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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2023年上半年主要文學理論刊物刊發的文章，有幾個比較值得注意的現象，一是對馬克思主義文論相關問題的深入探究和對當代文學批評話語體系的自覺建構，二是對具體文學事件和現象（如“90年代文學”“新南方寫作”“東北文藝復興”等）持續不斷的深入討論，三是跨越純文學的界限，將更廣范圍內的文化現象納入研究視野中。這些現象共同反映出當下文學批評的一個顯著趨勢，即在回顧自身的同時積極向外部敞開，兼顧了文學研究的深度和廣度。

立足中國大地的理論創新

近年來，推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批評的建設，是理論界關心和討論的重點。2023年，《文學評論》開設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專欄”（第1期）和“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專欄”（第2期），推出系列文章探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新時代文藝批評的繼承、發展和建構問題。其中胡亞敏的《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中國之路》系統闡述了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基本內涵、特殊優勢和進入中國后的調整、充實與開拓，指出“立足中國大地，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保持獨立開放的品格，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中國之路”。譚好哲在《以問題導向推進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時代化》中梳理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百年來的發展歷程，并表明自己的擔憂：問題意識的弱化導致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今天的聲量和影響大不如前，其主流地位和主導性被大大削弱。只有堅持問題導向，始終以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文藝發展的實際問題為現實著眼點、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為指導、牢記人民至上觀念，才有可能推動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文論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的建構。

季水河的《論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標準的中國化與時代化》論述了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標準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基本內涵與要求，包括其建立初期由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美學與歷史”批評標準，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政治第一，藝術第二”的批評標準以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歷史的、人民的、藝術的、美學的”批評標準。張政文在《中國式現代化文化強國中的新時代文藝理論建設理路與邏輯規定性》一文中闡述了新時代文藝理論建設的根本宗旨，即建設中國式現代化文化強國，并分別論述了新時代文藝理論建設的基本原則、基本任務、基本方向及其內在邏輯規定性。賴大仁的《馬克思主義文論同中華傳統文論相結合的理論基點》一文對馬克思主義文論與中華傳統文論間的差異性和共通性做出闡釋，指出二者的內在精神和價值理念彼此相通，都是將文藝視為意識形態的具體形式，重視文藝在社會生活實踐中的價值功能，以宏闊的社會歷史視野來觀照文藝現象，將人的解放發展作為理念核心，具有實現融合發展的理論基礎。

《現代中文學刊》在“‘中國式現代化’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筆談”欄目刊發系列文章，探討中國式現代化與中國現當代文學書寫與研究應如何有機結合。其中盧燕娟的《“中國式現代化”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時空問題》指出，今日文學需要找到一個合適的時空坐標來定位“中國”和“現代化”的概念。當下的文學要從文明沉淀中來理解和表述“中國”，也要從20世紀的危亡自強中來記憶和再現“中國”，所回應和觀照的問題應該是當下的，所朝向的方向則是未來。“文學真正應該認真思考并回答的，是14億人如何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作為一個‘現代中國人’，可以與強大的現代中國共處于一條不斷向上的歷史通道？……這種‘現代’在空間意義上必須是‘中國的’，立足于中國人口、資源的現實國情；關切中國當下經濟、社會、文化領域的現實問題；深入到當代中國人的喜怒悲歡中，去書寫一個在地在場的‘現代’，去想象一條中國能走向未來的‘現代化’道路。”對于研究者和創作者而言，這項工作顯然任重而道遠。

文學批評的再批評

對當下文學研究與批評現狀的分析和自省、對當代文學批評理論體系的重新思考和構建，是文學理論刊物長期關注的重要話題之一。南帆的《文學批評、闡釋與意義空間》（《當代文壇》2023年第1期）一文尖銳地指出了當下文學批評中存在的若干問題，譬如批評家們常常就學界存在的不良現狀（理論和概念的堆砌、言不由衷的表揚、語言的陳詞濫調、崇洋媚外的傾向等）進行自省與反思，但反思過后又遲遲不見改變，“文學批評的自省與反思更像是臨時表態”；文化研究快速發展、蔚為大觀，但其“背后五花八門的理論資源正在成為一個雜亂的倉庫”；與文學作品相比，文學批評的受眾太窄，與醫學、科學等領域相比，文學批評的話語不夠權威……這些現象長期困擾著批評家們，文學批評如何成為更為主動的歷史角色，成為當下亟待思考和解決的問題。

