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在20世紀80年代的師大校園，藍棣之是富有傳奇色彩的獨具魅力的老師。

新時期的中國文學界以種種思想論辯拉開了歷史的帷幕，“朦朧詩”論爭就是其中最具情緒色彩的、可能也是影響時間最長的一場論辯。直到新世紀初年，在香山召開的一次詩歌研討會上，提及當年論爭中的某次人際糾葛，已近退休年齡的當事人還激動不已，情緒激昂地向年輕的與會者傾訴過往的委屈與郁悶。

當年，藍棣之老師也是在這樣的激情氛圍中亮相師大講堂的。我還清清楚楚地記得，那是1985年秋天的一個夜晚，在日常講座人氣最旺的新一教室，朦朧詩論爭的主角、北京大學的謝冕老師應邀出場。那不是一種悠然道來的知識性傳授，而是重重壓力之下的申述、剖白與吶喊，自始至終都裹挾著一種左沖右突的激憤。踏進教室的那一瞬間，你無須聽懂什么道理，就會立即被這樣的激情所感染，迅速成為謝老師詩歌命運的同情者。那天晚上，主持講座的便是師大“中國現代詩歌”課的主講老師藍棣之。不過，與謝冕老師情緒激昂的表現有異，藍棣之老師始終不緊不慢，操一口“四川普通話”，對謝老師的“朦朧詩學案”穿插點染，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入則兩肋插刀，執火助攻；出則躍身天外，鳥瞰歷史經緯，機智透辟，妙趣橫生。不得不說，在這里，學者的智慧和詩人的情志兼而有之、相得益彰，散發著一種極其特殊的迷人的風采。

大學三年級，藍棣之老師為我們開設“中國現代詩歌”選修課。依然是用那種不緊不慢的講述，對中國現代新詩的史實與文本細細梳理，讓一大批的臺下學子神魂顛倒。80年代的師大中文課堂是五彩繽紛的，王富仁老師首重理論思辨，講述中外文化的演化發展，汪洋恣肆、大氣磅礴，以開天辟地之奮勇召喚每一個人緊隨其后；童慶炳老師善于在社會生活的豐富案例中提煉理性的判斷，是師者循循善誘的典型；任洪淵老師將個人的藝術追求融化進歷史的講述，敘述的是他人的史實，滲透的卻是自我的故事。一批更年輕的青年博士教師也是卓爾不群：王一川老師儒雅、溫和地講述他的“審美體驗”，郭英德老師的元代文學故事深沉而雋永，還有一位激情四射的文藝學學科的青年博士，在童老師的課堂上教學實習，第一次讓我們知道了弗洛伊德理論的震撼。他一邊展示心理分析學說的驚艷，一邊有節奏地狠狠踢著身后的白色墻壁，最后在那里留下了難以抹除的歷史印記。總之，在那個時代，各種形式的激情式表達可能還是主流。與他們相比，藍老師是平和的，常常在波瀾不驚的敘述中談論現代詩歌藝術，但也不似古典學者的克制和對文獻知識的倚重，如王富仁老師那樣縱橫捭闔的社會歷史考察也不是他的興趣，出現在他口中的主要還是對詩歌的藝術感悟，包括意象、語言、節奏，等等，不過也并不陷入那些技術性的形式論，而是浸透著豐潤的情感性的解讀和分析。他后來將自己的這種文學闡釋方式命名為“癥候式批評”，結集為《現代文學經典：癥候式分析》出版。其實所謂的“癥候式閱讀”，本來是法國哲學家、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奠基人阿爾都塞提出的概念，指的是抓住那種被隱藏在作品所表達的明確意圖之外的意義。受到精神分析學派影響的阿爾都塞相信，在作者有意識的文字下面一定隱藏了某些不容易被知曉的東西，而這些東西不能簡單地通過表面的閱讀來了解，而需要利用一種更深層的方法來加以挖掘。

阿爾都塞的“癥候式閱讀”主要還是竭力挖掘文本斷裂處、空白處的意識形態內涵——那些被掩蓋、被忽略、被扭曲了的意識形態的因素，而這類社會政治內涵卻不是藍老師所感興趣的東西，講新詩、講現代文學經典，他還是集中于探討人生況味，尤其側重于開掘人與人之間的各種隱秘情感——夫妻之間的厭棄、遠距離的愛慕、男性內心的“洛麗塔情結”，等等。他善于運用銳利的目光洞穿世事人情，又在文學藝術的字里行間發現蛛絲馬跡，最后得到出人意料的結論。比如“詩歌史上只有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和現代主義，根本不存在所謂的‘現實主義潮流’”；比如“新月派就不是浪漫主義，更接近法國的‘巴那斯主義’”；比如“《二月》中的肖澗秋并不真愛陶嵐，更不愛文嫂，最讓他動心的是年僅七歲的小女孩采蓮，只有這位少女才具備了‘魔鬼引誘’的魅力”；比如“《駱駝祥子》《圍城》之中所透露的不過是作家對現實家庭與婚姻的失望”，等等。這些結論猛然問世，常常令人瞠目結舌，不敢置信，但細細回想，卻又能夠覺察出其中所蘊含的真知灼見。藍老師頗為看重自己的這一套閱讀方法，對自己的藝術領悟力也相當自信。一次課余，他不無自得地告訴我們：“應當好好體會一下這類研究的精妙之處，不要被那些雄辯滔滔的社會歷史之論所迷惑了，他們的判斷只能存世五年，而我的這些研究可以存在二十年而不止！”

