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從地方性出發，

走向人與生活的普遍性

? 吳佳燕（以下簡稱“吳”）：

溫老師好！看您的履歷，應該是在部隊上開始寫作的吧。1984年入伍，在新疆喀什、烏魯木齊等地服役16年，1992年發表第一篇小說。也就是說，您已經有了三十余年的寫作生涯。請談談寫作的初心與準備。軍旅生活對您而言意味著什么？您是因為文學的眷顧而改變了命運么？

? 溫亞軍（以下簡稱“溫”）：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17歲離開家鄉陜西，入伍到新疆喀什地區的英吉沙縣中隊。那個年代很多青年都懷有文學夢想，我也不例外。每個人都生活在具體的社會環境里，每個寫作者都難逃他的生活環境。我當時處在相對封閉的營院里，與外界幾乎沒有接觸，孤獨而壓抑，覺得內心有許多東西需要用文字來表達，就進入了隱秘的地下寫作階段，這算是我的寫作初心吧。當時從沒想過要做什么準備，就直接上手了。那時候我不懂得把地域當成小說的重點，只想著寫好一個故事，就是一篇完整的小說。我在連隊的一個土坯雜物間里，趴在給雞剁草的板子上，寫了幾個短篇后，竟然寫了個十五萬多字的小長篇，先寫一遍草稿，再往稿紙上抄一遍，等于寫了三十多萬字，放在現在想都不敢想。我不管不顧憑著一股勁兒硬寫，當然以失敗告終，當時對我的打擊很大，準備放棄不再寫了。可對文學的熱愛像熄不滅的那團火，一直在心頭燃燒，我不寫了卻一直沒停止閱讀。在少數民族地區，能閱讀的書少之又少，縣上唯一的新華書店里漢文書只有幾百本，當然我也買不起，每個月僅有8塊錢津貼，還得買生活用品呢。每兩周能請假出一次營門上街，僅一個半小時，我基本上是在縣圖書館度過的，翻一下書，借幾本文學雜志帶回來看。讀著讀著，我突然又想寫了，于是埋頭寫起了短篇。當然，其中的艱難幾次讓我產生過放棄的念頭，擱上一段時間，心里還是割舍不下，又揀拾起來，一直堅持寫到了今天，頭發都寫白了。是文學陪伴我走過了三十多年的美好時光。

文學給予我很多，不光改變了我的命運，也使我的人生更加豐富、充實。38年的軍旅生活對我而言非常重要，從剛成年的農村青年，平生第一次出遠門，竟然乘了7天的火車汽車，來到最偏遠的邊疆軍營，青春與熱血、夢想與追求交織在一起，終于蛻變成一個粗糲、壯實的軍人。因為愛好寫作，通過自己的努力和堅持，創作上取得了一點點成績，解決了一輩子的生存問題。運氣向來青睞于堅持不懈的人，27歲那年，我離開工作生活了10年的喀什，上調烏魯木齊；34歲那年正月十五，我離開新疆調到北京部隊至今，這一切命運的改變，都來自于文學。感謝文學，也感謝在創作中幫助過我的許多師友。

? 吳：

您是很早就獲得了魯迅文學獎的作家。2004年，你的短篇小說《馱水的日子》獲得第三屆魯迅文學獎，很精短、溫暖而勵志的一個小說。還記得當年領獎時的一些有意思的經歷和感受不？您怎么看待獲獎這件事？

? 溫：

其實，每部作品就像一個人的命運似的，運氣占比更高。《馱水的日子》運氣比較好。這篇小說得獎后，才引起一些人的注意。回過頭來再看時，有許多部隊的老同事說這篇小說沒啥意思，根本看不出寫的是什么。甚至有人說如果還有一丁點兒意思的話，就是開頭，司務長用買牛的錢買了便宜的驢，說這個司務長會算賬，云云。每個人對事物的理解不一樣，這都很正常。

