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24年5月20日晚，受邀訪華的泰戈爾離開北京赴太原，徐志摩同行，歡送者有林徽因等人。火車即將開動時，發生了一個小插曲：痛苦不堪的徐志摩在車廂里草撰一封信，擬給林徽因。可信未寫完，車已開動，泰戈爾的秘書恩厚之一把將信搶過來，代為保留。梁錫華在《徐志摩海外交游錄》中是這樣描述此事的：

翌年泰戈爾來華，恩厚之同行，徐志摩跟他就混得更熟了。當時徐志摩對林徽因追求之心未死，但林徽因已非正式地許配了梁啟超的兒子梁思成。徐志摩在那些日子常對恩厚之傾訴心中的苦情，把他看如手足弟兄。對于這段凄黯的羅曼史，恩厚之事隔數十年記憶猶新，在英國與筆者談起往事時，仍唏噓不已。他藏有徐志摩寫的一頁殘信，內容如下：

我真不知道我要說的是什么話，我已經好幾次提起筆來想寫，但是每次總是寫不成篇。這兩日我的頭腦只是昏沉沉的，開著眼閉著眼都只見大前晚模糊的凄清的月色，照著我們不愿意的車輛，遲遲地向荒野里退縮。離別！怎么的能叫人相信？我想著了就要發瘋。這么多的絲，誰能割得斷？我的眼前又黑了！

據恩厚之說，這是林徽因在北京車站送泰戈爾一行人往太原時，徐志摩在火車上匆匆書寫的，還沒有寫完，火車已開行，他也來不及交給林徽因；恩厚之看他傷感，就把這信搶過來收在他自己的行囊里，以后就一直由恩厚之保留起來。（梁錫華《徐志摩海外交游錄》，臺灣《聯合報》1979年8月4日-8月8日）

對恩厚之保留起來的這封殘信，秦賢次的看法是：

梁思成寧愿提早單獨赴美留學，而不愿與其弟思永一起于8月22日跟清華當屆眾多畢業生同去，時間大概決定于印度詩圣泰戈爾訪問北京期間。當時梁啟超目睹徐志摩與林徽音經常一起陪泰戈爾四處走動，形影不離，生怕兩人舊情復燃。因此，急忙安排兒子及未來媳婦兩人提早出國留學，避免留下后患。徐志摩直到是年5月20日晚10點多，欲陪泰戈爾前往山西太原，才由來車站送行的徽音口中得知留學事，急忙在火車上寫了一封離別情書。（秦賢次《民國時期文人出國回國日期考》）

秦賢次的“林徽因在車站告知留學”一說，并沒有文獻佐證，而且他似乎沒有注意到徐志摩信中說的“我已經好幾次提起筆來想寫”。在火車站送別的倉促時刻，是容不得他躊躇再三的。我們來看看韓石山的解釋：

從這封信上可以看出，大前天即5月17日晚上，他和林徽因是在一起的。林徽因向他攤了牌，說她不可能做他的妻子，他們必須“離別”。她已考上半官費生，下個月就要和梁思成一起赴美。分手后的痛苦一直沒有得到發泄，兩天后再次相見，縱然是當著那么多送行的人的面，他還是忍不住寫了這封直抒胸臆的信要親自交給她。真是瘋了。

韓石山的解讀相對合理，不妨再尋些證據，以便坐實此說。徐志摩給泰戈爾寫過一封信（虞坤林編《志摩的信》，學林出版社，2004年7月，第419-420頁）：

敬愛的老戈爹：

林先生和你的阿俊那正在出來贖你，要把你從溫泉的熱烈擁抱中帶回來。你要原諒我拉替身，因為我明晨要去看大夫。今天我已好得多了。我們一起去散過步，也欣賞了蒼茫的暮色。我想我身體會康復過來的，到時跟你出門應該沒有問題……

謹致

愛忱

素思瑪

周六晚

對這封信的寫作時間，虞坤林《志摩的信》定于“1924年5月××日”，邵華強《徐志摩著譯系年》則定于“1924年5月中旬”（邵華強編《徐志摩研究資料》，知識產權出版社，2011年6月，第457頁），均為5月，卻無具體日期。根據信中“要把你從溫泉的熱烈擁抱中帶回來”，聯系《順天時報》說泰戈爾“故于前日（指5月12日）在真光講演之后，即攜其門人等赴西山休養，定于下星期日回京”（《順天時報》1924年5月15日，第7版）之語，以及信末所署“周六晚”，可知第二天，即星期日早上，徐志摩委托林長民與張歆海（信中的“阿俊那”指張歆海，因張歆海在新月社上演的泰戈爾的《齊德拉》一劇中，飾演王子阿俊那）去接正在西山休養的泰戈爾下山回京。經查，1924年5月17日是星期六，此信當寫于5月17日晚，徐志摩之所以要“拉替身”，是因為身體欠佳，“明晨要去看大夫”。

