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從世界發展的全局來看，現代化已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但是，人類進入現代化的進程漫長而曲折，其中也包含著不同地域、不同時期人們對“現代化”的思考與審視。概而言之，主要涉及這樣幾個問題：一是實現現代化的路徑是不是只有一種？它是單一的還是多樣的？二是現代化給人類帶來的是什么？其優長與問題在哪里？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實現了現代化之后，人類如何實現永續發展，走向未來？除此之外，我們關注的另一個問題就是，在現代化進程中，文學藝術將發揮什么作用？其存在的意義與價值何在？其形態將發生怎樣的改變？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國式現代化進行了科學的界定，特別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指出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促進物的全面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文藝創作必須適應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要求，更加積極主動有效地承擔起歷史使命。這里我們初步討論幾個相關的問題。

一、

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特色及其對文藝創作的歷史性要求

盡管現代化是一種全球性的歷史潮流，但就具體國家而言，其發展態勢卻有很大的差別。即使是歐洲先發國家也并不一致。如果把15世紀開始的大航海作為人類開啟現代化歷程的標志，那么最早邁開現代化步伐的應該是西班牙、葡萄牙這些老牌帝國。但是，他們的領先地位很快就被荷蘭等取代，代之而起的是被稱為“日不落”帝國的英國。但如果以工業革命為標志的話，英國是始發軔者，應該在18世紀中期。不過，在工業革命發生之前，歐洲已經經過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農業革命等非常重要的事件，其核心地并不在孤懸海外的英國，應該是意大利、法國、德國等歐洲內陸國家更為重要。不過，學界也有另一種觀點認為，實際上在中國的宋代已經開始了人類的現代化步伐。如日本歷史學家與那霸潤認為，日本的現代化只不過是要“宋朝化”，特別是被視為日本現代化起步的標志性事件明治維新就是“披著‘西洋化’表皮的‘中國化’”。他認為，宋朝是一個真正的“劃時代”的王朝，中國從這一時期開始就進入了“近世”，也就是走向現代化的前期或起步階段。這些不同的看法可以說明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現代化的起步與發展在全球范圍來看是存在很大差異的，即使是歐洲國家也多有不同。如德國學者顧彬認為，“西方”是一個很“省事”的概念，但實際上卻存在著很多的不同。“所謂‘西方’國家之間有很多很大的差別，彼此之間也會有張力。”比如現在意義上的德國在1871年才建立，屬于“西方”的許多事情在“德國”還沒有發生。盡管他強調的是對“西方”概念的認知，但實質上反映的是歐洲地區國家之間的不同。

雖然存在很多差異，但我們也必須意識到，就先發國家而言，其共同性可能表現得更為突出。或者也需要注意到，人們對其共同性的重視高于差異性，強調其共同性應該也是話語權的一種表現。在更多的包括文藝作品在內的“話語”中，人們習慣于把現代化塑造成為一個具有唯一性標準的歷史必然。而這個“唯一性”的標志是以“西方”的歷史、路徑、價值觀為基礎的。但是，在人類追求現代化的歷程中，差異性往往更具體、更多樣。首先，不同國家開啟現代化進程的歷史節點是不同的。以中國而言，如果是宋代就開啟的話，肯定早于世界各國。但如果是在19世紀中期開啟的話，不僅所處時期較晚，且失去了許多先發國家可能具備的機遇、優勢——市場的占有的問題、完成工業化原始積累的手段問題、新的產業形態的形成及相應的技術創新問題，等等。這些在客觀上導致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處于落后的狀態。如果要趕超先發國家，不僅要克服后發的劣勢，還要找到避免先發的失誤、超越先發的途徑。因此，亦步亦趨本身就是不現實的。其次，在現代化進程中，個別國家可以實現的目標，其他國家卻不可能完成。有研究者指出，日本曾希望重復歐洲現代化的經驗，但是失敗了。這就是當歐洲在本國市場不能容納過剩生產力時，便通過殖民美洲來釋放生產力。但是日本殖民亞洲的企圖破滅了。這說明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歐洲可以做的事情其他國家卻不能重復。再次，不同國家在開啟現代化進程時，由于自身的發展程度不同，采用的方法也各異。對于歐洲許多沿海國家而言，航海貿易是最重要的經濟形態。由于地瘠土薄、物產單一，必須通過發展規模經濟來滿足貿易。但由于中國發展出比較先進的農業生產體系和相應的手工業，可以自給自足，對大規模的工業生產缺乏內生動力。而日本一方面學習中國的禮樂文化與社會治理，另一方面又不遺余力地脫亞入歐，表現出非常復雜的社會形態。凡此種種都說明，現代化的實現并不是一個簡單的歷史進程，而是充滿了復雜性、多樣性。我們不能以某一種形態來規定其實現的路徑、模式。如金耀基就提出了一個“亞洲另類現代性”的概念，強調亞洲地區實現現代化與歐美的不同。他借用亨廷頓的話指出，“世界正變得更加現代，同時更加遠離西方”。非西方社會，特別是東亞社會“現代化的成功恰恰重新喚起了東亞國家的熱情，去探尋自己的獨特的身份和現代性的獨特文化表現”，而“全球現代化所帶來的現在不是、將來也不是單一的現代文明，而是不同的現代文明”。

