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知名作家米蘭·昆德拉去世 享年94歲《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最為中國讀者所熟知 米蘭·昆德拉:我們都不擅長告別
據央視新聞綜合法新社和路透社7月12日消息,歐洲知名作家米蘭·昆德拉去世,享年94歲。
米蘭·昆德拉1929年4月1日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布爾諾,自1975年起,在法國定居。他的代表作有長篇小說《玩笑》《生活在別處》《告別圓舞曲》《笑忘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和《不朽》,以及短篇小說集《好笑的愛》是以作者母語捷克文寫成。
此外,米蘭·昆德拉的長篇小說《慢》《身份》和《無知》,隨筆集《小說的藝術》《被背叛的遺囑》《帷幕》以及新作《相遇》則是以法文寫成。《雅克和他的主人》是他的戲劇代表作。
米蘭·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是中國讀者比較熟悉的一部作品。
讀這部作品,最能引起讀者共情和代入的,無疑是有關“生命輕與重”的思考。“人永遠都無法知道自己該要什么,因為人只能活一次,既不能拿它跟前世相比,也不能在來生加以修正。”“負擔越重,我們的生命越貼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實在。相反,當負擔完全缺失,人就變得比空氣還輕,就會飄起來,就會遠離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個半真的存在,其運動也就會變得自由而沒有意義。”這些金句經常被中國讀者摘抄引用。
早在1987年,中國作家韓少功和景凱旋分別翻譯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和《為了告別的聚會》。2002年5月,上海譯文出版社購得昆德拉13部作品在中國內地的中文版權。翻譯所用的,是從昆德拉家中拿出來,由他親自指定的法文“定本”。
2016年11月,韓少功接受中華讀書報記者采訪,談及翻譯米蘭·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曾遭很多出版社拒絕出版時稱,“當時主要是因為昆德拉沒什么名氣,相當一部分編輯只認名氣,那就沒辦法了。后來作家出版社的白冰先生等力排眾議,才接受了譯稿。”
特寫
一位成功隱身的作家
米蘭·昆德拉曾說:“這是一個流行離開的世界,但是我們都不擅長告別。”如今,這位老人也與世界告別了,據外媒12日消息,多次獲得國際文學獎,并多次成為諾貝爾文學獎熱門候選人的著名作家米蘭·昆德拉去世,享年94歲。
米蘭·昆德拉于1929年出生于捷克,父親是鋼琴家、音樂教授,當過音樂學院院長。
昆德拉曾師從捷克最出色的作曲家之一——保爾·哈斯學習作曲,后來,哈斯被關進集中營,再也沒有出來。昆德拉始終把他當作“我個人神殿中的一位”,他寫下的第一首詩,就是《紀念保爾·哈斯》。米蘭·昆德拉曾經學習過繪畫、音樂、哲學、電影等,這些后來都成為他小說的豐富養料。
米蘭·昆德拉1975年接受了法國雷恩第二大學的聘任邀請,前往法國。自那以來,他一直生活在法國。其作品有《玩笑》《生活在別處》《告別圓舞曲》《笑忘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不朽》《慢》《身份》《無知》等,一代又一代讀者從未停止過對昆德拉文學世界的探尋。他如同一面鏡子,映照著現代人的困境。《尋找米蘭·昆德拉》譯者王東亮說:“閱讀昆德拉是愉快并且益智的,他通常能使讀者大開眼界,層層剝離出我們慣常熟視無睹的某些事物的真相以及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閱讀昆德拉同樣是令人難堪的,他總是無情透視著生命的本質、人性的本質,讓讀者不得不直面自身的存在,無路可逃。”
