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很榮幸能夠參加由中國作協主辦的“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推進會”和熱情好客的東道主山東作協承辦的“作家活動周”。這是作家們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共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暢談文學理想、交流創作計劃、相互砥礪奮進、共襄時代盛舉的文學聚會。我們生逢其時，與有榮焉。

2019年夏天，我為創作反映脫貧攻堅題材的長篇小說《太陽轉身》，在云南省文山壯族自治州馬關縣靠近中越邊境的一個壯族寨子馬灑寨采風體驗生活。這是一個在群山環抱下的幽靜小山村。數百年來壯族、傣族、苗族、漢族等各族人民在這里棲息耕作，生存繁衍。從跨進寨門的那一刻起，我的眼睛被每一處所聞所見擦亮。修葺一新的干欄式壯族民居，時尚別致的客棧民宿、寬敞氣派的中央廣場、曲徑通幽的青石板小巷、飛檐高揚的老人亭，幽深甘甜的古井，郁郁蒼蒼的大榕樹，荷花綻放的池塘，鮮花盛開的村道，古韻悠揚的農民樂隊，歌舞洞天、歡樂活潑的壯族紙馬舞，香味四溢、人聲鼎沸的農家飯莊。這一切都在向我呈現一個古老少數民族村寨繁榮振興的巨大變化。

在馬灑寨，有一個極具鄉村特色的村史展覽室，或者說，一個小小的博物館。那里是面陳列著最為原始的木質農耕工具，用了幾輩人的織布機，布滿歲月痕跡的犁鏵、風車，前幾年才剛剛卸下馬背的馬幫用具——馱架、馬蹬、馬嚼、皮扣、馬鈴鐺等等。這些農具、工具村人用數百年，它向我們無言地敘說著一個村寨的過往。到今天，科技種田讓畝產翻番，微耕機等各式農業機械讓耕牛無用武之地，讓犁鏵進了博物館，人背馬馱被各式汽車取代，千年馬幫驛道開拓成柏油馬路，私家車停滿農家院落；小超市、農家客棧、游樂場、鄉村休閑旅游、各式家用電器、移動電話、網絡生活，大城市里所能享受到的一切現代文明，這里一樣都不缺。

如果我們在這個鄉村博物館里撫今追昔，睹物思史，就不能不為邊地村寨的鄉村振興、滄桑演變而感到欣慰，不能不為自己是一名見證者和參與者而感到自豪。在當地政府的支持下，我們云南省作家協會將一個作家創作生活基地設在了馬灑寨，每年派遣二至三名青年作家進駐寨子體驗生活，感受時代變遷、山鄉巨變。我們認為：作為一名作家，我們有責任和義務積極投身于這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偉大時代，無論是脫貧攻堅戰還是鄉村振興、山鄉巨變，作家都應該在場，接受它的歲月洗禮，見證它的繁榮進步，并為之鼓與呼。

我生活和工作在一個多民族的省份云南，那里有25個少數民族，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歷史文化與生態體系，都有自己的創世史詩、宗教文明、英雄人物、生存智慧和愛情故事，更有大時代洪流中滄海變桑田的無數動人故事。對于一個寫作者來說，各民族文化和民族團結進步，是我們的寫作優勢和取之不盡的資源，每一個村寨的發展演變，每一個普通人的家國情懷，都值得我們去關注和書寫。這是發生在鄉村的宏大敘事，更是一個作家應該肩負起的歷史責任和使命。

在這個偉大的時代，我們都在接受時代的砥礪和考驗。許多時候我認為不是我們在選擇生活，而是生活在揀選我們。你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去響應時代的召喚，你是否有滿腔的熱情去擁抱生活的饋贈。都需要我們做出人生的抉擇。一個作家想象力以外的火熱現實、生活方式、歷史文化、人生經歷，發展變遷，已足以構成了小說世界的豐富性和多樣性。

新時代的山鄉巨變故事，正緊隨大時代前進的車輪，在神州大地精彩紛呈地上演，我們云南也概莫能外。由于歷史和地域方面的原因，這里民族眾多，又地處邊疆，社會發育相對較晚。在脫貧攻堅戰打響以前，云南全省貧困面積大，貧困程度深，脫貧攻堅任務之難、之艱巨，可想而知。在我創作長篇小說《太陽轉身》時，我所去的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就是一個集邊疆、民族、貧困于一體的地方。因為地處邊境一線，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它還處于戰爭狀態，它開放的時間比內地晚了十余年。許多村莊都在極度貧困線之下，人均年收入不到一千元，連一段水泥路都顯得奢侈。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們去邊境一線出差都還要開“邊境通行證”。在脫貧攻堅戰中，這里的人們向大山要路，向石漠化要地，他們像當年參加邊境保衛戰那樣義無反顧地向貧困宣戰。在這個和平的年代，我在那里卻感受到了戰爭的氣氛，感受到了上戰場的豪邁，感受到了向命運挑戰的勇氣。脫貧攻堅這樣劃時代的偉大戰役，作家首先應該在場。他應該既是一個參與者，也是一個記錄者和見證者，并努力用自己筆下的人物和故事去記錄不平凡的時代。一個作家深入到脫貧攻堅第一線，恰如海明威當年奔赴西班牙戰場。有些寫作模式，作家在場永遠正確。投身到火熱的現實生活當中去，理應是作家的一種自覺行為，是他不段突破和超越自我的不二法門。

