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從魯迅出發與回到魯迅

博物館的陳列展覽展示文物藏品和研究成果，發揮思想啟發和審美教育作用，在博物館工作中起到關鍵作用。人物傳記類博物館的人物生平陳列，自然具有傳記的特點，主要任務是講好博物館所紀念的人物對象的故事。北京魯迅博物館為紀念魯迅而建立，有關魯迅的傳記和研究著作汗牛充棟。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生平陳列”的使命是用文學傳記的敘述方法，運用文物資料、圖片和場景，突出主題，渲染氛圍，打造出一部獨特、真實、準確、生動的傳記。在文學家的博物館和紀念館。展覽是文學閱讀鑒賞功能的擴展，也是文學傳播的一個手段，更要注重其傳記表達的效果，因為博物館的傳記寫作不但是文字的，而且是圖片的；不但講究圖文并茂，而且要使用多媒體手段。

傳記手法在博物館展陳中的作用不是簡單地排列物品、平鋪直敘。傳記手法質量的高低，端賴對所表現的人物的研究和評論。因此，學術研究在博物館工作中起著重要的支柱作用，而在學術研究中，年譜和傳記的撰寫是基礎工作，用之于展覽，編年紀事及對重大事件、人生轉折點和思想變化等的表現，在章節安排中發揮著起承轉合的作用。應當注意的是，展覽需要學術研究，但展覽與論文、專題報告究竟不同，而有其獨特性。

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生平陳列”展廳外

“魯迅生平陳列”是魯迅傳記的一種獨特的表現方式。2021年，為紀念魯迅誕辰140周年，北京魯迅博物館（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簡稱“魯新館”）的策展團隊對館藏文物進行系統梳理和深入挖掘，吸取魯迅研究新成果，推出一個新的“魯迅生平陳列”，也即寫作一部獨特的魯迅傳。

1954年，在文化部主持下，依托魯迅舊居建立的魯迅博物館被定位為一家“人物傳記性的文學博物館”。1956年建館到現在，“魯迅生平陳列”從簡到繁，逐漸豐滿。

目前設在魯迅居住過的六個城市——紹興、南京、北京、廈門、廣州和上海——的六家魯迅博物館和紀念館，均有常設的魯迅生平陳列展，各有特色。除北京魯迅博物館外，其他幾家都稱為紀念館，但生平陳列基本采用敘述加專題方式，著重表現魯迅在當地生活、學習和工作的情況。魯迅在北京生活14年，僅次于在紹興生活的時間，但建館之初，館名并沒有“北京”二字，生平陳列沒有局限于或著重講述魯迅北京時期的事跡，而是將魯迅一生整體敘述，形成一部完整的傳記。這與博物館的定位和藏品有關。作為建在首都的人物類博物館，又是一位文化偉人的博物館，北京魯迅博物館的藏品數量巨大，而且門類較為齊全，具備完整敘述魯迅生平業績的條件。

建館初期的魯迅博物館大門全景

當然，無論哪個博物館、紀念館，都不可能擁有全部藏品，因此，北京魯迅博物館的“魯迅生平陳列”也有幾個不足。首先，缺乏魯迅在其他地區生活的文物資料。解決的辦法是依靠兄弟館的支持，采用復制等方式補充展品，其中，有關魯迅日本時期的學習的文獻資料，我們從日本得到一些復制件。其次，魯迅的文獻資料雖然數量大，但存在單一的問題，具體地說，是手稿、書籍多，其他文物資料少。紙質文物不如古代器物、藝術品等形制多樣、外貌華麗精美，泛著漫長時光留下的滄桑印痕的報刊資料，會給人單調、老舊、沉悶、枯燥之感。再次，場地和時代的局限也影響展示效果。所謂生平陳列，只是將魯迅一生行狀和業績濃縮在一個狹小的空間里，以可視性的展陳語言呈現出來。展覽面積不足，就只能粗線條地勾勒。現在的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生平陳列廳只有不足1400平方米，而且分為上下兩層。最后，因為政治、社會諸因素影響，有的人物和事件在有的時期不宜出現，有的人物和事件則必須濃墨重彩地表現，對展陳設計也會產生一定影響。

從1956年建館至2006年，北京魯迅博物館的“魯迅生平陳列”都遵循“人物傳記性的文學博物館”的定位，都以魯迅生平為線索，利用圖片、文字、文物、美術品組合的形式，展現魯迅的生平業績。如《一九五七年魯迅博物館工作計劃》如此描述：“共展出展品1301件，其中手稿185件，實物204件，照片326張，書刊546冊，圖表、語錄13件，美術品27件。通過這些展品，簡要地展現出魯迅偉大的戰斗的一生。”

“魯迅生平陳列”的分期，與一般魯迅傳記的分期大致相同。2021年完成的生平陳列，按魯迅一生的行蹤，細分為八個部分：“紹興”“南京”“日本”“杭州—紹興—南京”“北京”“廈門”“廣州”“上海”。

北京魯迅博物館在“魯迅生平陳列”制作過程中，曾提出“從魯迅出發”，回到魯迅那里去的理念。策展人的理念適應時代的需要，對魯迅的認識經歷了由基本知識普及到圣化魯迅再到回到真實的魯迅的過程。1996年的生平陳列，序廳與展線中的說明文字就比較多地引用魯迅的自述，為的是更接近魯迅生平和思想的真實。2006年版的“魯迅生平陳列”在形式設計上，除了以魯迅生平為顯性線索外，將歷史背景和大事件作為隱性線索鐫刻在展柜下側，以“信息帶”的形式讓觀眾將歷史背景與魯迅生平對應起來，獲得時間意識和歷史感，擴展了傳記性內容。