事實上，源于文化的影響更為復雜多樣。這不僅表現在文化形態的差異方面，也表現在思維方式、價值判斷、方法論等諸多方面。對于不同的國家來說，其發展并不是僅僅表現在經濟、政治等方面，地域、歷史、文化的影響亦非常深刻。在現代化的起步階段，歐洲亟需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占有更多的資源以解決生存的問題，而中國則是如何生活得更具詩意、更與自然相適應的問題。就文藝創作而言，中國的古典文藝觀強調的是能夠使人與自然之道的協調、適應，以及適應之后的主動性。這種協調也表現在社會治理的層面。在創作上，中國古典文藝觀認為文藝的諸種形態如樂、舞、詩、歌等是因人內心世界受到外在存在的觸動而表現出來的。如中國第一部古典藝術論《樂記》中已經談道：“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這與歐洲古典文藝觀有著明顯的不同。如古希臘、古羅馬更強調人的不可捉摸的命運。這一點在其被視為經典的古希臘悲劇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他們需要解決如何以理性來改變冥冥之中先驗地決定人的命運的問題。在創作上，摹仿說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盡管從本質來看，藝術具有共同性，但從對藝術的本體、創作、價值等諸多方面的理解來看，還有很多的不同。

在現代化步伐日見加快的歷史進程中，向先發國家學習，汲取其經驗與教訓是非常重要的，但這并不等于一切以其為標準。對更多的國家來說，先發國家的現代化只是一個“理念”，而不是現實。因為現實是充滿了多樣性與復雜性的。不僅發展路徑、社會治理不同，文化形態也存在很多的差異，甚至是非常深刻的差異。把先發歐美國家的模式當作唯一的模式是缺乏現實基礎的，甚至是反現代化的。因為這并不能得到歷史的與現實的支持，反而有諸多失敗的實證。就文藝創作而言，不同地域、不同歷史時期均有許多非常重要的作品出現。藝術的呈現更強調獨特性，而不是唯一性。希臘神話出現的時期雖然更早，但我們并不能說這樣的作品是初級的、幼稚的，它同樣是人類文化寶庫中最具代表性的。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眾多現代派作品雖然是在人類生產力條件極大進步的時代出現的，但并不能說它們比希臘神話更“先進”、更完美。對藝術的評價與衡量離不開特定的地域、時間，以及這種特定時空中人類的活動狀態、現實問題。古典神話表現了人類在幼年時代對世界的理解與想象，是那一時代的文化結晶。而在現代化進程中的藝術創作同樣表現了新的歷史條件下人類情感與想象的歷史性形態，是特定社會背景中人類內在世界的外在呈現。也就是說，我們并不能因為神話是人類幼年時代的作品就認為它是幼稚的，也不能因為現代派作品是人類成熟時代的作品就認為是成熟的。事實上，不同的人對人類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藝術創作有不同的看法。如法國當代最具影響力的詩人勒克萊齊奧認為，人類最偉大的文學高峰，除了荷馬史詩時代之外，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還有阿茲特克文學、波斯文學、莎士比亞、德國的浪漫主義文學和唐詩等。“唐詩是人類文學最高峰之一，而且在時間上，除了荷馬之外，遠遠高于其他幾座高峰。”他的觀點反映了人們對事物認知的差異與不同。事實上，這種差異與不同是一種常在的現象。