《當代文壇》開設“當代文學研究的‘文學性’問題”專欄，意在探究文學之所以區別于其他學科的根本特性所在，讓文學研究回歸到文學自身。張清華在《為何要重提“文學性研究”》中談到，近年來文學的社會學研究、文化研究、歷史研究大熱，以至于人們很少愿意將文學文本當作純粹的文學看待，因此他呼吁一種更注重文本本身的“文學性研究”。謝有順在《存在一種令人愉悅的“文學性”嗎？》中同樣指出，在技術化、電子化的時代，文學的觀念和實踐都在發生巨變，“文學性”無限擴張，文學研究泛化成了文化研究，并產生了哲學化、知識化、歷史化的傾向。作為評論家，需要從空洞的理論演繹或無度的知識辨析中逃離出來，去尋找一種令人愉悅的“文學性”，在身陷各種理論和方法的迷思之時，思考何為真正的文學。李遇春的《是繼續“歷史化”，還是重建“文學性”——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范式之爭》則回顧了改革開放以來“文學性”與“歷史化”兩種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范式的生成與發展，提出要在“歷史化”的基礎上重建“文學性”，號召評論家跨越“純文學性”的雷池，建立一種包容多元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雜文學性”或“大文學性”的研究范式。

《當代作家評論》新開設“中國當代小說理論建構”專欄，旨在回顧總結當代小說發展的豐富經驗。專欄由郜元寶主持，刊發了丁帆、孟繁華、李洱、麥家、李浩等的文章，或從百年乃至更遠的跨度上分析中國現當代小說的創作經驗和話語資源，或結合具體實踐談自己的文學觀、寫作觀，多角度、多面向地展示了當代小說理論建構的可能性。《中國文學批評》開設“新時代文藝批評的價值與功能筆談”“批評之批評·文學批評文體研究”“中國文論話語建構·文學經典化研究”等欄目，集中討論了當下文藝批評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譬如文學形式發展日新月異，網絡文學、新媒體文學、人工智能創作等迅速興起，給文學批評帶來了全新的機遇和挑戰；批評者們不僅需要對作家作品及其所反映的人情世事有深入的理解和體察，也需要對讀者的閱讀需求和審美趣味有充分的了解和感受，真正做到“走向讀者”。何言宏的《論21世紀中國文學批評的文體新變》和姚曉雷的《“學院派”文學批評文體的困境及突破路徑》都對“學院派”批評的困境和弊端加以評述，提出新世紀的中國文學批評需要自覺突破學院機制的壁壘和束縛，擺脫“唯論文”“唯論著”，面向中西方豐富的文體資源充分開放，讓包括論著體在內的不同批評文體（對話體、隨筆體等）都能獲得長足發展，激發文學批評的新活力。

除對“文學性”進行探究外，文學中的“人民性”也是批評家關注的重要對象。謝剛在《“人民性”與“新人民性”——“人民性”的中國現當代文藝批評史語義與邏輯》（《文藝爭鳴》2023年第4期）中集中回顧了“人民性”概念在中國當代文藝理論批評史中的發展過程，指出“人民性”概念一直在“變”與“不變”中前行，“不變”是因為人民從來都是推動中國歷史前進的主導力量，“變”則是因為在不同歷史時期，人民的內涵與外延總會有所變動，“人民性”也會與新的理論話語碰撞出新的內涵。新時代文藝的“人民性”概念既傳承和堅守了“人民性”的思想傳統，又立足于新時代中國的社會文化語境，在更廣闊的視野中尋求著自我與他人、個體與人民、利益與道德之間的辯證平衡。

時間的“回返”

