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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梁啟超而言，1922年可謂“演講年”。除在清華學校、北京大學、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北京美術學校等教育機構發表學術講演外，暑期間他先后前往天津、南京、上海、南通、長沙、武漢、開封等地進行講學，對各地的新文化運動產生了深遠影響。關于梁啟超1922年的講學活動，《梁啟超年譜》等傳記資料均作了簡要記述，且有《梁啟超1922年長沙講演述評》《1922年梁啟超武漢講演考實》等文章對他在長沙、武漢兩地的講演予以考證與述評。2018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新版《梁啟超全集》較之舊版全集，增輯了梁氏的大量文稿，其中便包括1922年的若干演說記錄。然而由于民國文獻的不易搜尋，梁啟超的生平史料仍多有散佚，相關史實仍有一些值得申說之處。本文即根據新見史料，對梁氏1922年的開封講演日程進行考辨，鉤沉《梁啟超全集》未收的演說記錄，并就河南之行的緣起與影響等進行初步探究。

一、梁啟超開封講演日程

1922年9月7日上海《新聞報》已登出“梁啟超黃炎培六日往黃州游赤壁，梁準八日赴豫，黃準七日晚搭輪赴寧”的短訊。梁啟超確于9月8日晚由武漢啟程赴河南，次日抵達開封。據9月12日北京《晨報》登載的“開封通信”《梁啟超已到開封》，梁啟超與張耀翔、傅佩青9日晨抵鄭，河南督軍馮玉祥所派代表吳、李兩人，十四師所派之副官長，二十四師之副官長均赴鄭州迎接，旋即乘車來汴，河南軍政商學各界前往車站歡迎。教育界有一師、一中、二中、甲工等校師生，軍界為參謀長蔣鴻遇，政界為省長張鳳臺、政務廳長暴式彬、教育廳長李步青和警務處長劉郁芬，此外尚有數名西人。馮玉祥派人請梁啟超先往南關演武廳休息，后至省長公署。午間梁啟超至河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赴該校之歡迎會并下榻此地。下午赴河道街浴華樓澡堂，晚間至督署與馮玉祥晤談。因在湘鄂連日講演，喉嚨微痛，故10日全天休息，11日開始演講，預定的講題有：1.《怎樣才配做共和國民》（各界公開）；2.《教育職業》（教職員）；3.《對于河南教育前途希望》（教育界）；4.《自動的研究與自律的修養》（學生）；5.《青年元氣之培養》（學生）；6.《國兵與國民》（軍界）。

依據實際的情況，這些演講會臨時作出一些調整。在省立一師的歡迎會上，喉部不適的梁啟超不得不發表簡短講話。9月15日上海《新聞報》第6版登有《梁任公在汴講演記》，刊布了本次演說的大意。因本篇為《梁啟超全集》所失收，茲抄錄如下（原刊為句讀形式，茲重新標點）：

