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金墟》的一段有跡可循的前史，是熊育群以赤坎為題材、發表于《人民文學》2018年第2期的散文《雙族之城》。而《金墟》在敘事層面推進的難點，也主要源自《雙族之城》之于赤坎所提供的密密匝匝的歷史細節與潛隱線索，這使得熊育群在寫作《金墟》時需要格外考量如何在《雙族之城》的“實”的基礎上另辟“虛”的門徑。《雙族之城》的結尾處，熊育群拋出如此之問“明天，赤坎會是何種模樣?兩大家族是聚還是散？他們與新城市還有怎樣的勾連？”[①]這三連問，也恰是《金墟》得以“誕生”的前提。

就小說結構而言，《金墟》借由司徒文倡與司徒譽兩代人跨時空的“行動”與“互證”從而形成敘事框架與邏輯支撐。民國時期的有志之士司徒文倡立志建設家鄉，由此也牽扯出赤坎墟兩大家族司徒氏與關氏的恩怨，以及風起云涌的時代浪潮對赤坎墟的影響。百年后，司徒文倡的后代、擔任赤坎鎮鎮長的司徒譽同樣想要扭轉家鄉的衰敗面貌，而他在之后的土地征收與招商引資等事件中遭遇到了祖輩亦曾面對的棘手難題。如果說《雙族之城》的側重點是對地域過往的回溯與總結，《金墟》則以小說這種獨特的文體形式，旨在昭示那些隱于歷史深處的碎片，究竟同我們這一時代的“個”與“群”存在怎樣的聯系。而這些議題延伸開去的是赤坎的“明天”，以及改革開放時代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的“新城市”建設如何謂之“新”。

一個需要展開的話題是，從百年中國小說史的角度來講，“家族小說”“家族敘事”構成了其間無法忽視的支流脈絡，關乎家族小說的“講法”“招式”也似有窮盡之感，然《金墟》這部以“家族”為關鍵詞的長篇小說，其出現依舊有著值得深究的特殊內義。尤其是在“當下”的社會語境里，所謂家族，面目已顯模糊之趨勢。事實上，某種不知可否算是杞人憂天的看法，“家族小說”“家族敘事”或許要成為“終將逝去的存在”。有如此觀點，也因現實社會的青年一代對于“家族”“血脈”的認知與立場正發生顯而易見的轉向——他們不再將之視作日常難以撼動的組成部分。《文學報》資深記者傅小平與莫言對談時就提到過這樣的現象：“現在很多80后、90后的孩子成了獨生子女，這意味著以往那種復雜家族關系的崩潰、瓦解，意味著他們將很難親近和理解錯綜復雜的家族小說。”[②]頗具意味的是，“家族”更為細化的單位構成“家庭”，也因外部社會環境的作用出現了背離于多數人觀念認知的逾越。比如司徒譽，盡管擁有看似完滿的家庭，但由于妻女長期生活于大洋彼岸，司徒譽一家的家庭結構實則充滿缺陷，充滿遺憾。由此，司徒譽帶領下屬建設赤坎鎮，一方面是一種指向未來的城鎮建設行為，不過同時，他也因此得以重新感知“家庭的形式”的意義，進而是“家族的形式”的意義。

司徒譽對家族先輩的勘探行為，借由小說中的話即“像走向一個陌生的世界”[③]，而想象在這一過程中間獲得釋放。與之相關的，是相關個體與群體以此對于地域與世界的接近與摩挲。相較于常見的長篇小說地域敘事，《金墟》里赤坎墟的微妙之處在于其以逼仄起點所縱橫而成的廣闊天地。赤坎在早期歷史發展階段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沿線地帶。至晚清民初，赤坎人因生活所迫而不得不漂洋過海“走出去”討生活。也因如此機緣巧合，赤坎的兩大家族司徒氏與關氏在世界各地開枝散葉，且在“世界”范疇下形成了指涉家庭的共同體。而熊育群對司徒文倡時期兩大家族之間的互動與游離的聚焦，以及對兩大家族之于赤坎墟的離去與歸來的書寫，也是借此強調以家族為單位的共同體的生長與回環。

