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文學的泛化是從作品中心轉向文化中心，這種“文學性”的蔓延，使“文學”成了一個無所不包的宏大概念，既取消了文學的獨立性和唯一性，也阻斷了文學在想象世界里的可能性。無論是將文學理論美學化、哲學化，還是將文學研究知識化、歷史化，都是想通過確定研究對象的不可替代性而讓“文學科學”獲得學科的獨立性，但“文學性”一旦被泛化為一個空洞的理論概念或一堆歷史材料，就會喪失文學的藝術性和愉悅性。

一

在技術化、電子化時代里，文學的觀念和實踐都在發生巨變，這個變化的速度超過了很多人的想象，它的重要特征是沒有了方向感，或者說，呈現出了無數可能的方向。這個時候，應該選擇和哪一種文學站在一起？有很多種選擇可能就意味著無從選擇，許多人文學焦慮正源于此。假若仍然固守文學是一種永恒的審美形式，是人類生活的精神象征這種觀念，你很快就會發現，這種永恒性、精神性的光芒已經黯淡。影響力越來越大的類型文學、網絡文學，還有各種視聽作品，都借力于新型消費模式而贏得它們的受眾，讓他們用點擊率、互動留言、彈幕等各種有代入感的參與方式，共同完成對一部作品的傳播和塑造。

許多年前，美國批評家希利斯·米勒正是看到了數字時代的虛擬世界將徹底顛覆傳統文學的風格和秩序，并將重塑人類對世界的感知系統，才發出文學在電子媒介時代即將“終結”的感嘆。現實正在被技術改編和重構，正在演變成超現實。

超現實對應的是超文本。網絡連接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文學與生活的關系早已不再是過去那種鏡像關系，生活成了立體的、多維度的網狀結構，身在其中的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寫作者，每一種材料都可以生產出不同的文本，每一種媒介都可以成為不同文本的載體。現在，整個世界都在變成一個超級文本，文學可能不再是“詩性的現實”，寫作也不再是作家專有的話語權力，它作為一種觀念的建構，和其他話語類型并無實質的區別。

文學的外在化其實就是文學的泛化，是從作品中心轉向文化中心。這種文學性的擴張未必是文學的福音，也不一定是文學研究的通途，但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它影響著文學寫作和理論建構的走向。

“文學性”蔓延到了其他文化領域，“文學”也就成了一個無所不包的宏大概念。這種對文學的擴張、蔓延和泛化，既取消了文學的獨立性和唯一性，也阻斷了文學在想象世界里的可能性。

二

文學是“藝”，而不是“學”，即便是“學”，它也是存在論而非知識論意義上的“學”；但在今天這個文學不斷擴張、蔓延和泛化的時代，知識論意義上的“學”都匯聚到了文學的洪流之中。

文學的邊界在擴大，但文學自身的面目卻變得越來越模糊。在這個背景下，文學理論界出現了一個傾向，那就是不怎么注重對文學文本解讀的有效性，而著迷于將文學理論美學化、哲學化。

文學理論畢竟不同于哲學，它理應面對大量活潑、感性且充滿藝術奧秘的文學文本，而這些文本中的“自我”也多數不是一個思辨的主體，而是帶著作家感情和體悟的藝術化的“自我”，是一個可以對話的、有靈魂的人。如何處置這些人的情感形式和精神密碼，是任何文藝理論都要著力解決的問題。概念常常是普遍性的概括，但文學形象則是個別的、獨一的，所以，很多概念在闡釋具體的文學作品或文學現象時顯得并不合身，它貌似在說文學，其實更多的是在自我闡釋和自我纏繞。

推動文學發展的永遠是創作本身，并不依賴理論建構或觀念之爭。幾乎每一種新的文學樣式被創造出來，或者每一個偉大形象的誕生，都會漲破原有文學理論的殼，改寫“文學”的定義。文學理論的發展，恰恰是要接受寫作實踐的檢驗，并不斷通過新的寫作實踐和文本例證來糾偏固有的理論成見。過分執著于概念或定義的理論家，往往會以抽空文學經驗為代價，無法有效地進入文學本身，而把定義、概念、方法當作一切；所謂理論的空轉，其實就是概念和語言的自我循環，它無法從文學文本出發，然后返回到文學寫作的實踐之中。