今日因嗓子不好，不能大聲講演，甚對不起。預定講題中所列之（甲）《自動的研究與自律的修養》；（乙）《青年元氣之培養》，準于后日向各校演講。今日諸君既屬均在師校肄業，即就師校生之所宜修養者，與應負之責任，約略言之。國家對于師校學生，均較他校為優。如宿膳費之免除，即其一端。人在社會，受一分優遇，即當有一分報酬。他日諸君在教育界服務，寧可報答較厚，不可少薄。不過以現在的生活，任教育職務，小學則每月十數元或數十元，即在大學充職務，亦不過數百元。若與軍界人比較，始而連長，繼而營長團長旅長師長，一二年間，即可大闊特闊，坐汽車住洋樓者比比皆是。再與作官的當議員的比較，他們往往不多時，弄了許多銀元，實在未免相形見絀了。變一句話說，若要不是沒出息的人，誰肯干教育界的事？不知此大誤也。他們弄錢雖多，物質上的享受，誠然比教育界人快樂，然來的錢多不正當，既受良心上督責，又受社會上攻擊。稍一不慎，且要受法律上的制裁。這種痛苦，實在是狠多的。教育界人，吃的是清茶淡飯，自然比魚翅燕菜是不如的。要知道所吃魚翅燕菜，最感快樂的只此寸余之舌頭，咽下喉嚨，與清茶淡飯是一樣的。吾人在教育界精神上之真正快樂，豈就此寸余之舌頭乎？吾以為天下自利利他之事，實在都比不上干教育的事業。所以在教育界干事底人，總要知道精神上的真快樂，不去與只知享受物質上的快樂者較長短。孔老先生從前贊顏回說：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在常人看來顏子未免太書癡氣了。其實顏子真知精神快樂，所打的算盤，比旁人高一點，不肯犧牲了精神上快樂，去圖物質上快樂就是了。末后我還有幾句話，要與諸君說說。當君主時代國家的安危全責在君主。遇英明的君主，國家就可太平。若遇昏聵的君主，國家就要危亡。當時的臣民一遇昏君當國的時候，無可如何，就專注重于教訓太子。賈長沙所著的《治安策》，對于教太子法，言之甚詳，就是這個緣故。現在是中華民國，主權屬之全體國民。吾國號稱四萬萬人，若除去沒公民權之女子，及未成年之男子，大約要有一萬五以上的人負國家安危如從前之皇帝的。現在這國事如此其糟，不用說這一萬萬以上的皇帝，是昏聵糊涂，無可希望了。所有將來的希望，只有好好培養太子的一個法子。現在大多數皇帝的太子，大約都是春秋鼎盛，天稟聰明。如能培養的好了，一定可以轉危為安。不過這一種培養太子，如古時太保太傅太師的責任是誰？自然是舍師范生莫屬了。

早在1896年，梁啟超就曾發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第一篇專門論述師范教育的文章《變法通議·論學校四·師范學校》，明確指出：“欲革舊習、興智學，必以立師范學堂為第一義。”認為師范教育是各種學校教育的基礎，“師范學校立，而群學之基悉定”，“師也者，學子之根核也，師道不立，而欲學術之能善，是猶種稂莠而求稻苗，未有能獲者也”。梁氏首倡師范教育，主張培養新式師資，注重教師的地位與作用，對教員的職業操守與品德修養均提出較高的要求。師范生是“準教師”，擔負著為國家培養健全公民的巨大責任。因此，梁啟超特意為河南省立一師的學生講述兩個方面的話題：師范生的素養與應負的責任。通過將教育工作者與為官之人進行比較，列舉顏回安貧樂道的例子，梁啟超旨在強調真正熱愛教育事業的人“要知道教師精神上的真快樂”，這不僅是為了報答國家的優待與培養，而且是從教者應有的教育情懷。繼而將古今現象進行類比，闡明教育與政治的深刻聯系：如果將青年培養成為合格的現代公民，中國的未來仍有希望，國運的昌盛不是空中樓閣。師范生的重責由此可見。

據演講開篇，9月11日梁啟超為開封各校學生安排了《自動的研究與自律的修養》《青年元氣之培養》兩場演講。據9月17日上海《新聞報》第6版消息《梁任公在汴講演紀要（二）》，梁啟超11日、12日在模范講演社共作了三次演說，當時曾由哲學社河南分社安排專人筆錄。11日上午先由張耀翔演講《智力測驗》，因有學生喧嘩，會場秩序一度混亂。隨后梁啟超講《自動的研究與自律的修養》，下午則演講《教育職業》。晚十時，河南省長張鳳臺于省長公署設宴為梁氏洗塵，張耀翔、傅佩青、政務廳長常秀山、教育廳長李步青、一師校長谷毓琦等同席。梁啟超在席間稱贊河南，“言河南為文明開化最早之區，金石古跡，到處皆是，甚盼博物館早日成立，引起學者研究文化之興味，日前因教育改進會開會，赴濟南，登泰山，見有銅佛四尊，據外人言可謂美術品中最有價值者，然在河南恐此類美術品尤多”。張鳳臺拿出澠池出土之古陶器令客人賞鑒，梁氏認為極有價值。12日上午，梁啟超的講題為《青年元氣之培養》。從文章撮述的大意可知，本次演講與9月4日在武昌暑期學校的同題演說內容相近。12日下午，第二中校（即河南省立第二中學）校友會在該校歡迎梁氏，因記者未到，具體情形不詳。梁啟超在歡迎會上是否有演說，尚待進一步考證。