對于上世紀90年代文學現象及作家作品的研究，近年來一直是一個熱門話題，不少刊物設有相關專欄，如《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的“九十年代文學研究”、《當代文壇》的“‘九十年代文學’再出發”、《文藝理論與批評》的“細描‘90年代’：新代際與新視野”等。其中賀仲明的《重審1990年代“人文精神討論”的精神癥候——兼論當代文學的文化資源問題》（《當代文壇》2023年第1期）分析了當年“人文精神討論”的缺陷和當下文學創作的癥結，提出當務之急是要對民族傳統文化進行現代更新，讓其與現代思想融匯發展，進而產生既具現實性又富創新性的思想和作品。陳曉明在《漫長的90年代與當代文學的晚期風格》（《南方文壇》2023年第2期）一文中深入討論了“漫長的90年代”這一概念，他認為，之所以如此重視這一概念，是因為21世紀初的很多作品都是在上世紀90年代形成、準備和郁積的，是在延續和展開90年代的經驗。在21世紀初，各方面都需要不斷“返場”到20世紀中去尋求歷史依據，文學同樣如此，需要從20世紀的各種經驗中去尋找解釋作品的方法和觀念。

石岸書、劉詩宇、李靜、周敏的一組文章（《文藝理論與批評》2023年第3期），從不同視角對上世紀90年代的文學乃至文化現象做了多角度的回顧和勘探。石岸書以更為具體的“80后”代際視角對90年代進行觀察，指出“80后”作家所面臨的是一種可被總結為“發展與失落的雙重變奏”，它迥異于“短20世紀”的“啟蒙與革命的雙重變奏”。作家們在面對新的歷史現實時，也采取了不同的處理方式，或與“短20世紀”徹底斷裂，或突進到“短20世紀”的復雜性之中，以追問自身從何而來的歷史之謎。劉詩宇以“階層趣味”作為關鍵詞介入90年代，認為對“階層趣味”的重視有助于我們形成更為全面的文學史觀，用更豐富的視角對文學史加以研究。李靜以情景喜劇《我愛我家》為例，采用“電視劇考古學”的方法分析了《我愛我家》所代表的90年代的歷史意識與文化特征。周敏就網絡文學的起源問題（《華夏文摘》創刊、“金庸客棧”成立、《風姿物語》出版、《第一次親密接觸》發行）表達了自己的見解，指出90年代文學尤其是王朔式的文學對網絡文學發展有著深刻影響。

文學空間的探索

如果說對90年代文學的關注，是當下文學研究在時間向度上的突出特征，那么持續進行中的、對于“新南方”“新東北”等地域文學的討論，則是研究者們在空間向度上的重要探索。在相關概念業已相對成熟的情況下，研究者們沒有停止對具體文化現象和文學文本的深入分析，并進一步擴大了研究范圍。

《當代作家評論》繼續開設“東北文藝復興”研究專輯，其中白楊的《歷史經驗表達與東北區域形象建構——多重文化場域中的新世紀東北敘事》全面系統地回顧了東北文藝在當代特別是進入90年代后的發展和“走紅”，一系列文化現象建構起了復雜的東北形象。文章指出，“書寫‘東北’在歷史潮流中的‘痛’并不應該成為目的，由‘痛’而引發的思考才是目的”，有關東北的創作和研究應該打破局限，從更廣闊的視野去尋找“新東北文學”的歷史和現實意義。李振、喬夢楨的《走近格勒——“鐵西三劍客”的影視化》探討了“新東北文學”能夠被影視化的優勢所在，小說中充滿感性與個人經驗的情感表達以及具有普遍性、超越性的故事與情懷，契合了影視化的情感誘發機制，準確觸發了讀者和觀眾的共鳴。趙坤的《普遍性懷舊與新東北文藝的發生》回顧了上世紀90年代以來東北文藝作品中始終不曾離場的濃厚的“懷舊”氣味，指出這種懷舊的根源是要重返歷史，“為父兄和自己尋找解鎖童年和解釋現實的心靈鑰匙”，但普遍性的懷舊情緒背后隱含的是反懷舊的創作立場。

