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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現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大約可以分為兩個類型，一類是純粹的學者，還有一類致力于改造現實社會，追求社會效果，關注或影響政治文化生活的學者。前者打造“傳世”之作，后者要建“覺世”之功。“五四”和新文化運動以降，后一類學者居多，而可稱為純粹的學者的如王國維、陳寅恪、黃侃、錢鍾書等，則顯得較為稀缺。一代詞宗夏承燾無疑是一位純粹的學者。

夏承燾（1900—1986），字矍禪，浙江溫州人，他的一生可以說就是問學、治學的一生。在他十四歲時，作過一首《如夢令》，有句“鸚鵡、鸚鵡，知否夢中言語”（有感朱慶余《宮詞》“含情欲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之句），被國文老師張震軒激賞，以朱筆在句旁邊畫了三個大圓圈，此一鼓勵，使少年夏承燾對詞發生了濃厚興趣。十七歲時，他聽父親說起自己二三歲時，一次頭上長瘡，總是號哭。有金公者抱他到外庭，不料他見庭聯卻破涕為笑，且注目聯上字，金公奇之，告訴家人，說他以后必善讀書。這個故事竟對他努力問學，激勵不小。

夏承燾以為自己“笨”，所以超于常人地用功，新婚之夜竟也挑燈夜讀《文史通義》。他曾解釋“笨”字稱：笨字從“竹”、從“本”，頭上頂著竹冊，好好讀書，方是做學問的根本。他一直有志于做大學問，1929年他三十歲時曾在日記里寫道：“安得假我十年好境地，成中國學術年表，亦足自慰矣。”1939年他四十歲時讀劉師培《中古文學史講義》，“自愧治學但能沉潛，南昌不能高明，而稍稍從事廣大者”。從此引起警覺。在學問上真可謂如琢如磨。

夏承燾畢業于溫州師范學校，沒讀過大學，時常感嘆自己“少無名師，此生大憾也”（見1929年4月5日 日記）。后來有幸結識了彊村老人朱祖謀。在夏承燾之前，詞壇巨擘為朱祖謀、鄭文焯、況周頤。從王鵬運到朱祖謀，詞籍校勘之學得以漸趨完善。而夏承燾在二十歲左右就已熟讀了朱祖謀的《彊村叢書》和王鵬運、吳昌綬諸家的著作，三十歲已開始深入校勘、考訂之學。據他晚年《我的治學之路》稱，他與朱祖謀通了八九回信，見了三四次面，而每次求教，彊村老人都十分誠懇，毫無保留地予以指導。

夏承燾做學問主張“十件事做到七分好，不如一件事做到十分好”。曾舉近人李詳故事，說李詳家貧，買不起書，整天就讀一部《文選》，每天貼一頁在桌子上，深思鉆研，反復琢磨。后來觸類旁通，學有所成，成為《文選》專家。他的一位研究生（一九六一年第一屆）陸堅回憶稱：夏老師曾言讀書要誦讀，從來說“讀文”“吟詩”，不見說“看文”“看詩”。還要學生用各地方言朗誦古詩詞。常對學生說要“案頭書少，腹中書多”，學問要用“文火”，不可用“猛火”。一次，夏承燾以“記得綠羅裙，處處憐芳草”啟發陸堅，要心心念念記得學問，留意相關的問題，才能進步。又說：以養孩子的不辭辛苦做學問，無有不成功的（見《古今談》2018年第四期陸堅《追念夏承燾先生》）。

夏承燾的研究生施議對（一九六四年第二屆）曾談到：“1932年，矍禪先生于《燕京學報》第12期發表《白石歌曲旁譜辨》，此文一出即成為其成名之作。”并稱：先生一生致力于現代詞學系統的建立，他建構起獨特的詞學體系，以考證之學為其詞學治學之本，內容涉及詞史、詞人、詞籍、詞樂、詞譜、詞例、詞論等。由于詞至近代，音理失傳，字格具在，在尋求詞學音理方面，民國以來吳梅開其先河，夏承燾承其學，亦將詞學當聲學看待，通過字格尋求音理，并將義理、考據、詞章三事，當作一個互相聯系的整體進行研究。夏承燾除了有撰寫《詞學史》《詞學志》《詞學考》外，還有研究宋明理學和整理宋史的宏大計劃。

夏承燾有《浣溪沙.自題學步集》云：“六十猶為學步人，昌詩敢負百年身。”正是這種獻身學術的精神，成就了一代詞宗，使他成為一位杰出的純粹的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