《金墟》的虛構因子在此繁衍。而其基底正是司徒氏、關氏兩大家族延伸出的歷史共同體與現實共同體以何種方式形成呼應。需要看到，熊育群的小說虛構觀并不以全然脫離現實為內核，相反，他在接受訪談時指出：“我的作品，無論是人文地理類的，還是虛構類的長篇小說，都首先進行了大量的實地采訪，我認為這是寫作的常態。我這樣做并不代表我不重視虛構，不重視想象，恰恰相反，我要讓自己的作品充滿想象，甚至是魔幻。但這想象不是胡思亂想。只有符合歷史與現實邏輯的想象才能震撼人心。”[④]熊育群所言“虛構”的另一面是“介入”。熊育群選擇讓身處現實的對象成為歷史的介入者。所謂“現實的對象”，其一指的是《金墟》里司徒譽、關憶中、徐芝欣等生活在“進行時”的人物。他們基于各自的情感、身份、歷程去梳理自己的先輩怎樣由赤坎走向五湖四海，并在這一過程中對家族脈絡的起承轉合進行獨特的解讀。同時，歷史的“鐘聲”也介入到他們的日常人生，反向昭示他們在“此時”“此地”“此刻”的迷津與去路。而家族共同體也以特定的方式、途徑同上述人物產生跨時空關聯，如司徒氏圖書館歷經歲月輾轉積淀為后輩的“情感和精神的支柱和寄托”[⑤]。個人史與家族史于現實與歷史的轉換，也令“現實的對象”真切體會到“人活在當下也活在歷史中，每個人都是一個歷史過程，是家族生命的一環”[⑥]。此外應一提，熊育群由《金墟》指出歷史與現實的邊界并非我們通常所認為的那樣清晰、明確。虛構與介入，令言之鑿鑿處生出了曖昧的歧義。關基禮向司徒文倡講述自己的經歷時，司徒文倡便感到“他不僅在講述自己，也在編造自己”[⑦]。歷史的吊詭與傳奇由此浮出地表。

而“現實的對象”的第二層指涉則關乎熊育群本人。寫作《雙族之城》的熊育群更多承擔的是歷史旁觀者與記錄者的角色職能，待至《金墟》，熊育群的虛構訴求促使他如筆下的司徒譽等人那樣介入到赤坎墟的日與夜。他在勾連司徒氏與關氏兩大家族跨時空的共同體聯系時，將作為小說家的“自我”投射到這一虛實共生的共同體內部，而原本局限于“家族”范疇的共同體形態深化為指涉晚清以來個人與國族關系的集中隱喻。熊育群需要司徒不徙、司徒譽、關憶中、徐芷欣這些虛擬人物代替自己找尋“家族”的意義與“血脈”的紐帶價值。尤其是在現今所處的語境之下，怎樣講述同改革開放時代粵港澳大灣區緊密相關的“中國故事”，使得熊育群要以如此引人注目的方式找尋百年中國長篇小說史未曾真正扎根的界域，進而確立“中國故事”在過去、當下與未來的意義位置。如前所述，司徒文倡與司徒譽在各自的時空里皆要面對由赤坎拋出的難題，關乎家鄉，關乎家族，關乎親友，關乎自身，而他們在此顯現的價值抉擇層面的掙扎與遲疑，無疑是相關對象進入社會轉型期所凸出的典型的精神結構特質。熊育群旨在彰顯的“只有符合歷史與現實邏輯的想象才能震撼人心”，恰是其意在通過特定人物的形象與言行試圖揭示“人”的異常真實且饒有普遍意味的精神狀態、情感狀態。家族，是一種傳統的社群凝聚方式，也是熊育群所指認的，在未來時態下個體、社群、地域與世界之間產生認同感、歸屬感的契機、途徑。特別是當“家族”于現實生活中的境遇逐漸脫離這個詞的本意，重新審視家族的溯源與面目，也是在叩問某類富于深意的社群秩序與個體行為何以發生，又是何以得到維系。

從新時期到新時代，長篇小說家族敘事的策略調整與方向轉變，表明國內長篇小說正面對的新挑戰與即將出現的新趨勢。從這個角度而言，熊育群的《金墟》為長篇小說家族敘事的演進，提供了種種有必要審視與厘清的創作議題與構思方案。穿越“赤坎墟”這塊交織著歡與淚、熟稔與陌生的敘事碎片，熊育群直指家族百年興衰史與跨時空共同體的構成，而“地域”與“世界”由此被賦予了更多可能性。

注釋：

[①] 熊育群：《雙族之城》，《人民文學》2018年第2期。

[②] 傅小平：《一米寂靜》，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22頁。

[③] 熊育群：《金墟》，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深圳出版社2022年版，第87頁。

[④] 熊育群、何玉新：《展開百年僑鄉古鎮的生活圖卷》，《天津日報》2023年3月7日。

[⑤] 熊育群：《金墟》，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深圳出版社2022年版，第327頁。

[⑥] 熊育群：《金墟》，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深圳出版社2022年版，第311頁。

[⑦] 熊育群：《金墟》，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深圳出版社2022年版，第199頁。

（本文系中國作家協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作品聯展”特約評論）

作者簡介：顧奕俊，浙江財經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