9月17日天津《益世報》所刊觀奕《梁任公在豫之演說紀略》記述了《自動的研究與自律的修養》《教育職業》的演說摘要，分別如下列兩段所示：

人在社會最重要的有兩件事，一是要求知識，一是要養品格。今天的講題，是《自動的研究與自律的修養》。自動是對他動而言，自律是對他律而言。大凡人當幼稚的時代，及社會未開化時代，在在均須受人制裁。人到成年以后，社會到開化的時候，才能夠自動與自律。但是要問為什么才能夠自動，可以答遇事當思發出問題。若要再問為什么才能發出問題，可以答隨時當善用觀察。若進而問為什么要去自動，也可以分答如下：甲為發達個性而自動，乙為發展群性而自動。至于自律的修養，果是如何才能的，也可以分列三種。甲是發揮本性，乙要養成習慣，丙要抑制感情。

這個講題，是因為去年受過一種激刺想出來的。去年有美國孟祿博士，來中國調查教育，走了四五個月之久。調查的結果，他曾給我寄了一封信，說中國教育是辦不好的，因為中國在教育界的人，多非以教育為職業之故。我因而才想出這個題來了。社會上最不好的就是無業游民。我嘗有一種感觸，見有名片上印了許多官銜，如像某某學校職員，或是督軍公署顧問，或是省長公署顧問，我一看就覺得這一個人是很危險了，大概離無業游民不遠了。因為這一種人，對于自己的職業，既不能專又不能精，所有職業，全是很無謂的，豈不是幾等于無業么？中國從前有個大教育家，就在今日世界上論，也可算是大教育家。諸君道是誰呢？就是孔老先生。孔子當時在魯國前半生可以說他是個政治家，但他是個反對軍閥派的人。魯國的三家，就是最大的三個軍閥家。孔子反對他們，不幸未竟厥功，至于失敗，從此逃往外國而去，適衛適齊，一氣在外住了十幾年，專以教書為業。所以孔子后半生，完全是個教育家。

梁啟超在演講《教育職業》中還援引老子“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莊子“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等語，反復闡說。又據《梁任公在汴講演紀要（二）》，演說后半段與8月14日在上海中華職業學校所講《敬業與樂業》中的觀點大同小異。

據9月18日北京《京報》消息《梁任公去汴記》，13日晨間，梁啟超在女子師范學校演說《女權運動》，講述女權運動的步驟。這一話題不久前在武昌暑期學校亦曾講過。十時半，繼續在模范講演社作公開講演《對于河南教育前途之希望》，對豫省教育提出三點希望：“將中等以上學校設法提高，注重人才教育”；“辦一個最高學府”；“辦一個博物館”。9月17日、18日北京《晨報》刊有“澹”記錄的演說大意《梁啟超對于河南教育之三希望》，新版《梁啟超全集》據此以《對于河南教育前途之三希望》輯入第15集。9月17日、9月19日的上海《新聞報》《時報》亦分別以《梁任公在汴講演紀要 對于河南教育前途之希望》《梁啟超在汴講演紀要 對于河南教育前途之希望》作了報道，所錄演說紀要與“澹”的記錄大致相同。14日上午，在模范講演社作題為《怎樣才配做共和國民》的演說，“大致謂共和國民，須能自立自衛自治，始可享受自由幸福，分段演述，極為懇摯”。講畢，赴開封道尹公署午餐。午后，梁啟超由汴赴京，張鳳臺、馮玉祥親至車站送行，并以四百元為贐儀，派副官一人，憲兵四人，護送至京。梁啟超的暑期巡回講學之旅至此結束。

除報刊文獻外，1922年9月間的《馮玉祥日記》亦可見關于梁啟超的多條記載，可對上述考辨進行補充。9月9日即梁啟超抵汴當日，《馮玉祥日記》記有“十點，梁啟超問及河南情形。告以未來豫省前之巡輯輯營及匪情”。10日載：“八點半，請梁啟超看軍官體操。九點，看軍佐體操。”11日晨六時，梁啟超應馮玉祥之邀，為官長作題為《兵之必要》的講話。馮氏在日記中記錄了演說綱要：