第三屆魯迅文學獎是2005年6月在深圳頒的，天氣很熱，我們的內心更熱，下午彩排時滿頭大汗卻無人抱怨。頒獎晚會時，終于開放了冷氣，腦子也清爽了，當時有智者提議，在頒獎秩序冊上輪流簽名，便于永久保留，于是賈平凹、吳義勤、畢飛宇、王祥夫、孫慧芬、魏微等作家紛紛簽上自己的大名，有少數獲獎者不知什么原因當時沒有簽，留下些許缺憾。首先頒的是中篇小說獎，我們短篇獲獎者候場時，魏微收到某媒體的電話，讓她快速將個人簡歷、獲獎感言發給他們。魏微獲獎前調到了廣東，那邊的催稿速度使她不能怠慢，她用的是諾基亞手機，用拼音打字，非常慢，魏微在電話催促的鈴聲中急得打不出幾個字，讓我幫她輸入，她口述。我拼音打字更慢，我們合作了十幾分鐘，也沒有完成幾句話的內容。還有一個遺憾，當時的手機沒有照相功能，帶相機人的也不多，沒留下頒獎時的照片。僅有的幾張照片，是吳義勤老師的一位學生在臺下遠距離拍攝的，不是太清晰，在后來有關機構征集魯獎照片時，彌補了這個空缺。

能獲獎當然很高興了，我那年37歲，還算年輕力壯，也多了幾分老成持重。得到消息，我馬上告訴妻子，晚上與女兒一起去慶祝，在老北京電視臺后面的一家新疆小飯館，點了女兒特愛吃的大盤雞。我從小吃素，則要了份素炒拉條子，吃到最后才發現面里有只死蟑螂，我怕影響到妻子女兒的胃口，裝出沒事的樣子，女兒卻催促我得吃完不能浪費，這也是我平時給她的說教。我含糊應付過去，出飯館后到了我單位跟前，才說出蟑螂的事，妻子女兒沒吃一口炒拉條，卻扶著樹干嘔，我竟然沒一點反應。我當時沒吐，不是我處變不驚，而是覺得沒有必要。在新疆生活了16年的人，飯里有個死蟑螂根本不算什么。

? 吳：

記得作家韓少功說過，想不明白的寫成小說，想明白的寫成散文。您是怎么處理寫作中紀實與虛構的問題的？

? 溫：

韓少功是我喜歡的作家，當年的《爸爸爸》使我感慨不已，后來也讀過他不少富有創造精神的作品，他一句話就道明了小說與散文的界線，果然是大師。

小說是一定要虛構的，散文也不能只寫經歷。人生經歷對一個寫作者的影響肯定很大，但不能一直沉浸在過往里。尤其是寫小說，隨著閱歷的增長和對生活的認識，我對小說的意義有了新的理解，不能更多地依賴于經歷，得有所創新，凌駕于生活之上，寫更能表現小說意義的作品，這是一個小說家應該具備的基本素養。寫小說久了，肯定寫不好紀實，所以小說家的散文大多停留在往事的追憶上，缺乏情感的深層次挖掘，不是那么深刻。當然，也有一些小說家把散文寫得很精彩的，像汪曾祺等。

? 吳：

梳理您的小說創作，我發現在題材上有三個關鍵詞：原上，軍旅，日常。原上既指你故鄉所在的關中平原，又可指新疆邊地的茫茫荒原。對軍旅生活的書寫主要以新疆為背景，您虛構了一個叫“塔爾拉”的地方，并在想象中對多種生活進行組裝和嫁接。顯而易見，小說涉及的領域本身就非常有特色，天然有一種普通生活之外的異質性。但是您卻反其道而行之，在書寫陜西農村、新疆邊地和部隊生活的時候，落腳點卻是那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基本情感。也就是說，您的寫作是從地方性出發，走向人與生活的普遍性的。