我在邊境一線采風時，走訪了十幾個邊境一線的村莊，時常和那些經歷過戰火歷練的人們打交道，他們當年是戰場上的英雄，現在是脫貧攻堅的主力和領路人。這些人身上散發出來的優秀品質和英雄氣，時常在感染著我，激發著我的寫作欲望。我沿著邊境線采訪，踏勘當年的戰場，營房、塹壕、哨卡、貓耳洞、界碑、國門，這些曾經也是我們的青春記憶。我總認為一個中國人一生中應該去看看我們的界碑，在邊境線上走一走，了解一些邊疆地區的人文和歷史，這樣會更加深他的疆域概念和國家認同感。國境線雖然是無形的，但它在每一個邊地人心目中又重如千鈞。正是這些邊地人，多年來默默地承擔著戍邊守土職責的同時，也在堅韌頑強地改變著家鄉的面貌。他們不應該貧困，邊境線上的村寨更不應該貧困。每一個村口，每一條村道，都是國門所在。邊疆脫貧了，邊境線就穩固了；邊境線穩固了，國家就安寧了。

因此，文山州的脫貧攻堅和山鄉巨變，就顯得特別具有典型意義，或者用文學的話語來說，特別具有辨識度。沒有脫貧攻堅戰的偉大勝利，就沒有邊疆地區的山鄉巨變。我把文山州的壯民族文化和脫貧攻堅作為一個新課題的來研究和學習，對我來說，是一次難得的機會，也是一次挑戰。

在脫貧攻堅戰取得圓滿勝利之際，我看到了邊境線上的村莊天翻地覆的變化。村村通公路，戶戶有新房，果實掛滿枝頭，鮮花開滿路旁。我在見證這鮮活動人的山鄉巨變中不斷豐富自己，不斷思索時代變遷對我們這個民族的偉大意義。我看到了一條公路對一個閉塞的村莊的重要，更看到了觀念的轉變、文化的提升對邊民精神面貌的改變。尤其是后者，在今天這樣一個跨越式發展的時代，人們的觀念必須接受現代文明的洗禮。

云南近現代史中有一段歷史頗能說明觀念革命的重要。1910年的秋天，一列法國殖民者的火車，用野蠻的力量撞開南中國的大門。這條依據中法兩國不平等條約修筑的從越南海防通向云南昆明的鐵路，曾經是民族的創傷和屈辱，但同時，也給遙遠封閉的邊地帶來了蒸汽機文明。在鐵路修筑之初，它被視為洪水猛獸，遭到了當地人的強烈反對，甚至不惜武力抗爭。可是當火車運行起來后，習慣于乘坐轎子馬車和人背馬馱運輸方式的人們逐步領悟到了工業文明的強大和不可抵御。僅僅在法國人的火車開通四年以后，云南的士紳階層便籌劃修建我們自己的鐵路。這是中國第一條民營鐵路，誕生自那些當年視鐵路截斷了“龍脈”、毀壞了“風水”的人們手中，他們被法國人的鐵路所驚醒，徹底顛覆了保守愚昧的認知。他們為求生存爭路權，來了一場自我觀念的革命。盡管它被人們戲稱為“小火車”，像在大地上奔跑的玩具。但它是我們民族自尊自強的象征，是從馬幫時代進入到蒸汽機時代的飛躍，體現著高原人走出大山的勇氣和智慧。到今天，它已成為一筆彌足珍貴的工業文明遺產。

我曾在瀾滄江大峽谷里看到這樣一幅圖景：布滿馬蹄印的千年馬幫驛道在山谷里蜿蜒盤旋，到江底需靠溜索和渡船擺渡；在古渡口上方是上世紀七十年代修建的公路橋，在公路橋兩側，則分別是本世紀初建造的高速公路橋和普通鐵路橋；而在接近峽谷兩邊山巔處，是一座正在建設的通往東南亞諸國的高速鐵路橋。是的，高原人已然進入高鐵時代。上世紀初我們自修的鐵路被稱為“寸軌”，時速僅為十來公里，一百年后我們的高速鐵路，則達到三百五十公里。這段峽谷生動形象地展現了云南高原百年交通變遷，它們像蒼茫大地上一個巨大的隱喻，昭示大時代的滄桑巨變，也促發著我的創作靈感。

我始終認為，一個作家應該是一個渴望生活的人，渴望進入到大時代的“大生活”中，而不是局限于自己的小生活圈子。當我們用文學的真實再現出時代的風采時，我們的寫作才會有現實意義和歷史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