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網絡文學發軔于電子媒介日益數字化的歷史節點，蘊藏著新舊媒介交匯的能量。在經歷了技術迭代為文學生產帶來的一次次顛覆性變革后，網絡文學如今呈現出不同技術動態交織的融合樣態。可以說，網絡文學發展史也是一部媒介技術變遷史。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在考察信息技術演變的各種文化現象和社會效果時，提出“媒介域”（médiasphères）這一關鍵概念，并將歷史上的文化傳遞系統分為邏各斯域、書寫域和圖像域三個階段，“每個階段有其自身的技術環境的結構，并在其效果擴散的過程中導致人們在使用方法、心智狀態、思維方式和信仰方式上產生顛覆和震蕩”。（1）換言之，媒介域并不主張在真空中討論技術嬗變及其帶來的社會文化沖擊，而是將技術的符號表征和關系結構視作整體，指涉一個在歷史主義的架構下看待信息傳播格局存在方式的文明史分期。如果說以比特為底層架構、脫離“線性”敘事的網絡文學昭示著傳統文學所代表的印刷媒介退場和理性價值游移，那么從文字文本到層出不窮的跨媒介敘事產品則是數字媒介出場宣告自己的合理性。中國網絡文學經過20余年的蓬勃發展，迸發出跨文化、跨媒介、立體化、可持續的強勁動力，網文IP全鏈路開發等新業態的出現為探討當今網絡文學時代媒介域更迭提供了新的實踐樣例與行動可能。

數字技術憑借信息存儲、傳播速率等層面上的實質性突破帶來文學生產的變革與解放，媒介融合大大加速網絡文學的發展進程。人們自然而簡單地認為技術就是引發文學生態顛覆和震蕩的根源所在，然而將這些變化歸結為技術的單一力量仍失之偏頗。事實上，當前網絡文學諸多媒介化實踐逐漸顯露出另一條邏輯，即情感（affects）日益成為網絡文學牽涉的多元行動者的行動力量。不論指涉身體和心靈的感知，還是理性與感性的博弈，情感作為個體與外部環境的重要連接，在提供體驗特定情緒之基礎的同時，也提供了對這些情緒采取行動的動能。常江、田浩指出，數字時代的到來與其說“制造”了情感化的行為邏輯，不如說是將業已存在于人的行為邏輯中的情感因素“放大”并“激烈化”。（2）隨著現代社會媒介化程度進一步加深，混沌、流動的情感愈發訴諸物質化的媒介隱喻，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揮左右人類行為、關系的特殊效應，媒介逐漸成為情感釋放的介質，情感也從精神之物轉型為參與形塑媒介化社會的行動力量，這些變化不僅展現出情感動力（affective forces）的重要影響，也彰顯出情感與媒介間的深刻勾連。關注文學場域中的情感問題似乎已是老生常談，因為文學向來“是人類活動在審美和情感領域的投射”，（3）然而本文無意探討文學文本中的情感元素，也并非指摘技術的構造性優勢與主導功能，而是將重點置之于強調情感所構成的驅動網絡文學媒介化發展的動力體系，亦即情感如何參與并影響網絡文學活動中行動者與媒介技術互動，試圖在情感與技術和文化交織、共生的互動結構中重現其在網絡文學媒介實踐中發揮作用的深層機理。

本文認為，情感作為驅動數字媒介時代網絡文學發展的重要力量，其行動邏輯早已嵌入網絡文學媒介化生產，即“呈現—接受—再生產”的流程再造中。據此，本文嘗試回答以下問題：物質基礎為情感提供了怎樣的支撐和可能?搭載于數字技術之上的情感如何影響并參與到網絡文學的媒介化行動中來，并從中釋放怎樣的行動可能?