總之，在幾十年的“魯迅生平陳列”制作過程中，北京魯迅博物館以扎實、嚴謹的學術研究為基礎，展示了博物館在中國現當代文化和文學研究、魯迅藏品研究、陳列展覽研究等方面的成果，為展陳的進一步完善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二、文物資料與學術研究

展陳策劃和制作的重要先決條件是文物資料的準備和研究成果的積累，也就是人物傳記材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過程。這個系統性的工作并非都由博物館從業人員完成，而要依靠學術界的共同努力。魯迅研究是人文社科領域的一門顯學，豐厚的學術研究成果對博物館的研究、展覽和社會教育具有促進作用。“魯迅生平陳列”基于充分的學術準備、深入的藏品挖掘和完備的展覽手段。

對文物資料的整理是博物館學術的立足點。“魯新館”有豐富的館藏文物資料，以館藏文物整理、研究和出版為學術界提供了第一手資料，促進了學術界更系統和深入的研究，為魯迅研究提供更開闊的視野和新穎的理念。通過對文物資料的全面系統解讀，人們對魯迅的認識更準確和全面。例如，20世紀80年代以后，在改革開放的時代風氣影響下，人們對魯迅的認識，從魯迅的嚴肅到溫情、橫眉冷對到慈愛平和，從戰士到文人又到戰士與文人的一體兩面，使魯迅形象漸漸接近真實。這是對館藏文物資料深入挖掘的成果，對魯迅故事的敘述至關重要。

自2006年版“魯迅生平陳列”推出至2021年新版陳列問世的15年間，魯迅研究的新史料、新成果不斷涌現，觀眾對作為魯迅及同時代人、新文化運動文物最權威的收藏、研究、展示機構的“魯新館”有著越來越高的期待。

魯迅的一生歷經從晚清廢除科舉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前中國近現代史上所有重大的歷史事件，身后遺留下的文物蔚為大觀，精神遺產更是豐贍厚重，這首先就要求魯迅生平陳列的策展人對這段歷史所涉及的文物資料做準確的闡釋。“魯新館”收藏的文物、圖書、藝術品等達7萬余件，主要有魯迅和同時代人的手稿、生平史料、藏書、藏畫、藏碑拓片、藏友人信札等，有大量的魯迅著、譯、輯、編著作版本和魯迅研究著作、現代新舊期刊和中外美術作品等。例如，魯迅博物館于20世紀50年代印行的《魯迅手跡和藏書目錄》（內部發行），首次向人們展示了魯迅手跡和藏書的留存狀況；60年代出版的《俟堂專文雜集》《魯迅手稿選集》等，為學術界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20世紀70年代中期，魯迅博物館藏品整理遇到一個良好契機：在全民學習魯迅的熱潮中，國家組織了研究和收藏機構對魯迅相關資料進行整理和出版。首先是魯迅書信的整理和出版。書信在魯迅文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000多封信提供了很多真實的材料，從中可以窺見魯迅所處時代的社會境況和魯迅的內心想法。其次是關于魯迅著作的注釋和出版。如編輯出版一部比較完善的新的注釋本《魯迅全集》（包括書信和日記）。再次是對魯迅研究的更全面的規劃。如編纂魯迅年譜、撰寫魯迅傳記等。這些工作中的很大一部分分配給北京魯迅博物館和新成立的魯迅研究室。1976年1月，魯迅博物館歸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直接領導，與魯迅研究室合并。從此，北京魯迅博物館成為全國魯迅研究的重鎮。此后，北京魯迅博物館與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合并，收藏渠道大大拓寬。“魯新館”陸續征集到大量新文化、新文學名人如陳獨秀、李大釗、許壽裳、錢玄同、瞿秋白、蕭紅等人的文物。豐富的館藏是做好“魯迅生平陳列”的堅實基礎。

在資料方面，博物館整理編輯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和資料匯編，如編輯出版《魯迅研究資料》24輯，整理發表館藏資料。

《魯迅研究資料》與《魯迅研究動態》、《魯迅研究月刊》

在研究方面，博物館編纂了《魯迅年譜》（4卷），對魯迅生平史實進行系統的整理和翔實的考辨；博物館創辦的《魯迅研究動態》（后更名為《魯迅研究月刊》）刊登大量館藏文獻和研究論文，為魯迅研究學科的基本建設做出了貢獻。

《魯迅年譜》，198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博物館參與整理、出版和研究魯迅手稿，有助于魯迅著作的編輯和校訂。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編輯出版的《魯迅手稿全集》，雖然當時沒有出齊，但為學術界提供了很多第一手材料，為學術研究提供了諸多方便。2021年“魯新館”會同國家圖書館等機構出版的《魯迅手稿全集》，正是在這套不全的《魯迅手稿全集》的基礎上，搜羅了到當時為止發現的所有魯迅手稿和手跡而成的。

在對文物文獻資料整理和遴選的基礎上，博物館編輯的《魯迅回憶錄》、“回望魯迅”等叢書，系統、全面收集同時代人對魯迅的回憶和評價文字，在電子檢索系統還不發達的時代，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的查閱途徑。

