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最近在書堆中，偶然翻到葉圣陶先生長子葉至善在1995年夏末寫來的兩封信。

我和葉至善只見過一次面。那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夏天，在北京東四八條71號的家中，我坐在他們的會客室，和葉老見面交談的時候。葉至善就坐在一側，畢恭畢敬，靜靜地聽著，從不插上一言。使我仿佛重見了往日的歲月，那一種舊時代的流風余韻，給我留下了至今難忘的印象。

其實，對于葉至善，我是早有所了解的。還是在抗戰勝利后的上海，課余在四川北路跑書店的時候，也曾翻閱過由他在開明書店主編的《開明少年》。那時他們全家在驚濤駭浪的長江上，坐了木船從四川內地復員上海沒有多年。這是一本以小學五六年級及初中學生為對象的綜合性月刊，辦得頗有聲色。以后，他似乎一直從事于科普讀物的撰寫，是一位有成就的有關于少年的科普作家。

他寄來的這第一封信，寫于八月十日，是我從來沒讀到過的那么長的信。這是一封長達兩千多字的少見的長信，除了對葉老去世后出版的拙著《葉圣陶和他的世界》表示感謝，也作了些許訂正，還附帶寫了葉老生前難得聽到的生活細節，瑣瑣碎碎一大堆。如果說，“一粒沙中見世界”，從中可獲取他斷片的生活，那是確可無疑的。要說它是“珍聞”，也應該不算過分了吧？他自嘆：“知道這瑣碎的，現在只有我一個人了。”他的惋惜也是可以理解的。在當初當我第一次讀到的時候，就有既新鮮又隔膜的感覺，仿佛是一個已經消退，正處沉寂的時代，僅僅瞬霎之間，已經不見一點蹤影了！

他告訴我，

“我祖父的東家是大儒巷的吳宅，跟潘介泉先生沒有瓜葛。”

“章元善先生的號是‘式之’，不是‘適之’，他是我母親的大姑夫。我母親從小由胡錚子老先生撫育，直到出嫁。是她選中我父親作侄女婿。計碩民先生是我母親的三姑夫……”

“郭紹虞先生從未跟我父親同過學。我父親的叔父和郭先生的父親是好朋友，常帶我父親去他家玩。在朋友中，郭先生和我父親相識最早。”

“23年暑假前遷居上海，先住在永興路永興里（或稱永興坊），這沒有錯，后面有一處卻誤成了鴻興坊。沈雁冰丁曉先兩位先生都在寶山路鴻興坊住過。”

“寶興西里（也有稱西寶興里的）在商務印書館之東，永興坊在北站附近。23年暑假將結束，為了父親上班和我上學方便，就從永興坊搬到了寶山路順泰里，在永興坊住的時間極短，同居除了王伯祥先生家，還有俞平伯先生夫婦，楊賢江先生他那時好像還沒有結婚。”

“‘一·二八’遷出景云里后，先后住過愛多亞路多福里，提籃橋人安里，華德路汾安坊，狄思威路麥加里，直到35年秋搬回蘇州。汾安坊在那里住的日子最長，《文心》《小學國語課本》《開明國文講義》都是在那里完成的。同居的有夏丏尊先生和徐調孚先生兩家。”

他一口氣寫下了那么多舊時上海里弄的名稱，而且多偏于上海市政簡陋的東北角。長長的一大堆。原來這就是葉老年輕時在上海生活的一部分——很重要的部分。也就是“一客堂，兩廂房”中間仄狹的一部分。住了十年，就搬了十次家，平均每年一次。從這個角度，也多少反映出當年這些站在時代前列的文化人僦居簡陋住房一角的生活狀態。中國人一向講究“安居樂業”四個富于哲理的大字。相比之下，他們則或多多少少為此帶著一點尷尬和無奈。

寫了這么多，他這才說，“就寫這幾條吧……”，接著，寫下“無關宏旨”四個大字。意思仿佛前邊只是一陣開場鑼鼓，重頭戲，這才從此開始了。于是，緊接著才是下面這一段話：

這本是某位老先生的一則趣聞，我50年代到北京就聽說了。沒想到徐鑄成先生80年前后發表在《文匯報》上的一篇回憶文章中，把這件事安在了我父親的身上。（徐先生當然不是故意張冠李戴，我相信他的確參加了那次座談會，以名記者的身份。可能他太近視，沒有看清發言的是誰，只聽到說話聲，而口音又相近似。）那個檔次的座談會，我父親是沒有份的，參加的是張瀾、李濟深、黃炎培、柳亞子、陳叔通、馬敘倫、郭沫若等各位在政治上極有影響的老前輩（都是開國大典上站在毛主席身邊的）。即使我父親參加了，他當年才55歲，在這許多老前輩跟前也不會自稱老大的，再看他一向對文學對教育主張，也絕不是一個拒絕唯物主義的人。80年前后，我父親還天天看《文匯報》，見了徐先生那篇文章，當然感到不大有趣。我問父親要不要給徐先生寫封信更正，父親說不必了，由它（指事）去吧。我想也是，徐先生本是好意，想表現我父親的耿介，只是錯用了例子。如果給他去信，不是分明要他認錯賠禮嗎？結果就“由它去”了，每年政協開會，我見了徐先生也從未提起。我現在告訴您，您更不必掛懷，我絲毫沒有責怪的意思。如果大作再版，不妨把這一條刪去……