“文革”結束后，剛剛進入新時期的思想文化界，深受機械唯物主義的社會歷史批評之害，普遍向往“回到文學本身”，藍老師對詩歌藝術闡發和對文學經典文本的解讀顯然都是80年代的學術“新路”，是他超越陳舊方法的得意之作。不過，新時期同樣有“新啟蒙”的思想建構，有王富仁老師那樣宏大磅礴的歷史論述，所以藍老師對自我學術選擇的信心也還包含了另外一層含義：在同時代人的學術新潮中，他依然有自己的篤定和確信，他相信文學的藝術自身具有經久不衰的魅力。

二

這份篤定有藍棣之老師特有的執拗，但卻沒有多少文人相輕的狹隘。在當時，在熱愛現代文學的學生眼中，長于歷史文化分析的王富仁老師似乎更多被時代的追光燈所照射，而沉浸于詩歌藝術欣賞和“癥候式批評”的藍棣之老師卻相對冷寂，但是這些明顯的冷熱之別并沒有造成那一代學者之間的間隙。1987年，圍繞王富仁老師的魯迅研究方法論問題，一場論戰發生了，關于其研究與馬克思主義學術道路的關系，學界傳出了不同的聲音，而每一個從“文革”時期過來的人，都明白這樣的爭議之于王富仁老師學術前途的巨大影響。有一天，在藍老師家中，談到正在發生的這場論爭，他突然嚴肅起來，神色嚴峻地說：“王富仁的魯迅研究是有重要時代價值的，現在一些人的指責既沒有什么道理，也相當危險，作為師大的一員，我們是應該站出來寫點東西啊。”這番話，說實在我還是有點意外的，因為我們都知道藍老師并不從事魯迅研究，對于王富仁老師研究所涉及的一些歷史文化問題，他可能也不那么感興趣。在以往的課堂上，個性鮮明的藍老師也主要是專注于自己的藝術理念，很少恭維過其他領域的學術成果。今天這一番仗義執言真誠而動人，我一時間也是血脈僨張，暗下決心，打算呼應藍老師的倡議，立馬撰寫聲援之作。進入90年代以后，學界論爭多多，似乎已成時代常態，少了些當年的緊張和焦慮，或者誰也不那么當一回事兒了。而如藍老師那樣跨越疆域的“袍澤之誼”也在淡漠，即便沒有劍拔弩張的公開論戰，知識分子圈子里的內在撕裂卻在潛滋暗長，每念及此，我都不禁想起1987年。那個年代，是不是還有一種被稱作“學術共同體”的東西在隱約構成？當然，可能它最終也還是未能成型。

課堂下的藍老師也是這樣性格鮮明、立場堅定的人，他真實、坦誠、不加掩飾，常常毫不客氣地批評我們的思想和學習。有一段時間，他的居所也是門庭若市，各方詩人墨客紛至沓來，日夜無休。終于，他不愿如王富仁老師一般隱忍妥協了，某天清晨，赫然在大門上貼出大字通告：“本室定于每周一三下午接待訪客，其他時間恕不接待。”當天上午，一批不請自來的學生、詩人興沖沖登門，卻悻悻然而返，“藍棣之告示”不脛而走，傳遍學生寢室。在自由闖入老師家門已蔚然成風的80年代，藍老師的告示的確引起了一點小小的議論。現在想來，如果沒有這段插曲，我們這些放浪任性的學子何以能夠領略到應有的“規則”，又何以能夠真正觸及老師的原則與個性呢？時過境遷，應該是信服勝于抱怨。事實在于，藍老師的原則和嚴肅不過是人際關系所應有的“界限”和“尺度”，并不是什么苛刻怪異的癖好，只不過，在師生關系自由無拘、學生們愣頭愣腦慢慢放任，而老師也大多寬仁遷就的氛圍中，突然有人提醒人與人之間的軫域分寸，稍微有點懵懂而已。

日常中的藍老師，絕大多數時候都是親切隨和的，樂于與同學們交流。與藍老師聊天是一件輕松愉快的事，他話題廣泛，無論文壇掌故、世事人情還是藝術鑒賞，都說得津津有味，關鍵時刻常常都有出人意料的發現和結論，他的“癥候式分析”早已融化為觀察人生、世界以及文學藝術等一切事物的基本態度。不知道從哪一天開始，他突然對“星相學”有了心得，一有機會就拽住我們談星相，剖析人性和命運，一些女同學被他一番“偵測”以后，盡數大呼小叫，驚為仙人。他又將“星相學”轉移到文學研究，剖析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甚至孫悟空、豬八戒和沙僧的星座屬性，既詭譎新奇，又醍醐灌頂。90年代，藍老師和我見面，特地告訴我說，鳳凰衛視邀請他主講“星相學”。怕我不相信，還送我一冊最新文集，扉頁的作者介紹明明白白地寫著：“藍棣之，屬雙子星座。據說雙子座的人，喜歡觀察，好奇心強，求知欲旺盛，對于不知道的事情，一定會設法了解。”我知道，這就是藍老師對自己的一點歸納總結。