吾一方面主張國中無一兵，一方面則主張全國皆兵。蓋兵之必要有二：一、為國家保險。二、為社會保險。現值弱肉強食之世界，無保險軍人，而欲國家永存，社會安寧是不能也。然軍人亦能為國家社會發生危險。如唐宋五代之際，藩閥專橫，自相殘殺，兵之為禍烈矣哉！又北宋徽欽被虜，而官兵望風奔潰，毫無抵抗力，則募兵之過也。近世各國均視吾國如盤中肉，而東鄰鷹盯虎視，尤為垂涎。前途危險，不堪言狀。故為國家保險起見，斷不能無兵。欲變將來社會為軍人社會，以御外來之侵侮，尤非行全國皆兵之制度不可，曠觀今日軍隊，究為國家保險乎？抑為國家發生危險乎？究為社會保險乎？抑為社會發生危險乎？天下滔滔，諸君當已知之。惟貴軍紀律嚴明，久稱模范軍隊，實保險國家、保險社會之最良保障。甚望此種隊伍將來能以普遍化，中國前途庶有豸乎！

第一次直奉戰爭結束后，馮玉祥于1922年夏調任河南督軍。督豫期間，他勵精圖治，以恢復秩序，改善民生為治豫第一要務，社會風氣煥然一新。馮氏遂贏得“平民督軍”的美稱，其部隊“模范軍隊”的盛譽開始蜚聲全國。由此，梁啟超在講話中贊譽馮的軍隊乃“保險國家、保險社會之最良保障”，希望全國加以仿效，用強大的武裝力量來抵御外來的侵略。

9月13日下午六時，梁啟超再次為排長、司務長作題為《軍國民教育之真正精神》的講話，時長一個多小時。馮玉祥在日記中同樣記下了梁氏的演說要點：

軍國民教育有二種：一、侵略軍國民教育。二、自衛軍國民教育。歐陸列強一向采行侵略軍國民教育。吾則以為最可寶貴、最適宜于我國國情者，乃自衛軍國民教育也。吾漢族自衛精神最豐富，試觀秦皇漢武，驅逐夷虜，鞏固邊陲，既可知矣。人生于世，莫恃強凌弱，吾雖有強力，不可用以打人，只備人打我時防御之用耳。羅馬不能自衛，其今日如何？吾國前曾亡于元清，終能恢復者何也？以彼時國亡種未亡也。今也東鄰日本，最為強暴，最喜侵略，琉球、臺灣、澎湖、朝鮮，相繼割去。自歐洲大戰以來，狼吞虎咽，幾視吾滿蒙為己有。荀一旦入主中國，則亡種之禍立至，將萬劫而不復也。美之親華，以日本滅中國后，美亦將受威脅，但美尚未遽圖日者，何也？以牽制于英日同盟也。惟就現勢觀察，將來美日之戰必難幸免，少則三年，多則五年，荀合中美俄三國而圖日本，事更易易。吾之欲圖日本，非欲得其土地也，以桀傲〔驁〕不馴之徒，不得不重懲其一次耳。盼望諸君發奮為雄，雖一分一秒亦勿空過，以擔負此救國家、救種族之重大擔子也。

關于這次演講，還有一段后世廣為流傳的小插曲：馮玉祥因被梁啟超演說內容感動，在場內放聲大哭。據查考，此說最早見諸當時的新聞報道，如9月20日《新聞報》第6版《梁任公去汴紀》云：“又同日晚在演武廳為軍界講演之題目，系《軍國民之真精神》。正演說時，馮督忽號啕大哭，各軍官亦多淚下。”《軍國民之真精神》應即《軍國民教育之真正精神》。這則軼聞廣被征引，如陶菊隱的《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中描繪了如下場景：“九月十四日梁啟超在開封演武廳向軍官們講演‘軍國民之精神’，忽然有人號啕大哭，大家定睛一看，哭者就是督軍，因此全體聽講的軍官無不號啕大哭，把講演會搞成了一個‘舉哀會’。”只是演講日期不知何故誤成了“九月十四日”。