在這里，也許時間相隔過久，他也并沒有說清楚。一，這并不是一次參加開國大典的這些大佬的會；二，著名報人、名記者徐鑄成先生也并不是以記者身份參加這樣一個會議的。

1949年初，由于形勢的迅速發展，一批還生活在國統區的民主人士如葉圣陶、宋云彬、張絅伯、鄭振鐸、王蕓生、徐鑄成、陳叔通、馬寅初、包達三、柳亞子、張志讓、曹禺、沈體蘭等二十多人，就從上海轉香港北上，進入山東煙臺解放區后，又經濟南、德州等地，終于到達北平。于是，就在三月初的一天，由周恩來邀約座談學習問題。這就是發生在座談中的一個細節。

徐鑄成先生在1982年7月寫的《懷葉圣老》一文中，有關參加3月初那次會議，他這樣寫道：

三月初，輾轉到了解放不久的北平。一天，周恩來副主席邀約我們在北平的民主人士座談對今后的希望。我分明記得葉先生講了幾句使舉座吃驚的話，大意是：“我已年老，腦筋遲鈍了，希望勿勉強我改信唯物主義。”事實證明，以后他一直努力學習馬列主義和毛主席的著作的。他既不是那種“面從，退而后言”的人，也不“遇事三分左”，還沒有想通，先附和、表態。他心里想什么，就說什么，是真正愿意和黨肝膽相照的。

須知當時參加這個會的來自吳語區域的，也并不僅僅是葉老一人。徐鑄成先生由于高度近視，致無法準確注意辨別具體的發言的人，造成了如此一時難以識別的“張冠李戴”的嚴重錯誤。但，他確實是好心好意，是值得同情而予原諒的。歲月如流，直到1985年，他的視力恐還在進一步惡化的狀態中，仍將此文收入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他的文集《風雨故人》中，也說明了他對葉老一番難忘深情。

在這一段長長的時日中，當會遇到多多少少讀者，甚至當初會議的經歷者。如果有人能夠出來點撥一下，對雙方不都是值得歡迎的事嗎？！或者，想一想這樣的發言，是否吻合于這樣的人的性格呢？

遺憾的是，雙方似乎都沒見到。這難道就是魯迅先生很早很早就提到的“國民性”么？

二

香還同志：

要不是來信提起，我不會想到蘇州的城門。城門原有六座：閶、胥、盤、葑、婁、齊；平門和金門是27年后開的，那時我已過十歲，不會記錯。這兩座門形式相仿，用磚的大小和質地與其他城門不同，可作佐證。在此之前，由火車站進城是得繞閶門。最后開的是相門，在蘇嘉鐵路開通之時，大約是36年。蘇嘉路未正式通車，淪陷期間被日本人拆去。

現在去尋訪舊地，得到的印象大多與先前相差甚遠。如王廢基，公園和體育場都是27年后開辟的。那一帶在我小時候荒涼之極，幾個大土墩（太平天國時留下的瓦礫堆），幾個水池，此外就是許多又高又大的古柳樹（恐怕沒有一棵留到現在的）；行人不結伴不敢走，怕攔路搶劫和“背娘舅”，寧可繞道護龍街；夜間沒有路燈，漆黑的，更沒人敢走了，常聽說鬧鬼，可惜故事幾乎千篇一律，無可記述。如果照現在的模樣去描寫八九十年前，那就牛頭不對馬嘴了。

懸橋巷中段對著石橋，原先是并排的兩座祠堂，都姓潘，我祖父租住其中一座祠堂的后花園。（花園出租，看來主人也敗落了。）是東邊的還是西邊的，我問過父親，他也記不真，反正現在都不存在了。搬到濂溪坊，是因為我父親進了小學。小學在夏侯橋，我沒有找到，這個地名早就沒有了，大致在十梓街西口之北，體育場之西。從懸橋巷步行到夏侯橋去上學，對一個十來歲的小學生來說，是太遠了。我出生在濂溪坊，才一歲多點兒就搬到甪直，對濂溪坊毫無印象。最初的記憶從甪直開始，曾在一篇散文中提到過（無存稿）。五歲多一點兒搬回蘇州，住大太平巷五十號（錢宅）最后邊的幾間平房。我也去找過那座舊居，前面幾進因拓寬馬路拆去，最后那排平房也不是原來的樣子了。