一、網絡文學再媒介化與情感呈現

在數字媒介時代討論網絡文學生產的流程再造，技術作為基礎設施是毋庸贅述的邏輯起點。不論是網絡文學作品的數字化生產，還是網文IP的跨媒介改編，首先需要具備的便是物質基礎，正是技術的物質性力量為網絡文學眾多類型的媒介實踐提供了新的架構。從這一角度來看，情感能夠作為網絡文學媒介實踐的驅動力，顯然離不開日益基礎設施化的數字媒介技術。

相較于停留在物理屬性和功能屬性層面上探討技術物本身，關注媒介與人的“間性”似乎更具備研究潛力。可供性（affordance）作為近年來最具代表性的一種闡釋框架，在詮釋“構成環境的技術屬性與其他社會及文化要素的接合（articulation）問題”（4）時展現出強烈的“關系”取向。可供性這一概念最早源于吉布森（James Gibson）的界定，在經由傳播學引介后，逐漸延伸為表示行動者的行為取決于特定物質環境所提供的可能性，換言之，多元行動者訴諸物質特性相互作用并共同構成新的關系實體。對于網絡文學時代的媒介域而言，這意味著平臺及其背后的數字技術作為基礎設施，其對于所有參與網絡文學實踐活動的行動者的“示能”（affordance），使得網絡文學的關系結構、權力博弈等相較于過去以印刷和紙張為物質基礎的文學場都變得更為復雜。在這一過程中，讀者獲得廣泛溝通和參與生產的主動權，曾經把控作品命脈的作者卻不得不讓渡某種意義上的書寫主權，成為作品生成與再創作的被動接受者。

由此可見，正是物質基礎對于文學生產模式的改寫使得諸多新型媒介實踐的出現成為可能。然而介于物質條件和網絡文學新樣態之間，參與符號生產和意義建構的技術實體與動力系統又具有何種關系邏輯?本文認為，媒介技術對于網絡文學行動者行為、觀念的改造主要是以情感為基本的行為邏輯完成的，情感推動著網絡文學賴以生存的數字媒介環境孕育出眾多跨媒體敘事的新樣態。今天，媒介技術的高速發展在延伸和放大情感方面具有強大力量。笛卡爾的“身心二元論”在數字時代行動者身體與媒介的互動中逐漸失去現實基礎。不僅如此，融合（convergence）正在從一種“拼湊的產物”（5）轉變為愈發具備正當性而又隱蔽的文化生態，以習焉不察的方式潛入文化環境與日常生活。一個重要的現象就是網絡文學敘事的感官化傾向。在網絡文學剛剛興起的前數字時代，無論是作者還是讀者，這些主流用戶群體都還保留著從傳統文學中習得的思維和行為模式。相較于感官層面的直接刺激，經由大腦精細化加工后的文字書寫與接受往往受到理性思維邏輯的支配。隨著整個文化領域逐漸向感官化轉型，視聽媒介對于身體感官的直接沖擊喚醒了“書寫域”遮蔽的感性氣質，也召喚來行為主體的身體回歸。視聽時代以一種勢不可擋的趨勢向我們走來，重塑著人們的審美偏好和交往習慣。數字媒介的流動性、接近性、易變性等技術屬性正逐步接近于可以無限迎合和釋放人的感性與激情。浸潤于以視像經驗和感性氣質為底色的文化環境中，網生一代的數字原住民早已習慣于將主體性更大程度地維持在身體感官直覺的層面，在數字媒介的平等“可供”中找尋情感釋放的可能。

作為“隨媒體融合應運而生的一種新的審美意境”，（6）網絡文學跨媒介敘事在調動、放大用戶的情感體驗方面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曾經內斂、含蓄的內省式感受被充分釋放出來，讀者在沉浸式體驗的過程中能夠輕松與作品建立情感連接。因此，網絡文學時代的作品IP成功與否一定程度上取決于能否通過盡可能多的表現形式來構筑與讀者之間的關系，從而增進情感連接的緊密程度，使讀者的情感體驗隨著媒介和敘事的延展得以不斷延續。另一方面，單一媒介或語境對于敘事的缺憾在不同的平臺支持下得以彌補。《慶余年》《陳情令》《開端》等現象級爆款都證明了跨媒介敘事對實現網絡文學作品本身“增厚”和“擴容”的重要作用。隨著泛娛樂產業以IP為核心不斷探索新的表現形式和消費動力，網絡文學多模態輸出使得諸多衍生作品在感官的強勢出場中令讀者更加欲罷不能，其中尤以對網絡文學作品的聲音和游戲改編最為突出。

