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編者說

在未來世界，人類在處理記憶方面的科技突飛猛進，可以自由更改，刪除記憶。舊時好友找“我”幫忙處理噩夢問題，我懷著好奇看了他的記憶，發現了他深藏的秘密，然而這些秘密卻是我所不能承受的。于是我做了一個自欺欺人的選擇……

小說借助科幻，表述的其實是人類隱秘情感的內核。“我”可以借助科技，實現世界的“干凈”，但記憶只是表象，它所引起波瀾的感情是否真能隨之消除？

記憶，記憶

馬億

進入九月后，北京罕見地下了幾場大雨，白天的氣溫便趁勢降了下來。這樣的午后，最適合什么都不干，窩在店里泡茶喝。

這還是我進入三十歲后才染上的毛病，自從政府號召停止種植一切糧食之外的農作物后，茶葉和咖啡一天一個價。雖然價格不便宜，但只要舍得花錢，還是能夠買到。咖啡和茶葉作為人類歷史上最具統治力的兩大飲品，已經有數以百億計的人產生了依賴，剛剛還有人在論壇上抱怨，沒有了咖啡和茶葉，就像人類失去了靈魂一樣。底下有人回帖：靈魂？不過是脈沖的無數次疊加罷了。

我舉起水壺，熟練地來了一套韓信點兵。我的視網膜顯示屏上有新的通知，針對V病毒的特異性電子疫苗已自動更新到14.7版本，體內即將根據電子疫苗的序列碼開始合成抗體蛋白質。我眨了兩下眼睛，確認了這項操作。V病毒最初出現的時候，科學家并沒有當作一件大事，以為只是一種新發現的無名病毒。根據科學家之前的推測，在自然界中，至今尚未被人類探知的危險病毒可能有上百萬種，V病毒也就是這百萬分之一罷了。在當時，沒人會預料到V病毒之后給整個地球造成的這種不可逆轉的影響，病毒及多個病毒變種在全球所有國家和地區傳播開來，連遠在北冰洋的北極熊都未能幸免。事態變得完全不可控，傳統醫學直接宣告失效。直到T科技公司孤注一擲成功開發出“電子疫苗”，并供給全人類免費下載，才真正扼制住V病毒的進一步蔓延。要不是T公司，人類文明也許就真的不存在了，我也就無法坐在這里泡茶了。

“叮叮”，進門感應的提示音響了，有個人走進來，因為是逆光，我只能看到一個輪廓。我站起身，從茶具旁邊移到過道里，是一個男人，一頭過長的凌亂獅子卷，穿一件藍黑條紋格子的T恤衫，結實的身板，一看就是經常鍛煉的人，但是又不過度，恰到好處地保持了身體該有的肌肉度。男人徑直走到裝滿電子元件的儲物架旁邊，而不是走向我。他在儲物架前看了好半天，才發現我在盯著他。

“哎，是你嗎？”他說。

這話我不知道該怎么接。現在大街上到處是哲學家，這句話如果是從一個哲學家嘴里迸出來的，就是一個真正的問題，一個關乎自我意識和自由意志的復雜問題；如果是從一個半生不熟的人嘴里問出來的，那它也算一個問題，但是一般我不擅長回答這種問題。我盯著他的臉細看，這是一張大街上常見的帶有后現代工業性疲憊的臉，但是那對濃密的眉毛讓我的心揪了一下。

“王東？”我問。

“關朗，果然是你。”他猛地仰了一下頭，又收住了，兩只手在腰扣的位置纏繞著，左手在上。

“來來來，快來喝茶。”我招呼著他。我把王東安置在客人的位子上。捏住瓷杯的底部，放在他面前。

“好多年沒見了。”我一邊給水壺重新上水，一邊扭頭看著王東。一看到他，我就想起大學的時光，那時王東是一個特別靦腆害羞的人，碰到誰都會緊張，還臉紅。畢業后，我從之前的天生外向到后來患上抑郁癥，又做起生意不得不跟人打交道，都是一些不足為外人道的人生變化。我猜王東會覺得我沒怎么變吧。

