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作為馬相伯（1840-1939）的對立面，法籍傳教士南從周（Félix PERRIN）在“從震旦到復旦”的歷史敘述中，長期以來多被描述成一個“西方民族主義者”，“長期仰仗西方教會”甚至“西方中心主義者”。然而隨著他的傳記訃告被發現，尤其是他生前的日志被公開，我們得以全面認識這個“反派人物”以及同會兄弟對他的評價。本文嘗試通過法文期刊《中國通訊》（Relations de Chine）中的《南從周訃告》，寫出法國人眼中的南從周，并詳述從他個人日志中摘錄的，在“從震旦到復旦”進程前后的史實，并通過對其一生的描述，還原一個歷史上真實的南從周。同時，也從南從周的角度分析“從震旦到復旦”的真正原因，進一步認識“從震旦到復旦”這段歷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南從周（Félix PERRIN）

一、以往中外文獻中的南從周

近代著名教育家馬相伯先生于1902年底在徐家匯天文臺裙樓中創辦震旦學院，次年春開學，直至1905年春因與時任學監法籍傳教士南從周不睦，率領一眾師生出走徐家匯，創辦復旦公學。這段經歷在馬相伯晚年口述《一日一談》中以“從震旦到復旦”一篇訪談中呈現，后世敘述此事端不僅將其視為復旦創校最大機緣，同時也將南從周定格在“西方民族主義者”等負面形象之中。中文文獻方面，多據《馬相伯年譜》中對南從周“盡改舊章”的描述，并加上作者自己的民族主義情緒。如1981年曹寵的《馬相伯和復旦》，在描述“從震旦到復旦”的變局時，南從周均作為一個與馬相伯對立的負面形象出現（曹寵.馬相伯和復旦[J].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1[02]:96），在不同的文獻中，南從周有時被描述為“命令馬相伯去醫院養病，由他來管理學院中的一切事務。實際上，是趕走馬相伯，奪取學院全權”，還說他“妄圖把中國學生訓練成法帝國主義的奴才”（趙少荃.復旦大學創立經過[J].上海高教研究,1984[02]:30）；有時又說他“仰仗著教會勢力的庇護，逼迫馬相伯住院養病，擅自更改學院性質，篡奪了校政”（張振華.從“震旦”到“復旦”[J].咬文嚼字,2002[01]:17）。

1903年震旦學院所在的原徐家匯老天文臺

近年來，隨著史料的進一步發掘，“從震旦到復旦”的研究逐漸從“激進的民族主義情緒”轉向還原史實。李天綱的《從震旦到復旦：清末外語教學與民族主義》一文，令南從周的形象稍有改觀。作者通過事實清理和人事查證，整理出從“震旦到復旦”過程中，南從周與馬相伯矛盾的導火索——“英法語之爭”，并明確指出在該過程中“有英、法文之爭，但因外語教學而導致的‘民族主義’情況是沒有的”。這也是目前能找到的文獻中，率先公開提出將“從震旦到復旦”與民族主義剝離的文章。任軼的《馬相伯與耶穌會博弈下的震旦學院（1903-1095）》一文，通過全面整理、綜合分析上海市檔案館、耶穌會巴黎省檔案館以及羅馬耶穌會總部、梵蒂岡羅馬教廷等處的相關檔案，得出了最終馬相伯與南從周的矛盾的核心其實是“對‘西學’的認知差異導致了雙方不同的精英培養策略”。文中對南從周的描述逐漸趨于中性，不再將其個人置于馬相伯的對立面。周仁偉在《震旦雜志》所登《中西文化與教育交流的見證》一文中，將矛盾簡述為南從周“試圖對學校進行變革，激起師生不滿”。 2018年，復旦大學的學生劇社排演過話劇《天地玄黃馬相伯》，劇中雖然將南從周定義為反派，但劇情介紹中已表明他“對中國文化有不同的認識，但并沒有惡意”。