如今，“用耳朵閱讀”成為現代社會一種新的閱讀趨勢。盡管“圖像域”更多強調視覺文化的主導地位，聽覺媒介似乎一直被壓制，然而在某些特殊場景下卻擁有文字和視頻所無法取代的優勢。相比于傳統視覺閱讀在調動單一感官時近乎排他的身體規訓，有聲閱讀將對于線性邏輯和理性主義的訴求轉移到提供給讀者整體性具身感受的閱讀體驗，通過直擊整個感官系統而形成通感式共鳴，從而實現情感的全面卷入。在這一過程中，讀者卻無須將全身注意力供給聽覺神經，身體雖參與閱讀過程卻更加隱蔽甚至透明化。有聲閱讀將身體從完整、連續的時間和空間中解放出來，使讀者能夠隨時隨地完成閱讀行為，這種伴隨性特征拓寬了聽覺媒介的適用場景。無論是通勤、睡前抑或是做家務過程中，有聲閱讀都能夠隨時潛入個人生活，并在同一時間維度下實現不同場景的混融。讀者將在看似碎片化的閱讀中培養起聽書習慣，在對媒介的依賴中同步建立起與文本的情感紐帶。

廣播劇則是在有聲書的基礎上注重構建模糊化語境下的場景以營造更具戲劇性的氛圍，借助聲音敘事達到渲染環境、塑造人物形象、串聯劇情等目的，在為聽眾帶來沉浸式體驗的過程中使其與文本內容在情感上實現同頻共振。此外，相較于影視劇對于人物和矛盾沖突的直觀呈現，廣播劇對文學作品的“留白”處理，在充分調動讀者感官的同時也保留了一定的想象空間，實現讀者與作者之間私人審美的有機融合。以晉江文學城作者墨香銅臭的作品《魔道祖師》為例，原著改編的廣播劇3季播放量累計超過5億次，在平臺各大榜單高居不下。除卻IP本身的熱度，廣播劇以線性想象的藝術表現形式彌補了原著時間線模糊、作品世界觀宏大、塑造的人物體量大等問題。知乎上對于“如何評價《魔道祖師》廣播劇?”的回答中，許多人表示廣播劇“高度還原”“表現力超越原著”，看書看劇的時候完全忽略的一些畫面在廣播劇中得以實現，（7）通過情感連接消弭讀者與作品的時空距離。但另一方面，這種無畫面、無旁白的聲音作品也對編劇的敘事能力和后期制作、配音演員的演繹等都提出了較高要求。

另一個更加注重調動讀者全方位感官系統以實現情感互動的則是網絡文學的游戲改編。過去網絡文學的游戲化常指網絡文學敘事中游戲色彩的延伸和拓展，即從人物塑造、情節結構到整個敘事范式都借鑒游戲元素，電子游戲特別是虛擬現實網游都是文學作品中的熱門題材。隨著融合文化的進一步發展，游戲由網絡文學的素材庫轉變為與文學進行敘事互動的媒介主體。相較于以通關為導向的游戲，跨媒介敘事在角色技能、劇情關卡、數值等游戲機制之外，通過更為完整的故事呈現引導玩家將注意力轉向對游戲中人物命運的關懷，賦予了游戲和作品更多的可能，延伸了網文內涵的同時也為玩家帶來更多的情感體驗。由完美世界開發的《誅仙》憑借美學設計和與小說中如出一轍的機制設定，一經推出便迅速打通讀者與游戲玩家的圈層。10多年后，在當年端游基礎上迭代的新《誅仙世界》和備受矚目的《夢幻新誅仙》手游，以及虛幻引擎4打造的幻想奇境RPG手游《誅仙2》，仍能在特定的場景中喚醒眾多玩家和粉絲的集體記憶與情感共鳴。雖然游戲更多是作為一種精神活動存在，但一定程度上身體仍然是游戲的必要組成部分，讀者通過操縱技術物與屏幕上的視覺表征進行互動，在情感和身體的共同參與中建立起與游戲世界的深層連接。