有一回去福州出差，我特地去魁歧去找集美學校的舊址，學校還是學校，名稱改了，原先的木結構校舍早已改成了石塊砌的；向下俯視閩江，景色還大致跟父親描寫的對得上號。寫文學傳記總得對環境作些鋪述，可是實在難辦，往往連想象的根據也找不到。

一時興起，又亂寫了三紙。祝健康愉快

至善 八月二十六上午

這是葉至善給我的第二封信。在第一封來信之后，僅僅隔了十天時間，這第二封信便接踵而至。不過換了個題目，談蘇州。談蘇州的鄉情，蘇州的東西南北，四面八方。他的信，仿佛一張迷人的網，頃刻之間，我就墜入這個不大不小的網中了。鄉情，確是溫馨無比的。

說起蘇州的六座城門，原就是這座歷史小城無可替代的標記。一個十歲的孩子已經知道去認真分辨城墻的用磚和質地，而且記得那么細致深刻，在在都在說明他對鄉土之眷念，真是叫人佩服。提起懸橋巷，很難忘記這一條位于臨頓路一側的東西向的小巷。它與我家所在的潘儒巷并行。葉老生前也提到過。小巷西口有一家名叫“協記”的小小布店。也還記得，巷中間存在過有清一代有名的宋版書收藏家黃丕烈的故居“士禮居”。可惜的是，現在連一點影子都找不到了。那家布店卻一直是伴著我長大的。小時候，常常隨著母親去布店剪布。離“協記”布店不幾步路，差不多已到了臨頓路口，還有一家叫“九如”的小茶館，內部還有書場。門口掛著黑漆木牌，用白粉筆水寫著說書先生的名字和書目。每到春暖花開時候，這家茶館的小小天井潮濕的地面上，常常喂養著一群黃茸茸的小雞，傳遞一點春的消息。

葉老的出生地就在懸橋巷的東端，幾十年前，我曾去訪問過，潘家祠堂原址還在，一排黑色的木門。葉老的父親是做“知數”先生的，也就是蘇州人過去統稱的“賬房先生”。開倉收租、催租，或人家偶遇紅白事，需要幫忙，就得找到他們。這是一份很特殊的職業。離這里，朝平江路走幾步，小石橋邊，就是顧家花園，也就是史學家顧頡剛先生的老宅。再朝平江路走一點路，有一條沿河的小巷，叫大新橋巷，這里就是郭紹虞師的故居了。

在蘇州城內，小巷深處，還有在別處很少能見到的神廟，或稱神祠，就是將歷史上出現過的人物加以神化，建祠立廟，塑像祭祀。在我家潘儒巷，就有一所任昉祠，俗稱眼目司廟。任昉就是南北朝時那位頗有點名氣的文人，但不知怎么地他與眼目司拉上了關系？！過橋對面，又有一座蔣廟，這里卻祭祀三國時期不見經傳，僅僅做過秣陵尉的蔣子文，就有點不可思議了。最不易忘記的是，逢到夏天久旱不雨，鄉人就會把這些神廟里的神像搬上街頭求雨，隊伍浩浩蕩蕩。開道的總是“臂鑼、臂香”，只見赤裸上身的兩名壯漢，支起的手臂，用數枚鋼針，嚴嚴地各吊起一面大銅鑼、一座錫制的香爐，鋼針直刺入粗臂內，看了真使人驚心動魄。當年，我是睜大眼睛，踮起小腳背，站在門檻上看。往往過了好多天，還會想著他們。

我讀初中一年級，正是抗日戰爭時期，蘇州已經淪陷，處于敵偽統治之下。學校是草橋中學。這所學校，曾培養過像王伯祥、顧頡剛、葉圣陶、鄭逸梅、吳湖帆等一大批人。當初著名教育家袁希洛留日回來，就在這里當校長。淪陷后的校長，卻是做過創造社后期小伙計的丁丁，西裝革履，一副新貴的樣子。平時卻很少看見這位校長先生的身影。教師中最深刻難忘的是教“動物學”“植物學”的胡維功先生。他上課從不看課本，卻一絲不茍，不由人不對他產生一點敬意。自學校走出校門僅幾步路，就是葉至善提到的“荒涼之極”的“王廢基”，或稱“王府基”。講“常熟話”的那位體操老師，有時就喜歡帶我們到那邊去上課。當然，“荒涼之極”是看不到了，但是，仍然深深留著它一時無法抹去的空曠和荒涼。元末吳王張士誠在這里留下的王府基、齊云樓遺址，似乎仍然在向世人訴說著歷史盛衰，這個無法避免的帶有規律性的問題。

很久很久沒去故鄉蘇州了。現在的王廢基，當另是一番景象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