二、法國人眼中的南從周

而法文文獻提到了關于這場風波的另一些細節。在1918年7-10月的《中國通訊》中有一篇《中國的一所法式大學》（Une Université fran?aise en Chine）與1925年4月同刊中的一篇《中國的一所天主教大學》（Une Université Catholique en Chine）中均引用了南從周的回憶錄，并提到：

第二年（1904年），南從周神父（P. Félix Perrin）被任命為學校的教務長，有兩名神父和四名輔理修士協助他的工作；這時學校已經有了100名學生 。徐家匯天文臺的舊房舍被讓給了他們。這所年輕的學校希望在兩年的課程中教授“法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俄文、擊劍、舞蹈、鋼琴，毋庸置疑還有拉丁文和哲學”。神父們在各種混亂中竭力維持了一些秩序。擁有總教習頭銜的馬相伯和那些最膽大妄為的學生相處得不好，他們想要將自己的課程強加于人，并以英文來替代法文。

法國人眼中，南從周才是當時震旦校務的負責人。與很多中文文獻作者眼中“仰仗教會勢力庇護”的底氣不同，其實“性格決定命運”這句話對于南從周來說才更加妥當。事實上，即使是來自同一個國家的同會兄弟，都不得不承認：由于自身性格的關系，南從周不是一個容易打交道的人。一方面他的工作能力非常強，天生具有領導才能，而且行事果斷，擅長隨機應變；而每個硬幣都有兩個面，他的另一面則是喜歡指揮，熱愛組織和規章制度，而且他脾氣非常急，最難以忍受的是別人對他的“不聽話”，對于任何“誹謗”都會讓他感到非常憤怒，甚至他曾自述自己加入耶穌會的原因，便是為了抗議和更好地回應社會上對于“耶穌會士”身份的詆毀。

即使南從周本人都在日志中寫道：“我希望審慎地安排所有的人和事，以達致某種規范，然而我發現很難實現，我很少會感到高興，或者說得好聽一點，我幾乎從未感到滿意。我是個很難相處的人，到哪里都會抱怨，很少贊美別人，始終悶悶不樂，無論是物質方面，還是精神層次，學生的作業、品行、性格，接受或是付出的教育，我們的學識，他們的成就，取得的成績等等，我對于這一切總是感到不盡如人意。”

而與之對比的是另一邊，當時擔任會長的丁紹斌（Jean-Marie LOUAIL）在寫給徐家匯、佘山、上海縣城總鐸的信中多次提到他們眼中的馬相伯“雖然這位神父很有才華，但他非常難相處且善變”；“他很固執和多變”；“（馬相伯）富有不可否認的非凡才華，但他很難相處，極度易怒，非常驕傲，十分健談，極其理想主義。”——對比之下，可以發現，南從周和馬相伯的性格有幾分相近：一方面兩人能力都非常強，都具有一定的領導才能，另一方面兩人非常堅持自我，充滿理想主義，同時也都“難相處” ：也正是兩人如此相似的性格，使南從周之后與馬相伯發生不可調和的矛盾幾乎是必然的。

另一方面，南從周天生具有的領導才能，能夠在危急關頭力挽狂瀾。曾與他長期同在安徽工作的法籍傳教士桑必壽（BIZEUL）在訃告中用幾件事情來說明他的這個特點：

早在南從周來華之前在法國昂熱（Angers）避靜，一天晚上，避靜的地方隔壁民居突然著火，眼看著即將燒到他們的住所。按照規定，避靜期間不能說話，甚至大門也是上鎖的。但面對緊急的火情，當時作為一個普通學生的他，主動擔當起組織大家逃生并參與救火的責任：“他并沒有遲疑，立刻一聲不響地起床，和跟隨他出來的同學們一起在圍墻上架梯子沉著冷靜逃生。還利用他對當地的熟悉，大家用手勢指揮消防員們滅火”。正是他的隨機應變，讓他和他的同學們的人身和財產避免了一場可能的悲劇。