綜合以上考證，1922年9月9日至14日，在汴期間梁啟超至少發表九次演說，為直觀呈現，可列表如下：

二、梁啟超開封之行緣起

梁啟超1922年在全國各地的巡回講演，雖然涉及政治、文化、女權等話題，但主要以教育為主。究其緣由，邀請方主要是各地的教育機構。如在武漢的講學是應武昌中華大學校長陳時主持的暑期學校之邀，長沙講學的組織發起者是湖南教育會。1922年9月7日上海《時事新報》第1張第2版“本館專電”欄內的一則電文曰：“馮張電鄂，約梁任公來豫講演，已得復電，允日內北來”。說明邀請梁啟超來汴講學的是豫省主政者馮玉祥、張鳳臺。梁啟超的講學之行雖屬官方性質，但卻與河南中原煤礦公司（簡稱“中原公司”）存在一些關聯。

1922年9月14日上海《時報》《新聞報》分別刊載內容相近的兩則簡訊《梁任公蒞汴紀 汴人之歡迎與反對》《梁任公蒞汴記》，報道了梁啟超抵汴后受到當地各界代表歡迎的情形。據文章云，梁啟超來汴，歡迎者固然較多，但反對的聲浪同樣不少。開封《大中國報》連日刊登反對梁氏的言論。9月10日該報登有三篇文章，題為《梁賢人到汴矣》《梁賢人之功績》《忠告梁賢人》，大致內容謂梁啟超開封之行與中原公司公股問題頗有關系。同日早晨，開封各街貼有一種警告信，內容如下（原刊為句讀形式）：

敬啟者：吾豫民氣，本屬不振，所賴者有一般青年之奮斗耳。無如屢受壓迫，疊遭摧殘，河南全省，幾無生氣。因之賣省害民之事，層出不窮，最可恨者莫如中原公司擬退公股一事。當該公司初創之時，強拉公股一百萬，得此巨款，借以發展。不意該公司行大托拉斯之政策，已將河南各小煤礦，吸收殆盡，壟斷增價，萬民受害。因有公股掣肘，不能大肆貪心，忘恩負義，百方運動，退還公股，以便任意漲價。梁啟超受其運動，曾派代表李某來豫，坐催當局取銷公股。幸各界反對，暫作擱淺。前事顯然，可以復按。今梁之來，明為講演，暗藏禍心。此事關系全省利害，望各界特別注意，一致主張，無為所惑，保我利權。特此通告，河南公民啟。

9月13日天津《益世報》第7版刊出的《梁任公蒞汴之講演情形 歡迎者有人反對者亦有人》同樣透露反對梁啟超來豫的不乏其人，反對者認為梁氏此行“借講演為名，實行其經商的政策”，理由是他系中原公司大股東，該公司主張托拉斯主義，擬退還百萬公股，以便壓制其他煤礦，自由漲價。梁啟超與河南中原公司到底關系如何？9月18日上海《民國日報》第5版《梁啟超赴豫與某公司 替某公司運動退還公股》較為詳細地敘述了梁啟超赴豫與某公司（即中原公司）公股問題的內情，不妨抄錄如次：

豫函云，鼎鼎有名之文學大家梁啟超，此次偕名流數輩在湘鄂演講。河南某煤礦公司，前曾求梁派遣代表來豫運動退還公股，現正醞釀未成，故該公司一系人物，現又借此名目，請求梁氏過豫演講，而內幕中實求梁氏來豫運動軍省議三長，商議退還該公司公股事也。故梁到汴，除中原公司一部人表示歡迎外，其他各界對梁氏均持冷淡態度。惟梁今之來汴，陽借演講為招牌，而暗中助該公司運動退還公股。此事與河南人民有切膚之痛，故一般人頗厭惡之。茲將其關系之內幕詳敘于后。

▲某公司之勢焰 某公司之在河南，壟斷專橫，勾結外援（即英國某公司）。河南土窯礦商，被其蠶食侵奪者不知凡幾。民國以來，河南各界結合團體，迭將該公司控之當道。無如該公司勢力浩大，抗衡不易。年來該公司首領人物，自知專橫已甚，見棄省人，鑒于四周空氣不好，恐下屆董事會選舉，伊等將落孫山，故為鞏固自己勢力，久據公司權利起見，乃不顧公論，倒行逆施，遂有倡議退還河南全省公股之事。河南全省父老，因利害關系，皆群起反對，于是該公司乃求他山之助于梁氏。