在眾多經典小說中,昆德拉最為知名的當屬《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小說出版于1984年,被譽為“20世紀最重要的小說之一”,以1968年布拉格之春為背景,講述了四個人物在愛情、性欲、忠誠、背叛、自由、責任等方面所經歷的種種困惑和抉擇。小說涉及相當多的哲學概念,對諸如回歸、媚俗、遺忘、時間、偶然性與必然性等多個范疇進行了思考。《紐約時報》曾評價說,米蘭·昆德拉憑此書奠定了他作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在世作家的地位。
米蘭·昆德拉曾透露,《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最早的名字是“The Planet of Inexperience( 缺乏經驗的星球)”,因為“我們只出生一次,我們永遠不能帶著前一段生命的經驗去開啟一段新生。我們告別童年時不知道青少年是什么,我們結婚卻不知道結婚是什么,即使步入老年,我們也不知道我們將要面臨的是什么:老人是他們晚年的無辜的孩子。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的世界是缺乏經驗的星球。”
“捷克電影新浪潮”的重要一員
米蘭·昆德拉曾經在布拉格電影學院學習電影專業,是“捷克電影新浪潮”的重要一員。
“捷克電影新浪潮”發軔于1962年,這批電影帶有很強的黑色幽默和荒誕色彩,表達出了一代青年對社會的態度。在這場運動中,作家米蘭·昆德拉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1967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作家聯盟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米蘭·昆德拉將這一波民族電影描述為捷克斯洛伐克文藝史上的重要組成部分。
1969年,經昆德拉親自改編,由捷克新浪潮導演亞羅米爾·伊雷什執導,電影《玩笑》最終上映。米蘭·昆德拉在給1991年版《玩笑》所作序言中仍表示:“我仍然認為那是一部出色的影片,沒有過時感。”
除了《玩笑》外,米蘭·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曾被改編成電影《布拉格之戀》,這部電影由丹尼爾·戴-劉易斯和朱麗葉·比諾什主演,是1988年美國十佳影片之一,獲1989年奧斯卡最佳攝影、最佳改編劇本提名,金球獎最佳劇情片和最佳女配角(莉娜·奧琳)提名,并獲英國電影電視協會最佳改編劇本獎,美國影評人協會最佳導演和最佳影片獎。電影大獲成功,但是米蘭·昆德拉卻并不太高興。
據《布拉格之戀》編劇尚克洛德卡里耶爾回憶,當時他與昆德拉花了數月時間討論修改法文劇本,昆德拉還特別多加了幾句原著中沒有的臺詞。但后來劇本被改成英文版拍攝時,并沒有與昆德拉討論。昆德拉的友人透露,他看了電影后感到錯愕失望。更由于他之所以聞名于世竟然是因為書被拍成電影,所以,決心不再讓人將他的書改編成電影。
他不只是在講文學 而是在講他的文學
米蘭·昆德拉是世界上讀者最多的作家之一,也是一位成功隱身的作家。法國記者、作家阿麗亞娜·舍曼的《尋找米蘭·昆德拉》2022年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書中記錄了昆德拉 1975 年移居法國后,先在小城雷恩后到巴黎以教授文學課為生的經歷。
昆德拉夫婦剛到法國的時候,生活并不如意。1975 年,在法蘭西學院院士、作家多米尼克·費爾南德斯等人的幫助下,米蘭·昆德拉在雷恩第二大學得到了一個職位:副教授,講授文學概論和比較文學課程。在妻子薇拉·昆德拉的記憶里,昆德拉在布拉格電影學院教書時從來不做備課筆記,但是,自從1975年在雷恩第二大學授課開始,他就熬夜備課。“他一句一句把講義寫下來,累得筋疲力盡,用外語即興發揮太難了。我們剛來的時候他的頭發是黑的,6個月之后就變成了灰色。”
《尋找米蘭·昆德拉》的作者阿麗亞娜·舍曼寫道:“他熱衷于講課,是因為他不只是在講文學,而是在講他的文學。”昆德拉說:“每位小說家的作品都隱含著作者對小說歷史的理解,以及作者關于‘小說究竟是什么’的想法。”
米蘭·昆德拉曾在其小說《不朽》中表示:“不朽,是死亡的影子或說兄妹,看到他也就看到她。”如今,昆德拉雖然離開人世,但他的作品將是留給這個世界的不朽印記,并將在未來繼續影響我們。”
內存
他的作品“是一種罕見的文學現象”