另一件事情是他剛來華的時候，當時他在徐家匯學習，此間他所居住的徐家匯住院（今徐家匯藏書樓主樓）發生了多起物品失竊案，南從周主動擔當起了“警察”的角色，計劃抓住小偷。他的許多同僚對他的這一行為并不看好，還嘲笑他大驚小怪。于是，為了激起他們對于偷竊行為的憤慨，南從周甚至扮成小偷去偷這些人的東西，讓他們產生共鳴，站到他的一邊。最終眾人齊心協力，終于抓住了小偷。那位小偷曾在住院中工作，因欠債萌生了偷竊的想法。在南從周的帶領下，眾人失竊的物品被悉數追回。

除了這兩件事情之外，在安徽工作期間，南從周出于一貫的防備心，在住院中放了一把來復槍，還放出話來：“他可以殺死花園里的麻雀，甚至是來花園里散步的雉雞，最重要的是，讓每個人都知道，晚上來這里鉆墻偷他的寶貝是不好的行為。”很多人因之會聯想到，南從周最終與當地村民起沖突，引發“教案”，可能和這把槍有關。然而事實上，這把本用來“防火防盜”的來復槍，卻成了為安徽當地村民們服務的工具：當地村民來找南從周，讓他幫忙射殺闖入田地的野豬，南從周一聽，帶上來復槍就跟著村民們走了，在尋找野豬的途中還看到一個被野豬抓傷后無法動彈的村民，趕緊讓人送信回住院取急救藥品用來急救，最終這位受傷的村民因搶救及時得以幸存；之后，這把來復槍又差點被村民叫去射殺誤入池塘的鱷魚。總之，當時周圍的群眾有什么問題都會來求助于他，他也似乎成了堂口的“熱心人”。

他甚至因為急于趕回自己工作的安徽堂口，不顧天氣情況和同會兄弟的挽留，執意乘船橫渡巢湖，差點溺水身亡，在水中漂了一夜之后僥幸獲救，他還重金感謝了所有參與救他的人。值得一提的是，最終等到救援隊的時候，他對著救援的人大叫“快點，先救婦女和兒童，我們可以等”。在他獲救后來到同會兄弟的住處時，首先想到的是給貧窮的船東兒子吃飯。

從以上這幾件事中我們可以知道，首先南從周絕不是一個“法國民族主義者”，相反他對外來文化其實一直持有包容的態度，在安徽工作期間，在《漢學叢書》創始人夏鳴雷（Havret）的指導下，他也逐漸喜歡上了中國文化：他不僅樂意去嘗試各類中餐，他的中文水平也優于同時期很多法籍傳教士，他能熟練閱讀各類官方的公報，之后在他在震旦大學任職期間，他也能熟練用中文和上海縣城的官員和震旦的中國學生對話。此外，在《訃告》中還記錄了他的英文水平：在來華之前，他曾在愛爾蘭利默里克（利默里克[Limerick]，愛爾蘭第三大城市，西海岸最大城市，隸屬于芒斯特省）的傳教學校里呆了一年，并在那里刻苦學習英語，他的英語會話和讀寫都很好。也正是因為他出色的英語水平，在剛來上海時，他曾在虹口區當時主要招收西人的圣芳濟學院（St. Francis Xavier's College）擔任過學監，因此事實上他比誰都清楚英語在上海的實用地位。

圣芳濟公學

其次他雖然重視組織和紀律，但絕不拘泥于此，甚至在安徽期間多次出馬勸說不愿意接受新事物的中國同事。所以說把南從周歸于教會中的保守派顯然也是不合適的。但這樣的行事風格，若事情進行順利則相安無事，若在事情執行的過程中發生任何問題，這個“自作主張”的人也自然會成為“背鍋俠”，所有的臟水都會潑到他個人身上。

