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緞庫胡同后身八號。

這個八號不是現在的八號，而是它的老八號。1918年3月30日，胡適先生從竹竿巷搬入此號；1920年1月15日下午五點，毛澤東來此同胡適先生談湖南問題；同年7月24日，毛澤東從湖南楚英源楚怡小學給胡適先生寄來明信片，收信人地址寫的也是此處。1920年2月9日，陳獨秀擺脫警察監視從家里出走，踏上建黨征程，也是首先跑到這里來和胡適商議。

這次去京，我居然找到了這個老八號。

1997年4月底，去北京學習，突然冒出一個想法，利用不多的幾個星期天，去把北京二環內名人故居跑一遍?；貋砗螅€寫了組北京名人故居游記在《合肥晚報》上連載。唯有一篇沒有放入此連載中，那就是去看李大釗故居的經過。因為到了后，不僅沒進去，相反還看到聽到了不和諧的畫面和不悅耳的聲音。李大釗故居的標牌下，堆著一大堆垃圾，里面院子里竟然傳出打麻將的聲音。我單獨把此“景”此“情”寫成了隨感。記得還在北京，我把這篇稿子送給了北京政協的《北京觀察》。鄭主編老人家親自接待了我，還給了我鼓勵，很快把它登了出來。據說引起了一定反響，對后來李大釗故居的整治開放都起到了推動作用。

此番去京，又冒出了相似的想法，能不能把1919年前后陳獨秀和胡適以及劉文典等人的故居給走一下。

陳獨秀故居在箭桿胡同，2021年整修一新后開放。作為《新青年》編輯部和后來人們贊譽的“‘五四運動’的總司令部”，又加慶祝建黨一百周年和《覺醒年代》熱播，它都是主要“畫面”，現在已是大名鼎鼎。陳獨秀那天后來又躲到劉文典家里。電話問寫《劉文典傳》的好朋友章玉政，他說是在福建司胡同，現在已改為富建胡同。至于多少號，他說也查不到了。但我還是去走了一遍。居然那兒附近就是趙家樓遺址和北總布胡同。用手機算一下里程，離紅樓3.7公里、箭桿胡同3.2公里、緞庫胡同2.7公里、天安門廣場3公里，李大釗家里文華胡同離得遠一些，6.3公里。這樣一想，不僅陳獨秀乘人力車趕來的時間似乎能夠算出，就連他急匆匆趕來的形象，李大釗趕著騾車（根據蔣夢麟先生的回憶）前來和陳獨秀巧扮演“戲”出城的畫面，梁思成林徽因后來在這里走動的情景，“五四運動”大隊人馬從天安門廣場趕來的浩蕩洶涌似乎也能想見。

“五四運動”期間，陳獨秀因散發由他起草的、由胡適翻譯成英文的《北平市民宣言》，號召“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被捕入獄。經過社會各界的大力營救，雖然9月 16日得到保釋，但頭上仍戴著“豫戒令”，不能隨便行動更不能私自跑出京城?？春m日記，1920年1月22日下午五點、七點兩次跑到箭桿胡同去找陳獨秀。當時武漢一些學校邀請胡適前往進行寒假演講。恰巧胡適正給杜威訪華做翻譯，于是轉薦陳獨秀前往，當然武漢方面也大為歡迎。當演講消息和內容有關報紙刊發后，京師警察廳看到陳獨秀竟然跑出了京城，這還了得，立即前往箭桿胡同盤查。2月9日下午，剛剛回來的陳獨秀正坐在家里寫請帖，準備請胡適等一干朋友前來喝一頓。沒想到警察敲門了。問他在不在家，并要走了他的一張名片，同時在他家門口還留下了監視。一看這陣式，一旦確認，輕的肯定還要來訊問，重的可能還要重新入監。那段時間，無論是蔡元培、蔣夢麟，還是陳獨秀、李大釗等，但凡有什么事，都喜歡找胡適商議。同時，陳獨秀出獄，胡適還是保人，此次出京，胡適也是當事人。陳獨秀急忙招來人力車，開始往胡適家跑，看此事胡適怎么想、有什么建議。

據后來這位警察的報告：“查于2月9日下午一時余，見陳獨秀乘人力車出門，聲言至緞庫后身胡適宅拜訪，是日并未回?！?/p>

要不是說去胡適那兒，那位監視的警察此刻恐怕都不會再讓他出門。

于是，在去了箭桿胡同之后，我接著去了緞庫胡同。箭桿胡同西向出到北池子，北向不到一公里即紅樓，南向，以東華門為界，南邊叫南池子。箭桿胡同東西向，西頭即連南池子。站在胡同口，用手機測一下距離，離箭桿胡同陳獨秀故居830多米。步行不過一刻鐘，看來那天陳獨秀乘人力車跑來也就幾分鐘的時間。