可是5月17日白天，北京佛教講習會會員張相文、沈鈞儒等去拜訪泰戈爾時，徐志摩還擔任“通譯”，似乎并無大恙，怎么到晚上突然想起“拉替身”了？回過頭看，韓石山分析徐志摩在火車上寫的殘信時說“大前天即5月17日晚上，他和林徽因是在一起的……她已考上半官費生，下個月就要和梁思成一起赴美”，我們便恍然大悟：就在那晚，林徽因向他攤牌了，徐志摩的“明晨要去看大夫”只是借口，他生的是心病，卻又難以啟齒。林徽因是梁思成的未婚妻，通知朋友徐志摩自己即將赴美留學，合情合理。徐志摩沒有任何理由責怪林徽因和梁思成，但此事確實令他撕心裂肺，于是他再無心思去接泰戈爾，只能臨時“拉替身”了。而且，徐志摩這兩日的頭腦“昏沉沉的”，無法參與翻譯工作——5月19日泰戈爾出席“尚賢堂”的中外各教聯合會歡迎會，并作演說，擔任翻譯的是基督教青年會的張欽士，徐志摩似乎沒有出席（見《國際公報》1924年5月24日，第2卷第26期，第23-33頁）。直至5月20日晚，他才如約“出門”，陪同泰戈爾赴太原，臨了，還神經兮兮地給林徽因寫了這封悲慟欲絕的信。

韓石山在分析了徐志摩的殘信后，又說：

20日這天，徐志摩還寫了一首詩，是在此信之前還是在此信之后，就不好說了。感情總是一步一步加深的，從一連串的“去罷”看，當是列車開出之后，在去太原的路上寫的。詩名就叫《去罷》，全詩是這樣的——

去罷，人間，去罷！/我獨立在高山的峰上；/去罷，人間，去罷！/我面對著無極的穹蒼。/去罷，青年，去罷！/與幽谷的香草同埋；/去罷，青年，去罷！/悲哀付與暮天的群鴉。/去罷，夢鄉，去罷！/我把幻景的玉杯摔破；/去罷，夢鄉，去罷！/我笑受山風與海濤之賀。/去罷，種種，去罷！/當前有插天的高峰；/去罷，一切，去罷！/當前有無窮的無窮。（韓石山《徐志摩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9月，第128-129頁）

韓石山對《去罷》的寫作時間，顯得搖擺不定：先說寫于20日；接著說“是在此信之前還是在此信之后，就不好說了”；又說寫于“去太原的路上”，就是在那封殘信之后了。這讓人有些摸不著頭腦。

在《徐志摩傳》里，韓石山沒有說明《去罷》的寫作時間，但在他編的《徐志摩全集》里有“載一九二四年四月十日《小說月報》第十五卷第四號，題為《詩（一首）》；又載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七日《晨報副刊》，改此題”[韓石山編《徐志摩全集》（第四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151頁]。邵華強《徐志摩研究資料》則說“載1924年5月10日《小說月報》第15卷第5號”，題為《詩（一首）》（邵華強編《徐志摩研究資料》，知識產權出版社，2011年6月，第457頁）。

經查，《詩（一首）》發表于1924年4月10日《小說月報》第十五卷第四號第16頁，應以韓石山為是。作者署名“徐志摩”，內容與《去罷》全同，詩末署寫作時間為“七月十三日”。據此可知，這首詩與必須“離別”的煩惱毫不相干。

然而，正如韓石山所言，這首詩又發表了一次，改名《去罷》，發表于1924年6月17日《晨報副鐫》第一三八號，作者署名“徐志摩”。蹊蹺的是，詩末居然署“五月二十日”，和在《小說月報》發表時的寫作時間迥然不同，這或許是韓石山搖擺不定的原因吧。同一首詩，先后在兩份報刊發表，用現如今的話說是“一稿兩投”，這對徐志摩而言，或者對絕大多數作家而言，都是極少見的現象；更荒唐的是，第二次發表時，居然修改了寫作時間。于是同一首詩，在短短兩個月內，出現了兩個完全不同的寫作時間。

這個特例，是否可以視作徐志摩的刻意為之——他為了強調“去罷”、強調“五月二十日”。文言文“去”的意思是離開，“去罷”就是“離開吧”，和那封對“離別”肝腸寸斷的殘信是緊緊相扣的。故徐志摩不惜把發表的舊作改題再發，以此作為“離別宣言”，來表達自己夢幻破碎時的絕望。

這件事對徐志摩的影響，是極大的。約一年后，1925年3月11日，他在給陸小曼的信中，再次提及此事：“我倒想起去年五月間那晚我離京向西時的情景，那時更凄愴些，簡直的悲，我站在車尾巴上，大半個黃澄澄的月亮在東南角上升起，車輪閣的閣的響著，W 還大聲的叫‘徐志摩哭了’（不確）；但我那時雖則不曾失聲，眼淚可是有的。怪不得我，你知道我那時怎樣的心理，仿佛一個在俄國吃了大敗仗往后退的拿破侖，天茫茫，地茫茫，心更茫茫，叫我不掉眼淚怎么著？”（見《志摩的信》，第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