▲梁與某公司之關系 某公司現在之領袖人物，為胡某，與王某。王曾留學日本，與梁關系似最早。而胡則在段氏二次秉國時，曾為全國煙酒事務局督辦，時梁正為財政總長。梁與某公司關系，當以此為最親熱時代。嗣后梁氏游歷歐洲，該公司屢次接濟旅費。梁與該公司關系之深，世人知之者，固不多也。前者該公司為退還全省公股事，梁曾派遣代表，來豫運動一切。詎為軍省兩長窺破隱秘，以此事全權，輕輕推在汴議會身上，敷衍過去。刻下汴會開幕伊始，該公司退股之死心復燃，力請梁氏來汴，完成此事。然明目張膽，恐招豫人之忌。適會逢梁演講之名，乃借此以欺朦豫人之耳目。當此議發動時，一班明眼人即窺破其奸，極力反對梁氏個人來豫，而與梁偕行之諸名流，則無不歡迎之。聞曾推舉代表，前往拒梁，詎意代表未至，而梁已來。

▲各界對梁之態度 梁氏來汴之內幕，既如上述。眾以公司退還公股與否，關系汴人權利甚大，此系汴人私事，汴人自能處理之，當此省人自治潮流澎湃之時，梁氏不應越俎而干涉之，心理上既已厭惡之矣。故梁到汴后，所受之待遇，亦殊落寞。馮督無論矣，張省長亦僅派教育廳長迎梁。而李教長，則假辭不往，派某科長，亦推故不去。至實業廳長，又早日假公赴鄭。故梁駐汴三數日，與之常相周旋者，不過該公司一系之人耳。而汴垣青年中有一班熱心分子，粘貼廣告，數梁罪狀，且欲在演講臺上，當面質問梁氏者。故當梁氏講演之日，會場周圍，門前布滿警察，而門口招待員，對來賓亦非常注意，蓋即防豫中公民之質問也。說者謂梁當過大文豪，坐過財政總長，當此炎暑未退，何苦奔波，致討沒趣。吾人誠愛梁氏，實不能不為聲價惜也。

關于梁啟超在豫期間受到的冷遇，這篇文章的表述顯然多有夸張，與實情不盡相符。但對梁啟超與中原公司“關系之深”的描述頗具史料價值。河南中原公司成立于1914年9月，系胡汝麟、王敬芳聯絡中州、豫泰、明德三公司合組而成，胡汝麟當選總理，王敬芳為協理。胡汝麟、王敬芳即上文提到的“胡某”“王某”。公司初創時，采用礦權作股辦法，“以三公司所有之礦權，假定為股本一百萬”，“新舊資本共集國幣三百萬元”，遵照公司條例為股份有限公司。胡汝麟，字石青，曾與王敬芳共同發行《新中州報》。1917年梁啟超任財政總長期間，胡氏出任全國煙酒公賣局總辦。1919年1月，胡汝麟因福公司礦案在開封被捕。翌年，經北洋軍閥政府調解，與河南省政府達成胡氏出獄條件：中原公司增加公股股權；胡汝麟不再擔任中原公司總理；胡汝麟不再進行政治活動；與公司內部和解。1921年，胡汝麟任中原公司董事長。王敬芳，字摶沙，是上海中國公學、河南大學（前身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等）和焦作工學院（前身焦作路礦學堂）三校的主要創辦人。胡、王與梁啟超政見相近，過從甚密，同是進步黨研究系的骨干人物。據上述引文，梁啟超1918年至1919年間的歐洲之行，曾得到中原公司經濟上的資助。因與胡、王的親密關系，梁啟超成為中原公司的股東之一，對它的發展自然極為支持與關注。中原公司邀請梁啟超來汴，名義上是講學，實際上是為了運動豫省當局，商議退還公股之事。由于這一行為觸動了河南父老的根本利益，梁啟超的到來并未得到全體豫人的熱情歡迎。一些知悉內情的當地青年甚至粘貼廣告，揭露梁啟超的罪行，并且準備在演講臺上當面質問梁氏。1922年的開封《大中國報》已難查閱，依據上述各報言之鑿鑿的訊息，我們認為中原公司力邀梁啟超來汴運動退還公股一事基本可信。可惜報紙上對于梁啟超在汴期間的公開報道主要還是講演活動，至于公股之事的細節與結果，尚待更多的文獻資料。