如此則不難理解，當馬相伯向耶穌會方面提出要派人管理震旦大學時，教會第一時間就選擇了南從周：因為他負責的工作態度、出色的工作能力和領導才能，加上其之前在學校擔任學監的經驗，讓教會必定會覺得他才是最適合震旦大學管理職位的人，而同時，這一看似妥當的人事安排也因為南從周的性格以及閱歷原因，為后面的變局埋下了伏筆。

三、南從周與馬相伯之間的真正矛盾是什么？

對于南從周與馬相伯之間的真正矛盾，一直有很多種說法，正如之前所說，很多材料中總喜歡用民族主義的角度去理解南從周與馬相伯之間的矛盾。前引李天綱《從震旦到復旦》中提出，復旦與震旦由于“改法語而分裂”。該事件確實是南從周與馬相伯之間的矛盾，但南從周突然在課程改革中提出“廢英重法”更像是一個導火索，其本人也絕非突發奇想。

根據震旦校史記載：“千九百零四年歲首，相伯先生請耶穌會盡力襄助，安徽傳教司鐸南從周被召至滬，而為震旦之教務長。南公盡改舊章，學生抗不從命，相伯先生恐以己故， 阻南公之施政，辭職而去。學生大嘩，相率離校，震旦遂暫行停辦。而離校學生于吳淞復創一校，曰復旦。”而此處的“盡改舊章”四字之后被很多文章引用，被用來作為南從周的“罪證”。然而就上下文而言，明顯此處的“舊章”是指南從周那次遭到抵制的“學制改革”。

與他人筆下“仰仗帝國主義勢力”的頤指氣使的形象不同，根據《訃告》中的記錄，南從周在安徽潁州收到調令的時候，他的內心是抗拒的，并在日志中寫下自己更喜歡在潁州這樣的話，當他服從安排來到震旦之后，他發現了更大的困難：“雖然馬（相伯）以他的名聲贏得了這些高層人物的支持，并贏得了這些階層和才能迥異的學生，但這也為繼任者帶來了巨大的困難。”

他面對的是一個需要調整學制的震旦學院，學制改革的目標顯而易見——從“譯學館”（Akademie）向常規大學轉型。

也正是基于這樣的困難，南從周全身心投入到了新生震旦大學的建設中。為了讓震旦建設成一個“偉大的學校”，他制定了自己的計劃。由于教師缺乏，經費有限的情況下，他最開始在震旦教授語言和數學。

與之前對其論述不同的是，他曾親口對別人說，他始終認為他的這些中國學生一點不比日本學生差，甚至在中國學生與日本人發生矛盾的時候，他還曾為自己的學生出頭伸張正義。

以上足可以證明，南從周和馬相伯在震旦辦學的根本目標是沒有矛盾的，他們同樣熱愛這些中國學生，也同樣都希望將新生的震旦大學發展成為世界一流的學校，僅因為兩人國籍不同就將二人的矛盾簡單歸咎于民族主義是站不住腳的。

然而正是基于對完美工作的強烈渴望和工作的責任感，最終導致了他與馬相伯分道揚鑣。

1913年的馬相伯

兩人矛盾的根源其實是當時南從周與其本人對當時中國社會的誤判，或者說正如前引《馬相伯與耶穌會博弈下的震旦學院（1903-1095）》一文中所述，兩人對于“西學”的認知不同：當時正是中國社會現代大學創立，新舊教育轉折的關鍵時期，社會上對于“西學”的推崇都是公開的，而根據1903年《中國通訊》的記錄，震旦的誕生本身也與這股“崇尚西學”的思潮有關。正是這樣的社會背景，讓南從周誤以為，將震旦建設一流大學的方式是順應當時中國社會的潮流，在中國社會加強“西學”的研究。在閱讀了洋務派人物張之洞的《勸學篇》之后，南從周錯誤地認為，中國社會需要的“西學”是指西方的所有學問，并希望通過來自西方的知識讓中國“從無知中走出來”。