從媒介域對于技術主導階段的歷時性區分中我們不難發現，在經歷過激烈動蕩的革命與變遷后，每一種媒介域都并非全然拋棄之前的模式，而是一個契合人性化趨勢、迭代式發展的過程，呈現出一種在既往媒介域基礎上補償疊加的媒介生態。遵循這一邏輯，網絡文學的媒介化轉向在與眾多細分娛樂行業的結合中仍大有可為。以2021年爆火的元宇宙概念為例，數字技術為整個行業的發展提供了無限的想象空間，元宇宙對于具身性的強調，不僅與網絡文學作品中對于現實的升維和虛構不謀而合，還能夠在技術賦能中為讀者的情感體驗注入更多可能，從而有助于探索跨媒介敘事的全部審美潛力。

二、網絡文學接受行為與情感實踐

相較于“前數字時代”的文學活動，“書寫域”到“圖像域”的演進使得作為幾乎覆蓋一切媒介形態的互聯網愈發包羅萬象，不同非人行動者的間性在高度發達的數字技術介入下逐漸消融。對于網絡文學的生產流通過程而言，作為消費者的讀者地位也逐步崛起。在這一過程中，讀者的行為角色呈現出愈發具有個性化、社群化、自主性、行動力的趨勢，其接受行為也發生了深刻轉變，貫穿于情感喚醒、情感釋放、情感發酵的路徑之中。

（一）情感喚醒：從壓抑到偶遇

在印刷媒介時代，傳統文學讀者常常困囿于“創作—接受”的線性模式而缺乏行之有效的言說渠道。文學作品以印刷出版物的完整形態出現在讀者面前，此時作者多以自身情感釋放和話語表達作為創作的首要目標。而由評論家所代表的公眾意見則難以脫離精英話語色彩，讀者往往處于被動接受地位。表面上看，公眾喜好和行動通常是可預測的，實際上其情感卻因受到壓抑而處于“非知”狀態。網絡文學誕生初期，互聯網接近權的下放使得讀者與文本之間的距離逐漸消弭，公眾開始以更加積極主動的姿態在BBS、貼吧等平臺上公開發表自己的看法。相較于以作者為主導的生產格局，讀者的個人審美和意見表達也逐漸被容納到網絡文學生產流程中來。文學接受實現由“推”（push）到“拉”（pull）的變革。這也意味著大眾話語能夠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參與形塑主流審美。

隨著網絡文學進一步發展，媒介化逐漸嵌入文學活動的現實語境，讀者能夠更加自由地在不同技術物和平臺之間游走，對于單一媒介的忠誠度也逐漸弱化。數據和算法通過用戶畫像和精準推送喚醒讀者隱秘的情感，進而實現讀者與作品的“偶遇”。不論是短視頻平臺中各類IP跨媒介改編的片段，還是猝不及防又頗具誘惑的廣告（例如番茄小說在游戲或視頻中的廣告植入），甚至彈幕都成為讀者彼此交流協商的文化空間，讀者能夠隨時隨地在毫無防備的狀態下被調動并延伸出與網絡文學連接的觸角。