現在北京的胡同，在胡同口都掛有一張小標牌，介紹這個胡同的前世今生。當然這里也有，寫明是因為清朝戶部在這里設立緞匹庫而得名，寬6米，長462米，西起南池子、東鄰南河沿大街，北與普渡寺前巷相通，南與北灣子胡同相通。同時說明“胡適故居位于緞庫胡同八號，胡適白話文詩集《嘗試集》在此問世。北大教授高一涵曾住此胡同”。當然從標牌上也看出，由于中間部分平房建成了住宅樓，1973年對胡同進行了重新編排，2011年又進行了重修。

這個標牌，說明此胡同存在南北兩條巷道；同時在胡適故居定位上不太精準。從胡適有關資料可知，那時他住在緞庫胡同“后身八號”。而今天這個標牌說明，很容易讓人聯想認為這個八號（“胡適故居位于緞庫胡同八號”）就是當年八號（“緞庫胡同后身八號”）。我心里存著疑，問北京魯迅紀念館姜異新老師。她曾寫過關于胡適在北京的故居的書。她回信息說，當年八號在哪，已無法確定。

我從與南池子相連的胡同口走起。新門牌號就從胡同口排起。

東向走過四五十米，然后直角左轉北向。新八號就在這個轉角處。在中國傳統建筑和方位稱呼上，房屋的最后一排叫“后進”或“后寢”（專指祠堂最后供奉祖宗牌位的一排房屋）。既然胡適住在緞庫胡同后身，顯然這里一上來的八號并不符合這個稱謂。二三十米后，胡同再右轉東向。這里坐落著社居委辦公處。進去問工作人員：“胡適的八號在什么位置，你們知不知道？”都說早就改造了，原排號沒人搞得清。再出來沿著胡同走。兩百米左右，一道南北向圍墻截斷去處。但胡同并沒有沿圍墻拐彎，而是在與此平行的三十米處右轉南向，延伸五六十米，最后與南邊那條東西向“巷道”貫通。這條“巷道”最東頭同樣被那道圍墻截斷，與北邊的“巷道”嚴格平行，不過西端并沒有通往南池子或與南池子進來的那段相連，在伸展一百多米后于西端同樣被一道大墻截斷。在那條與圍墻平行的胡同與圍墻之間，又等距離東西向開辟了兩條小胡同，由此形成了三個等面積均坐北朝南的院落。

如此一看，緞庫胡同豈不像個提梁油桶？ 進來那段是提梁，南北兩條長長的“巷道”是豎壁，圍墻與與它平行的胡同構成了底座，南邊那條“巷道”與提梁之間的缺口豈不是進倒的桶口。

與南池子相連的地方應該是前進，底座部分應該是后身。

我在胡同里走著。幾乎沒看見什么人。遇到一個準備從胡同開車走的人，問他怎么胡同里沒人。他說這幾天北京熱，這大中午的，都縮在家里準備午休了。

2019年過年去李莊，在板栗坳，看過了傅斯年故居后，我總想找一個老人問問這里情況。有關資料說，在內地恐怕已沒有人見過傅斯年了。但我還是想找找。沒想到轉過故居的一個院落，一位老人正坐那兒曬太陽。我走過去問老人家，是不是一直住這兒，她說是。我問她見過抗戰打日本時期住過那老屋的人嗎，她問是不是那位姓傅的大胖子，我說是。她說見過，然后告訴我她小時為傅斯年擺渡的情形。老人叫涂仁珍。我總相信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只要你執著，上蒼或者你要探尋的對象會保佑你的。這次我同樣如此。

我從南池子這頭走到北灣子那邊，又從北灣子那邊再走回南池子這頭。

就在我走第三遍時，不知從哪兒走進來一個收廢品的，他就站在后身北數第二條小胡同里，一位老大爺正從家里拿出廢品給他。從小胡同口又走來一位老太太，她和老大爺打著招呼，說這疫情三年常常只能呆在家里，腿腳都走不利索了。終于見到住在這里的人了，忙過去詢問他們住在這里多少年了，老大爺說他搬過來遲；老太太說她住在這里快七十年了。我忙問她，緞庫胡同后身八號在什么地方？ 老太太立即說，知道啊，老八號，就這前面這個院子就是。

沒錯？沒錯！就是？

就是！ 我就住這隔壁這么多年。門在哪？

向那大胡同開著呢。

老太太姓劉。她說是劉少奇的劉。

轉過去一看，現在是五十號。門還開著。大膽走了進去。居然格局同箭桿胡同大致不差。靠街門緊挨后進主房倒座小房兩間，主房五間，隔個院落與其相對應的前進坐南朝北，院落兩邊是各兩間的偏房?？偣泊蟾庞惺甙碎g房屋。這個數字基本上符合當時胡適所說間數。只是現在院落已沒有當年的疏朗，而是也像了一條七扭八拐的小胡同，四面的人家都在院子里搭蓋了附房，以盡可能擴大自家的生活空間。就這樣你想照一張上空比較單純的照片也很難，因為還拉滿各種繩索掛滿各種晾曬的衣物。我抓緊時間拍了視頻和有關照片，準備立即退出，這時從外邊走回一位中年大姐，問她記不記得這院落整修的情況。她說，整修就是替換一些朽壞的，大的格局沒變過。