? 溫：

我小說里的新疆，是我想象的另一世界，為解決在設置人物與現實世界時遇到不必要的麻煩，除了喀什這個真實的地名外，有兩個地名“塔爾拉”和“桑那鎮”，是我創造的另一個小說世界。在這個世界里，我任意翱翔，自由自在。不敢說自己的想象有多么豐富，但只要放開想象的翅膀，相信每個寫作者的空間都是非常大的。在新疆時，我一直在部隊，根本沒有部隊之外的生活，可我的大多數小說卻是寫新疆農村的，依靠著我的想象和人生經驗，將陜西的農村生活嫁接到新疆，讓小說里的人物進入另一世界去實現他的人生夢想，還是挺有意思的。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的普遍性多于異質性，再有特質的小說人物也難逃脫正常人的基本情感和日常生活，相信每個小說家都在努力書寫具有異質性的作品。可是，太難了。我一直在努力之中。

? 吳：

您的小說中經常有一種反差，在有特色的地方風情中關注普遍的生活與情感，同時也在荒涼苦難的環境中呈現人間冷暖、人情世故，尤其是注重挖掘人性幽微與人情之美。這讓您的小說就像雪原上的陽光，給人世的荒寒悲苦打上了一層暖色調，這是您的選擇也是小說的底色。就像《到喀什去》里的那個小青年，作為最后一個年輕的牧羊人，終于搭上了一輛大巴車準備逃離原來的生活，結果卻陰差陽錯和因路上的經歷，又主動選擇了回歸。

? 溫：

您的這個評價令我汗顏。我是一個缺乏冒險精神的寫作者，雖然也曾做過一些突圍式的努力，但總體上還是傳統作家。這些年來，我不愿寫比較現實的作品，因為現實太讓人出乎意料，根本對不準焦距。我覺得，用小說表達對生活的認知，才是小說家的追求。正如思想家要通過理性的盤問直達生活的意義，歷史學家通過歷史事件總結歷史規律一樣，文學通過對生活現象的描述，還有在生活基礎上的虛構來表達作家對生活的認知。隨著對小說認識的提高，對人生和社會判斷能力的增強，我的寫作能力也會隨之改變。從先前的想改變自身的命運，到后來的想表達自己對人生的感受，再到后來對破碎世界想象整合的展現，這些愿望對我來說都是美好的。像《到喀什去》里的雷由夫那樣，對人生抱有美好的幻想，現實卻讓他無所適從，只能“迷途知返”，最終回歸屬于他自己的人生角色。這不是主人公的悲哀，而是我這個寫作者的無奈之舉。

? 吳：

人與自然、人與動物的關系歷來被作家思考和書寫，尤其在生態文學被反復提起的今天。您在這方面的切入很有意思，《馱水的日子》里倔強的驢與頗有耐心和愛心的上等兵，《硬雪》里茫茫雪原上人與狼的漫長對峙，《早年的雪》里人與鷹的彼此接納、惺惺相惜以及最后一個訓鷹師的職業操守與后繼無人的絕望，《春天的儀式》里人戰苦水、尋求解決之道的決心和毅力，都讓人嘆服。一方面彰顯了自然面前人的強大意志，有硬漢小說的風格，另一方面又體現了人與自然的和諧之美，人與動物的溫暖情意。

? 溫：

《馱水的日子》是聽別人講了一個邊防連隊毛驢馱水的故事，我覺得有趣，能寫成小說，可一直找不到切入點，拖了很久才寫出來。當然，我寫出來的與那個故事相去甚遠，給我講故事的那人看后，覺得不可思議，說我寫得一點都不精彩。小說與故事本來就是兩碼事。小說可以超越本身的局限，在一個相對狹小的空間內，充分展示小說的意義。在這篇小說里，我只想表達人與動物自然和諧的關系，沒想著講一個跌宕起伏能吸引人的故事。我也一直覺得，小說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從來不是把什么都想好了才動筆的那種人，一切都順其自然。所以，我從不寫什么提綱之類的勞什子。您提到的這些動物，是我愛觀照的生物，因為新疆地曠人稀，荒涼的地域比較多，我又一直在部隊生活，那種孤獨無助的狀況，體味得更多一些。所以，我喜歡把一些人生的情趣賦予動物來表達，這樣更有意思一些。比如《硬雪》《病中逃亡》，還有剛寫的《永別了，武器》，讓我有切膚之痛，又快樂感傷。說句實話，我寫這些動物和人物的時候，從沒想過生態環境甚至硬漢之類，我只是寫小說想寫得更有意思一點。