“是啊，沒想到能在這里碰到你。”王東說。

“我們畢業有八年了。”我說。

“那就是八年多，最后一個學期你沒回學校。”王東說。

“你什么時候來北京的？”我問。

“我一直都在北京。”王東看著我的眼睛說。

我看著王東后腦勺上翹起來的幾縷頭發，克制住了想問他過得怎么樣的好奇心，這也是生意教會我的，不該你知道的沒必要知道。但他可是王東。

“是有什么事嗎？”我轉向另外一個話題。

“看到你我就放心了，這段時間可把我跑壞了。我硬是找了大半個北京城了。”他說。

我覺得有些莫名其妙。“不會是找我吧？”我笑笑。

“不是不是。”他有些不好意思。

王東說他自從前年起就老是做噩夢，幾個夢中的片段反復出現，常常搞得他十一二點躺下來，一兩點就被驚醒，再也睡不著。心理咨詢不知道看了多少，現在他自己都能給別人輔導心理了。

“會不會是電子疫苗的副作用？”我說。在此之前，我也接待過幾個出現不明癥狀的客戶，反復測試后證實似乎都跟不時更新的V病毒的電子疫苗有關，但說實話，這是很不好處理的。

“這個我也不太清楚。”王東說。他笑起來有些靦腆，跟他現在的年齡有些不相稱，但跟我記憶里他的倒是差不多。

“看過腦科嗎？”我問。

“我不信那玩意兒。”他說。

我端著水杯，感覺臉上有些微微發燙。

“不是，我不是這個意思。我不信他們。”他連忙說。

“明白，明白。來，再喝一杯。”我往他的杯子里續了水。

“我看到你店門口的招牌，我這能治嗎？”看得出來，他有些心焦。

“應該能，做噩夢不算什么大事，夢是未滿足的欲望，也有可能跟某些記憶有關。”我笑著說。我的客戶經常跟我開玩笑，說我的笑容其實才是我店鋪里最好的治療手段。

我取下王東的核心芯片，跟他約定三天后再來詳細診斷。我會在這幾天里對他的芯片進行細致的測試和檢查。按照之前的經驗，電子疫苗有可能會對“記憶”產生某種未知的干擾，這種干擾跟電磁干擾有點兒類似，但又完全不一樣，真正產生干擾的原理和機制其實我們還遠未掌握，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跟“記憶”有關聯。

二十一世紀中葉，人類在科學技術的重大突破實在是乏善可陳，但是意外的是，在對“記憶”的進一步研究這件事上，算是小小地爆發了一下。之所以說是“進一步”，是因為人類在二十世紀后半葉的時候，曾一度已經非常接近，差一點兒就找到了竅門，其中有幾位科學家已經成為我們這一學科的開創性人物。他們的實驗表明，人類記憶的可塑性非常強，唯一的障礙在于科學技術的壁壘，當時的科學家還無法完全在大腦信號和電信號之間做到相互轉化，以當時的腦機接口技術，殘障人士可以用思維，即意念，來簡單控制機械手臂，產生類似感覺的東西，將電信號轉化為行為輸出，來操作機器，讀寫，倒一杯茶。但是在更復雜層面的行為活動，大腦則無法翻譯，這就像在戰爭中使用的密碼表，一張密碼表必須配備一張解碼表，才能有效傳遞信息。那時的科學家已經能夠隱隱約約看到這張解碼表上的若干字母，但是大腦所生成的脈沖信號對機器來說過于復雜，還無法做到準確翻譯。

正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科學家最終解讀了大腦的全貌，通過連接神經元網絡刺激右腦額葉，最終實現了對記憶的常見操作，刪除、更正、覆蓋。在這項技術剛剛開始應用的時候，反對人士說人類打開了上帝設置的潘多拉盒子，而這項技術是人類對西方上帝和東方各路神明的雙重褻瀆。人文主義者提出的重大危機是在于意識是思想的運行狀態，而記憶則是它的備份。物質世界的存在，是通過意識表現出來的，脫離了意識，物質世界沒有任何存在意義。假如能夠把意識（記憶）完整地拷貝保存，甚至可以完全復制到另外一個干凈的大腦中，就是說，可以把原來的“你”完全克隆出另外一個“復制人”出來，你們的思想和意識完全一樣，那么誰才是真正的你？據說，當年政府組織省市縣各種職業身份的人進行了廣泛而持續的意見征集，最終結果是中央政府成立了科學倫理部，制定了詳細的科學倫理法。比如對真人腦部記憶的刪除、修改、更正等操作的總和不能超過全部記憶的百分之十，所有相關工作人員均須建檔登記備案，不得私自進行違規操作。但是規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幾年下來，政策已經有所松動，我的資歷和關系還掛在原來的省腦科研究所，但是真正的我已經算是個體戶了，北三環的這個小店也開了兩年多，因為服務還不錯，我這家店雖然看著不怎么樣，但在網上的風評相當不錯，特別是記憶再造的服務，已經成為我的金字招牌。

