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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6年7月11日離滬赴京創辦《晨鐘報》，到1927年4月28日被反動勢力殺害，李大釗人生最后十余年主要是在北京度過的。這期間，因工作、生活以及革命活動需要，他及家人屢次遷居，有過多處居所。

這些居所，見證了李大釗從一個愛國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也見證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歷程。

目前，大家熟知的李大釗的居所有八處：西單皮庫胡同，朝陽門內南小街竹竿巷(現名竹竿胡同)，鬧市口回回營2號(今鬧市口南街)，石駙馬大街后宅胡同35號（今文華胡同24號，已成為李大釗故居紀念館），宣武門內銅幌子胡同甲3號(今銅光胡同)，邱祖胡同(現已拆除)，府右街后大坑朝陽里4號(今西城區后達里)，東交民巷俄國舊兵營處。

筆者經過查閱相關史料文獻發現，對于李大釗在北京的居所，還有一些補遺之處。

李大釗最初或住《晨鐘》報社

1916年李大釗赴京創辦《晨鐘報》。《晨鐘報》即著名的《晨報副刊》前身，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徐志摩、孫伏園分別擔任過主編。新月派早期作品、魯迅及周作人等人的許多名篇佳作即發表于此。

據楊琥編著的《李大釗年譜》，李大釗創辦《晨鐘報》的大體情形是：1916年5月初離日本東京回國。中旬抵達上海。7月11日，同宋仲彬、霍侶白等乘輪北上。7月中旬抵達北京，開始創辦《晨鐘報》。7月29日，白堅武到京，協助李大釗創辦《晨鐘報》。白堅武當天的日記記載：“寓群賢館，移晨鐘報社。”8月15日，《晨鐘報》創刊。

當時，《晨鐘》報社位于宣武門外丞相胡同。這條胡同北起騾馬市大街，南至南橫西街，全長640米，明時稱繩匠胡同，1965年改稱菜市口胡同。許維禎、徐乾學、畢沅、洪亮吉、龔自珍、曾國藩、左宗棠、秋瑾、蔡元培等明清兩代及民國時期名人都曾在此居住過。上世紀九十年代末，隨著菜市口大街的開通，菜市口胡同被整體拆除。

《晨鐘》報社的具體位置，據晚清重臣李鴻藻之孫李宗俊的《李鴻藻一家及其故居》（《宣武文史集萃》，中國文史出版社，2020年12月）一文憶述：

走進丞相胡同（即現在的菜市口胡同）（注：此為原文注釋，菜市口胡同現已無存）大約五十米遠，就到了路西一個小門樓——菜市口胡同7號，這里就是我爺爺李鴻藻故居的一部分（原大門在現甲11號。現11號、9號、7號原來都是李鴻藻故居）。

甲11號原是故居的大門，現為某單位車庫，這里在民國時，曾是李大釗、張申府、胡適等人主編《晨鐘報》的編輯部。

根據該文記述，李鴻藻故居由南北相連五進院落組成。最南為大門，二進院為一坐北朝南的三合院，“有垂花門，走進垂花門見北房五間，房前有柱廊，東西廂房各三間。”二進院是主人會客和敬祖先的地方，后三進院分別是男女主人的住處以及后花園。

筆者推測，《晨鐘》報社所處院落本初并不大，院中應以南房、西房為主，報社租用后做了一些改造，自成格局。而李大釗最初就住在報社。

當然，僅憑《李大釗年譜》的內容，尚不足以證明李大釗移居皮庫胡同前的幾個月，是居住在《晨鐘》報社的。好在李大釗所撰《哭沈漢卿君》一文提供了較為可靠證據：

君乃于去歲暑中一省故里……既而家居月余，遂來北京，吾是時適在《晨鐘》報社，留君居社中者數日，吾以《晨鐘》創刊，事頗紛忙，未暇共君暢談胸臆，尋游勝跡，君遂匆匆旋里。

當時正值《晨鐘》創刊，李大釗終日在社內忙于各種事務，且留好友居社中數日，可見李大釗住在《晨鐘》報社的可能性極大。

李大釗在這里呆了不到兩個月，就離開了《晨鐘》報社。根據《李大釗年譜》，1916年9月5日，《晨鐘報》刊登《李守常啟事》，聲明李大釗“辭去該報編輯主任之職”。9月7日，根據白堅武的日記：“晚，偕立齋、守常訪伯蘭略談。遂同澤民至皮庫胡同新宅，守常今日移居于此。”

由此可知，李大釗于9月7日晚移居皮庫胡同新宅。從8月15日《晨鐘》創刊，到9月7日離開，短短的二十多天時間里，李大釗在《晨鐘》上發表各類作品14篇，他為之傾注了極大熱情與心血。

竹竿巷的居所后來轉給胡適

1917年1月前后，李大釗偕高一涵遷居朝陽門內竹竿巷（1965年后改稱竹竿胡同），共同為章士釗主辦的《甲寅日刊》撰稿。白堅武1月25日的日記寫道：“昨午后，同澤民訪守常、一涵于朝陽門竹竿巷。”