毫無疑問，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作品對今天的創作均有積極的借鑒意義。20世紀初期出現的歐美現代派，其產生的社會原因是人對物的反抗——至少是在精神領域的反抗。當歐洲經歷了漫長中世紀神本主義的控制之后，希望能夠出現東方世界那種屬于“人”的世紀。但是，由于其生產方式的急劇變革，剛剛從神權中解脫出來的歐洲又被以資本為代表的物所控制。而現代派正是對“物”的反抗，是對物欲橫流、人的迷失與異化的反思、批判，顯現了人類仍然具有的理性與良知。這對我們有非常重要的啟示：一方面是現實社會生活要防止、弱化物對人的擠壓、異化；另一方面是藝術要通過創作來警醒人類、警醒社會，不能陷入物欲的迷途之中，不能失去人類自身前行的方向、社會理想與道德倫理。從創作的具體手法來看，現代派藝術也為我們提供了很多借鑒，如對人的內心世界，包括情感形態、心理感受、感覺世界的描寫；對作品意象的重視、情節敘述方式的改變，等等。這無疑將拓展我們的藝術表現領域，豐富我們的表現力與想象力。

盡管如此，我們并不可能使現代化進程中的藝術演變成“唯一”的形態。事實上，即使是歐美國家，其藝術形態也并不僅僅存在現代派或后現代派中。我們還需要看到，在現代派之外還有大量的、更具傳統意味的作品，如現實主義特色比較突出的作家，不僅有卡夫卡、加繆，還有羅曼?羅蘭、海明威等。加西亞?馬爾克斯是魔幻現實主義的標志性作家，亦是具有突出現代意識的重要作家。但他卻認為，并不是自己寫出了魔幻，而是生活中充滿了魔幻。他寫的是真實的現實生活。相對于魔幻，他更強調現實。需要我們注意到的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是，當我們認為是“現代”的東西時，其中恰恰充滿了極為重要的“傳統”色彩。大致可以這樣說，歐美現代派藝術正是“現代”生活及其表現手法與“傳統”藝術元素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結合。對于文學而言，源于美國影響至歐洲的“意象派”，認為要借鑒中國古典詩歌，特別是唐詩中長于使用“意象”的創作手法來改變詩歌創作中抽象理念泛濫的狀況。現當代歐美最具影響力的畫家如畢加索、梵高、塞尚、馬蒂斯、莫奈等，均有從中國古典繪畫與日本浮世繪藝術中汲取靈感、手法的經歷，也正因此，才使他們在藝術創作上突破藩籬、開創新局。

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是歷史的必然選擇，其路徑不可能是別人的舊轍，其形態也不可能是對別人的模仿。歷史沒有終結，仍然表現出斑斕多姿的光芒。就藝術創作而言，亦不可能定于一尊。創作適應現代化進程要求的精品力作是時代的必然要求，我們對精品力作的認知標準要清晰。借鑒他人于我有益之處是藝術成長進步的必然過程，但簡單模仿、畫地為牢、亦步亦趨卻是藝術喪失生命力與審美魅力的迷途。我們需要認真研究在現代化進程中藝術發生了怎樣的變化、社會審美的新變有怎樣的趨勢、創作應該表達怎樣的價值觀念，以及如何表達等許多非常重要的問題。

二、

現代化進程中文學藝術形態的演變

盡管文學藝術的形態是一種外在于內容的存在，但其演變發展也將對人們的創作、欣賞產生極為深刻的影響。在不同的生產力條件作用下，其形態會發生這樣那樣的變化。以詩歌為例，在書寫困難、文字普及度不高的條件下，四言詩的影響非常大，奠定了中國古典詩歌的基本格式。但是詩歌卻經歷了一個由四言詩到五言詩、再到七言詩的演變過程。至20世紀初期，新文學革命開啟，現代詩終于出現，成為詩歌的主流。這種演變是社會生產力變革的要求。當現代化成為一個迫在眉睫的現實問題時，語言的準確與解放就是一個同樣急迫的問題。

在現代化進程中，由生產力的變革帶來文學藝術形態的變化是非常明顯的。對于表演藝術而言，中國的戲劇雖然可以追溯至遙遠的祭神儀式與后來的儺戲，但在金元時期發生了具有實質意義的變化。這就是以舞臺表演為主的敘事藝術形成，成為表演藝術最重要的形態。當人類影像技術得到廣泛使用后，不僅出現了攝影這種藝術形態，亦在20世紀初期出現了電影藝術。伴隨電視傳輸技術的發展，又出現了電視藝術。隨著互聯網技術的普及，網絡傳輸對社會生活的影響越來越大，網劇、視頻等形式陸續出現。與這些具有表演元素的藝術形式相伴的是以聲音為表現手段的廣播劇、小說連播，以文字為表現手段的網絡小說、博客等的出現。這些均說明，現代技術的發展對藝術形態的改變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這種現象可視為現代化進程中對文學藝術創作的工具性影響。