劉詩宇的《是“東北”，還是一種曾經黯淡的“階層趣味”——論互聯網文化與“東北文藝復興”》從互聯網文化的角度切入，對“東北”的互聯網形象和“文藝復興”的互聯網含義做了詳盡分析，同時表達了自己的隱憂：“文學界的‘東北文藝復興’將會完成由‘江湖’至‘廟堂’的轉身，但這一概念到底是會產生新的美學內涵，還是逐漸流于字面意義和表面化則未可知”；而“互聯網層面根植于社會中下層美學趣味，以抽象、土味、傷感、懷舊來宣示存在感，對抗精英話語、主流話語的‘東北文藝復興’，也仍然會長久存在……兩個層面上的‘文藝復興’之分化，在文學界與學術界沒有真正重視互聯網文化之前似乎不可避免。”胡哲的《誤讀的“復興”與“繁榮”的困境——“東北文藝復興”的話語解讀》則認為，所謂“東北文藝復興”更多只是停留在對東北日常生活記憶的復蘇與緬懷上，并未進入人文精神和歷史邏輯等縱深層次。東北文藝必須找到一條適合的路徑來實現自我精神的重塑，進而推動東北地域的真正繁榮。

與此相對的，是《南方文壇》等刊對“新南方寫作”的持續關注。王德威的《寫在南方之南：潮汐、板塊、走廊、風土》回顧了諸多評論家自2021年以來對“新南方寫作”的相關論述，同時指出“新南方寫作”研究方興未艾，研究者對所謂“南方”及“南方之南”的探勘仍有局限。凌逾、李定都、方巖、朱壽桐、黃德海、徐詩穎、黃偉林、陳祖君、董迎春、李丹、晏杰雄等人的文章均以文本細讀為主要方法，針對葛亮、林棹、林白、周潔茹、陳殘云、龐白、霍香結等人的寫作及澳門、新加坡等“新南方”地域的文學創作情況進行分析。

陳培浩的《“新南方寫作”與當代漢語寫作的語言危機》從宏觀的社會文化層面強調了語言問題的重要性，指出當代漢語寫作存在嚴重的語言危機，并提出應對危機的方式之一就是引入方言。方言在文學寫作中并不鮮見，重要的是要認識到，“我們要面對的并非一般的方言寫作、區域寫作、地方風情寫作”；“面對漢語內在的板結、壞區和潰瘍”，寫作者應當做出更有力的回應。“新南方寫作”也好，“東北文藝復興”也好，所面對的都是如何延續漢語文學的自我革命這一命題。

以細讀的方式介入現場

文本細讀是深入文學現場的重要方式之一，對于現當代作家作品的文本解讀，一直是各文學理論刊物內容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文本細讀為主要研究方法的文章汗牛充棟，其中既包括對經典作家作品的重新分析和解讀，也包括對近幾年來新出版的重要作品的關注和評論，充分體現了研究者們對當下文學現場的積極介入。

《南方文壇》2023年第1期集中刊發了7篇第八屆魯迅文學獎參評作品的評述文章，對去年的魯獎參評作品做出了整體性回顧。其中楊揚的《新世紀文學批評得失談——魯迅文學獎文學理論評論獎參評作品讀后》側重于分析新世紀以來文學評論存在的問題，指出當下的文學評論缺乏提綱挈領的理論建構和核心概念，評論文章大多只是就閱讀感想進行闡釋，較少有充分探索當代文學可能性的理論作品。李林榮的《魯迅文學傳統輝映下的短篇小說獎》回顧了魯迅短篇小說的創作歷程，指出魯迅的寫作是迎著時代洪流向前不斷進擊、不斷探索的寫作，當代作家應該繼承和發揚這種文學精神。姜濤的《趨近“成熟”還是動力“衰減”？——從魯迅文學獎看當代詩的“新常態”》以韓東、臧棣的作品切入，探討詩歌的“現代性”問題，追問詩歌究竟應該褪去戾氣、回歸日常，還是應該捍衛“緊張驚警”的對抗性；在日漸穩定、固化的詩歌場域中，詩人應該如何做出突破，詩歌批評又應該起到何種作用。