同時出于他性格中的完美主義及其個人對于規章制度的熱愛，在剛被任命為震旦教務長的背景下，他希望能盡快在學生中建立紀律，更好地管理學校。因此根據南從周的學制改革方案，改革后的震旦學制分為文學、致知（哲學）、象數（數學）、形性（理科）四科，這些課程即使在今天看來，明顯偏向研究性。

但是他忽視了一點：在當時上海經濟快速發展的大背景下，這些來震旦的學生并不如他所以為的那樣，是為了全方面研究和學習“西學”而來，大部分人只是為了畢業后能找一份好的工作來賺錢。

因此，以“謙虛和乏味的研究”為目的的學習顯然是不符合當時上海學生們的需要以及上海社會對這些學生的希冀。以英語和法語為例，這些以“賺錢”為目的的學生斷不可能選擇在科學和文化上見長的法語，而必定更多選擇“賈人”常用的英語。同時，缺乏和中國高層人物打交道經驗的南從周不顧馬相伯和部分學生的反對，一味堅持這一改革方向。于是，出于研究的教學目的與出于就業的學生需求，漸行漸遠。最終，這樣的矛盾在“英語還是法語”的問題上爆發，之后學生集體去找前校長馬相伯，繼而發生退校以及輿論曝光的事件。

此時，南從周身上還有兩個缺點逐漸凸顯：一個來自他的性格——他一旦決定，則不容置疑，也就是上面所說的“非常固執”；而另一個則來自他之前的閱歷，他無論是在圣芳濟還是在安徽期間，與他打交道的，或是在滬西人，或是中國底層的村民，明顯缺乏與中國高層人物打交道的經驗，這也導致了他對于震旦初創時期馬相伯在在華耶穌會和當時中國高層人物之間所起的“橋梁”作用認識不足。

當來自他性格的缺點遭遇來自其閱歷的不足時，自然會將之前與安徽農民以及西人學生打交道的方式多少代入到震旦的教務管理中：在面對學生嘩然的時候，他選擇用強硬的“紀律來樹立權威”，并進一步“維持秩序”。事后，連他自己都意識到了自己的錯誤，并總結道：只有通過“有秩序地教學”來“悄悄地獲得權威”，而如果“沒有權威，任何紀律都是不可能的”。

關于這次論戰的結果，已有史料做了詳細記載，此不贅述。經過震旦的這場風波之后，南從周開始逐漸認識到與中國高層人物打交道的訣竅，并在實踐中逐漸積累了自己與中國文人打交道的經驗和能力。這也可以解釋他離開震旦之后，在安徽組織當地官民中西各方力量參與賑災的史實。

南從周（前排右一）和華洋義賑會地方援助委員會，他身后的是羅炳生牧師

“震旦到復旦”的慘痛經歷，看似并沒有在他身上留下任何陰云，作為一個樂觀的人，他依然保持所有的活力和喜悅的外表。但南從周從此意識到，在震旦初創的時代，確實需要各種資源來克服困難，其中包括需要聯合上海社會的各界尤其是高層人物，才能吸引更多優秀的青年來震旦讀書；尤其是讓他意識到了教學工作的重要性。這也讓他在震旦復校后開始努力地投入教學工作，在教師缺乏、經費有限的大背景下，他成了學校里的“全科老師”，從不缺課，教授所有的初級課程，被稱為“語言機器”和“科學之鑰”。

“從早到晚，他一直處于壓力之下，給他那臺可憐的機器施加了最大的速度。他不上課時，學生們在他的房間里圍著他；課間休息時，他分發書籍、紙張等。當他不上體育課時，他會在午休時上一節素描課。他經常會一天上六小時的課。到了晚上，他會批改作業，有多少次他無法在午夜12點前睡覺！事實上，堅持這種極大的工作量是一種奇跡。”

通過每天16-18小時的教學工作，他逐漸在學生中建立了權威。在教學工作之外，他把教務長、全科教授、總學監、管家、總務等學校所有不同工作的責任結合在一起，之后，他還因為最初分配給學校的校舍已經不合適，向上級力主震旦搬遷事宜。最終于1908年將震旦大學從簡陋的徐家匯老天文臺舊址校舍遷至盧家灣新校舍。