與此相應的是藝術創作向藝術生產的轉變。創作更強調個人性，這也是藝術最具本質意義的特征。而生產則是社會形態，更具社會性，需要不同的人、財、物統一組合才能完成。所謂的藝術生產就成為一種個人性與社會性、藝術創作與工業生產相結合的藝術。如拍攝電影需要有燈光，但生產燈的工人并不需要是藝術家，也不需要對電影負責。他只需要對自己生產的產品負責，甚至只需要對生產線的某一環節負責。這就會出現與藝術“背離”的情況，即生產者并不需要知道藝術家創作什么，而藝術家也并不一定要對生產者的生產提出藝術上的意見，他們是相互分離的。這種狀態使藝術創作與生產形成了一些過去沒有或不突出的現象，最突出的就是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產業鏈。首先其源頭是創意策劃，以及文本創作。這部分主要發生在案頭，但卻決定著作品的基本品格，其經濟成本還只是初步的。其次是內容生產，主要是表演、攝制。這部分雖然是圍繞內容進行的，但卻是整個產業鏈中最關鍵的部分，承擔著能不能理想地把內容呈現出來的問題。同時，這也是投入最多、最復雜的部分，涉及到場景的再現、服裝道具的設計制作、聲效的呈現等，以及與創作沒有直接關系的餐飲、住宿、交通等后勤服務事項，其復雜度關系到整個作品的投入規模。再次是后期制作，以最好的標準來完成作品，至此才完成了全部的創作/制作過程。但是還存在傳播銷售與衍生的版權交易等環節。除了表演類藝術之外，諸如書畫、攝影、圖書等亦是一個產業鏈條。為了滿足消費需要，甚至出現了以臨摹為主、銷售為目的的藝術基地等生產現象。這種變化體現了藝術創作被工業化、商業化與信息化的趨勢，并形成了社會結構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文化創意產業。近年來最具國際影響力且創造了不俗商業價值的是網絡文學。據統計，2020年中國網絡文學市場規模達249.8億元，網絡文學用戶規模達4.6億人，日均活躍用戶為757.75萬人。

在工業化、信息化以及商業化的條件下，藝術發生了極為重要的變化，至少需要從外在形態上適應這些變化的要求。當然，最突出的標志是藝術作品的形成由創作的單一形態向創作與生產二重形態并存的轉變。曾經“樂由心生”強調內心感悟的創作被疏離情感的“設計”遮蔽。各種橋段、敘述節奏、呈現手法的設計是“生產者”必須考慮的問題。對作品的宣傳推介方式、策略，服務于銷售的營銷活動等也成為非常重要的工作環節。盡管這些問題已經與藝術創作沒有本質的關系，但仍然是作品能夠產生影響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作品在市場所占份額也成為衡量作品的重要指標。雖然我們反復強調要重視作品的社會價值，但對其經濟效益的考慮并未消減，至少人們可以從經濟效益中了解到作品的傳播情況。

文藝作品形態的改變也對社會生活乃至社會結構產生了重要影響。社會衍生出新的產業形態，如被概括為文化創意產業的影視業、出版業、演藝業、IT業等，也衍生出新的社會群體。除了這些行業從業人員外，還有許多新的社會組織或亞組織。如對某一現象或人物追捧的“粉絲”群體。他們雖然并不是正式的社會組織，相互之間只存在一種弱聯系，但在某種特定情況下卻會對社會產生影響，甚至是非常重要的影響。同時，人們的生活習慣亦可能產生這樣那樣的變化。如閱讀方式發生了極為重要的變化，紙質圖書的閱讀受到了網絡或電子圖書的沖擊。電視機剛剛進入大眾日常生活中的那種定時追劇的生活方式被網絡的便捷性、及時性、多樣性取代。海量的信息與碎片化的接受可能對人的思維、分析、想象、綜合與體驗等方面的能力造成消損。過去需要由專業人士進入的行業，現在變為有興趣即可進入，如表演、寫作等。進入行業門檻的自由度增加，專業性降低，為更多的普通人士提供了價值展示、個性表達、社會參與的可能性。