一旦進入創作，

盡量把自己的心態調整平和

? 吳：

生老病死是人生常態。隨著老齡化社會的迫近，老年人的養老問題，老人的物質與精神處境，越來越受到關注。這方面您在《空巢》《拐彎的夏天》《下半場》等小說中，包括本期刊發的《蓼蓼者莪》，多有觀照也必定是深有體會。到了人生的“下半場”，那種時間、疾病的摧殘與關系人情的磨礪之下不能自主、無能為力的悲哀，尤叫人感慨。怎么對待老人，怎么與老人相處，怎么安排自己的老年生活，都是必須正視的問題。

? 溫：

近年，我家里出現了無法躲避的生老病死，以前聽說過的一些養老弊端讓我眼見為實了，才發覺自己是多么的渺小無力。如果說《空巢》《拐彎的夏天》《下半場》關照的是養老贍養問題，那只能是我之前的一種幻想，一廂情愿而已。真正接觸到養老本身，那要復雜、現實甚至殘酷得多，這也是我寫《幸福之家》和《蓼蓼者莪》的真正動因。一旦動手寫起來，我的內心也能平靜下來，為的是下筆時能夠從容一些。這也是我喜歡寫小說的重要原因，能暫時放下生活中的諸多煩惱。尤其是夜深人靜的時候，我的思維跳躍幅度比較大，有時候就是瞬間的一個念頭促使我放開思緒，天馬行空。寫小說本來就是對未知世界的探索，只要有這份好奇心，永遠都會有新鮮感的。

? 吳：

專門談下《蓼蓼者莪》這篇小說吧，我覺得，它是您給我的最好的小說，讓我看到一位作家在文學的自我教育和生活歷練之下，一種緩慢而持久的生長力量與不斷積累、輸出后的躍升與爆發。小說題目出自《詩經·小雅》:“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無疑這是一篇講父母與子女關系的小說，是從一個家庭的內部來探討人情世故、人際關系和普遍性的社會問題。小說語感節奏很好，心理描寫細膩，每個人物形象都很鮮明，內在的情感力量潤物細無聲般一點點擊中人心。大哥的自私，大嫂的算計，丈夫的置身事外，惠萍的勞心勞力，尤其是慧萍父母這一對老人的內心刻畫得入木三分。當然，在人物的悲哀無力、謹小慎微或冷漠自私、精明算計背后，也有剎那的真情流露與溫暖的人性光輝。

? 溫：

這篇小說顯得有些“真”了，但虛構的成分更多一些。真正見識到贍養、善后等具體情景，看到利益紛爭、親情撕裂，我心里異常難受，卻無能為力。煩悶之際，無處傾訴，只能通過小說來表達一下細微的情緒。可是，小說不是工具，它只是一種藝術的表達手段，再不堪的現實也只能是小說的素材。《蓼蓼者莪》就是這樣的產物，事實不可能如你所愿，但賦予小說里的慧萍完成了一份贍養責任，能聊以自慰或略表寸心，也算對得起來自于《詩經》里的這個標題了。誠然，小說是要貼近現實生活，貼著人物去寫，可它得提煉、加工，也就是創造，無論是在語言還是敘述、細節、結構等表現上，得有一定的規律，符合生活的邏輯，作家才能插上想象的翅膀，飛離地面，在廣闊的天地里，表達他的主旨思想。小說的主要目的是塑造人，不能一味地把故事寫得跌宕起伏，人物卻躲藏在后面模糊不清，這不是小說應有的藝術特征。

在現實生活中，因為我的性格使然，年輕時的心態一點都不平和，嫉惡如仇，我非常憎恨那些當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當然，隨著年齡的增長，為了生存，我也改變了不少，不那么“沖”了，但骨子里還是保持著直率的脾性。這是祖傳，我們家的人都是這性格，改不掉的。可是，一旦進入小說創作，我能盡量把自己的心態調整得平和，我面對的是創作，不是生活，我得認真對待，不能草率、盲目。