王東走后，我繼續坐在茶幾邊喝茶，他的核心芯片就放在他剛剛用過的茶杯旁邊，我看著這個芯片，不自覺想起了大學時光。雖然才過短短的八年時間，卻有點兒恍如隔世的意思。

說來也是幸運，我參加高考那年，十六年義務教育正好全國普及，不然我是沒有資格進入大學的。我在自己可以選擇的五所學校里面選了最遠的那一所，位于省城的西北角。我家在省城的東南角，那里是由千百年來長江沖積的泥沙形成的平原地帶，在家鄉，四處都是山丘。看到平原的第一眼我就愛上了這里，我喜歡這種感覺，它能帶我回到模糊的夢中。在高中那間八人宿舍的上鋪，我多次夢見這樣的場景，一望無際的綠色，可能是草，也可能是麥子，齊腰深，風吹過的時候有葉片摩挲發出好聽的聲音。到學校報到的那天下午，我就在這樣的綠色里躺了整整一個下午，直到天黑。我覺得我會跟這里的土地發生一些深刻的關聯。

在剛入校的社團招新中，我加入了一直喜歡的哲學研究社團。這也是當時最熱門的社團，據說有五百多人報名，但是最終錄取了一百人，我當然在這一百人里面。過來報名的并不都是真正喜歡哲學研究的人，很多人是為了日后找工作就業。那兩年，哲學這門古老的學科意外地吃香，大有趕超腦科學的勢頭。但是直接讀這個專業又風險太大，所有人都覺得這是屬于未來的學科，所以它最好的安置位置是第二學位，或者是像我一樣，作為學校官方社團的一員，因為官方證書對找工作也是有幫助的。

哲學這門大眾學科，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就一直是必考科目，從古希臘羅馬哲學、中世紀基督哲學、近代早期西歐哲學、法蘭西啟蒙思想和唯物主義、德意志古典哲學，到過渡時期的馬克思、尼采，結構主義、存在主義、后現代主義等等，各種思想體系的主要脈絡和大小分支，幾乎人人都能張口就來。哲學這門學問之所以在二十一世紀中葉重新煥發生機，跟科學技術的重大突破是緊密相關的，具體來說就是關于人類意識和靈魂的關系。亞里士多德說一切科學技術都應以善為目的，而科技發展至今，早已驗證了普羅米修斯的預言，人類提高了自身的主體性位置，勢必打破神人的邊界，觸犯宙斯。所以哲學這門學科最后的落腳點是研究科學倫理。在腦機接口被完全打通的那一年，政府發起了世紀性的大討論，而結果你也知道，最終成立了科學倫理審查部。那是發生在我上大二的時候，當時我已經從語言系轉到了圖形系。人無法在貼住鏡子的時候看清自己的臉。就是在進入圖形系之后，我和在哲學社團認識的王東和張文娟才變得親密起來。

我轉到圖形系這事還得拜語言系的幾位老教授所賜。在當時，所謂的正統漢語已經成為邊緣學科，除了在大學和研究所專門搞研究的這些老先生之外，已經很少有人能通過文字寫出一篇文章。更多的時候，我們使用大腦里的傳感器，就像世紀之初人類從早到晚在一塊電子玻璃上摸來摸去，但是很快，這種新鮮勁兒過去之后，我無比渴望跟真正的聲音交流，通過空氣振動的聲帶發出的聲音。特別是在進入圖形系之后，整天穿梭在各種全息影像的搭建之中。雖然我的身體停留在學校的機房，但那時的我卻在一個類似操作界面的系統里面，通過思維的涌動產生電脈沖，調出想要的工具，搭建所謂的場景，最后錄制下來。這有些像二十世紀的電影拍攝現場，我所產生的這些影像都是按照個人的需求定制，最后儲存在一塊芯片上。和電影的唯一區別是，這樣的影像若是僅僅存放在芯片里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但是當腦機接口聯通之后，將這些個人定制的影像進行恰當的覆蓋和剪貼修飾之后，可以存放進人腦之中。我們的大腦將這樣的影像稱為“記憶”，這在當時是一門全新學科。我在對語言系的幾位老教授失去興趣之后，就投入了這種手藝的學習中。

圖形系的這些事雖然是我的興趣，但使我感到了孤獨。每日都是面對海量的工具和多線程的需求信息，進行分類整理，搭建，儲存載入。我發現了腦子里的另外一個我，它把我向王東和張文娟拉近。他倆入校的時候都是尖子生，選擇的是哲學系。那次我約他倆到學校南操場的看臺會合。令我欣慰的是，他倆也跟我有同感，也都渴望聽到聲帶發出的真正的聲音，但是在學校，絕大部分人自帶的這個傳輸通道都關閉了。那是屬于我們三人的黃金時代。