在這一背景下，喚醒讀者情感成為網絡文學生產方的一大訴求。亨利·詹金斯在研究中提出“情感消費學”，認為消費者決策的情感基礎是影響消費者收視和購買決策的一種推動力量。（8）由此可見，情感成為勾連網絡文學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接口”，并帶來一定的商業價值。當讀者的情感成為售賣方競相爭奪的資產，網絡文學作品也不斷進行著從知識產權到情感資本的轉換。此時平臺在流量邏輯下不斷迭代用戶黏性機制并量產爆款內容。這也促使簽約作者將滿足和迎合讀者的情感需求而不再是以自我表達作為首要生產目標。

然而，當編解碼的經濟性逐步嵌入文學場域并成為產銷關系的底層邏輯，無論是平臺機制還是作者創作都難以擺脫“唯速主義”的束縛。讀者在熟悉的接受范式中被反復投喂，最終形成習慣性的認知框架。例如網友將“霸道總裁文”的套路概括為“十個總裁九個潔癖八個有失眠癥而且只有女主才能治好男主，男主的身上不是煙草味就是清新的薄荷味，身邊總有個醫生好兄弟和一個單身狗的助理當情感軍師”。（9）過去以人物為主導的作品轉變為以“人設”為主導，扁平化、標簽化、臉譜化的“人設”能夠直截了當地刺激讀者情感，這也使得網絡文學作品囿于套路，難以成為經典。

（二）情感釋放：從趣緣集合到情感共同體

接受美學認為，“既然作者在創作時要考慮到讀者的期待視野，也就是說他要為讀者所制約，那么讀者就成了沒參與創作的作者”。（10）對于文本而言，盡管當前網絡文學題材愈發多元甚至架空現實，讀者依舊會從過往經歷和日常生活中找尋相似的情感邏輯，例如都市職場文的生存策略、大女主爽文的情感激勵、重生文的代替滿足等。即便是近年來大火的無限流題材也無法避免作者在創作過程中代入隱喻式現實元素。此時，作為大眾文化商品的網絡文學在文本意義上與日常生活構成聯想，從而為讀者提供情感支持（emotional support）。當讀者的情感被喚醒后，網絡文學生產則在數字媒介技術支持下進一步延伸，讀者從私人化的審美體驗出發，訴諸直接高效的反饋渠道（如網站評論區）和多元形式的社群（如微博超話、豆瓣小組等）回應文學文本，通過去中心、反權威的話語形態建構起數字時代平等多元的對話模式，文學作品的完整性才真正得以實現。

“數字媒介時代，在重新塑造日常生活的形貌中，在網絡空間里集體展示的強烈興趣將成為關鍵因素。”（11）隨著互聯網對個人意見可見性（visibility）的增強，社會化媒體在滿足讀者態度表達和自我呈現的同時，也有喚醒更多相似情感的可能，從而匯聚起傾向相近、志趣相仿的多元流動性個體，構成臨時性的趣緣集合。當出于興趣形成的關系不斷得到鞏固時，此時的趣緣群體便有機會基于某種特定的情感共鳴而形成身份認同，構成相對穩定的“情感共同體”。然而，受制于認知差異和審美區隔，并非所有積極主動的讀者都能夠遵循相同的情感模式和評價標準審視作品本身。在互聯網泛道德化的語境下，在更多混沌、模糊甚至非理性的因素牽引下，一些讀者則會本能地受到鼓舞而選擇立足過往經驗和自身道德標準對作品和作者進行評判。當脫離作品本身的次生負面情感得到強化時，彼此認同的情感共同體甚至會采取暴力的情感與話語從而引發沖突，情感由認知層面的個體感受轉化為引發集體行動可能的力量乃至權力。