? 吳：

想談下您小說中的女性形象。我發現有一種“弱者的承擔”。弱者是一種處境，是老人、女性、家庭中默默付出的人、以及權力關系之中居于下風的那方。像《下半場》里的鄉鎮醫生趙露白，因為找了一個新老伴，給兒子兒媳在生活和經濟上有各種不對付，可是當小診所真出了事，他卻主動跳出來去承擔甚至“頂罪”。你在小說中塑造了很多像《蓼蓼者莪》中的鐘慧萍這樣的女性，還有《苜蓿》中的蓮兒，《接生》中的婆婆，《幸福之家》里的林秀，不圓滑世故精明狡黠，觀念有些傳統，在復雜的社會生活和一地雞毛的家庭生活中似乎沒什么存在感，然而在關鍵的時刻，她們是主動去承擔生活的重負、竭力去抓住人類的基本情感、維系“幸福之家”的人，也是最能體現人性的柔軟與溫暖部分的人，因而顯得格外悲涼而動人。

? 溫：

弱者不是女性的代稱，所以它不是為承擔責任而存在的。說實話，我只是不喜歡寫丑惡的東西，我不想把自己弄得憂心忡忡。其實，生活對每個人是公平的，包括對我，所以，我沒必要揪住一些人世現象不放，哪怕是親人之間的所作所為。過于直露的悲天憫人也是我所不喜歡的，我還是愿意平平淡淡地表現那些普通人的生活狀態和人生趣味。

社會本來就很豐富，意想不到的變故非常多，有時候讓人根本無力應對。事實上，小說家更應該接受多變，這個變并不存在對錯，不要用道德去衡量，免去了束縛，只是素材而已。要將這些事實轉換成作品，每個人的理解不同，筆下的人物扮演的社會角色也就不同。大多時候我對自己所寫的人物不滿意，對自己的藝術表現力持懷疑態度。直到現在，每寫一篇小說時我都不自信。我覺著，一個寫作者，還是不自信的好，不然，會昏了頭的。我總覺得自己的語言沒有特色，節奏感不強，人物不夠到位，多次寫個開頭就產生放棄的念頭。每當這時，都是我妻子鼓勵著我先寫下去再說，寫完了放一陣子，多改幾遍后，發現還是有些意思的，有時還會有意想不到的小超越。生活節奏太快了，各種各樣的原因導致自我重復比較嚴重。就拿我自己來說，除了以上您提到的這些小說外，還有一部分小說在情感上是有重復的，這幾年出小說集時，意識到這個問題，我曾與好友石舒清交流過，他也有同感。我們都在努力克服呢，哪個作家愿意重復自己？！

? 吳：

你小說中有意思的還有鏡像的設計和各種對照與較勁：人與人，人與動物，人與環境，人與自己，人與命運，過去與現在。《前景》里的“我”與表弟，《戰友老姜和夏天》里的“我”與戰友，還有“我”與同學、“我”與父輩。就是人生路上無處不在的各種參照與較量，是給人物設立一面面鏡子映照自身，也具有互文效果，或許還透露出你的一絲軍人性格。

? 溫：

怎么說呢，在創作上，我一直處在難以言說的苦惱和焦慮之中，因為不想太單一，一直在尋求變化，力圖拓展自己的題材領域。除開邊疆、農村，我還寫了不少都市題材的小說，也寫過一些散文，說實話，不怎么樣，可能離開虛構，我也是有思考的，但就是不能從容地抒發情感。《戰友老姜和夏天》是個偶然，我一直想自然而然地書寫，可真正動起筆來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當年，我嘗試著寫了好幾篇這樣看似漫不經心的小說，像《成人禮》、《下水》等等，我的心態慢慢地平和了下來，寫作時不再把自己弄得那么緊張了，在小說的細節、語言，還有情緒上，我有了足夠的耐心。所以，就有了后來的《前景》《彼岸是岸》等，越寫越溫情。其實，我這人的性格不是太柔和，有點硬，骨子里的，但撇開現實生活，只要進入到創作之中，我的心會慢慢溫潤起來，并且還會產生一點點的幽默感。