中國文論主要是經驗式的，先研究作品，然后從作品中抽象出理論觀念和藝術方法來，錢鍾書提出“通感”這樣的概念，也是從具體作品中得到了感悟，再作進一步理論闡發。但印象式、感悟式的文論，終究過于依賴作品個案經驗的總結，難以形成系統、抽象的理論構架；任何個案都是有局限的，且歸納不能窮盡所有個案，任何歸納都只能是不完全歸納，通過歸納所形成的結論，遲早會碰到不同的反例，進而導致再一次的歸納，所以韋勒克重視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辯證關系，認為它們之間是互相滲透、互相作用的。

是歸納還是演繹，是經驗還是先驗，是實踐還是理論？爭論還會一直繼續下去，但在不斷將文學理論美學化、哲學化的進程之中，后者往往壓抑前者。而筆者恰恰認為，沒有歸納、經驗和實踐對文學理論的糾偏，理論只會越來越空洞，尤其是這些年來，對西方理論的亦步亦趨，出現了許多脫離文學文本的理論迷思。越來越多人認為，文學理論并不完全是經驗性或實踐性的，理論也有其自身的獨立性，從理論出發的自我演繹也能發展文學理論本身。即便對于文本的理解，很多理論家也不認為只有文學作品才是理論要參照的文本，整個社會都可作為“文本”來研究，文化研究的要旨就是對一切社會文本進行話語分析。

現在看來，這種對文學理論的過度自信，背后其實隱藏著一種文學危機。文學作用日益衰微，文學價值面臨挑戰，通過理論化或將文學泛化到文化研究之中來擴張文學，并沒有迎來文學的新生。

三

在文學理論美學化、哲學化之外，還有另一個傾向，就是將文學研究知識化、歷史化。這種研究轉向，同樣包含著研究者對“文學”有了不同的理解。一方面，通過史料和細節的梳理，試圖建立一種微觀意義上的文學史觀；另一方面，文化研究路徑的廣泛應用，也暗含了一種將文學科學化的學術努力。今天所探討的“文學性”問題，就和文學科學化的趨向密切相關，甚至可以說，“文學性”是建構“文學科學”的理論基礎。

知識化和歷史化是相連的，它們最集中的表現是將文學研究細節化、碎片化。文學成了材料辨析和知識建構，而它所具有的影響時代的“活潑潑的”生命意識和精神意志卻被擱置和忽略了。

這種精細化研究可以作為文學研究的有力補充，但無法真正反映一個時期文學的整體面貌。微觀史、實證化、細節化的研究思路，有利于拆解出隱于歷史深處和文本背后的那些錯綜復雜的關系，使“文學”不僅是作家主體的想象，也呈現為一個知識建構的過程。但把文學研究集中在微觀的、細節化的、非經典的作家作品上，或者以文化史理論來替代文學研究，不僅“文學性”會日漸弱化，文學這一學科的獨立性也會受到懷疑。

“文學性”的提出，原本是要擺脫過分注重外部研究的知識路徑，而轉向文學的內部——最重要的就是關于語言、形式、結構和精神世界的研究，相反，如果“文學的周邊”這種外部研究成了主流，文學研究就容易被歷史化和知識化所劫持。史學化的研究豐富了文學學科的積累，但如何在這種研究中保持對文學的藝術敏感、對文學所關懷的個體生命的熱情，是許多研究者都要面對的難題。文學研究的科學化和規范化，目標不是成為不注重“文學性”的歷史研究。既然文學寫作遵循情感和審美的邏輯，文學研究就不能忽視情感和審美展開的過程，不能在知識和材料的辨析中失去“文學性的自覺”——這種自覺是文學研究確認自身價值的重要依據。

羅蘭·巴特說，文學語言和句子帶來的“愉悅”是“極端的文化之悅”，但彼得·威德森說得更直白，他認為，文學能一直存續，不過是因為人們“喜歡”。我在前面的論述中，不愿輕易認同對“文學性”的無限擴張，也不愿看到“文學性”被泛化為一個空洞的理論概念或一堆歷史材料，其實就是想保留對文學的這種簡單的“喜歡”；這種喜歡所帶來的愉悅也許是無用的，但正是這種無用提供了“文學性”得以實現的空間。存在一種令人愉悅的“文學性”嗎？當文學研究不斷偏離文學的本性，進而深陷各種理論和方法的迷思之時，這個直白的追問，也許可以讓我們再一次思考何為真正的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