“魯新館”的學術研究，注重魯迅與同時代人之間關系的研究。《魯迅研究月刊》開辟“同時代人研究”欄目，召開多次學術研討會，專題研討魯迅與同時代人如周作人、胡適、陳獨秀等的關系；對錢玄同等新文化杰出人物做了專題研究，并系統整理他們的文獻資料；對魯迅的前輩如章太炎等，也做了出版和研究項目；對魯迅的弟子胡風、馮雪峰等，也做了比較和影響研究。總之，博物館努力收藏文物資料，以期拓寬視野，更好地研究魯迅文化和思想的來龍去脈。

博物館有關魯迅生平事跡的研究，很多是具有博物館特色的，所取得的成果是傳記寫作不可或缺的基礎資料，例如魯迅照片的研究、魯迅藏書的研究和魯迅美術藏品的研究。

魯迅照片是魯迅生平的最基本材料，也是生平陳列中最直觀和生動的一部分。博物館長期致力于搜集魯迅影像資料，近年發表的論文如《“開麥拉”之前的魯迅：魯迅照片面面觀》和專著《魯迅像傳》《俯首橫眉——魯迅先生寫真集》等，在學術界引起一定的反響，成果被應用于包括展覽在內的諸多博物館日常工作中。

《魯迅像傳》（修訂版），2022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博物館對魯迅的藏書進行系統研究，以期更精準把握魯迅的知識結構和思想傾向。除了整理魯迅藏書目錄、進行分類專題研究外，博物館還聯合國內外高等院校、研究所的多語種、多學科專家學者，成立魯迅外文藏書研究小組，發表大量成果，陸續出版了《世紀之交的文化選擇——魯迅藏書研究》《魯迅藏書志》《他山之石——魯迅讀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等專著。

《他山之石——魯迅讀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2021年天津人民出版社

魯迅不但是文學家，還是一位品位很高的美術鑒賞者，收藏了大量美術作品特別是現代版畫，晚年引進歐洲新興木刻，培養中國木刻作者，是中國現代版畫的倡導者和促進者。北京魯迅博物館在魯迅美術藏品的整理和魯迅美術思想研究方面的成果是出版《魯迅藏外國版畫全集》（5卷）、《魯迅藏拓本全集》（12卷）、《魯迅編印美術書刊十三種》、《怒吼》、《銘刻》、《中國戰斗》、《魯迅藏中國現代版畫全集》（5卷）、《魯迅藏浮世繪》等，多為魯迅研究的基礎資料。

《魯迅藏外國版畫全集》，2014年湖南美術出版社

2014年北京魯迅博物館與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的合并，為魯迅研究提供了更寬闊的學術視野。魯迅本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員，在新文學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魯迅的文學、文化創新之路是與新文化運動同步的，得到了時代氛圍的熏陶，得到了《新青年》和北大同人的支持和鼓勵，沒有這樣一個文化環境，魯迅不能成為魯迅。因此，新的“魯迅生平陳列”大量提供新文化運動及魯迅同時代人的資料，增加了《新青年》刊登的魯迅作品顯示屏等數據庫類設施。“魯新館”對新文化時期魯迅的生平事跡的研究是全方位的，不但研究領域在擴大，對紀念對象的研究有更多社會事件的背景襯托和生活細節的描繪，因此更具有真實性、歷史感和現實感。例如，研究者以文化地理的研究方法，將研究范圍擴大而且細致到歷史人物的衣食住行，以小見大，力圖讓讀者和觀眾得到一個活生生的魯迅形象，而不是干巴巴的說教，甚至簡單的口號。魯迅晚年一篇文章批評人們“所注意的是特別的精華，毫不在枝葉。給名人作傳的人，也大抵一味鋪張其特點，李白怎樣做詩，怎樣耍顛，拿破侖怎樣打仗，怎樣不睡覺，卻不說他們怎樣不耍顛，要睡覺。其實，一生中專門耍顛或不睡覺，是一定活不下去的，人之有時能耍顛和不睡覺，就因為倒是有時不耍顛和也睡覺的緣故。然而人們以為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這樣做的結果，就是“所見的人或事，就如盲人摸象，摸著了腳，即以為象的樣子像柱子”。魯迅得出結論：“刪夷枝葉的人，決定得不到花果”。然而，“戰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無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關聯，這才是實際上的戰士。”這些論斷可以作為傳記寫作的指針。人物傳記就是要有好說好，有壞說壞，實事求是，不為尊者諱，不任意拔高和掩飾。多年來，“魯新館”在學術研究中不斷開辟出新領域，如對魯迅作為中國現代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推動者和實踐者的研究，以及與此相關的文化地理研究。1912年至1926年，魯迅先后就職于南京臨時政府和北洋政府教育部，曾任教育部僉事、社會教育司第一科（原第二科）科長，主管博物館、圖書館、美術教育、戲劇演出等事項。這些工作對他的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產生了一定影響。過去，這方面的研究不充分。“魯新館”的研究人員多年來注重搜集相關資料，撰寫了多篇論文，取得了有價值的學術成果。此外，對地域魯迅的研究，即文化地理的研究，也有不少成果。擴大開去，研究人員從博物館行業的角度考察魯迅生平業績，既對魯迅在北京和全國其他城市的舊居、博物館、紀念館進行整體研究，也對某個地區進行微觀地理研究，如對北京的紹興會館、八道灣十一號、西三條二十一號等魯迅舊居進行具體描述和分析，出版了專著，發表了多篇論文。目前，作為北京魯迅博物館分館的紹興會館也進入開發和建設階段，將實現地域特點與魯迅思想文學研究的有機統一，既為研究魯迅北京時期文學創作的特點和思想的演進提供了新的視角，又對博物館事業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