這一年的6月中旬，因張勛復辟，章士釗避居天津，《甲寅日刊》停刊。7月初，李大釗出走上海。

10月，獨守竹竿巷的高一涵，迎來新的合租人、安徽同鄉胡適。此前，留美歸來不久即被北大聘為文科教授的胡適，暫居于北大教職員宿舍。1917年9月30日致母親信中，胡適這樣寫：

適現尚暫居大學教員宿舍內，居此可不出房錢。飯錢每月九元，每餐兩碟菜一碗湯，飯米頗不如南方之佳，但尚可吃得耳。適意俟拿到錢時，將移出校外居住，擬與友人六安高一涵君同居。

信中又云：

所同居高君亦好學之士,所居甚僻靜,可以無外擾,故欲移出同居也,彼處房錢每月不過六元,每月僅出三元耳。

同年10月26日，胡適致錢玄同信的落款地址已是“竹竿巷4號”。按舊時門牌排序方法，該住所應是進入巷子東口后，路北數第四座院子。

胡頌平《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1961年6月2日）記載：“我第一次回國在北大教書，很窮，和高一涵兩人合租一座院子。南面三間是高一涵的，北面三間是我住的。”此外文中還談及雇廚子采買、做飯，說明院中還有廂房、廚房若干間，而且李大釗在此居住時的格局，大致也如此。

1918年春節剛過，高一涵便遷往他處。胡適本人也于同年3月30日搬至緞庫胡同后身8號。

任職北大時住進西齋

據《李大釗年譜》，李大釗于1917年11月11日離開南京北上。到京不久，經章士釗推薦，赴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12月17日參加北京大學二十周年校慶紀念會并合影留念。1918年1月中旬，李大釗正式接替章士釗出任北大圖書館主任。

那么，李大釗此次返京后住在哪里呢？鮮有資料提及。筆者在《國立北京大學廿周年紀念冊》中有驚喜的發現。《國立北京大學廿周年紀念冊》于1918年4月編印，從“例言”得知，該冊1918年1月25日開始搜集材料，至4月30日全部編就付印。時間上看，正是李大釗來北大工作不久。在該紀念冊的“職員一覽·現任職員錄”中顯示：“圖書館主任李大釗，別號：守常，年歲：三十，籍貫：直隸樂亭，住址：本校。”

除李大釗外，住址登記為“本校”的，尚有理科學長夏元瑮，預科教授劉半農、林損等，共計33人。

既然住址為“本校”，那校內唯一可供教職員居住的地方只有西齋大門東側、胡適剛遷出不久的教職員宿室了（上世紀三十年代改作北大女生宿舍）。

筆者推測，西齋大門東側第五進院的東廂房，最有可能是李大釗當時的主任辦公室，其后院落便是北大西文圖書館。

沒有房租，一日三餐經濟實惠，省去每日路上奔波，這對于只身在京、生活樸素且傾情事業的李大釗來說再合適不過。

然而，這種局面只維持到同年7月上旬。據史料記載，北大紅樓原規劃為預科學生寄宿舍，待1918年秋正式啟用時，調整為文科、圖書館、研究機構等教學、辦公場所。北大的景山東街校區，勢必要騰出空間增加學生宿舍。1918年7月2日《北京大學日刊》刊發了一則《本校布告》：“本校為畫一門禁，謹防火險及教職員待遇平等起見，自暑假起，校內除雜物課、會計課等各留備一職員備豫不虞外，其他教職員均不復寄宿校內。特此布告。”

北大景山東街的校區不讓教職員寄宿校內，這促使李大釗抓緊另擇新居，他決定利用暑期返鄉之際接妻子趙紉蘭和一雙兒女來京團聚。

此時，李大釗在經濟上也有所改善。當時北大圖書館主任一職的俸薪標準分為五等：每月一百二十元至二百元不等。由于李大釗是新任，據1918年9月的《國立北京大學職員履歷表》，李大釗的俸薪定為五等：一百二十元，若算上稿費，他每月的收入應當不低于二百元。

李大釗在北大居住的時間雖僅半年多，卻適值俄國十月革命爆發，他密切關注鄰國動態，深入研究十月革命對中國社會產生的影響。1918年，他撰寫和發表了《俄羅斯文學與革命》《俄國革命與文學家》等一系列宣揚社會變革的文章。1918年7月1日這一天，他就發表文章十余篇。其中，《言治》季刊第3冊刊載的《法俄革命之比較觀》是中國最早介紹俄國十月革命偉大勝利的文章。

住“回回營二號”還是“南池子三號”

結合《李大釗年譜》對李大釗1918年7月至9月間活動軌跡的記載，李大釗偕家人進京的時間大概在8月中下旬。據李葆華（1909年10月至2005年2月）多年后回憶：

1918年暑假結束后，父親李大釗由五峰山避暑歸來，帶母親和我與星華到北京，在回回營新安了個家。對門是父親的好友陳愚生一家。

李葆華在文中提到的這個新家，是位于鬧市口的回回營二號(今鬧市口南街)。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關于李大釗居所又出現了“南池子”一說。1999年10月，王元周教授在《李大釗“少年中國”主義的形成與轉變》一文中首提李大釗“南池子居所說”：