三

藍棣之老師從不掩飾自己的內心世界，喜怒哀樂形于色，甚至不懼于表現自己精神深處的憂郁、脆弱和迷茫。在穩重矜持依然是師生交往常態的今天，藍老師卻比較另類，他不時將自己性情的本真暴露于眾，讓一批年輕的學生觸摸到人性的真相和深度，可能這本身也是“言傳身教”的重要形式。藍老師有一雙兒女，當時女兒念中學，兒子在念大學，都是他的情感所系，好幾次我們在他家，都目睹了一位父親的溫柔和耐心，其細膩動人，著實令人感動。師大住房緊張，好長一段時間藍老師都只能住在四合院的筒子樓中，一個逼仄的小單間里塞滿了他全部的家當、工作和生活，兩個孩子只能繼續爬著一張學生上下鋪。就在我們大學三年級的時候，藍老師的兒子發生了意外。有好長一段時間，藍老師都無法從巨大的悲慟中恢復過來。因為藍老師，我們班的一大批文學人，詩歌人也都同時墮入了前所未有的陰郁時期，大家時時都在留意藍老師的動向和他的精神情形，為他揪心，為他焦慮。從中，也不知不覺地走過了一道關乎生死的人生關隘。

藍老師是我走上新詩研究的領路人。因為他的“中國現代詩歌”課，我對新詩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開始系統閱讀相關的作家作品，原本散漫的文學知識有了一個自覺的認知框架，并以此為基礎，吸收其他的知識和思想。在這個過程之中，藍老師的指點和鼓勵在許多關鍵時刻都產生了重要的作用。閱讀其他詩歌史著作，我發現象征派的開路人李金發一直缺乏足夠的關注，甚至被稱作“詩怪”，問題是，從20世紀20年代的象征派到新時期的朦朧詩，這種象征主義的詩歌藝術早已經深入骨髓，理當見怪不怪了，何以還有如此論斷？藍老師對我的疑惑大加贊賞，鼓勵我堅持探索、撰文闡述。于是，我搜尋文獻，苦讀“怪詩”，終于覺得有了自己的答案。我一方面將謄抄的文稿面呈藍老師討教，一方面又按捺不住“發現”的激動，冒冒失失地將底稿直接投寄給《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以下簡稱《叢刊》）。這是我從圖書館期刊閱覽室讀到的雜志，發現它專門刊登我關注的現代文學的文章，就記錄下了編輯部地址。過了一段時間，并沒有雜志的消息，卻被藍老師找過去表揚了一番。藍老師說：“文章寫得不錯，我幫忙推薦給學術期刊吧！”我嚇了一跳，心想：“完了，我擅自投稿給《叢刊》的事情也沒有給老師匯報，這一回兩邊撞車了，肯定不好交代。”就支支吾吾表示打算自己去投稿試試。藍老師還是堅持己見，繼續好言相勸：“自己投，那可能兩年都沒有消息哦！”藍老師的堅持讓我更加緊張，生怕他知道了我的莽撞和冒失，更發現我缺少在寫作上精益求精的精神。那一天究竟是怎么從藍老師的堅持下脫身的我已經記不清楚了，倒是一年多以后，這篇文章被《叢刊》刊登了，而藍老師似乎也完全忘了這個細節，在校園里碰到我還熱情夸獎呢！

也是在學習新詩史的過程中，我對穆旦的新詩產生了極大的熱情，用了差不多整整一年的時間來閱讀相關的作品和歷史文獻，最終以穆旦研究作為我本科畢業論文的題目，而指導教師也是藍老師。在當時，穆旦研究才剛剛起步，遠遠沒有今天如此熱門。出于對中國新詩發展史某些癥結的不滿，穆旦成了我詩歌理想的寄托人，我幾乎在對他的描述中用上了所有的熱情和贊美。其中的勇氣自然也來自藍老師的鼓勵，雖然他并不一定認可我的那些溢美之詞。汲取了李金發論文的教訓，這一篇論文我格外用心，反復打磨，多次請藍老師提出意見。不過畢業季到了，每個人都陷入了社會性的迷茫和不安之中，最后一次向藍老師討教論文修改的時候，藍老師只是掃了一眼，嘆了口氣說：“唉，學術研究之外，還有更大的社會關懷啊，將更多的學術時間留到畢業以后吧！”這話出自一向強調“文學自身”的藍老師真的是罕見的。然而，在告別20世紀80年代的那個燥熱的初夏，我們誰都覺得這樣的結論是那么的不容置疑、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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