（三）情感發酵：“執法者”的集體行動

網文付費制度的出現使得文學作品趨于商品化，網絡文學的推介和評價權力很大程度上讓渡給消費者，是否付費成為能否擁有話語權的關鍵。以“晉江文學城”為例，平臺針對簽約作者制定“霸王票”的鼓勵機制，讀者通過購買“霸王票”投給喜愛的作者，部分收益則納入作者收入。然而市場邏輯下的接受行為更加類似于一種交易行為，部分讀者通過金錢的捆綁使得他們熱衷于以消費者的姿態和心理干預網文創作，此時的讀者成為技術和資本雙重賦權下的“執法者”。2022年7月，“晉江文學城”作者洛拾意的新文第一次上“夾子”（即登上晉江“千字收益榜”，文章在夾子上的位置、數據會直接影響作者收益）便有網友在新書發布區接連發布110條“排雷”（指讀者尋找書中雷點公開發布）相關帖，對她4年前的一部舊作組團排雷和刷負分，導致作為全職簽約作者的洛拾意迫于壓力選擇輕生。（12）

免費閱讀時代讀者對于創作者的寬容態度在當下的網絡文學環境中早已不復存在。基于“情感—行動”的實踐路徑，情感的參與使得原子化的讀者在行動領袖的帶領和鼓舞下，成為特定語境下暫時性凝結的“情感公眾”（affective publics），“他們通過情感的表達而被動員、連接、識別，并有可能被切斷聯系”。（13）作為情感公眾的部分讀者群體在混沌的、矛盾的、易變的情感狀態下匯聚成情感共同體。個體在認同情感邏輯之余，通過跟隨和重述行動領袖的指令，觸發內部的情感連接，從而實現對自身主體性的確認。當發起者及其擁躉形成的共同體在更加深入、穩固的情感連接中得到強化時，這些情感則會激發出其內部的行動潛能。他們通過在付費閱讀網站評論來制造話語暴力和沖突，文學接受由私人審美演化為一場空前的集體行動。

三、情感邏輯下的網絡文學再生產：“復合讀者”與身份套疊

自誕生以來，網絡文學便因其與生俱來的流動性、擴張性、民主性等特性，被視為是集體智慧的產物。早期的網絡文學還未被商業邏輯過度裹挾，而是作為大眾文化現象存在，文本生成的過程通常只是大眾自娛自樂的集體狂歡。許苗苗、許文郁在2002年就提出將網絡文學定義為“由作者、作品、作品的延伸以及讀者共同構成的一個綜合的、動態的整體概念”。（14）這不僅表明網絡文學將創作從靜態、單向的完整形態推演到動態、有機的未來形態，更揭示了網絡文學在自身所蘊含的對話和行動可能中不斷拓展其外部性，即網絡文學具有強大的再生產性。

隨著網絡文學媒介化程度逐漸加深，討論其依存的文化生態，一個重要的條件便是不同介質、媒體間的深度融合由外到內滲入網絡文學的發展理路。不論是IP產業鏈的形成，還是文本意義的協商共構，“萬物媒介化”為網絡文學提供的現實基礎使得其強大的再生產性不斷成為“融合文化”的有力佐證。其中，作為媒介化社會的深度參與者，網絡文學再生產的行為主體（多數情況下為網絡文學讀者/粉絲）身份也愈加復雜：技術可供與情感驅動帶來創作權的下放使得過去作為權利客體的讀者重生為某些情境下的權利主體。傳統讀者成為網絡文學再生產行動中的“復合讀者”（hybrid readers），表現為接受者（recipients）、創作者（creators）與勞動者（laborers）的身份套疊。