1918年春陳愚生移居南池子二號(即回回營二號）（注：此處為原文的注釋），1918年八九月間李大釗將家眷接到北京，住陳愚生隔壁，南池子三號。

后來不少學者除引用上述觀點外，還提出這樣的觀點：“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國學會在南池子二號陳愚生家中宣告成立。”

新近出版的《李大釗年譜》持有相近觀點：

周太玄在《悼陳愚生》一文中，還提到李大釗在北京最初的家，即在陳愚生家（南池子二號）（注：此處為原文的注釋）的隔壁，可見少年中國學會發起人之間交往之密和友誼之深。

這些學者的觀點所依據的均是少年中國學會發起人之一周無（號太玄）發表在1924年2月《少年中國》第4卷第10期的《悼陳愚生》一文。據周無的這篇文章介紹：1917年夏，陳愚生來京后在陶然亭賃屋而居，入冬搬到城南新華街，“第二年開春，他又移居南池子二號，這便是他們新婚后的新居……于是，慕韓他們都回到北京，我于是與夢九、眉生會面。這幾個月內真是我們最快活的時期。我們的學會也就在那時產生。我們的聚會都是在愚生家中，守常也于那時加入了。后來守常家眷入京，便住在愚生的隔壁。”

要厘清李大釗到底住在“南池子三號”還是“回回營二號”，有一些史實需要了解。

首先，南池子與回回營并不是同一個地方，這兩者不能直接畫等號。

據1920年出版的《實用北京指南》，當年北京存在兩處南池子：一處在西華門外大街路南；一處在東華門外，即如今北起東華門大街，南至東長安街的南池子大街。同時，有三處回回營：一處在西長安街路南，一處在宣武門內的鬧市口，還有一處在阜成門北的北溝沿。

周太玄未言明陳愚生所住的“南池子二號”是東華門外，還是西華門外，但不管是哪個南池子，與三處回回營都不重合。

再次，關于少年中國學會的成立地點。根據《李大釗年譜》記錄，1918年6月25日，李大釗拜訪從日本回國的曾琦，“與曾琦、王光祈等商議少年中國學會事”。五天后，即6月30日，由王光祈聯絡曾琦、張夢九、陳愚生、雷寶菁、周太玄等人在北京宣武門盆兒胡同岳云別墅發起少年中國學會。后來，學會又邀請李大釗作為發起人之一。

經過一年籌備，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國學會正式成立。同年7月15日發行的《少年中國》第1卷第1期，在《會務紀聞》中有這樣一條記載：

在京同人特于七月一日午前十鐘齊集回回營陳宅開正式成立大會。

1920年3月15日《少年中國》第1卷第9期刊尾處，登載有本月刊緊要啟事一則，內云：

凡有關于學會事務，請與北京西城南鬧市口回回營三號陳愚生君接洽。

結合前文周太玄的文章以及這兩處記錄來看，陳愚生1917年夏到京后，先居陶然亭，入冬后搬到城南新華街，1918年春移居“南池子二號”，而在1919年7月以前，陳愚生的住宅又遷至鬧市口回回營三號。

1919年7月，少年中國學會成立的地點的確是在陳愚生家，但此時陳愚生的家已經不在南池子了，而是在回回營。

陳愚生很有可能就是在1918年7月和8月之間搬家，李大釗來京后住在陳愚生的隔壁。這個“隔壁”所指的地址，就不能想當然地認為是“南池子三號”，而更可能是回回營二號。

對于以上情況，周太玄無疑是清楚的。他是1919年2月離京赴法留學的。這之前，為少年中國學會事宜，與李大釗和陳愚生均有密切往來。他在《悼陳愚生》一文中就記有：“我離京的頭一天，愚生與守常在便宜坊與我餞行。”

根據資料，民國時期，便宜坊在宣武門外的米市胡同，離鬧市口的回回營不遠。1919年2月，陳愚生和李大釗住在回回營的可能性更大。

1951年7月10日張申府為張次溪編著的《李大釗先生傳》一書所作序言中，也為此提供了比較確切的旁證：

我記得最清楚的：在五四以前，領導新思想運動的刊物，《新青年》以外，就是《每周評論》。這個刊物，就是民七（1918年）初冬，我和他在那兩間屋子里談出來的，成功之后，開始也是由他和我主辦，由宣外大街的北京《晨報》承印。我記得清清楚楚，在創刊的前一夜，我和他曾親自在報館里去校對。等到校完了，看了大樣，印出來兩張之后，那時天已四點，每人拿著一張，徒步進順治門回家，就是說不出來的高興！那時他住在宣內回回營，而我住在十八半截南半壁街。

由此可見，李大釗住在回回營更為準確。如今，李、陳兩家為鄰的房子已不復存在，但他們為后世留下了一段動人的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