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以色列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在《人類簡史》中指出：現代人類的祖先智人如何能戰勝包括尼安德特人在內的其他類人物種？主要是得益于語言文字的發明與講述故事的手段的進步。用文字撰寫的典籍正是人類為記錄歷史、傳達思想而發明的重要傳播手段。典籍對于各個民族來說都是重要的文化載體，但是它對中華民族有特別重要的文化意義。從本質上講，中華民族是一個熱愛和平的民族。后人常說重文輕武是趙宋王朝的時代特征，其實中華民族的整個歷史都是如此。《尚書·武成》記載：“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偃武修文”后來成為歷代君主莫不崇尚的立國精神，歷代思想家的論述更將此種精神上升到民族文化性格的理論高度。墨家主張“兼愛”與“非攻”，當然將和平視為至高的原則。儒家追求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但實現大同的途徑卻絕非像亞歷山大大帝那樣的武力征討，而是“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的文化懷柔。《論語》中說“和為貴”，《中庸》中說“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都包含著重視和平的思想。即使是中國的“武圣”孫子，也認為戰爭的最高境界是“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不像西方軍事家克勞塞維茨那樣將“消滅敵人的軍隊”和“占領敵人的的國土”視為最重要的戰爭原則。中華民族并不害怕戰爭，但是反對“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的非義戰爭，擁護的只是“執干戈以衛社稷”的衛國戰爭。《左傳》中說“古者天子，守在四夷”，杜甫說“茍能制侵凌，豈在多殺傷”，都是如此。所以有些民族向外輸出的文化以船堅炮利為主，中華民族貢獻給人類的卻是包括造紙與印刷在內的四大發明。造紙也好，印刷也好，都是用來生產典籍的重要技術。人稱第五大發明的方塊漢字更使先民們生產典籍時如虎添翼。倉頡造字，“天雨粟，鬼夜哭”。那雖是神話傳說，但也是先民們在發明漢字時驚喜心情的生動描述。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約翰·亞當斯大樓的大銅門上，鑲嵌著對世界文字有影響的各國傳說人物的雕像，其中就有倉頡。國會圖書館對倉頡的介紹是“中文書寫的守護神”，說得非常到位。在中華民族的文化史上，漢字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要是沒有漢字，神州之大，各種方言的語音差別幾如外語，不同地區的人們如何進行思想交流？要是沒有漢字，歲月流逝數千年，我們怎能通過閱讀典籍而理解列祖列宗留下的深刻思想？在中華典籍向外傳播的同時，漢字也傳至若干鄰國，以至形成了東亞的漢字文化圈。漢字曾經遭到誤解，“五四”時期，錢玄同和魯迅都說過“漢字不滅，中國必亡”。但如今漢字仍然體現出無窮的生命力。隨著形形色色的漢字輸入法在電腦鍵盤上大放異彩，那種把電腦時代視為漢字死亡之期的說法已無人再提。

人類創造的文化能夠代代相傳，是人類成為萬物之靈的根本原因。如果說動植物的生命奧秘在于一代一代地復制基因，那么文化的生命就在于某些基本精神的代代相傳。一種觀念也好，一種習俗也好，一定要維系相當長的歷史時段，才稱得上是文化，那種曇花一現、人亡政息的觀念或習俗是稱不上文化的。一種成熟的文化需要千百年的積淀養成，那種“破字當頭”、熱衷批判的輕率態度只會割斷文化的血脈，從而導致民族虛無主義。中華文化五千年來生生不息，正是得益于綿延不絕的代際傳承，正如莊子所云：“指窮于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從內容來看，中華傳統文化大致可分成三個部分：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觀念文化。所謂器物文化，是指具有物質形態的文化：大到萬里長城，小到各種器具。經過漫長的歷史過程后，器物文化一定會過時。萬里長城當年曾是國防的重要屏障，但今天已經不具有任何實際意義。博物館里的青銅器和玉器雖然精美絕倫，但早已退出人們的實際生活。制度文化主要指社會結構及政治制度，比如古代的私人書院、古代朝廷的六部衙門，今天早已不切實際。所以我們真正能夠繼承、發揚的主要是傳統文化中的觀念文化，就是列祖列宗的意識形態、倫理準則、價值判斷、人生理念等，例如關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倫理學原理，關于“民貴君輕”的政治學原理，關于“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的民族關系和國家關系準則，關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愛觀念，關于“天人合一”“民胞物與”的自然觀，乃至關于“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的環境保護思想，關于“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爭思想，這些觀念有可能成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人類共識，更是當代中國人可能從歷史中汲取的正能量，我們應該深入研究，準確領會，廣泛弘揚。觀念文化的主要載體便是歷代典籍，《尚書》云“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從殷商以來，用漢字書寫的典籍浩如煙海，“經、史、子、集”四大類圖書的驚人數量便是明證，于是“盛世修典”成為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歷朝歷代，中國人都自覺地通過各種方式來保存、整理古代的典籍，進而從中擷取精華，闡釋義理，以達到“溫故而知新”的目的。正因如此，整理典籍，領會、闡釋典籍記載的文化精神，便是我們繼承傳統文化最有效的手段。