在現代化進程中，文藝創作的國際交流亦空前繁榮。中國對國外作品的翻譯、引進應該是全球最活躍的區域，也是最開放的區域。而中國的文藝作品被移介到其他國家，卻有一個漫長的過程，但總的態勢是在不斷增加。諸如電影《流浪地球》等就基本實現了國內外市場的同步上映。劉慈欣的作品已被翻譯成三十多種語言在世界各地發行，麥家、賈平凹、曹文軒等諸多作家的作品亦被大量譯介。中國的舞臺藝術作品也頻繁在世界各地上演。2022年卡塔爾世界杯足球賽期間，《孤勇者》等歌曲被反復傳唱也從某種程度上反映出中國文化、特別是各類文藝作品在世界的影響。這種頻繁的交流對促進創作、提升作品的藝術品格均產生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但是就文藝創作而言，這種外在形態的改變還不是其現代化的全部，其內在形態的改變更為重要、更具根本性。所謂內在形態的改變，主要是指其呈現的價值觀念的變化、藝術手法的創新，以及對現代化進程中存在問題的關注等。我們從中國文學藝術的發展演變中可以看到現代化的變化。

三、

現代化進程中文學藝術現代品格的追求

就中國而言，現代化也并不是今天才需要面對的問題。15世紀以來，中西方之間的交流進入了史無前例的歷史時期。一方面是傳教士為傳播基督教義紛紛來到東方，包括中國；另一方面是他們又把東方的文化、特別是中國文化傳回歐洲，使歐洲發現了另一種生活、另一種人生和另一種文化，對之后的啟蒙運動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進而開啟了人類工業化的先聲，并觸發了后來的現代化進程。當歐洲的工業革命如火如荼的時候，中國并沒有及時作出反應。這并不等于中國與此無關，而是不斷地被這一歷史潮流所裹挾。事實并不像黑格爾所說的那樣，中國在歷史之外。事實是中國是歷史的創造者。只不過有一個主動與被動的區別。沒有中國的存在，某種歷史可能就不會存在。或者更準確地說，沒有中國的存在，歷史可能就不會是現在的歷史。至少，啟蒙運動與工業革命會遲滯。不論是歐洲的工業革命，還是之后世界市場的形成，中國都是不可或缺的。至19世紀中期之后，世界上最后一塊沒有被先發國家瓜分的市場——中國終于與列強的貪婪遭遇。雖然他們并沒有完成最后的利益分割，但中國依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不同程度地失去了自主性，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如何完成自己的工業革命，實現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進而實現民族的復興、文明的重建，是中華民族面臨的歷史使命。

在這一進程中，中國的文學藝術一直處于最為敏感、最具主動性的地帶。中國的作家藝術家大聲呼喚改造舊中國、建設新中國。盡管如何改變，新中國是怎樣的中國，對很多人而言還很迷茫，但這些勇敢而頗具責任感的作家與藝術家們預示到了中國的某種歷史必然——必須實現自身的現代化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至五四新文化運動爆發，文學革命開啟了中國文學藝術通往現代形態的大門。不僅實現了語言由古典文言文向現代白話文的革命性轉變，亦實現了內容由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向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的革命。同時，在藝術表現手法上也受到了現代派的深刻影響，中國文學的表現手法產生了革命性轉變。至抗日戰爭時期，中國文學的民族化、大眾化得以實現，形成了屬于中國的現代文學審美形態。就中國的現代化歷程而言，首先需要解決的是人的問題，即把人、主要是普通民眾從所謂的封建禮教與宗法制度中解放出來。就人的解放而言，中國與歐洲具有某種相似性，但也有明顯的不同。歐洲是把人從封建與神權中解放出來。在“封建”之外，還有另一重制約社會發展的因素即“神權”。同時，歐洲的“封建”，與中國的“封建”也多有不同。但總體來看，人的解放是走向現代化的必然途徑。魯迅對國民性、對人的批判，特別是對普通勞動者歷史性的尊重，體現了那一時期中國從傳統社會的制約中覺醒的歷史必然。郭沫若在其《女神》等激情澎湃的詩歌中呼喚社會的變革，表達了那一時代最強烈的聲音。而茅盾則創作了《子夜》等具有史詩品格的作品，預示了中國傳統社會消亡的歷史必然與現代社會到來的艱難曲折。

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文學藝術的革命性集中表現在對傳統舊文化的批判否定，以及對新文化的呼喚與重建上。雖然是新“文化”的運動，卻折射出社會發展的歷史性要求。這就是中國必須從僵化的、失去適應力的社會形態中出走，實現能夠順應時代要求的現代化，以救亡圖存、重建文明，不然就會被歷史前進的車輪拋棄，甩出時代發展的軌道。這是中華民族近現代以來的核心任務、歷史使命，也是中華文化實現革命與新變的必然要求。而中國的文學與藝術既是時代新變的啟蒙者，又是構建新中國的推動者。在百余年的努力奮斗中，中國文學藝術逐漸形成了具有現代品格的審美形態。