小說是對缺陷的彌補

及理想人生的想象

? 吳：

在我有限的閱讀中，你以往的一些小說給人的印象是有點“溫”，即你對生活和情感的處理方式比較溫和，少有沖突劇烈、內心撕裂的時刻，文本的內在張力和情感勢能似乎不足。但是另一方面，這樣的溫和又有一種“溫水煮青蛙”似的日常消磨和“于無聲處聽驚雷”的內蘊力量。相比之下，我更喜歡《馱水的日子》《戰友老姜和夏天》《見面禮》這樣風格的小說，簡約明快，參差有趣，溫暖有力而余味悠長。

? 溫：

有時候，想象和寫作完全是兩回事。想得再好，一旦動起筆來，有時可能會寫得一點都不生動，有時還會偏離整個主題，寫成另外一個東西。這可能是生活的經驗在作祟，但對我們創造力的影響不是太大。小說需要天馬行空，小說審視的不是現實生活，而是存在。可以說，作家創作出來的每篇小說，都是他對生活認知程度的一種表達。生活場景會開拓一個作家的思維，同時，或多或少也會制約一個作家的思想。我一直不想把自己的寫作搞得跟現實一樣緊張，有幾年我寫得很少，也趨向于用溫情化解我心里的憤懣。時間久了，發現這樣寫不行，得換個路數，要有一些狠勁兒才行，不然，這樣的作品太平了。至于怎么狠，也得有個度的把握，說白了，真正進入創作之中，我還是下不去手，按照自己已經形成的套路，塑造我心目中理想的人物形象。這也是一種固執的表現，很難撼動。在生活中，我已經是個能聽勸的人了，在創作上還得加把勁兒。

? 吳：

在個人的閱讀史上，有哪些您喜歡的或者對寫作有過激發的作家作品？

? 溫：

我開始閱讀的外國小說，是拉丁美洲“文學爆炸”的幾位作家，馬爾克斯叫我驚嘆不已。以我的創作能力，寫不了尺度過大的小說，對我寫作影響比較大的，是吉爾吉斯坦的艾特瑪托夫，他小說中濃郁的民族風情與我當時生活的新疆有些相似，他的作品對我觸動比較大；別的一些大師，像海明威、納博科夫、奈保爾、加繆等作家的小說，我都很喜歡。后來，就是我在文學雜志當編輯后，閱讀的文學雜志要多一些，《世界文學》《外國文藝》，還有一些文學期刊，我每期都會看一下的。我的好多念頭都是在閱讀的時候產生的。閱讀對我來說，像吃飯一樣重要，我能走上這條路，就是從閱讀開始的。還有，閱讀有時候能夠改變一個人的文學觀，比如，1999年的時候，我突然讀到了索爾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回頭再看作家本人的自傳《牛犢頂橡樹》，非常震驚，索爾仁尼琴在集中營關了八年，最后還被開除了國籍，可他寫的這部小說竟然那么平和安靜，他的創作心態太好了，沒有一句抱怨。這使我感慨萬分，從此改變了我的創作態度。隨之，我的性格也改變了不少，為人處事不再那么直接了。

? 吳：看您傾注了極大的熱情和心血去寫短篇小說，請談談對短篇小說的理解。

? 溫：

寫了三十多年小說，我更喜歡短篇小說，至今寫下了一百多個短篇。我覺得，只有短篇小說才能完整地表達我一個時期的所思所想，才能充分地展現一個小說家的掌控力。我一直覺得長、中、短篇小說不像是一個文體似的。不知別人怎么想，一直沒與他人交流過。前陣與徐則臣突然間說到這個話題，他也有同感。我在寫一個短篇時，與寫一個中篇的情緒是不一樣的，從什么角度進入，怎么表達，怎么描述，感覺完全不同。我從來不把短篇拉扯成中篇，也不把一個中篇的素材拉成長篇，當然，我也沒這個能力。小說不是講故事那么簡單，增加點故事、場景，人物來來回回地多折騰幾次，把故事和字數抻長，就成為中篇或者長篇了。我這樣說，不是說故事對小說就不重要，可人物、語言、敘述、細節、邏輯等等同等重要。