“青年寫作”也是許多刊物持續關注的話題。《揚子江文學評論》開設新欄目“青年寫作的問題與方法”，旨在正視青年寫作的兩面性，既不回避其“問題”，又要尊重并發現其“方法”，以期為全面、客觀地感知和理解時下的青年寫作提供新的角度和思路。欄目第一期刊發了《不能像個好學生一樣等待著“滿意”——關于青年寫作的“同題共答”》一文，在這篇關于青年寫作的群采文章中，李敬澤、何平、季亞婭、楊慶祥、孫頻、鄭在歡、三三、李壯等人圍繞若干相關話題進行了隔空對話。正如題目所示，這不是一次“好學生”之間的同聲合唱，大家的回答都頗具“反叛性”和反思性，直指“青年寫作”存在的問題。“青年寫作”不是一個整飭、華麗的概念，而是被發明、被生產的，且面目并不清晰，整體呈現出“孤島式”、“散點化”的創作特點，這是值得寫作者和研究者共同注意和警惕的。

此外，金理的《試論新世紀文學中的“青春消失”現象》探討了當代文學中上進的青年人形象的缺位。“被摒棄在社會既得利益集團之外、處于結構性不利地位的青年人，幾經挫折、倍感疲憊，被動或主動地從內卷的競爭序列中退出……逐漸失去實踐的能力。”同時他指出，這種缺位未必就是當下青年的真實境況，或許真正敢于冒險的青年長期處于專業讀者、研究者的視野之外，它也有可能是寫作者的面具或某種防御機制。研究者不應該給寫作者們草率地貼上標簽，而是要召喚真正以青年為主體的批評視角。劉大先的《青年寫作與整體語境問題》也討論了“青春”特質在當代青年寫作中的缺乏及其背后的社會文化原因。房偉的《當下青年寫作的“四種癥候”及其反思》總結了當代青年寫作的四種癥候，即“圍欄癥”“恐大癥”“浮游癥”“封閉癥”，表達了對當代青年寫作的不滿及期許。

主動深入文化發展前沿

除對文學現場的持續關注外，研究者們對于更廣闊視域下的文化現象（特別是與數字媒介相關）的關注度，較之以前也有顯著提升。《文藝理論研究》2023年第1期的專題：“元宇宙與當代中國先進文化創新”刊發了宋旭紅、郭超、耿希文、鄭興、張艷、熊亦冉、韋施伊、畢唯樂等人的文章，從VR（虛擬現實）、電子游戲、社交媒體等角度切入，探討元宇宙的本質特征與未來前景。黎楊全的《以文為戲：數字時代文學的游戲批評范式》認為數字時代的文學呈現出了明顯的游戲轉向，評論家們要注意到游戲性、游戲功能在數字時代文學活動中的重要性，進而建構起不同于傳統文學批評范式的游戲批評范式。王玉玊的《流動性與經典性不可兼得？——并與黎楊全〈網絡文學的經典化是個偽命題〉一文商榷》討論了網絡文學的經典化問題。文章認為，網絡文學的經典化并不因其流動性而成為一個偽命題，與現代文學相伴而生的文學經典化機制和經典化標準在今天已經呈現僵化的趨勢，難以適應網絡文學經典化的需求。同期吳暢暢、顧明敏的文章《偶像“塌房”與大眾文化的精神政治學分析》則關注到近年來興起的“塌房”這一網絡新詞，通過案例分析來揭示資本主導下大眾文化的本質特征，即通過虛假的商業邏輯來操控網民的情感與精神。

除此之外，《中國文學批評》還開設了“新媒介文藝”專欄，第一期圍繞“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之關聯”，刊發了湯哲聲、王祥、賀予飛等人的文章，討論中國網絡文學的屬性和經典化路徑、網絡文學對古典小說敘事的轉化等問題；第二期圍繞“數字時代的文藝批評”，刊發了南帆、楊杰、凌逾、江秀廷等人的文章，探討互聯網、融媒體對當代文藝批評的影響、形塑及其未來發展。可以預見，未來文學研究的范圍和邊界將進一步擴張，當我們談論文學時，將不可避免地將視線投向更廣闊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