首先是對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歷史進程有極為自覺的關注與表現。從新文學運動中人的覺醒與自我解放的積極追求，到脫離舊家庭、舊生活的主動性的確立，到為國家獨立、民族解放的奮斗犧牲，以及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所激發出來的巨大創造力與建設熱情，中國文學藝術對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人的新生進行了廣泛的、深刻的、擁有巨大成果的表現。在這些作品中，我們能夠從人的解放與進步的深刻變化中看到中國發生的變化與進步，以及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從《阿Q正傳》中的阿Q、《祝福》中的祥林嫂，到《子夜》中的吳蓀甫、《家》中的大哥高覺新，再到《小二黑結婚》中的小二黑、小芹，以及新中國成立后的梁生寶、宋老大，改革開放后的香雪、喬廠長、李向南等，我們從不同歷史時期的人物形象中了解感受到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人所發生的變化。他們從麻木、無助、被剝削與被壓迫中覺醒，開始了具有自覺意識的追求，包括將個人價值的實現與國家命運的變化融為一體的奮斗歷程，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表現出不同的特色。人的自覺意識的確立與國家的獨立自主和發展進步息息相關、緊密相連。

在現代化進程中，中華民族取得了一個又一個進步，同時也面臨著一個又一個的考驗。文學藝術創作對這些現象、問題給予了密切的關注。在工業化程度越來越高的條件下，傳統鄉村的命運令人深思、憂慮。一方面是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不可逆轉的推進，另一方面是傳統鄉村，包括其人口、學校、醫療、產業及鄉村文化傳統等日見凋零。這是現代化進程中各國都要遇到的問題。許多作品表現出對傳統鄉村社會與文化的懷戀、惋惜，也有更多的作品表現了在新時代農村發生的巨大變化——脫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鄉村振興帶來了新的生機。很多人重新找回了自己的人生價值，鄉村演變為與時代同步的現代化鄉村。這種變化對于中國這樣的傳統農業國家而言，是極為深刻的。似乎能夠說明，鄉村的現代化雖然需要借助工業化、信息化的發展來推進，但這種改變并不一定要把鄉村一律轉變為城市。作為社會形態的多樣性存在，鄉村的現代化恰恰成為中國式現代化一個極為鮮明的特色。我們在諸如《海邊春秋》《經山海》《大地》《鄉村國是》《山海情》《大山的女兒》等作品中看到了相關的描寫。

另一個被高度關注的問題就是生態與環境。工業化對地球資源的破壞、消耗十分嚴重。人類面臨著資源極度的浪費與可能的枯竭帶來的威脅，并由此引發了人類有沒有未來的討論、憂思。大致來說，現代化程度越高的地區，對資源的消耗越大。這種消耗不僅表現在社會生產中，也表現在日常生活中。本來為延續能量的飲食演變為標識身份、金錢、權力的象征；為保暖與禮儀需求的服飾蛻變為毫無實質意義的虛榮；為滿足經濟的增長與資本的貪欲，人們創造了“制造消費”“品牌”等概念來催化欲望的膨脹，其代價就是更多的無意義消費加劇了資源的短缺，激化了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如何保護我們的環境，使有限的資源用于人類的健康、進步，幫助人類擁有未來，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現代課題。對環境的關注、資源的重視，并重新審視人類自身的價值觀、社會行為與未來理想是文學藝術的重要主題。隨著生態文明建設的有效推進，文學藝術也做了大量積極有效的工作，甚至提出了“生態文學”等相關概念。諸如《那山，那水》《水土》《上上長江》等作品均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劉慈欣的科幻小說總體上關注人與自然宇宙之間的關系。根據其小說改編的電影《流浪地球》更是以太陽系面臨毀滅的空前災難面前，人類結成命運共同體一起拯救地球與人類的故事，表達了現代人對自身命運的憂思。小說不僅表現了“現代后”的人類世界，也表達了現代人對自然、宇宙與人類未來可能性的想象。

在實現現代化的進程中，文學藝術涉及的社會生活是極其豐富的，以上所言僅僅是某些方面的表現，此外還有很多無法一一列舉的創作主題。如《歡樂頌》等對新興社會群體如都市白領生活的關注；《媽媽！》等對老年人生活的表現等。總之，文學藝術作品中的現代化圖景是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表達，其現代化突出地表現在對這一進程中社會生活的想象、存在問題的思考，以及人的精神世界的描繪。這其中包含著的另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就是，今天的人如何以適應現代化的視野、理念來評價、選擇與確立自己的價值觀念。這不僅是理論上的探討，也是藝術創作中關于價值形態表達的要求。