在某些方面，“魯新館”的學術研究具有獨特性，達到了前沿水平，承擔了多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和一般項目以及多個國家出版基金項目，在錢玄同日記、周作人日記的整理和研究、《魯迅年譜》的撰寫等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與資料整理同步，博物館召開研討會，制作生平陳列和臨時展覽，總體上提高了博物館的學術品位和公眾影響力。

《魯迅年譜》，2021年浙江大學出版社

三、展覽主旨與主體意象

作為人物傳記式的展覽，從書本上的文字到墻面和箱柜中的展品，是一種形式的變化，更是理念的轉換。“魯新館”在幾十年的展陳實踐中，努力準確認識魯迅在文化史上的地位。由北京魯迅博物館與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合并而成的“魯新館”，豎起了兩面旗幟，一面是魯迅的民族魂，一面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盡管北京魯迅博物館在合并之前也沒有局限于對魯迅的個體研究，而是兼及同時代人、社會思潮與歷史背景，合并之后的“魯新館”更明確了定位，即主要從事魯迅和新文化運動時期著名人物、重大事件的相關文物和資料的征集、保管、研究、展示和社會教育等工作。也就是說，從之前集中以一個人物為中心展開工作，擴展到對一場運動、一個文化轉型時代及對同時代諸多人物研究的極其寬廣的領域，而兩館合并后更加豐富的館藏為各項工作提供了更多支撐。個人與集體、宏觀與微觀、文學與歷史的結合，是“魯新館”學術的特點，對各項工作都具有指導和引領作用。例如，有些展覽，就從大處著眼，立意在中國現代文化史、文學史背景下解讀魯迅和新文化運動。2015年，為紀念新文化運動100周年，“魯新館”推出“舊邦新命——新文化運動百年紀念展”，意在讓觀眾對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和創新性有更深入的認識。2016年，為紀念魯迅誕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北京魯迅博物館建館60周年，“魯新館”策劃了“含英咀華——北京魯迅博物館館藏文物精品展”，對館藏重要文學做了梳理和解讀。根據多年整理、研究魯迅照片的成果，“魯新館”制作了“俯首·橫眉——魯迅生命的瞬間”，用大量照片配合魯迅生平事跡，以形象生動的影像資料幫助觀眾認識多面的、豐富多彩的魯迅。2017年，為紀念新文學發生100周年，“魯新館”推出“文白之變”展，對新文化運動一個重要貢獻的歷史淵源、發展過程和深遠影響做了具體展現；同年，“魯新館”還策劃了“萬里向西行——西北科學考查團90周年紀念展”，讓觀眾對中國現代科學成就獲得了形象的認識。2018年，為紀念《狂人日記》發表100周年，“魯新館”召開了學術研討會，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起源和魯迅的文學貢獻做了深入的探討。2019年“五四”百年紀念學術研討會的主題定為“在文學與歷史之間”，學者們從多學科多角度研究“歷史的五四”和“文學的五四”；2019年，為迎接五四運動100周年，“魯新館”相繼推出“五四現場”“國民：1919”“舊墨新聲：新文化名家書法展”“中國的文藝復興：新文化八大家”等展覽。2021年，為紀念《阿Q正傳》發表100周年，“魯新館”召開了學術研討會，出版了《<阿Q正傳>箋注》，對名著蘊含的歷史和文化意義、國內外影響及中學的魯迅名篇教學等方面進行了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的探討。

《<阿Q正傳>箋注》，2022年商務印書館

“魯新館”舉辦的臨時展覽還有“吶喊：魯迅與新文化運動”“書寫的藝術：魯迅手稿展”“魯迅藏漢畫像精品展”“魯迅的藝術世界”“拈花：魯迅與外國美術”“中國戰斗——抗日戰爭時期木刻展”等。這些展覽都與學術研究密切配合，有助于深入挖掘魯迅和新文化運動的歷史和現實意義。每一次專題展的制作過程，都帶來思想的碰撞、學術的切磋，碰出了新的火花，培育出了新的創意，都為研究和展示魯迅生平儲備了資料，積累了經驗。

盡管有雄厚的學術基礎與獨特的館藏，如果不進行學術上的充分準備，不發揮主動性和創造性，展覽會很容易陷入重復、陳舊的境地。歷史悠久、成果豐富、資料繁多固然是做好展覽的必要條件，但也會給新展覽制作帶來巨大挑戰，主創人員必須找到新的敘述方式，讓舊材料煥發出新的活力。

策展團隊將提煉展覽主旨和主體意象作為首要工作。

魯迅的方向，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魯迅走過的路，是一條中國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路。路是魯迅文學中常常出現的意象，為廣大讀者所熟知。1921年，魯迅在《新青年》第9卷第1號上發表的《故鄉》中有這樣的名段：“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由于該篇選入中學語文教科書，很多中國人都會背誦。魯迅是文藝的拓荒者，他的篳路藍縷的開拓者形象感動一代又一代人。他在《生命的路》中寫道：

什么是路？就是從沒路的地方踐踏出來的，從只有荊棘的地方開辟出來的。

以前早有路了，以后也該永遠有路。

人類總不會寂寞，因為生命是進步的，是樂天的。

魯迅是一位行路者，他求學、工作和創作，一生艱苦探索，走在以文學溝通人類情感和理性的艱難道路上，像過客一樣孤獨寂寞地彷徨在荒野，只是走，不停歇。他是啟蒙者，用文藝引領大眾前行。他說過：“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他寄希望于青年發揮潛力，愿意并竭力鼓勵和幫助他們進步，“愿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直到晚年，他仍與青年們互相攙扶著一道前進，留下令人感動的場景。