無論長篇還是中短篇，都是有一定重量的，可這只是小說的一個特征，真正有重量的小說往往在描寫這些特征時，通過暗示性語言袒露作家的思想，使人物有相對復雜的精神內涵。

? 吳：

怎么看待時下流行的ChatGTP等人工智能對文學和寫作的影響？

? 溫：

我覺得，ChatGTP會給我們的生活帶來很大的改變，但不會完全取代人類工作。ChatGTP憑借強大的語言理解能力可以完成某些類似于客服、自動對話等功能，這些工作需要循環往復，回答一些簡單的問題。它主要是以程序代碼為基礎，無法真正理解人類語言的精髓，更不能像人類一樣感受到情感的沖擊力，它還是有局限性的。文學創作更個人化一些，略微偏狹一些，也涉及情感方面的表達，在這方面，ChatGTP可能不如人類吧。假如，ChatGTP等人工智能將來能取代人類，做出或者勝出人類能做的一切事情，那咱也沒辦法。眼下，還沒到那個地步，也不用過早地恐懼，該干嗎干嗎唄。

? 吳：

讀到你的一篇散文《秋風原上》，里面提到柳永《少年游·長安古道馬遲遲》里的幾句：“夕陽鳥外，秋風原上，目斷四天垂。歸云一去無蹤跡，何處是前期？”我也很喜歡。從關中平原到邊疆荒原再到首都北京，“原上”是您的出發地，也是您的個人經歷與寫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塊領地。在古老的荒原與無涯的時間面前，回望以前的那些期望，人是多么渺小，生命又何其短暫。惟其如此，才如您在《彼岸是岸》《天堂的路是否平坦》等作品中所探討的那樣，需要為個人的精神情感找一個寄托之所，需要理想之光的加持。談談您的理解與“前期”吧。對于今后的創作，有何打算？

? 溫：

作家每個時期的寫作動機是不一樣的。按說，我應該對部隊生活很熟悉了，可我越來越沒法把握部隊的題材，我的“前期”肯定是圍繞著生活環境書寫的，那確實是精神情感的一種寄托，我甚至產生了知足感。2001年我的命運再次發生了重大變化，突然間調到了北京，進入到自己喜愛的文學編輯崗位，我更加沉浸于滿足之中。可隨著環境的巨大改變，我慢慢地發現這樣寫下去非僵化不可，得尋求突破。2003年以后，我開始書寫離我較遠的另類人的生活狀態，與以前在新疆時完全不同，絕對不是回頭看的那種。比如遠在邊遠地區的牧羊人，北疆果子溝的養蜂人，還有與狼搏斗的淘金者，我的思維完全是走在另一條道上摸索前進的狀態。視野開闊了，創作情緒也保持了一段時間的平靜期，是我完全沒料到的創作狀態，現在想起來都有點難以置信。

很難說清一篇小說是怎樣形成的，有時候完全取決于自己內心的一種情緒，不論是他人的一句話誘發出的一個念頭，還是生活中的一絲啟發，促使我寫一篇小說時，其實心里大多時候是沒底的。我只能說，真正動手寫起來，是我牽著人物小心翼翼地往前走，還是人物引導我摸索著經過每個岔路口，向一個未知的終點邁進，自己是掌控不了的，像掌控不了自己的人生一樣。小說是對現實世界的一種猜測，是對人們日常生活的解析，是對缺陷的彌補及理想人生的想象，是對人們精神需求的完善，也是人們對現實生活判斷能力的提升。說白了，小說就是作家想象的產物。小說必須得有想象力，想象本身也不是單一的，怎樣用密集的語言和敘述，創造出超越現實生活的鮮活細節和個性鮮明的人物，對作家來說，每寫一篇小說，都面臨著新的考驗，還有挑戰。所以，今后我還得繼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