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對于“新南方寫作”，學界已經熱議有年。一批可以被置于“新南方”譜系中的作品近來密集問世，更使得這一話題成為文壇焦點。“新南方寫作”雖然是一個主要建立在當下活躍的文學現場與書寫實踐基礎上的概念，但由此連帶生成的新的漢語/華語文學觀念，尤其是更具開放性與多元化的文學史視野，以及背后某種具有歷史哲學意味的思考，對于看待和闡釋晚清以來百余年間的中國現代文學都是有效且充滿啟示的。在這種意義上，關于“新南方”的討論實則提供了一個重新檢視中國文學的豐富性與可能性的契機——前者指向對于歷史的理解與發現，后者關乎漢語/話語書寫的前景與生路。而兩者又是彼此交織、相互纏繞的。所以，“新南方”的視野不僅與當代文學的寫作與研究相關，也值得鄰近學科關注。當然，反之同樣成立：百余年來的文學史、學術史與思想史也可以為“新南方”提供經驗與提出問題。重頭之一，便是倘若不滿足于僅將“新南方”作為一種描述性的地域文化/文化概念的話，其間內在的跨界性應當成為未來思考與討論的主要方向。

“新南方”與“南洋”

我曾在《文學史家視野中的“地方”》一文中提到過，在鄉土意識與人倫觀念十分濃厚的中國，生于斯、長于斯的“地方”從來都不外在于文人學者的視野。但這是就具體經驗而言的。在宏觀層面上，“地方”成為全局性的知識、方法與情懷，則不是文學史與學術史上的“常態”。因為在很多時候，關懷故土或者書寫鄉邦更多只是個體趣味。至于“地方”何時“浮出地表”的話題，其實有賴諸多主客觀條件的支撐，絕非“自然而然”。有識之士的引領與接受水平的成全或許是關鍵，而歷史境遇與文化潮流形塑的問題意識與思想觀念則是前提。所以，“地方”何時以及因何、如何成為“顯學”不僅是某一時期文學與學術進程的表征，也是此一時代的見證。“地方”的升降浮沉，本身就是一種癥候，構成了認識與理解時代精神、情感結構與文化脈絡的入口。“新南方”被看到與提出，也當作如是觀。

通常認為，嚴家炎先生主編的“20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叢書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出版，標志了現代文學研究領域“地方”視野的崛起。而在當代文壇上，“地方”寫作也在90年代開始蔚為大觀。不過饒有意味的是，在嚴先生主編的叢書中，并沒有對應“新南方”覆蓋區域的一卷。在各地競相嶄露頭角之際，這一地帶卻不見蹤影。直到近年，“新南方”概念及其指稱的文學實踐才后來居上，成為備受關注的對象。造成由隱到顯的動力、觸媒與情勢自然不能夠略過。

無獨有偶，晚近不但大陸批評家與作家在縱論“新南方”，臺灣與海外學界也矚目“南洋”議題。王德威提出“華語南洋”的概念，并且由此輻射開去，主張“‘南洋’是華語世界，也是非華語的世界；是‘人間’的世界，也是風與土、山與海的世界”。如果以此參照關于“新南方寫作”的諸種論述，可以發現“南洋（文學）”與“新南方寫作”有“同”也有“異”。而經由《寫在南方之南：潮汐、板塊、走廊、風土》，王德威事實上也參與到了“新南方”的討論中。“新南方”的現實魅力與理論潛力，由是可見一斑。但仍有必要承認，“南洋”與“新南方”是兩種既有重疊又有區別的視野。那么，我們應當如何看待這兩者的對話關系，以及不同的資源、脈絡與話語在“南方”這一課題上的聯動與競爭？其間的合力與張力，或許是未來的討論可以更進一步展開的話題。而在此背后，更大的問題意識還包括海內外為何不約而同在此時此刻選擇朝向“南方”發力。

“地方性”內外

我在構思前述《文學史家視野中的“地方”》一文時，遇到一個問題，便是都市研究是否也屬于地方研究。比如，同樣以上海為對象，當我們使用“海派文學”的概念時，無疑內置了地方性的角度。但說到“上海摩登”時，地方性的層面則又被以都市文化為核心意涵的現代性所壓抑。香港也是如此。一方面，它的確是文學地理版圖中的“地方”之一種——譬如陳國球的《香港的抒情史》揭示的那樣；可另一方面，在更多的情況下，我們又不會把香港作為一種“地方”景觀來看待，更不用說將其城與人的特征定義為某種“地方性”了。