策展團隊確定新的“魯迅生平陳列”的主旨和主體意象是“魯迅的道路”，以“生命的路”即魯迅生平發展歷程作為展覽的主線。魯迅以其“為人生的文學”，以“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的吶喊，走出一條獨特的文藝、思想和革命道路，一條艱難曲折而成就卓著的道路。魯迅的成長與中國近現代的幾次重大變革同步，他的每次選擇，都顯示出他對人生目標的執著追求，顯示出意志的堅決和思想的深邃。因此，陳列應最大限度地挖掘文物，以表現魯迅的人生道路選擇、職業變化、生活狀態改變的軌跡：從紹興的生活到18歲的出門求學，是放棄科舉考試就讀新式學堂；從就讀南京軍校到去日本留學，是從學習工科到學習醫學又到棄醫從文；回國后，是從任教到從政，隨著家庭的重組和生活狀態的變化，又從從政到任教，最后從大學教授成為自由寫作的文人。魯迅如同一個枕戈待旦、聞雞起舞的兵士，他隨時舉起投槍，永遠進擊，永不休戰。魯迅是人生道路上的過客，是行軍者，是探索者，是開拓者，也是引導者。

四、編年敘事與專題敘述

以時間為主線的敘事方式，即所謂“編年體”，是一般傳記的敘事方式。人物的生平陳列根據時間段落劃分章節，排列展品，展示人物從出生到逝世的全過程，也是常見的展陳思路。如此安排，展覽具有更清晰的邏輯，也更利于讓穿插于各個時間點上的展品起到佐證的作用。但“編年體”的傳記敘事既有優點也有缺點，優點是時間線索清晰，缺點在于人物的個性與精神特質不能濃墨重彩地加以突出。而“專題體”結構是根據人物的行為、事跡、精神的性質和種類來劃分單元，以內容性質為推進軸，故事線的塊面之間呈并列關系，優點在于能夠突出人物的鮮明形象，缺點在于時間線索被隱藏，展覽敘事層次容易產生邏輯混亂，讓觀眾找不著頭緒。

“魯迅生平陳列”展廳第一部分：“紹興”

以編年為主線，以專題為輔助，兩種形態的結合，是2021年“魯迅生平陳列”的結構形式，即以“編年體”展示人物生平，保持時間線索清晰，在此大結構下，局部單元以“專題體”展示魯迅的文學成就、魯迅培養青年、魯迅與革命戰友的交往等內容，在重要節點上突出呈現人物的精神與個性。兩個結構的疊加組合，形成綜合性的演繹方式。如在魯迅刻寫“早”字的書桌上擺放科舉考試用書，是以前的展覽沒有過的。魯迅從1896年開始從壽鏡吾之子壽洙鄰學作八股文，用的教材是《曲園課孫草》。1897年，也就是往南京求學的前一年，他仍在家作八股文和試帖詩，并將自己的習作寄給在杭州服刑的祖父，同時也給在杭州照顧祖父的周作人看，周作人的日記對此有所記錄。也是在這個時期，祖父從杭州寄給他《唐宋詩醇》，顯然與幫助他準備考試有關。此次生平陳列，尊重歷史事實，用多個實物和文字敘述展示這個情節，并用魯迅寫給弟弟的一句詩“文章得失不由天”作為二級標題，詩意是鼓勵弟弟繼續在科舉道路上積極進取，不要氣餒，也有自勉的意味。又如“日本”部分的一個專題展出五件文物：藤野先生贈送給魯迅的“惜別”照片、藤野的履歷書、藤野為魯迅批改的醫學筆記、魯迅《藤野先生》的手稿，以及魯迅去世后藤野先生撰寫的《謹憶周樹人君》。單元集中展示，彰顯中日友好、感念師恩的主題。觀眾可以將這個專柜與鄰近的其他展品聯系和疊加起來，達到加深印象、深化認識的效果。

“紹興”“南京”“日本”“杭州—紹興—南京”“廈門”“廣州”六個部分以“編年體”為主，“北京”和“上海”兩部分因為內容豐富，在時間線索中較多提煉出“專題”，重點展示內容，表現業績，渲染精神境界。事件與物都圍繞魯迅人生軌跡展開敘述，實物引出魯迅所經歷的事件和所采取的行動。展覽以實物為證，并通過多種輔助手段闡釋文物的多維度信息，從而引申出魯迅精神的豐富含義。北京時期魯迅日常生活用品專柜中的“大同十一年磚”和“君子館磚”做成的硯臺，在兄弟失和事件中有見證的作用，觀眾結合周邊圖片資料，會對魯迅當時的處境有更為親切的體會。最能體現以實物敘述事件和人物交往的是魯迅與瞿秋白專題。

“大同十一年磚”，北京魯迅博物館藏

這一部分用魯迅贈瞿秋白聯語中的一句“斯世當以同懷視之”作為二級標題，通過圖片和實物的組合，讓觀眾體會魯迅與戰友瞿秋白之間的深情厚誼。

展覽通過色調搭配、展品組合、線索呼應、情境建構、沉浸式烘托等五種表現手段展現魯迅的生命之路。如展覽將手抄講義和批注用圖片形式直觀展示，并且挑選適合今天觀眾的內容，制作出選擇題，設置答案解析，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動性。再如，“魯迅北京足跡圖”將魯迅在北京生活14年間的居住地和工作地點、到訪場所，用圖畫顯示出來，采用多屏聯動技術，不但輔助展覽，還起到營造氛圍的作用。而北京時期魯迅收藏金石拓片和古物的活動，展覽用一個以“動物園”為主題的展區表現，并將魯迅收藏的漢畫像、磚文、碑銘等收入其中，觀眾在看到武士俑、女樂俑、動物俑、錢幣、弩機等后，就出現了動物陶俑和動物雕塑的專柜，這些動物包括豬、雞、羊、馬、狗、鳥、獅子、螃蟹、刺猬等，頗能吸引青少年觀眾，讓他們認識到魯迅是一個有趣味的人。