“從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初,米蘭·昆德拉的十多部作品在我國不斷地出版發行,可以說這是一種很罕見的文學現象。”7月12日晚,獲悉米蘭·昆德拉去世的消息,上海譯文出版社副社長趙武平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采訪時如是說。
2002年5月,上海譯文出版社購得昆德拉13部作品在中國內地的中文版權。翻譯所用的,是從昆德拉家中拿出來,由他親自指定的法文“定本”。對于這一情況,趙武平稱2001年他在德國工作時,跟米蘭·昆德拉的出版人有聯系。“2002年,我到法國巴黎他的家中,與他建立了固定的聯系。那時,他已是70多歲的老人,他的身體還可以,初次見面雖然和我談的不多,但我能感覺出他是一個非常友好的人。”趙武平回憶道。
此后,趙武平每年都會去巴黎看望昆德拉。他在自己創作的《人如其讀》一書中,有一篇《左岸隱士昆德拉》的長文,記錄了他與昆德拉的一些交往故事。昆德拉關切地詢問自己的作品在中國的出版銷售情況如何?趙武平回答稱,《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在中國曾經擁有數十萬讀者,而《身份》(即中譯本《認》)的總印數不過才兩三萬。
緊接著,昆德拉又問趙武平這兩本書都讀過么?更加喜歡哪一部?趙武平稍微停頓思考后表示,作為關注社會思潮變革的讀者,他是偏愛《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的,因為它是第一部開啟我們了解一代捷克知識分子心路歷程的小說。“在某種程度上講,我把它當成捷克的一段歷史來看,我和我的朋友都被深深打動。但是,從另一方面說,我更喜歡《身份》,因為我注意到你的意趣在變化,你所考察的普通人在消費社會時代的消極命運,更能使我感同身受,促使我以小說人物的遭際,去檢驗自己的身份和命運。”
趙武平告訴北青報記者,在他看來,相當多的外國作家作品出版了一兩部后,就銷聲匿跡了。而昆德拉的作品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陸續出版,一直到21世紀初,他仍有新作問世。在這么長的時間跨度里,并沒有因為他的小說政治、文化背景而被新的讀者所陌生化,包括現在的小讀者仍然在讀他的作品。對此,趙武平認為這是一種很罕見的文學現象。
“昆德拉的十六七部作品這些年一直在中國不間斷地出版,而且有持續的影響力。其中《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我沒有確切地統計過到底出版了多少本。這種經典作品每次一開印就是兩三萬冊,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暢銷書了。”趙武平說道。
采訪中,北青報記者還了解到,就在最近,上海譯文出版社正在計劃出版昆德拉的一本文集,講述他對捷克在歐洲歷史文化和社會地位方面的研究成果。
追憶
他是“最后的精神貴族”
北京大學燕京學堂院長、博雅特聘教授、原法語系主任董強是米蘭·昆德拉的中國學生。7月12日董強獲悉恩師離世,心情很沉痛,他向北青報記者講述了與恩師昆德拉的一些交往故事。在他來看,昆德拉是“最后的精神貴族”,“他對媚俗的批判,對現代性的懷疑,讓他有非常高的精神高度。”
談及與昆德拉的初次相遇,董強稱,當年他到法國留學,人生處于很迷茫的時候,“因為當時我的生活有些困難,在我無助的時候,我選擇了昆德拉,我知道他在法國巴黎高等社科院招博士生。所以我給他寫了封信,他就收我為學生,由此改變了我的人生命運,在他的支持下,我走上了法語文學研究道路。”
受疫情影響,董強已經有好幾年沒去過法國巴黎了。他與昆德拉的最近一次見面也已經是五六年前的事了。“那時,他已是近90歲高齡的老人了,他怕我找不著他家,專門到地鐵站來接我。
這次見面,昆德拉詢問了董強一些近況,他們開心地聊家常。談到作品,董強說,他翻譯了昆德拉的《小說的藝術》這本理論著作。在他來看,昆德拉讓人們重新對文學萌生熱愛,這種熱愛不是傳統的神圣感,而是帶有笑聲的。“昆德拉的文字充滿諷刺,他讓我們對文學的游戲性和功能性有了更多的認識,他更創造性地讓小說和音樂成為對標的系統,所以他的小說結構語言是那樣的與眾不同。他是獨一無二的。”
董強還與昆德拉聊起了法國文學。他對法國文學保持了一定的距離,帶有一些批判的眼光。在董強看來,昆德拉一大特點就是他后來用法語寫作,但是同時他依然是個世界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