（一）作為接受者

隨著媒介融合進一步深化，用戶細粒度的媒介使用偏好和欣賞趣味發生變化。原本基于不同媒介使用習慣所培養起的用戶群體逐漸打破圈層壁壘，主動穿梭于媒介間進行觀賞甚至創作。值得注意的是，媒介接觸并不等同于會形成長效的情感基礎，穩定的情感聯系通常由環境性、經驗性、自我維持的重復性模式驅動，依靠歸屬感與團結感維系，在日常生活中不斷積累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存續。因此，數字技術（主要指大數據和算法）通過用戶畫像捕捉接受者“已完成”訪問行為所留下的靜態數據，卻難以對其深層的情感邏輯進行評估和預測。2020年，受讀者偏好爽文風格的數據影響，以七貓為代表的部分免費網文平臺開始嘗試制作充斥“短平快”爽點的改編短劇吸引用戶。由于讀者對于免費網文的訴求多為純粹的消閑活動，因此內容淺顯易懂、故事節奏激烈的改編劇也更易受讀者青睞。雖然2021年“微短劇”的發展帶動了改編劇數量占IP改編作品的8.4%提升至36%，同比擴大226%，（15）然而從行業長久發展趨勢來看，缺乏頭部精品IP的免費網文平臺短期內仍難以在行業市場激起波瀾。

除了難以捉摸的讀者偏好數據，轉發作為社會化媒體時代新的接受形式，通過以“無態度之態度”的形式附和或公開發表意見構成再生產的重要環節，其傳達的信息往往受制于技術可供性，表現為即時性、碎片化、病毒性的情緒內容。雖然并不蘊含過多的信息量，但數據可觀的轉發量也能反映出原初故事的生命力，甚至在集體創作中誕生新的作品和再語境化的文本意義。

（二）作為創作者

近年來，以圍繞脫貧攻堅、改革開放、抗疫等宏大敘事為代表的現實題材作品開始成為當前網絡文學中一個強勢且穩定的領域。雖然大多文學網站和數字視聽內容平臺都有許多細分領域和接受行為較為明確的趣緣群體，然而仍有少數相對邊緣的審美趣味難以得到滿足。這些小眾作品的愛好者和擁護者為維護內部資源選擇避開主流價值觀和美學批評，并將原本只是出于情感體驗和需求的閱讀行為賦予集體行動意義，視為關乎自主審美和認同的權利爭奪。面對主流文化的驅逐與不甚平等的公共資源，行動者在抗爭活動中強化對于共同體建設的積極性和責任感，通過在權威化的封閉性空間中藏匿以及一次次私人化的資源共享，行動者之間的情感連接也因此更為緊密。

參與文化也彰顯出源自審美領域的民主前提。出于審美趣味或更深層的情感訴求，一些網絡文學愛好者以不同形態或在更為隱蔽的“內部空間”對文本進行二次創作，以挪用、戲仿等形式制造新的文本意義，使之與原語境脫嵌。例如網絡文學影視劇改編的片段被制成鬼畜視頻，通過社交網絡進行擴散;文學作品的經典橋段被去語境化解碼并用以滿足個性化審美需要等等。需要指出的是，融入個人經驗和智慧的話語建構固然能夠制造出新的文化旨趣，但同時也存在將情感放大并激化，消解主流文化使之陷入無秩序、無規范，甚至導致主流審美體系崩塌的風險。

（三）作為勞動者

粉絲群體遵循喜好、審美等情感的驅動力量，對于IP的再創作和再生產行為構成當下網絡文學場域中一種極具影響力的參與式文化，以創作同人作品為代表的行動成為粉絲群體追求自我表達和精神慰藉并與IP建立情感聯系的重要依托。在這個過程中，傳統馬克思批判理論意義上的勞動異化得到舒緩，情感成為驅使粉絲群體行動的根本力量，此時的創作行為則被視為情感勞動（affective labor）。作為非物質勞動一個重要維度，情感勞動具有自主、自覺、自愿的典型特征，勞動者通過帶有創造性色彩和個體智慧的實踐，從中獲得認同感與滿足感。在此過程中，“勞動實踐是一種主體性生產，在勞動過程中不斷地獲得自己本質力量的確證”。（16）

粉絲通過制作群體內部的文化產品，不斷挖掘未知的審美和情感潛能，企圖把含有商業屬性的IP轉變為彼此分享價值觀和情感體驗的資源。在創作同人作品的過程中，粉絲共同體的情感認同激勵著創作者不斷挖掘IP隱藏的審美潛能。一些粉絲群體借助外語能力者的譯介，自發建立翻譯平臺充當海外網絡文學愛好者的閱讀平臺，共同將IP形象推廣、擴展。

