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長安三萬里》的結尾，如同一場大型飛花令。不同音色聲線、不同口音的人們讀出一句句詩詞，其中的關鍵詞，就是“長安”。

長安，文人心里的白月光

這些詩句，仿佛印證著片中高適歷盡千帆后那句“詩在，書在，長安就在”的喟嘆。寫念念不忘，寫欲罷不能，寫月色，寫春色，寫秋日的落葉，也寫離別的回望……有唐一代，詩人們的錦心繡口，付與長安多少偏愛，讓一代又一代的后人足以在浩如煙海的詞句中分揀歸攏，咀嚼琢磨，再搭建起盛世的依稀模樣。

《長安三萬里》也的確讓人們看到了那“繡成堆”的盛景。那是年少的高適第一次來到長安時見到的景象。他懷揣一腔抱負，欣喜于入目的一片繁華。人與城，都是那樣的光鮮亮麗，意氣風發。但這花團錦簇的長安，亦是居大不易的長安，高適鎩羽而歸，在往后余生中，一次次嘗試蜿蜒曲折的、通往長安的道路上。

同樣執著于長安的，還有李白。《長安三萬里》中的李白，不只有放浪形骸、仙風道骨，更充滿對功名的渴求、對做官的熱切。那個堅信“少年負壯氣，奮烈自有時”的李白被放大了，“長風破浪會有時”的豪氣清晰了。兜兜轉轉，在李白心頭，離長安更近的渴望、入仕一展宏圖的夙愿始終不曾磨滅。

長安，不只是一座城；與長安有關的一切，也不僅指向盛世的萬千氣象。長安，是文人心里的白月光、朱砂痣，是理想的載體，是追求的志業，是巋然不動的精神標的。《長安三萬里》，講的正是這追尋的旅程。輪番登場的文人墨客皆前赴后繼、從未停息，而他們的魂牽夢縈的長安，卻總是縹緲遙遠，求而不得。

“但是詩人多薄命”

求而不得，仍要孜孜以求。“你是謫仙人，要回天上，我是世間人，我在世間盤桓。”如片中高適所言，他與李白，便以迥然的姿態，縱身躍入人海，義無反顧地踏上這條難以抵達終點的路途。

在高適的回憶里，李白是何其獨特而不凡的存在：“我從來沒有見過這么一個瀟灑不羈的人，可他也是我見過的最天真幼稚的一個人。”青年初遇時，高適文采平平、耿直木訥，李白驚才絕艷、放浪形骸。當李白流連于胡姬酒肆、揚州風月時，高適的生活里，是不斷的磨練與蟄伏。終其一生，他們的性格與際遇都大相徑庭；直至暮年，高適成了戰功赫赫的大將軍，李白成了潦倒落魄的階下囚。

但他們真的截然不同嗎？

治國平天下，是儒家最高政治倫理信念；做賢臣、輔君王、開治世，是古代文人的傳統理想；求功名，入仕途，在政治上有所作為，被視為人生的意義與正途所在。“萬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畫圖麒麟閣，入朝明光宮。”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曾被高適直截了當地剖白于詩中。直至晚年，在蜀州刺史任上的他還因“身在遠藩無所預”而“心懷百憂復千慮”。高適如此，李白亦如此。影片中，李白一早便吐露了內心——總有一日，他要功成名就、身退得道。然而，這個被認可、被賞識、被重用的機會，他一直在苦苦等待。

高適人生的絕大多數時間里，郁郁不得志是生活的常態。盡管他也在對官場黑暗不滿的時刻自我寬慰，“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但仍在年近50歲時選擇暫時放下高家槍，到哥舒翰手下做起曾不愿做的掌書記。

兩個李白，都是李白

可以說，在現實面前，高適是清醒的，可李白不是嗎？他同樣清醒，但他拒絕接納。他渴求功業，卻一次次碰壁，到了長安，又被賜金放還。他其實深諳世間的規則，所以寫得出干謁詩文，做得了上門女婿，能給永王連寫十一首頌歌，關進監獄后給高適的求情詩也句句溢美之詞。他懂得世界的荒謬、人生的悲苦，但他終究給自己與這世界畫出了一道界線——他拒絕被同化，于是注定無法進入這塵世。

可他也無法徹底放下入世的理想，所以他同樣做不到徹底忘名利、離競逐、息攀比的出世，看不穿也悟不透，于是修道必然難有所成。他希冀以一己之力打破世間藩籬，一次次用灑脫不羈自我慰藉，不斷在入世與出世間掙扎拉扯，所以“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李白，和“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的李白，都是李白。

《長安三萬里》中，李白與友人吟誦的《將進酒》的段落，是整部影片的華彩樂章。主創們歷時一年半創作的這場戲，極盡恢弘壯闊、浪漫飛揚。隨著吟誦的詩句，李白和友人擊波濤，登天宮，與仙人把酒言歡，在瓊樓玉宇穿行，鯤鵬白鶴，云霞星河，上天入地，瑰麗絢爛。而極致的浪漫、瀟灑、豪邁，包裹的卻是李白的悲涼、愁苦、憤懣。這首以“悲”而起的詩，收束在以酒消愁的豪興，但酒意醒來，幻想散去，只余滔滔江水拍岸，一輪寒月高懸，和一個有了啤酒肚不復當年颯爽英姿的中年人。但愿長醉不愿醒，又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在一次次失意落寞中，李白仍不斷渴望著理想實現的明天。

留下況味，令人欣慰

《舊唐書》評價高適：“有唐以來，詩人之達者，唯適而已。”或許，官至三鎮節度使、封渤海縣侯的高適稱得上大器晚成，實現了“取得功名”意義上的成功，完成了人生理想。但這樣的成功，又何嘗不是政局風云變幻的產物、不是被時代洪流裹挾的人生？

李白的壯志難酬，以及杜甫、王維、王昌齡等一眾文人的艱難困窘，亦是如此。就如片中那個女扮男裝的裴十二，雖盡得裴家劍法真傳，卻因身為女子而無處施展——高、李與她的命運，在本質上其實并沒有什么不同。《長安三萬里》以詩人們具體的命運，鋪展開一幅時代變遷的畫卷。看過影片，會明白為什么“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更會感慨為什么“但是詩人多薄命，就中淪落不過君”。

瀘水關的中軍帳里，年邁的高適再度回想起與李白初見時的模樣。廣袤曠野中，他們一言“在下李白”，一言“在下高適”，兩個少年郎，皆風華正茂，渴望建功立業，這是他們共同的起點。他們的一生，盡管方式有別，境遇殊異，卻都始終不曾離開由此延展出的人生路徑。片尾，高適卸下鎧甲，再度策馬馳騁而去——那一刻，他與李白，到底殊途同歸。

《長安三萬里》就是追逐理想的三萬里。回望那段人類群星閃耀時，一眾文人墨客登場、退場，不斷奔向那從未寂滅的理想之地，信念不絕，理想不滅，盼望著“心中的一團錦繡，終有脫口而出的一日”。當“輕舟已過萬重山”，影片將這份豁達和虛無的況味留下。

一同留下的，還有思考的空間。在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如何選擇和定義自己的人生？要介入現實還是抱持理想？求而不得是否還值得追求？凡此種種，影片沒有評判，沒有說教，始終清醒平靜，溫和包容。作為一部在暑期檔上映的動畫片，《長安三萬里》注定要面對許多年幼的觀眾。從這個意義上說，拋卻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克制住自我表達的旺盛輸出，遠比華麗的視覺效果、動人的故事情節，更加令人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