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猜想，他心中想象的理想的文學史著作，一定不僅是丹納《藝術哲學》這樣的著作，也應該包括了諸如勃蘭兌斯“十九世紀文學主潮”那樣的系列性、大部頭的著作。

傅璇琮（1933—2016）先生是一位學問廣博的文史學者，一生致力于古籍整理出版事業。雖然他在文獻考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極為卓越的成就，但如果要用一個更專門的身份來稱呼他，我還是愿意稱他為視野開闊、胸懷博大的文學史家。

他在1980年出版的《唐代詩人叢考》前言中，開篇就引用了法國藝術史家丹納《藝術哲學》中的論述：

我們隔了幾個世紀只聽到藝術家的聲音；但在傳到我們耳邊來的響亮的聲音之下，還能辨別出群眾的復雜而無窮無盡的歌聲，像一大片低沉的嗡嗡聲一樣，在藝術家周圍齊聲合唱。

藝術家本身，連同他所產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個包括藝術家在內的總體，比藝術家更廣大，就是他所隸屬的同時同地的藝術宗派或藝術家家族。……要了解那位大師，仍然需要把這些有才能的作家集中在他周圍，因為他只是其中最高的一根枝條，只是這個藝術家庭中最顯赫的一個代表。

應該說，這些論述，不僅是傅璇琮先生對這些當時名頭還不算太響、歷來重視還不夠的唐代詩人的生平事跡進行詳審細密考證的精神動力，也形成了他看待文學史發展的一以貫之的理論基點。

接著，他在該書前言中指出：

唐代的詩歌，在我國古代文學上，是一個重大的發展。在唐代的詩壇上，往往會有這樣的情況，即每隔幾十年，就會像雨后春筍一般出現一批成就卓越的作家，其中還產生了像李白、杜甫、白居易這樣有世界聲譽的偉大詩人。

對于這樣的文學現象，如果只是以詩論詩、以文論文，顯然是不夠的。另外，我們現在的一些文學史著作的體例，對敘述復雜情況的文學發展，似乎也有很大的局限。我們的一些文學史著作，包括某些斷代史，史的敘述是很不夠的，而是像一個個作家評傳、作品介紹的匯編。為什么我們不能以某一發展階段為單元，敘述這一時期的經濟和政治，這一時期的群眾生活和風俗特色呢？

我至今還記得，自己作為恢復高考后的首屆大學本科生（即77級），當時讀到上述文字，真是感到振聾發聵，好像經受一次頭腦風暴的震撼，眼前豁然打開了一道大門。傅璇琮先生的論述高屋建瓴，提出的問題更是發人深思。他對我們文學史著作在體例等方面存在的局限所提出的真誠批評，直到今天，依然是很有啟示作用的。

在我看來，造成傅璇琮先生指出的“文學史著作的體例”的“很大的局限”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文學史著作的“教材化”，即把文學史著作的意義和作用，過多地局限于大學課堂、局限于既有知識的傳遞，因而穩字當頭，歷史的發掘、思想的創新有所不足。我猜想，當他寫下這些積蘊心頭已久的話語，一吐為快，他心中想象的理想的文學史著作，一定不僅是丹納《藝術哲學》這樣的藝術史著作，也應該包括了諸如勃蘭兌斯“十九世紀文學主潮”那樣的系列性、大部頭的文學史著作。其實，也只有像傅璇琮先生這樣才學識兼備的文史大家，才能具備這樣的胸懷和手眼。

傅璇琮先生還提出：

為什么我們不能這樣來敘述，在哪幾年中，有哪些作家離開了人世，或離開了文壇，而又有哪些年輕的作家興起；在哪幾年中，這一作家在做什么，那一作家又在做什么，他們有哪些交往，這些交往對當時及后來的文學具有哪些影響；在哪一年或哪幾年中，創作的收獲特別豐碩，而在另一些年中，文學創作又是那樣的枯槁和停滯，這些又都是因為什么？我想，如果我們這樣研究和敘述文學史，可能會使研究更深入一步的。