到這塊平原來了兩年之后，我才真正著手探索它，親近它。我們仨騎著從學校的存車棚免費借來的古董自行車穿行在寬闊的馬路上，窄小的巷子里，長江邊的無人小徑上。我們看著路上行人好奇的目光。他們上次看到這種交通工具至少得三十年了。我們都喜歡郊區的那片桃花園，說是桃花園，其實有一半是梨花。不上課的時候，我們仨就帶上一塊野餐墊子在園子里消耗時間。這樣的時光持續了一個學期之后，我才發現其中的怪異之處。我們三人每次都是一起出動，從來沒有兩人出去過，每次有人不能赴約的時候，另外兩人總是會取消行動。這樣的變化不是在某一天形成的，我自己也感覺到了其中的別扭。張文娟是一個漂亮的姑娘，典型南方姑娘的樣子，個子不高，臉上有一絲絲胖，看起來很溫柔。剛見到她的時候，我就覺得這是一個精致的瓷器擺件。而王東，隨著我們三人在一起的時間逐漸增多，我越來越覺得王東像是一個黑洞，他身處最熱門的哲學專業，和最前沿的科學技術聯系，但是他卻一點點疏遠技術，先是徹底拋棄了腦部感應芯片，只和別人用聲帶交流，這導致了很多不便，到后來，他竟然取出了小時候因為意外摔傷裝上的腿部義體，而換用了真人培植的膝蓋。這種膝蓋使用起來不方便，而且需要定制，費用昂貴，而他家經濟條件本來就不太好。同時，我發現我對王東越來越感興趣。

我們仨在一起的時候，我很少跟王東說話，我好像也被他傳染，變得容易緊張，但這種緊張只局限于跟他說話的時候。在學校，除了我和張文娟之外，他幾乎沒有熟人，他說他不知道該怎么樣跟人交流。之前有感應芯片還好，用思維交流，雖然有些凌亂，但是必要的信息可以傳遞，現在換用大腦控制嘴唇發聲之后，他覺得自己退化了。有幾次我看到他躺在我面前的草地上，心里有一種想要跟他親近的沖動，而這種感覺，我之前從來沒有過。到快畢業之前的那個學期，我漸漸明白了這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每次出行，我們仍是三人在一起，我心里知道，張文娟只是一個擋箭牌。我從來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畢業前夕，我們最后一次見面，王東突然告訴我，他跟張文娟在一起了，我沒有多問一句，默默離開了。那是我們最后一次見面，直到在我的店里偶遇。

王東告訴我，他跟張文娟畢業后一起去了廣州，那里的哲學氛圍濃厚，兩人一起進了研究所。但是不到半年，他便無法容忍被派到國內那家巨頭科技公司常駐，指導新產品的開發，他跟張文娟分手，辭職又繼續在廣州待了半年，然后就來了北京。他先是在北京晃蕩了一年多，將之前的積蓄花完后，才不得不在一個二線哲學雜志當兼職槍手，這份工作他至今還干著，已經六年了。那些在他大腦里沒來由的翻來覆去的噩夢，一直伴隨著他。他試過一些傳統的方法，甚至迷信的方法。但是他從來沒有試過腦科的修補術。他不信任任何科技，他研究的哲學也越來越歸于唯心主義。

我不知道我這么做對不對，但是我知道這是不合法的。我連接王東的大腦之后，私自復制了他的記憶。

晚上，我坐在店里吃外賣，等待處理系統分類整理王東的所有記憶。我看著頁面上閃動的數據，雖然系統還沒處理完，但是我知道王東是撒謊了。當然，也很難說是他撒謊了。如果一個人撒謊了，然后他又徹底失去了撒謊了的記憶，你能說他是撒謊了嗎？一個人無法走進同一條河流，當他再次走進那條河流的時候，那條河流已經不是之前那條，或者說這個人已經不是之前的那個人了。