三、梁啟超開封之行的影響

梁啟超在開封的講學，對于河南乃至中原地區的新文化運動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1922年，河南還沒有一所真正現代意義上的公立高等學府。因而梁氏在《對于河南教育前途之希望》演說中的第二點希望是將留學歐美預備學校升格為大學。已有學者評價這一提議“不僅使一直渴望本省擁有大學的河南部分知識分子受到了極大鼓舞，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當時主豫的馮玉祥及河南政界其他人士很快把創辦大學這一事件提上了議事日程”，從而“為日后馮玉祥推動河南大學建立起到了關鍵性的助推作用”。梁啟超甫一離汴，河南方面就開始積極籌建中州大學。督軍馮玉祥與省長張鳳臺商議將沒收的趙倜逆產全部撥作教育經費。10月初，兩人聯名致電北洋軍閥教育部，請示以趙氏財產充作中州大學的籌辦基金，得到黎元洪的批復。中州大學的成立，最終落實了梁啟超對于河南教育的一大希冀。

梁啟超有關河南省盡快辦一博物館的建議同樣得到了響應。1923年3月，河南省教育廳令文廟街第一學生圖書館附設博物館，“約年余成立，所征集之陳列品：為碑帖，標本，絲綢，五谷以及各地之特產，亦甚夥”。1927年，在時任河南省政府主席馮玉祥的主導下，開始籌設建制獨立的河南民族博物館，次年建成，即今天河南博物院的前身。

此外，梁啟超在河南一師的講演還間接引發了一次學潮。9月17日下午，該校學生將校長谷毓琦驅逐出校，向教育廳要求委派新校長。9月23日上海《新聞報》刊出《河南第一師校又起風潮》，稱風潮有兩大遠因，三大近因，第二大近因是：梁啟超下榻河南一師期間，谷毓琦招待甚殷勤，講演時在講臺側端茶倒水；學生認為谷氏態度近于猥瑣，有損學校名譽。京滬媒體對本次風潮持續關注，但相關報道不乏錯誤信息。9月27日、10月1日滬上兩大副刊《時事新報·學燈》《民國日報·覺悟》相繼登出開封本地讀者致兩刊編者張東蓀、邵力子的來函，旨在向外界披露風潮的真相。兩文均將梁啟超在一師的演講與風潮相聯系，但所述細節略有差異。前文說梁啟超演講《學生自初的研究與自律的修養》（應即《自動的研究與自律的修養》）時，臺下學生秩序不好，梁氏即停止講演，谷毓琦校長大發雷霆，批評學生沒有自律的精神，引發學生極大不滿。后文稱梁啟超寓居一師，谷校長召集學生開歡迎會，開會時說話不得體，引起學生極大厭惡，加之對梁氏“貌近猥瑣”，更增學生反感。這次風潮的結果之一是河南省教育廳長李步青因“用人不當”去職，馮玉祥請故交凌冰就任教育廳長。凌冰來豫后“對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升格為河南中州大學做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有效地促成了河南中州大學的建立”。

結語

綜上所述，梁啟超1922年9月的開封之行起因于中原煤礦公司請他向當局運動退還公股，遂導致當地部分熱心青年的反感與反對。然而從當時媒體的曝光度和實際的效果來看，梁啟超在汴期間的行蹤主要圍繞講學活動展開，公股一事反倒隱沒于歷史舞臺而渺然難考。在不足一周的時間內，梁啟超通過若干講演（可考者凡九次），向開封軍政學界提出了自己的殷切希望，并與馮玉祥等主政者密切交流，為河南的現代化擘畫了初步藍圖，對豫省的教育、文化產生了不可忽視的積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