這樣海納百川的文學史觀，表現出宏大的學術氣魄，對后來的文學史討論，也產生了直接影響。

后來我讀書漸多，才知道傅璇琮先生這些精辟論點，其實在學術史上也是淵源有自的。例如，陸侃如先生1947年在《中古文學系年》的序例中，曾寫道：“我認為文學史的工作應包含三個步驟：第一是樸學的工作——對于作者的生平，作品年月的考訂，字句的校勘訓詁等。這是初步的準備。第二是史學的工作——對于作者的環境，作品的背景，尤其是當時社會經濟的情形，必須完全弄清楚。這是進一步的工作。第三是美學的工作——對于作品的內容和形式加以分析，并說明作者的寫作技巧及其影響。這是最后一步。三者具備，方能寫成一部完美的文學史。”由此可見，這種“三步走”的治學理路，反映了二十世紀前半期以來，將近一百年間中國文學史家的學術理想。可惜的是，陸侃如先生僅僅做到了第一步，即體現在《中古文學系年》等著作中的“樸學的工作”的一部分；其中第二步，他規劃中的《中古文學論叢》，即“史學的工作”，只能說進行了很小的部分；至于第三步，即他理想中的《中古文學史》，令人遺憾地被擱置了。至于他早年和馮沅君合著的《中國詩史》，雖然篳路藍縷，功不可沒，但按照他自己的標準來衡量，恐怕也還算不上“一部完美的文學史”吧。

傅璇琮先生1955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雖然也經受一些磨難，但他學術發展的黃金階段，非常幸運地與中國改革開放的前三十多年重合起來，從而在一個相對優越于前人的時代條件下，取得了更加輝煌的學術成就。他是那一代學者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程千帆先生說過：“即使是對現代中國學術動態不十分留意的人，也不會忽略傅先生的學術活動，特別是他在唐代文學研究方面的活動和成就。總的來說，在本世紀最后三十年，傅先生所取得的成績是卓越的，影響也是非常巨大的。從他的實踐來看，幾十年中，他是在不知疲倦地有目的地追求。”（《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序）這個評價，是極為精當準確的。而如果算到傅璇琮先生離世的2016年，應該說，在長達四十年的歷史時期，傅璇琮先生實際上承擔起了古典文學界的掌門人的使命。

具體從文學史研究的角度來看，如果按照陸侃如先生當年所提出的“三步走”設想，可以認為，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詩人叢考》，及許多文獻考據論著（如《傅璇琮文集》所收八卷本《駱草集》中數量眾多的論文），顯然可以算作第一步“樸學的工作”；而他的《唐代科舉與文學》，及關于翰林學士的精深研究，還有他主編的四卷本《唐五代文學編年史》，無疑是非常完美的第二步“史學的工作”。這在實踐中，顯然大大突破了他曾批評過的“文學史著作的體例”的“很大的局限”。如當年程千帆先生所說：“文獻學與文藝學是兩種具有獨特性質的學科，各有自己的對象、內容和方法。學者們在研究上往往各有偏重，各有取舍，因而也各有不同的成就。但這兩種學科又可以互相支持，互相補充，合則兩美，相得益彰；兩者兼備，每每能更接近‘事理當然之極’。傅先生早年曾對文獻學下過極深的功夫，但從不放棄對文藝的攝取，……看了《唐五代文學編年史》的設想和樣稿，更覺得傅先生已為文獻學與文藝學的有機結合，找到了一個合適的載體，這是令人十分高興的。”這種“文學編年史”的體例創新，后來產生很大反響。

那么，傅璇琮先生是如何考慮開展陸侃如先生所說的第三步“美學的工作”呢？或者如何把程千帆先生所說“文獻學與文藝學的有機結合”進一步推進？后來，可能由于事務繁劇，加以年齡、健康等方面原因，傅璇琮先生對早年所理想的、也是他自己最適合于承擔的文學史著作，終于還是未能動筆。但我想，學術事業本來就是薪火相傳的文化使命，在傅璇琮先生誕辰九十周年之際，中華書局精心整理出版了二十四卷本《傅璇琮文集》（中華書局，2023），已經為他所理想的文學史著作的撰著，打下了極為堅實的基礎，在后人努力下，這個理想終究會實現的。而傅先生嚴謹求實的學術精神、溫暖如春的人格魅力，必將和這套文集一起，成為價值無窮的文化遺產，永遠受到后人的緬懷、感佩和繼承。

（作者為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