展廳中的“魯迅北京足跡圖”

用視覺講述故事往往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序廳、主廳、階梯展廳，甚至一些邊邊角角都能派上用場。例如魯迅“南下”正好在展廳上下兩層的結合處，便采用場景沉浸式設計，在四周墻壁上繪制魯迅南下路線場景圖，讓觀眾與主人公一起南下，將途經城市的風景拼接成一幅畫卷。再如，利用樓梯下一個因隔離區域出現的空間，設計成上海的咖啡館，擺放一張桌子和兩把椅子，觀眾能坐下來拍照，增強了臨場感。

序廳的藝術裝置

展覽序廳的中央設置的藝術雕塑，是一個幾何造型金屬鏤空的三角形裝置，由魯迅著作篇名和名言警句鑲嵌連綴而成，下大上小，拔地而起。金屬字的棱角表現魯迅文字的犀利。這可以是一座語言的巴別塔，也可以象征文學家的如椽巨筆。在鋼柱的中段，有一個緊箍鋼柱但卻正被沖破的鐵銹正方體，讓人聯想到《〈吶喊〉自序》中魯迅與錢玄同那場著名的“鐵屋對”。用了三角形，是因為魯迅曾說過：“生命的路是進步的，總是沿著無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當然，雕塑的象征意義可以有多重解釋，觀眾可以在這里沉思回想，體會魯迅精神世界的豐富性和復雜性。

序廳中的雕塑并不孤單，而是從野草叢生的地面生長出來的。野草象征著魯迅文學的原創性、開拓性、反抗性和頑強的生命力。序廳的墻面，底部叢生纖細微弱的小草，墻面上鐫刻著魯迅的散文詩集《野草》的精彩段落，如：

草木在旱干的沙漠中間，拚命伸長他的根，吸取深地中的水泉，來造成碧綠的林莽，自然是為了自己的“生”的，然而使疲勞枯渴的旅人，一見就怡然覺得遇到了暫時息肩之所，這是如何的可以感激，而且可以悲哀的事！？

觀眾在這樣的環境中閱讀這些文字，所得印象和感觸自然與在書齋中所得不同，而產生一種特殊的共鳴。除了被魯迅的文字深深吸引，他們還會用自己的理解和想象來演繹故事，主動融入濃郁的詩情畫意之中，創造新意。這樣的視覺情境會讓觀眾一探究竟的愿望油然而生。而當觀眾進入展廳，看到巨幅油畫《荒原上的路》時，展覽的主題 “魯迅的道路”“生命的路”立刻鮮明起來。

五、多條線索貫穿始終

展示魯迅及其所歷經的時代，如何達到內容精準、邏輯連貫、內涵深厚，同時又靈動有趣？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魯迅的人生經歷豐富，所受教育、家庭、交游、愛好、業績，方面繁多，作為一種傳記敘事，他的生平陳列要將浩瀚的文物資料有秩序地組織起來，在場地、展線有限的情況下，簡明扼要、條理清晰地表現魯迅的品格和思想，就需要尋找前后貫穿的線索，需要對材料進行取舍，注意前后照應，并突出重點。

為了更準確、更細致、更貼切地詮釋主題，2021年“魯迅生平陳列”設計了幾條貫穿始終的線索，如照片、手稿、自述文摘、舊體詩。

第一條線索是魯迅的照片。現存魯迅照片有110多張，組成了較為完整的魯迅形象：有橫眉，有俯首，有微笑，有大笑，有哀愁，有懷疑，有沉思。日本時期的“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斷發照”、在北京師范大學風雨操場上的“演講照”、50歲生日的“標準照”、穿著愛人所織衣物的“毛衣照”、“全家福”，還有生命即將終結時憔悴的面容、去世十天前與青年版畫家座談的組照等，展示出他的人生的重要瞬間。魯迅橫眉冷對的容貌比較多，照片上的神情嚴肅端莊甚至冷峻，這一方面是因為當時人們照相機會較少，在如此的“隆重場合”都會不自覺地嚴肅起來，另一方面魯迅的生活和思想狀態也決定他的精神面貌，在萬方多難的時代，一個以筆為槍的戰士詩人較少溫情的面容是可以理解的。因此，與“橫眉冷對千夫指”相反的“俯首甘為孺子牛”形象，在魯迅一生照片中就比較少見。面相柔和的照片需要平和的心態和攝影師捕捉畫面的雙重機緣。實際生活中的魯迅，是“俯首”和“橫眉”兩面兼具，而其常態則應該是具有多重面相。在某些時期，特別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后，人們不滿于以往過分強調魯迅的“怒目金剛”式姿態，著力強調魯迅溫情的一面，出版物和展覽中少用面容冷峻的“標準照”，而代之以“毛衣照”或其他表情溫和、慈祥，甚至開懷暢笑的照片，如逝世前不久在木刻展覽會上與青年們談話的一張。展覽盡可能多地使用照片，并按時間順序編排，以多重魯迅形象構成貫穿始終的線索，有時以特寫、放大的手段集中表現，起到很好的視覺效果。為了彌補魯迅童年和青少年時期沒有照片留存的遺憾，展覽在“紹興”和“南京”部分用電腦合成的方式制作出他童年和少年的圖像。陳列不但大量采用魯迅的照片，還多方搜集編排他的家人、友人和同時代人的照片，有助于觀眾體會時代氛圍。例如在日本時期，不但有魯迅的單身照和合影，還展出了他的妻子和弟弟的照片，幫助觀眾感知作為長子的魯迅在生活中的艱難處境。而展示章太炎、陶成章、徐錫麟、秋瑾等的照片，說明魯迅當時處于一個革命運動風起云涌的時代。而八位摩羅詩人，西方哲學家尼采、施蒂納、叔本華、克爾凱郭爾，科學家林奈、海克爾、培根、笛卡爾和文學家安特來夫、迦爾洵、果戈理、夏目漱石、森鷗外、易卜生、顯克微支等的照片，為觀眾認識魯迅的世界觀、生命觀、價值觀、文學觀提供了線索。