粉絲出于情感需求創作同人作品，通過召喚同好和有能力者進行譯介，在擴大IP影響力的同時也為中國網絡文學出海攢下良好的口碑，然而資本市場看到的則是粉絲們投入其中的情感所附帶的商品價值。近年來，起點國際、掌閱國際版iReader、縱橫海外平臺TapRead等多家網絡文學平臺紛紛搭建海外平臺，打造海外付費閱讀體系，通過商業行為完成資本積累，不斷開拓用戶市場。2021年網絡文學海外市場規模突破30億元，海外用戶1.45億人，覆蓋世界大部分國家和地區，共向海外輸出網文作品10000余部。（17）當粉絲的創作和勞動成果被資本無償占有并加以利用時，也會加劇對該群體的索取，此時的情感勞動則服務于平臺的資本增殖，粉絲在不知不覺中自愿加入隱秘的情感剝削中。

結 語

隨著媒介化的技術現實奔涌向前，網絡文學業態與誕生之初早已相去甚遠，媒介域的更替使得網絡文學研究譜系激蕩并煥發出新的生機。對于網絡文學的討論一直存在技術派和文本派兩種不同取向，關注媒介生態固然重要，但仍需要警惕以媒介特性和技術變革取代文學活動自身迭代的態度。本文強調情感解蔽，將情感視為技術之外的另一條行為邏輯，也是為了重新審視情感在數字媒介時代的文學生產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情感—行動”的實踐路徑下，考察網絡文學的理論構想，撥開技術迷霧，會發現網絡文學媒介化研究仍大有可為。

注釋：

（1）〔法〕德布雷：《普通媒介學教程》，第9頁（注釋），陳衛星、王楊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4。

（2）常江、田浩：《間性的消逝：流媒體與數字時代的視聽文化生態》，《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2期。

（3）許苗苗：《情感回饋與消費賦權：網絡文學閱讀中的權力讓渡》，《中州學刊》2022年第1期。

（4）何天平：《“觀看”作為再創作：論視聽文化再生產與受眾介入式審美》，《現代傳播》2022年第4期。

（5）〔美〕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體和舊媒體的沖突地帶》，第49頁，杜永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6）〔美〕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體和舊媒體的沖突地帶》，第53頁，杜永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7）《如何評價〈魔道祖師〉廣播劇?》，引自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78248723。

（8）〔美〕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體和舊媒體的沖突地帶》，第111頁，杜永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9）引自https：//m.weibo.cn/2835724503/4684518512133592。

（10）〔德〕H.R.姚斯：《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第8頁，周寧、金元浦譯，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

（11）〔英〕尼克·庫爾德利：《媒介、社會與世界：社會理論與數字媒介實踐》，第57頁，何道寬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

（12）北青深一度：《論壇“絆倒”晉江文學城：一位網文作者的輕生引起的連鎖反應》，引自https：//mp.weixin.qq.com/s/HgLxcRbdfyZ74iKYFXf8Ig。

（13）Zizi Papacharissi：Affective Publics and Structures of Storytelling：Sentiment，Events and Mediality，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November 2015），pp.307-324.

（14）許苗苗、許文郁：《網絡文學的定義》，《北京市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2年第1期。

（15）中國作家協會網絡文學中心：《2021中國網絡文學藍皮書》，引自https：//mp.weixin.qq.com/s/coKJKY-VK25ympAnTvCjSw。

（16）劉芳儒：《情感勞動（Affective labor）的理論來源及國外研究進展》，《新聞界》2019年第12期。

（17）中國作家協會網絡文學中心：《2021中國網絡文學藍皮書》，引自https：//mp.weixin.qq.com/s/coKJKY-VK25ympAnTvCjS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