由于幅員廣闊，歷史悠久，更由于中華先民一向抱有“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中華傳統文化既是一個渾融一氣的整體，其中的各個板塊又顯示出鮮明的地域特色。由于中華典籍數量巨大，先按地域來對典籍進行分工整理便是當代中國盛世修典的必經步驟。今天到會的代表中有從事巴蜀全書、浙江文叢、八閩文庫、荊楚文庫、陜西歷史文獻、朔方文庫、安徽古籍叢書等大型地方文獻集成的學者，各位不遠千里，惠然肯來，為我們傳經送寶，必將對我們“江蘇文庫”的編纂提供有益的指導。作為生于斯、長于斯的江南人氏，作為從事“江蘇文庫”的一個大學教師，我想就今天會議的主旨說兩點意見。首先，江南素稱人文薈萃，在觀念文化上貢獻巨大。當然，傳統文化意義上的地域與現代行政區域并不完全重合，除了福建省以外，其他各省似乎都有這個問題。2016 年，江蘇省啟動了名為“江蘇文脈整理與研究工程”的大型文化工程。由于工程是按現代政區來規劃、操作的，所以名為“江蘇文脈”，相應的典籍整理也就名為《江蘇文庫》。但從學理上說，江蘇文化就是江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江蘇文脈也就是江南文脈。所以當我們思考江蘇文化時，有時會稍稍越出省界，比如江蘇與鄰省浙江、安徽的文化往往存在交叉，很難切割清楚。與整個中華文化一樣，江蘇文化也是源遠流長。記載在《禮記·禮運》篇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那段言論，最是人類共同的理想，是孔子對常熟人言偃的詢問做出的回答，而且多半是由言偃記錄從而載入文獻的。中國最早的文學總集《昭明文選》、最早的文學理論巨著《文心雕龍》，都產生于南朝的南京。世界上年代最早、規模最大的百科全書《永樂大典》編纂于明代的南京。中國文學史上最重要的總集《全唐詩》則編纂、印行于清代的揚州。江蘇的出版業興旺發達，明代的南京是全國最重要的出版中心，在南京印刷的“南監本”名重一時，古代藥物學巨著《本草綱目》也初刊于南京。江蘇對印刷術的發展也有獨特的貢獻，中國最早的銅活字是明代無錫的華氏會通館制造的。江南的藏書業最稱繁盛，南宋無錫人尤袤所著《遂初堂書目》和浙江安吉人陳振孫所著《直齋書錄解題》是中國古代目錄學的經典。中國古代著名藏書家的名單中，江南人士占了十之八九。晚清的中國四大藏書樓中，江南獨占其三，湖州的皕宋樓、常熟的鐵琴銅劍樓和杭州的八千卷樓天下聞名。總之，江南產生及保存的文化典籍浩如煙海，這是列祖列宗留給我們的寶貴文化遺產。我們對江蘇的文化典籍進行全面細致的整理，對江蘇文脈進行探源索本的研究，不僅能為江蘇鄉土文化的發展創新提供學理的資源，而且能為整個中華文化的發展創新提供地域的經驗。

其次，參加《江蘇文庫》編纂工作的人員基本上都是大學教師。受到現行學術評價體系的影響，大學教師在從事與傳統文化相關的學術研究時，難免要時時想著如何“創新”。因為不管是發表論文，還是申請項目，要是缺少“創新點”，就會無疾而終。久而久之，追求“創新”似乎成為不言而喻的價值導向。我當然承認學術研究不能陳陳相因，但同時認為對于傳統文化的研究來說，也許更應強調的是保持對傳統的敬畏和傳承。孔子和朱子是為文化傳承做出巨大貢獻的古代學者，他們理應成為我們的典范。孔子是中國傳統文化整體上的祖師，朱熹甚至說“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但孔子自己的志向卻是傳承前代文化。他聲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以韋編三絕的精神從事古代典籍的整理研究，所謂“自衛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就是對《詩經》的研究與整理。朱熹也是如此，他對儒學的最大貢獻就是《四書章句集注》。在文學方面，朱子并沒有撰寫詩話一類的文學論著，而是用畢生精力編纂《詩集傳》與《楚辭集注》，成為后人讀詩、讀騷的重要版本。我們應該繼承孔子、朱子的精神，以莊敬肅穆的感情看待傳統文化，以嚴謹細致的態度從事古代典籍的整理，而不必輕言創新。我相信，從根本的意義上說，古代的經典作品流傳至今的價值并不是專供學者進行研究，而是供社會大眾閱讀，從而獲得精神滋養，進而推陳出新，繼往開來，這是我們從事大型地方文獻編纂工作的終極意義，也是我們坐冷板凳、鉆故紙堆所追求的人生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