但我們真正以“地方”來命名某種文學傳統與文學實踐時，又應當如何處理其中的“地方性”問題呢？在我的理解中，“新南方寫作”之所以“新”，除去與“（舊）南方”區隔以外，還旨在超越“南方”的界限。但這種超越又必須是通過書寫“南方”來實現的。這就形成了一種內在的挑戰，也對于創作和闡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沒有“南方性”的文學當然不是“新南方文學”，但其間的“南方性”又需要具有內向突破甚至自我超克的追求，否則大概也不具備“新南方”之為“新”的意涵。換言之，“新南方寫作”必須能夠在“地方性”內外自由穿梭。

“新南方”與“南方”，“南方”與“北方”，總是相對存在的概念。何者為“南”，何處是“北”，從來都不絕對。立說者的位置、感覺與意識在其中發揮的作用是主導性的。這樣一來，當“新南方”將“南方”/“北方”相對化時，其本身也被相對化了。所以，在這種意義上，“南方性”的意涵還需要在更為根本的層面上被賦予，而不僅是作為一種相對的參照，或者他者化的景觀。

挑戰還在更大的文學版圖中展開：“新南方”之于整個漢語/華語文學而言，首先是建立了一個新的坐標，但在此基礎上，它又能提供哪些既與這一坐標相互關聯，同時又不為定型與慣性的“南方”符碼與想象回收的經驗呢？這恐怕將是“新南方”自我建設的關鍵。否則，“新南方”大概難免成為另外一種形式的“（舊）南方”。

跨學科與跨媒介

“新南方”不僅是一個文學概念，它本身就是一種跨學科與跨媒介的存在。就在“新南方寫作：地緣、文化與想象”會議舉行的同一個周末，由北京中間美術館與廣州美術學院美術館聯合主辦的“我們共享的河流：從瀾滄江到湄公河”特展在北京開幕，“華南學派”的代表人物、人類學家劉志偉擔任學術顧問的紀錄片《鄉村中的知識分子》也在北京大學上映。前者凸顯中國與東南亞對于“河流”的共享及其即時、即興的“在地性”藝術呈現，大自然是來自不同國別的藝術家們致意的對象；而后者關注珠三角“田野”中文化傳統的存續問題，鄉村知識分子是片中表現的主角，也是天然的“講故事的人”。兩者貫穿的理念其實與“新南方”的關懷多有契合，這提示了不同學科與媒介進行對話的可能與必要。

當我們討論與“南方”有關的諸多概念時，可以關聯的知識背景與思想網絡很多——比如談“華南”，離不開人類學與民俗學的支撐；談“嶺南”，則有藝術史與文化史的前提；談“南洋”，需要考慮移民史與華人史的問題；更不用說討論“海洋”與“島嶼”，還得超越人類中心主義……而“風土論”與“人文地理學”構成了所有這些言說的共同基礎，想象力則是貫穿其間的不可或缺的紐帶。這啟示我們，對于“新南方”應當在一種跨界多元的網絡中加以看待。

“西南”之于“新南方”

廣東、海南、福建皆有參與“新南方寫作”甚力的作家與批評家，而廣西的《南方文壇》雜志在整場討論中扮演的角色至關重要。這里有必要帶入一個問題：廣西——而非東南——討論“新南方”究竟意味著什么。

楊慶祥在界定“新南方”時專門提到了“海洋性”。而循此列出的能夠被“新南方”范疇輻射的區域包括：廣東、廣西、海南、福建、香港、澳門、臺灣、馬來西亞、新加坡與泰國等。近年被作為“新南方寫作”代表的作家，大都出自兩廣與海南。如果在廣東或者海南討論“新南方”，大概不需要多做辨析。但在廣西卻不一樣，因為它一方面聯系“海洋”，另一方面也同時關涉“西南”。

在中華文化版圖中，“西南”是與“東南”不同的區域。但兩者同屬“南方”則無疑。不說作為地理、政治、文化區域的“西南”的核心地帶成渝，單說貴州。因為某種機緣，我個人有機會較多閱讀了貴州安順的若干文本，也了解到這里和被“新南方”包納的地域一樣具有“豐富多元的文化遺存與文化族群”。江南文化西遷，在此落地生根，雜糅形成了“屯堡文化”；而作為交通要道，多民族、多語言、多宗教在此匯通；同樣與中原文化、江南文化不同，安順也形成了異質性與多元化的文學力量，充滿“山野精靈”（錢理群先生語）。而安順所在的黔東南，就在貴州與廣西最相毗鄰的地方。在廣西討論“新南方”，除去視野向東向南，一界之隔的安順——西南是否也值得考量？還是說就以是否“與海洋接壤”一刀切？這背后除了涉及區劃問題，還關乎究竟怎樣理解“南方”之“南”。更進一步追問，在以“海洋”與“陸地”作為分野的地理基礎之上，“新南方”還可以提供哪些新的尺度與想象？提出“西南”之于“新南方”的意義，并非意在讓后者無限擴大，而是希望推敲一個更為實在與內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