，是靈魂的倒影。

鐘山：紫砂壺集中國傳統文化“詩、書、畫、印”為一體，它不僅僅是器具，也追求藝術旨趣，這正是“紫砂收藏熱”興起的原因。書中“紫砂江湖”里巧取豪奪、真假之爭此起彼伏，而“人為器之本，器因人而美”，這是否也凝結了您對以器啟道中國美學的洞察與思考？

徐風：明代以來，江南文人的情趣和志向一多半留在了紫砂壺上。因為文人喜歡紫砂，文人參與紫砂，在紫砂壺上留下了他們的才情，也留下了他們的心緒和心靈密碼。

在這之前，紫砂只是個喝水的器皿，是文人介入后它才慢慢變成了藝術品，同時也變成了炙手可熱的商品，時間長了，它也有了一個名字叫“古玩”。收藏家在乎的是它的來路和出處，價值和潛力，而作為作家，看中的是留在器物上的人性和命運。“包漿”作為一種成色，它是一種精神的符號。中國美學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和諧，紫砂壺上出“包漿”，那就改變了器物原有的狀態，它就有了與人相處之后相互對話的風景。

鐘山：這部小說將“紫砂家族百年史”和“百年紫砂工藝史”置于江南風俗和民間文化的廣闊背景中，故事富有戲劇性和市井煙火氣，非常好讀。官吏、訟師、僧人、商賈、郎中、手藝人、民女、窯戶，形形色色的人物穿插其間，編織出江南社會的瑰麗圖卷，僅特色小吃，就有鴨餃面、百合羹、一網鮮、響油鱔絲……這其中是否也蘊含著您對一方水土的情有獨鐘，和弘揚江南文化的良苦用心？

徐風：一把紫砂壺背后有許多文化背景的托舉。比如江南的手藝史、生活史、審美史和習俗史。因為紫砂本身就是江南文化家族里的一個孩子、一個分支，紫砂壺靠文化來滋養，反過來它也滋養了人們的生活。俗世的江南生活很大程度上是一體的，從家具、紫砂壺、樓宇、房屋，等等，哪怕小到一把折扇，一個掛墜，都是一體的。

解讀它們就可以看到江南民間日常生活的肌理，感受到生活的節奏，以及生活對人的一種撫慰。“包漿”是一個印證，是對一種生活態度的鑒定，它其中包含了從容、淡定和溫煦。

鐘山：紫砂是數百年來器物精神的典型實物代表，書中主人公欽子厚“拜師學藝”“尋訪記錄”“守護創新”的人生歷程，和幾代紫砂藝人、民族資本家前赴后繼的堅守，寄托了您對當代紫砂傳承怎樣的期望？

徐風：器物最大的生命力就是傳承，即所謂薪火傳遞。小說《包漿》的主人公欽子厚從一個邊緣的、無所事事的、身體不好且有所厭世的人，在解讀祖輩留下的傳器紫砂老壺的過程當中，慢慢回到人間煙火中，有了一種社會責任，祖輩留下的壺成了他的精神導師。

每把壺都有一個故事，壺上有先輩的生活。過去的生活雖然已經被時光湮滅，但精神還在。主人公讀懂了那些老壺，就接通了生活。從討生活，到懂生活，到最后創造生活，是強大的文化基因在支撐推進。老天生了一種茶在此地，就必須有壺來配，茶就是為壺而生的，壺等待著茶來一起完成它們之間的默契。茶和壺的成全，也成全了人們的日常生活。

文化是一棵生生不息的大樹。我們每個人也是一棵樹，我們被種植在一種文化土壤里，按照我們自己的形態來生長。最后欽子厚把一百多把傳世名壺都捐給了國家，這才是最精彩的“包漿”。傳統精神、人格力量、以器載道的中國文化精髓，集中在了一個懂得壺與道的人身上，他也打通了壺與道。我相信這個虛構的人物在現實生活中比比皆是，他們有的是我的長輩，有的是我的朋友。

如果我們現在去宜興陶瓷博物館，默默待在櫥窗里面的老壺，都散發著歷史的幽光和人性的光亮，沒有這種傳承，我們就沒有可能回望歷史，如果不回望歷史，怎么能看清未來的道路呢。所以我寫了這部《包漿》，器物上先輩的精神給予了后輩力量，最精彩的“包漿”是人，而不是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