震旦大學盧家灣校區第一幢建筑

同時，他逐漸改變自己，讓自己更迎合中國的高層人物。他好客的舉止，加上他對中國人心態的了解，對風俗習慣的尊重，都使他贏得了所有人的好感，同時也使得震旦復校之后迅速成為上海著名的私立大學。可以說震旦能取得這樣的地位，與南從周是分不開的：為了吸引更多的學生來震旦，他真的是傾盡全力。

事實上，分裂之后的復旦章程顯示，日后復旦大部分課程用西文教授：“除備齋本國歷史、輿地、數學諸科須用漢文外，余皆用西文教授。”回看1902年震旦章程：“泰西授受各種科學均用國語、國文，本院所重在此，蓋求為本國之用故也”，可見我們長期以來用帶有民族主義情緒的緣由來解釋“從震旦到復旦”的原因，是明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從震旦到復旦”的原因只是那次不符合學生需要的、失敗的學制改革，最終爆發在“英語和法語”的抉擇上。

1902年12月30日于《翻譯世界》第二期所登《震旦學院章程》

早在當時，很多人就把矛頭指向南從周，認定他應該為這場“分校風波”負責。然而正如訃告中所說：“當人們建校的時候，當人們在臨時準備的時候，當各種力量驅使你的時候，所產生的這些幾乎是致命的不完美。”“從震旦到復旦” 的風波發生在震旦的初創時期，作為中國的第一所天主教大學，而且還與中法兩國政府相關，一方面各方都對這所大學報以期許，另一方面每個人又都沒有現成的案例可循，因此，將“從震旦到復旦”的風波全部歸咎于臨時從安徽被調來的南從周，或者把這個矛盾上升到中外民族之間，顯然都是不合適的。好在這場風波之后不到半年，震旦就得以復校。

從南從周的角度，雖然他和馬相伯生來國籍不同，但他與馬相伯同樣關心震旦，同樣將震旦的學生視同自己的子女，也同樣希望震旦更好地發展，如果說兩人一定有什么矛盾，那頂多便是南從周和馬相伯之間對于“西學”認知的差異，加上兩人性格中的不完美決定他們即使知道自己判斷錯了，在當時也不愿意向對方妥協。但隨著時間的流逝，當事人其實都做了一定程度的妥協。之后1912年，在震旦申請教育部注冊的過程中，馬相伯也并未計前嫌，再次出面向教育部請愿立案。

1912年，教育部暫準震旦學院立案照會

四、離開震旦之后的南從周

1908年，一紙調令把南從周又調回安徽的時候，南從周哭了，他覺得震旦就像自己一個親手養大的孩子，因此雖然他來到震旦的時候，滿心不情愿；但是當他必須離開震旦的時候，他心中則是失望和痛苦。然而，他是沒有選擇的……“在這個場合，他必須表現出他如同一個多么順從的孩子。他使勁地控制著自己的感受；然而他還是為此哭泣。”

離開震旦后，他再次回到皖北地區，他會騎馬16英里，去鎮上的學堂給孩子們上英語課。也許這樣的課程能讓他想起在震旦上課的時光。

南從周生性節約。他會把最好的咖啡用來招待客人，然而在客人走后，他不允許仆人把咖啡渣倒掉，而是自己繼續用這些咖啡渣喝至少一星期，直到實在淡而無味才勉強扔掉。

除上課外，他還積極投身到安徽淮北地區的賑災中。當時皖北地區頻頻出現饑荒，南從周與當地的新教牧師們，以及本地官員、鄉紳共同組織起饑荒委員會，并親身投入到賑饑中，在皖北各處忙著分發救濟品，贏得了所有人的欽佩。

1911年5月，南從周在賑災過程中傳染上了斑疹傷寒，最終在懷遠附近去世。他的性格一直很要強：在去世前幾天，他還在蒙城救濟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