1928年，魯迅在景云里寓所，北京魯迅博物館藏

第二條線索是魯迅的手稿。展覽用魯迅的手稿展示魯迅一生的書寫歷程。北京魯迅博物館藏有大量的魯迅手稿。魯迅的一生是書寫的一生。觀眾從他的抄錄、校勘和著述手稿中可以了解他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修養，從他的課堂筆記、翻譯手稿中可感知他對外來文明的廣泛吸收。年少時期抄的書，學生時代的課堂筆記，苦悶時期的鈔碑，戀愛時期的情書，給母親、兄弟的家書，給友朋和學生們的書札，書贈文人學士、外國友人的詩稿等，鮮明地呈現出一個大文豪的書寫藝術和成長經歷。魯迅的很多手稿，特別是書信，同時也是自述。如魯迅廈門時期寫給許壽裳的兩封信（1926年9月7日、1926年10月4日）是本次陳列的新展品。魯迅在信中說：“此間功課并不多，只六小時，二小時須編講義，但無人可談，寂寞極矣。為求生活之費，仆仆奔波，在北京固無費，尚有生活，今乃有費而失了生活，亦殊無聊。或者在此至多不過一年可敷衍歟？”這對觀眾認識魯迅在廈門大學的生活和工作很有幫助。手稿與照片的配合，還有《寫在〈墳〉后面》與魯迅坐在墳中間的照片組合。組合展陳讓觀眾在觀看照片的同時閱讀手稿，可以更好地解讀魯迅當時的心境。

1927年，魯迅在廈門郊外墳中間，北京魯迅博物館藏

第三條線索是魯迅的自述。展覽用魯迅的自述表現他在人生道路上的情緒和思考。箴言式的文字是魯迅文章的特色。讀魯迅，往往幾行下去，就能感受到他那獨特的文風，深邃、犀利，直達人的心靈深處，給人巨大的思想震動。展覽的過渡節點選擇的都是魯迅在人生道路選擇上的重要關頭，用魯迅的自述文字，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這些自述文字一般鐫刻在展廳中間的立柱板上，與周邊的其他展品呼應契合。如，魯迅從北京到廈門，是他一生的重大關節點，他當時的心情如何？此次陳列增加的實物是魯迅1926年6月17日致李秉中的信，信中表示自己在京“樹敵很多”，“實在困倦”，秋天大約要到南方去。而“北京”部分以魯迅《北京通信》中的一段話結尾：“生命是我自己的東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著我自以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淵，荊棘，狹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負責。”這段話表現出一種自主選擇的決絕姿態。

第四條線索是魯迅的詩句。魯迅的詩句貫穿展覽始終。最醒目的表現是展覽的二級標題全部用了魯迅詩句。“炎天凜夜長”“度盡劫波兄弟在”“俯首甘為孺子牛”“于無聲處聽驚雷”“白眼看雞蟲”等高度凝練的詩句表達不同時期魯迅的思想狀態、生活情態，也表達了他對社會的態度和對人生的觀念。總的來說，前三條線索也無不與詩有關：照片線索有“詩配像”，如剪辮子后留影配合《自題小像》詩；手稿中不但有魯迅題贈中外朋友的詩，也有友朋與他唱和的詩手稿；而魯迅自述情志的段落，雖然大多是散文體，也都是詩一般精練的文字。這種詩句標題延續到“身后”部分。“身后”部分第一單元以“又為斯民哭健兒”為標題，呈現魯迅喪儀的場面、國內外人士吊唁魯迅的情形，表現后人對他英年早逝的惋惜。在大量的悼念挽聯、唁電、文章和圖片中，許廣平的獻詞“魯迅夫子”和蔡元培挽聯“著述最謹嚴非徒中國小說史，遺言太沉痛莫作空頭文學家”，手跡原大展出，十分醒目。第二單元以“斗士誠堅共抗流”為標題，展示了國內外各地的紀念魯迅活動；第三單元“只研朱墨作春山”展示后人紀念魯迅、弘揚魯迅精神的文藝作品，如展示改編自魯迅作品的影視、戲劇圖片和目錄，以及以魯迅面容為主題的木刻版畫。