首先是在傳統社會形態中形成的價值范疇是不是仍然具有現實意義。如中國古典價值體系中的天下、禮制、德孝等，在今天仍然非常重要。但是，天下與全球化這兩個不同歷史時期形成的概念范疇并不能被視為同一的概念。天下體系所反映出來的不同地區、族群的相互認同、協和關系與以經濟貿易為紐帶的交流、互補、合作關系是有很大區別的。但是我們并不能因為它們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就認為傳統的天下觀念失去了現代價值。禮制體系反映了社會秩序應該遵循的規則，但是當禮制僵化、煩瑣化后對社會活力產生了極為明顯的制約。在現代社會治理中，當法的意義得到空前強化后，禮的作用是否仍然具有現實價值？這種價值表現在什么方面？中國倫理范疇中十分強調“孝”的作用。在今天，“孝”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但是，今天人們踐行的“孝”是不是仍然與傳統社會中絕對的“孝”具有同樣的實踐形態？人們是不是仍然應該以“二十四孝”中宣揚的孝來要求個人的社會行為？等等。這種生成于傳統文化中的思想范疇雖然在今天仍然具有現實意義，但在理解、實踐等方面已經不能以傳統價值形態來衡量要求，而是應該賦予其現代精神。如果我們意識不到這種新變，就是觀念形態的僵滯、后轉，是缺乏現代意識的表現。

另一方面是在傳統文化中沒有或缺少的價值形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成為不可或缺的存在，如個人的主體性問題。在傳統社會中，個人被限定在社會關系的網絡之中。個人的一切要被這種人際網絡的需求來決定，包括愛情婚姻、職業選擇、發展方向等。個人的自主意識缺失，個人只是社會網絡的一個節點。個人的主體性得不到肯定，其社會的創造力與進取精神就會被遏制。但是如果只追求個人的自主性而無視或忽略人的社會性、社會責任，亦會造成社會的離散，導致社會秩序發生紊亂甚至混亂，這也有損于整個社會的發展進步。以現代眼光來看待個人的自主性，應該找到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平衡點，這顯然與傳統社會是不同的。契約在現代社會是非常重要的，其最初的出現是在社會流動性比較大的地區針對利益相關人難以踐約的實際形成的社會規范。在以定居為主要形態的社會中，盡管也存在契約行為，但人們更強調的是誠信，要求在社會行為中對“承諾”踐行。所謂“一諾千金”，言必信、行必果。人們更看重的是對諾言的責任。隨著現代社會形態中人員流動的普遍化、利益踐行的具體化，對契約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契約成為法律體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不僅在社會組織的活動中必不可少，在日常生活中也極為重要。在創作中，這些社會行為的變化均為現代化的體現。

總體來看，文藝創作對價值觀念的選擇與表達適應了現代化的歷史要求。人的主體性的增強表現出人在歷史進程中的覺醒。人是具有自我意識的人，是能夠對自己的價值、未來進行取舍選擇的主動體，也是在這種選擇中推動了現代化進程的社會力量。如電視劇《跨過鴨綠江》，在抗美援朝這一事關國家命運的大事中，許許多多的包括毛岸英這位“第一名志愿軍戰士”在內的“個人”自愿作出了為國家獻身的選擇。在《流浪地球》這樣的作品中，作家關注的視野超越了個人、國家、種族與文化的局限，從“人類”的層面來演繹故事，其中所蘊含的天下情懷、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正是現代品格的生動體現。電視劇《信仰》著眼于一般人的命運，涉及到了家庭、事業，國家、個人，以及現實與理想等重大問題。這些心懷信仰的戰士為了理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甚至家庭，表現出一種嶄新的社會倫理形態。

在對社會生活的反映、現代價值的選擇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是要作出具有審美魅力的表達。中國文學藝術在新文化運動以來的百余年間發生了極為深刻的變化。首先是對傳統藝術的表現方法進行了具有時代意義的再創造。其次是汲取了包括現代派藝術在內的外來藝術的許多表現手法，極大地豐富了自身的表現力。同時，隨著文學藝術自身的發展變化，表現出極具現實針對性的精神品格。在20世紀初期前后，中國對國外作品的譯介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一翼，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早期對歐洲現實主義作家作品的翻譯，之后對現代派作品的介紹，均成為文學革命的重要精神資源。新中國成立后，蘇聯文學藝術對中國審美范式的形成產生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開放度空前廣闊，對國外藝術的介紹形成了新的高潮，不僅拓展了藝術觀念，亦極大地豐富了表現手法。再之后對傳統審美的回歸新變，使中國文學與藝術表現出對傳統繼承中的創新，對他人借鑒中的轉化，形成了以中華美學精神為根脈，以借鑒他人益處為手段，以表現現代化進程中中國的發展進步為使命，以塑造中華民族現代精神品格為目標的審美形態。文學藝術創作整體上呈現出新的風范和新的氣象。