出來后，真想立即跑去告訴社區居委會的同志們，請他們改一下標牌，胡適故居是當年緞庫胡同后身八號，即現在的50號；還想告訴他們，胡適在這里產出的又豈止中國現代文學第一部新詩集《嘗試集》，他回國后許多對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具有開創性范式性影響的文章在這里寫成，對中國現代史影響深遠的一些事也在這里促成。

“五四運動”爆發后，他在這里極力營救被捕學生；就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來說，在這里，他第一次全面概括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大組成部分，且給予高度評價。他說：“馬克思主義的兩個重要部分：一是唯物史觀，一是階級競爭說。（他的‘贏余價值說’，是經濟學的專門問題，此處不易討論。）唯物的歷史觀，指出物質文明與經濟組織在人類進化社會史上的重要，在史學上開一個新紀元，替社會學開無數門徑，替政治學說開許多生路?！边@段時間，胡適詳盡闡述了“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的觀點；鄭重推出并高度評價了毛澤東在湖南創辦的《湘江評論》及毛澤東刊于其上的《民眾的大聯合》一文，“《湘江評論》的長處是在議論的一方面?！断娼u論》第二、三、四期的《民眾的大聯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的重要文字。還有湘江大事述評一欄，記載湖南的新運動，使我們發生無限樂觀。武人統治之下，能產出我們這樣的一個好兄弟，真是我們意外的歡喜?！边@是毛澤東的文章首次被這樣推介和評價。

這里除了京城蔡元培陳獨秀等新文化大咖們經常光顧，胡適的老師杜威來過，更重要的是，毛澤東兩次來京（第一次是1918年8月19日至1919年3月12日；第二次是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來過。毛澤東當時給胡適寫過不少信，胡適后來說，抗戰爆發后，這些信件由夫人攜帶至上海，交給好友竹垚生保管，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上海租界被日軍占領，竹垚生怕信件被日本人發現，全部燒掉。毛澤東當時也很受胡適影響。他后來在接受斯諾采訪時說他在師范學校讀書時，就開始讀《新青年》，“十分敬仰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胡適《非留學篇》觀點，深得毛澤東贊許，使得他放棄了留法勤工儉學；胡適提出的多研究些問題的主張也得到了毛澤東的響應。1919年9月1日，距離胡適提出該主張40天后，毛澤東在湖南成立了問題研究會。在《問題研究會章程》中，囊括中外，提出71個大問題81個小問題需要研究。就在毛澤東于1920年1月15日來拜訪胡適前三天，胡適和蔡元培、蔣夢麟等人開始討論“自修學院”的事，之后，便開始擬訂“自修學院”計劃。1951年5月17日，胡適在閱讀胡華所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中關于湖南自修大學的內容后，于當日日記中寫道：“毛澤東依據了我在一九二〇年的‘一個自修大學’的講演，擬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學章程’。拿到我家來，要我審定改正。他說，他要回長沙去，用船山學社作為‘自修大學’的地址。過了幾天，他來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

還是回到2月9日那天下午來。那天下午胡適還有課。一點多跑來的陳獨秀正好把胡適堵在了家里。一聽陳獨秀所說，胡適也覺得事情重大且不容遲疑，于是放棄上課，在家和陳獨秀商議如何去做。家回不去，京城也留不得了，只有離去。上次在警察眼皮子底下竟然跑到了武漢，這回必然加強戒備，實際上已經在監視，要想離去，必須想一個妥善的法子。也許就在這種情況下，陳獨秀在這里用胡適家的電話通知了朋友們前來共同商議。于是想出了這幾種法子：既然警察知道陳獨秀來了胡適這里，陳獨秀不回，必然要找到這里來，陳獨秀不能住這里。住哪里？ 還是老鄉保險，不遠處劉文典家合適；陳獨秀出獄，胡適是保人，此番又說是到胡適家里來，警察必然要找胡適要人，必須變被動為主動，也算是給陳獨秀離京打掩護，胡適在接下來的幾天必須天天去箭桿胡同看望陳獨秀，表明陳獨秀還在京，但不在胡適那兒，也給高君曼和兩個孩子以安慰；由李大釗趕車和陳獨秀假扮年關下鄉收租混出京城；到了上海后，陳獨秀立即給警察總監吳炳湘來信，說明一切，以解脫所有人包括警察們的干系。

2月14日，陳獨秀到達上海，迅速致信吳炳湘。

由此說明，陳獨秀最遲得12日從天津離開，再推算，他最遲得11日從北平脫身。如此急促的時間，一切都得當機立斷和迅速行動起來。

那天下午在這個院落居然發生了這樣影響重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