我在店里整整待了兩天，連家都沒回，終于找到了王東所說的“噩夢”。看著這些“已經丟失”的模擬全息影像，我不知道是應該打電話給王東，還是應該打電話給警察。

因為記憶是以圖像的方式存儲在大腦里的，當某段應該被替換的圖像沒有處理干凈的時候，這段圖像便有可能在大腦里游蕩、扭曲、裂變，甚至增殖，產生一些新的看似毫無聯系的片段。這是還未被當今腦科學完全解決的一個小小的BUG。就像多年之前的癌細胞，你可以采用物理摘除，也可以使用超強的靶向藥，但是癌細胞的出現或者復發，更像是一個宗教問題，無法預測。你可能被治愈，也可能復發。一個抽煙喝酒一輩子的人可能活到一百歲也不會患癌癥，一個處于青春年華從來沒抽煙的人可能會得肺癌，一切都像上帝在擲骰子。當然，后來有了義體之后，癌癥已經是跟感冒差不多的小毛病了。在這個時代，一切與肉體相關的問題都是小毛病，真正的問題，或者真正有價值的問題都在腦子里面。

像傳統的膠片拍電影一樣，記憶中的圖像原始存儲方式都是一幀連著一幀的，之前的科學家沒有找到幀與幀之間的關聯，他們以為這種時間上的跳躍是不規則的，后來進入思維的微觀粒子層面之后才終于發現，在圖像的幀與幀之間是有十六對基本對應的一般性連接的，這種連接可以用DNA與堿基對的連接方式類比，只是圖像的連接更加隱晦和復雜，無法使用真正的物理工具轉化為能展示的某種信號。目前這種技術在研究層面已經較為成熟，但還未投入大規模商用，僅僅用于官方的某些機構。這種技術正是我之前所在的研究團隊突破的。簡單來說，只要有了一幀完整的原始圖像，通過堿基對的一一對應方式，我們可以還原這一幀之前的圖像以及之后的一幀。這意味著，只需一幀圖像，便可以再現或者再造一個完整的大腦。王東之前絕對進行過腦部操作，而且沒有操作干凈，導致有些殘余的幀掉落進了皮層的深層褶皺里面。我像外科手術醫生一樣，將這些碎片一點點拼接，最后拼出了好幾個畫面，幸運的是，有一張是完整的。

通過這一張完整的畫面，系統還原了王東的原始記憶。我看著他和張文娟在廣州生活的點點滴滴。一對戀人，一對純潔的戀人，怎么樣一步步走向決裂，最終在一個雨夜的城中村的小巷里，王東殺死了自己的戀人，將她埋在了一片即將建起高樓的廢墟里面。我將影像快進著反復觀看了多次，作為一個專業的技術人員，我見過的記憶實在太多了。有時候我懷疑，我所構建的那些記憶進到客戶的腦袋之后，他們會有什么樣的感覺，我做的“記憶”真的能達到真假難辨的逼真程度嗎？但王東和張文娟的記憶不是我構建的，而是真的。這個世界上我曾經最熟悉的兩個人，我無法像面對普通客戶一樣面對這些記憶，因為王東，這個曾經夜夜出現在我夢里的人。見過他腦海里的那些掙扎之后，我更加手足無措。

懷著悲傷的心情，我看了王東在大學的記憶。我一點點調慢畫面的速率，卻發現這些記憶里面只有我一個人。我第一次參加社團活動時稚嫩的臉孔，我在圖書館睡覺時的側臉，我騎在古董自行車上面的背影，我躺在廣闊平原草地上瞇起來的眼睛……看著王東這些之前從未被我察覺到的“記憶”，我有點兒手足無措，思緒一下子閃回當初。我又喝了好一會兒茶，等自己完全平靜下來，才終于做出決定，這么多年過去了，對當時的事情，我早已走出來了，讓另外一個人還陷在這種無端的糾纏里面，是不道德，也是殘忍的。

我應該對這件事有所糾正，利用我的“手藝”。

一個秋天的午后，我在店里午睡，一個身影從門外閃了進來。我站起來走到那人的面前。

“哎，是你嗎？”

“王東？”我假裝沒認出來他。

“關朗，果然是你。”他的兩只手在腰扣的位置纏繞著，左手在上。

“來來來，快來喝茶。”

說完我覺得羞恥，我有什么資格欺騙另外一個人，雖然我這么做了。我將王東殺死張文娟的所有記憶全部抹去了，干干凈凈，在他的記憶里，現在的故事就真的跟他想要的一模一樣，友好分手，然后他獨自過來北京。而關于我的記憶，我將自己的臉利用綠幕提取出來換上了另外一個女孩兒，并配上了一個網上找來的校園愛情故事。在王東的記憶里，這便是他傷心的校園初戀。

我把王東安置在客人的座位上，不知所措。

馬億，生于1992年，湖北浠水人，現居北京。有小說發表于《天涯》《作家》《作品》《香港作家》《廣州文藝》《山花》等雜志，獲《人民文學》第四屆“紫金·人民文學之星”短篇小說佳作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