我們以習慣上被稱為“革命歷史題材”的小說為例來說明這種變化。由于這一題材的特殊性，在藝術表達方面形成了極具代表性的審美模式，并影響了當代文學藝術的創作。而這一題材創作風格的多樣化可以更具代表性地體現出當下的創作在藝術表達方面的創新與轉化。徐懷中的長篇小說《牽風記》描寫了進步青年汪可逾前往延安參加革命的故事。雖然她沒有去成延安，但仍然參加了革命隊伍，隨后來改編為解放軍的部隊挺進大別山。作家并沒有給人們講述一個耳熟能詳的戰斗故事，而是展現出極度瑰麗奇幻的想象力。小說在大量的細節描寫、情節設計中突出了一種神奇而隱秘的力量，似乎在表達一種超越現實的、具有神性意義的歷史必然性——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一種符合天道的自然選擇。在孫甘露的長篇小說《千里江山圖》中，一個地下隱蔽戰線保護首長轉移的故事被講述得既撲朔迷離，又別開生面。作家的敘述不是從人們習以為常的全知視角切入，而是反其道而行之，講述了一個“什么也不知道”的故事。這種“不知道”不僅是敘述者的不知道，同時也是當事人的不知道——不知道誰是這一活動的負責人；不知道這位首長是誰、在哪里、到什么地方；不知道誰是同志、誰是叛徒；不知道活動的具體方案是什么。在這種種“不知道”中，作家又增加了一層“不可做卻又不得不做”的敘述屏障。如果首長要出現，必須與約定的電話聯系，但這個電話已被叛徒控制；如果不與這個電話聯系，就難以與首長取得聯系。如何在既可能因叛徒而使首長暴露，又不能使首長暴露的“不可能”的兩難選擇中完成任務，是對地下工作者智慧、經驗、膽識、能力與品格的嚴峻考驗。這種少見的敘述使這部小說呈現出別具一格的魅力，是同一題材中最具創新性的收獲。

但就現代派而言，其表現手法與之前的“傳統”有非常大的不同。如不重情節而重感覺；不重外在行為而重內在情緒；不重刻畫人物形象而重賦予形象以隱喻性符號；不重細節描寫而重細微心理表達，等等。盡管我們不能否認這些手法豐富了藝術創作領域，但與中國傳統審美之間存在許多距離。對這些手法是借鑒還是照搬，是融會吸納還是生吞活剝，對創作的影響是非常大的。不過，我們看到了中國文學藝術在經過一個階段的吸納與模仿之后，出現了理性的審視與有效的轉化，從而提升了作品的藝術品格與審美魅力。這在近年來的影視作品中表現得尤為突出。電影如《紅海行動》、《戰狼》系列、《長津湖》、《金剛川》、《1921》等，電視劇如《覺醒年代》《人世間》《縣委大院》《功勛》《超越》等，這些作品無論是其藝術表達還是價值取向，均反映出文藝創作中現代品格的有效探索與積極收獲。

盡管先發國家率先實現了現代化，但實現現代化的路徑、模式并不是唯一的，而是多樣的、存在差異的。同樣，在文學藝術創作領域，其審美范式、評判標準也不是唯一的，而是多樣的、具有明顯差異的。有論者指出，我們很有必要去思考討論這種差異性存在的原因，認為這種差異性是在起源性意義上就發生的，是歷史地形成的。同時，其內涵品質相當豐富，是在與西方世界性對話的語境中不斷深化自身而生成的。這就是說，不同地域、不同歷史與文化背景下的現代化，其差異并不是一種人為的主觀認定，而是具有起源意義的原生性原因。它們在歷史的生成之時，就存在很多差別。這種差別影響或制約著之后的發展，并在這種發展演變的歷史中形成或強化了自己的特點，創造了不同的歷史。而這種歷史本來就不是同樣的歷史，是存在差異的歷史。但是，人類并不需要對此悲觀。因為不同地域、或從比較大的范圍來看，東西方之間相互對話交流，就可以使自己的品格得到蛻變提升。對話可以使他們相互之間融合、新變，但不是一方取代一方，或一方歸屬于一方。對話使他們表現出更加豐富生動的多樣性，而這樣的多樣性正是人類創造活力的生動證明，也是藝術的生命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