1932年，魯迅贈岡本繁(“自題小像”)，北京魯迅博物館藏

為了完整連貫地表現魯迅一生的事跡和業績，除了上述四條線索之外，生平陳列還有一些很明顯的線索，如圖書和報刊。魯迅一生藏書、讀書、寫書、出書，與圖書關系密切。陳列在魯迅與書刊關系的表現方面，不但注重連續性，而且適時給予重點表現。如日本時期的《域外小說集》專柜，展示東京神田初版本的該書一、二冊，配合魯迅《〈域外小說集〉序言》手稿和《日本及日本人》雜志對周氏兄弟翻譯外國文學的報道。不但如此，展覽還在這個區域設置一個金字塔造型的展柜，展示了魯迅留日時期所購買的日文、德文、中文書籍，涉及文學、美術、科學等領域，期待觀眾有興趣去獲取塔上所陳列圖書的語言、內容、來源、印刷、裝幀、裝訂等信息。再如，魯迅的第一本小說集《吶喊》的成書過程及出版情況得到了充分的展示。除《狂人日記》《明天》外，展覽介紹了其他小說的發表情況，觀眾可以看到魯迅的作品多刊登在雜志醒目的位置，說明魯迅登上文壇不久就成為國內最受歡迎的作家。而展出與《吶喊》相關的資料自是題中應有之義，這些資料包括《吶喊》初版本、《〈吶喊〉自序》文摘、刊登茅盾《讀〈吶喊〉》的報紙、魯迅贈日本友人山縣初男《吶喊》題詩手跡、魯迅校勘《吶喊》第14版時手書《吶喊正誤》表等，蔚為大觀。此外，魯迅編輯的圖書與魯迅收藏的青年文稿的同區域展出，讓觀眾認識到魯迅對青年文學家的鼓勵和幫助。而在上海，魯迅從事自由著述，過的是書齋生活，日常主要活動是寫作、編輯、出版。上海時期的著作、報刊墻面，突出了書籍和報刊在魯迅一生事業中的作用，頗具視覺沖擊力。

“上海”部分的最后一個單元，展示的是魯迅去世前不久的活動，上述幾條線索輻輳于一個空間：照片是魯迅在去世前幾個月坐在住所門口所攝；自述則用他的名言——“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手稿用的是魯迅記述青年時代在日本留學時與師友交往的文章；標題用的是魯迅的詩句“從茲絕緒言”（What you left unsaid, we’ll know now never），題寫于魯迅與版畫青年座談的組照上方。這個區域的中間是放置在展柜中的上海民眾獻給魯迅葬禮的“民族魂”挽幛。而整個展覽的最后一個展品，是將魯迅一生最后一首詩、具有自傳性質的七律《亥年殘秋偶作》用繁體字、豎排、雙行夾注方式呈現：“曾驚秋肅臨天下，敢遣春溫上筆端。塵海蒼茫沉百感，金風蕭瑟走千官。老歸大澤菰蒲盡，夢墜空云齒發寒。竦聽荒雞偏闃寂，起看星斗正闌干。”

1935年，《亥年殘秋偶作》，北京魯迅博物館藏

盡管生命的路前進到了“雨打風吹去”的狀態，而且菰蒲已盡，無處可走，但魯迅仍有“聞雞起舞”的志愿和期待，正如許壽裳在《〈魯迅舊體詩集〉跋》中評論的：“哀民生之憔悴，狀心事之浩茫，感慨百端，俯視一切，棲身無地，苦斗益堅，于悲涼孤寂中，寓熹微之希望焉。”這種排版方式象征性地將魯迅與中國文化傳統聯系起來，形象凝重，氣氛沉郁，使整個陳列的詩意得到進一步的提升，觀眾或能由此聯想到序廳入口的獻詩《魯迅》：

……

將無窮遠方、無數人們納于靈臺，

擔負著人生的磨難，卻甘愿作

孺子牛，是古老民族的堅卓風采。

如今，你激越的聲音仍在時空回響：

要做真的人！勇敢而仁慈的

戰士，鎧甲上銘刻著誠愛和剛強。

2021年“魯迅生平陳列”以大量文物資料、雕塑和多媒體手段等展示作為戰士和文人的魯迅走過的艱難曲折而成就卓著的道路，完成了一部獨特形態的《魯迅傳》。傳記的敘述方法在人物傳記性博物館的基本陳列中是基本方法。如何寫好被紀念對象的傳記，利用什么表現手段讓一部立體的傳記更豐滿和生動，是人物類博物館一個永恒的課題，值得繼續探索。“魯新館”在“魯迅生平陳列”的設計和制作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仍有提升的空間。

魯迅的傳記，是魯迅研究的基礎性工作，也是將魯迅的文化遺產向大眾傳播的一種有效手段。迄今為止，魯迅的傳記已不下百種，各有優長，頗有佳作，但在生動性和準確性等方面還有不盡如人意之處，真正能讓讀者一讀之下愛不釋手的傳記還不多。“魯迅生平陳列”也是如此，作為傳記的一種表現方式，博物館的展覽擔當與大眾交流的任務。各博物館、紀念館做了積極的努力，而在如何更好地呈現魯迅的思想、風采和神韻方面，還需要繼續探索。將傳記的寫作方法與展陳結合起來，用突出、渲染、鋪敘、畫龍點睛、標題引領等方式，以精彩的文字為基礎，加上物品、圖畫及聲光電化，可以達到良好效果。如此，生平陳列呈現出來的魯迅生平是圖傳，是像傳，是詩傳，更是以上多種形式的結合。

貼在墻上、放置在展柜中的生平陳列，是可以打造成一部圖文并茂、有聲有色的傳記的。

2021年“魯迅生平陳列”制作完成后，策展團隊撰寫了《生命的路：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生平陳列”策展筆記》，對這項工作做了初步總結。

（本文系《“生命的路——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生平陳列”策展筆記》一書的序言，該書將由浙江大學出版，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