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如果以《新青年》在上海創刊作為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標志，那么江蘇堪稱新文化和新文學的發祥地之一。在中國新文學百年發展歷程中，江蘇名家輩出，作品卷帙浩繁，各種文學思潮、文學現象、文學期刊及文學社團層出不窮，為中國新文學的發展與繁榮作出了杰出貢獻。

晚清以降，西學東漸，江蘇得風氣之先。及至五四，思想教育文化等諸多界別與北京遙相呼應，書寫了新文化、新文學的江蘇篇章。在區域文化現代轉型的歷史進程中，源遠流長的江蘇文脈一方面承繼傳統文化根底，一方面融入現代文化主潮，在交流碰撞中產生獨具地域特色的現代江蘇文化。在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中，江蘇是新四軍根據地、淮海戰役主戰場，產生了包括文學在內的革命文化。新文化與革命文化在新中國成立后融入社會主義文化之中，文化江蘇也發生了新變。作為文化中國一部分的文化江蘇，是江蘇新文學得以輝煌發展的文化空間。

江蘇新文學已有一百多年歷史。1892年2月由江蘇松江人韓邦慶創辦的《海上奇書》雜志在上海出刊，同年連載他創作的小說《海上花列傳》。作為一個重要的文學事件，1892年被一些知名學者視為現代文學的起始年，《海上花列傳》則被視為現代通俗小說的開山之作。在江蘇新文學發展的歷程中，從通俗文學到以葉圣陶《倪煥之》為代表的現代新文學，從新四軍根據地文學到“探求者”，再到20世紀80年代崛起的“文學蘇軍”等等，各時期都閃耀著江蘇新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時代輝煌。從體裁門類來看，江蘇新文學在小說、詩歌、散文等文體上成就均很突出，戲劇影視、兒童文學、網絡文學等占據重要地位；而文學期刊的數量和質量在全國也名列前茅，引領文學潮頭，首發了許多的文學經典和國家級獎項之作。雅與俗的璧合、江蘇與世界華文文學的融通、主旋律與多樣化的并存等等，都呈現出江蘇新文學豐富、廣博、深厚的景觀。除了豐饒的文學創作外，江蘇文學批評也在各個歷史時期引領潮頭，一直是中國文學批評的重鎮之一。

在中國新文學誕生100周年之際，組織編撰一部具有全面性、系統性、學術性、權威性的《江蘇新文學史》，科學梳理江蘇新文學百年來的發展脈絡，系統回顧總結江蘇新文學取得的輝煌成就和歷史經驗，為江蘇百年新文學的研究留下一部具有寶貴學術價值、歷史價值和應用價值的地域文學史，同時也為中國新文學史提供更為完整豐富的史料，彰顯出江蘇文學在中國新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突出貢獻，不僅具有重要的文學史意義，而且具有重要的文化史意義。

《江蘇新文學史》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文藝觀、歷史觀，在中國新文學史的大框架下，審視江蘇文學。堅持論從史出，史論結合，既努力保證史料的翔實，又努力以史的眼光對思潮、現象、社團和作家作品在中國新文學史中的地位和貢獻作出中肯的價值判斷和學術評價，并充分闡述江蘇文學的地域特色，力爭全方位覆蓋文學史的各個領域。

《江蘇新文學史》作為江蘇文化建設的一項重要工程，由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批準立項并直接指導，江蘇省作家協會負責組織協調，江蘇當代作家研究中心負責統籌編撰，江蘇省內高校、研究機構等單位60多位在全國有影響的老中青專家學者參與。這是一項規模宏大、任務繁重，且富有開創性的重大文學工程。該工程于2018年組織策劃論證和前期籌備，2019年9月正式啟動，經過全體編撰人員三年多的努力，全書終于出版面世，這是一件值得欣喜的文化大事。

《江蘇新文學史》上起1892年，下訖2019年。全書凡12編30卷900多萬字，共涉及作家3419位、作品13107篇（部）。其中，文學思潮與批評編2卷、小說編6卷、通俗文學編2卷、詩歌編3卷、散文編3卷、報告文學編2卷、傳記文學編2卷、戲劇影視編4卷、兒童文學編3卷、世界華文文學編1卷、網絡文學編1卷、文學報刊編1卷。同時，還配套編輯了《江蘇新文學史史料選》40卷1300多萬字。

在《江蘇新文學史》編撰出版過程中，許多作家及其家人無償提供了大量珍貴資料，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為本書的出版付出了艱辛勞動。

這是一部工程浩大的文學史著作，由于我們水平有限，加上時間倉促，書中難免存在疏漏和不足，尚祈專家與讀者批評指正。

《江蘇新文學史》編委會

2022年11月4日

第一編：文學思潮與批評

楊洪承

擁有大海、江河、湖泊豐饒“水”文化資源的江蘇，江河海的匯通，南北方地域的互補融合，多元共生。自清末民初開端，江蘇文學得時代風氣之先，成為現代中國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源地和實踐之所的潮頭。

江蘇得天獨厚的自然生態，最早催生了現代中國都市的生長和新文學，及其最具特色的區域文學發源。早年民間諺語“蘇湖熟，天下足”，富裕的蘇南應時應地而飛出了一支活脫而靈動的“鴛鴦蝴蝶”文學流派，她是江蘇文學思潮史中明亮而耀眼的一頁，更是開啟了現代中國都市通俗文學的先河。而現代教育與新文學的發端，南京東南大學一批以師生為中堅的“學衡”群體引人注目，雖積極接受西域文化，但其思想觀念和學術精神卻主張“信古”，反對“疑古”，堅持文化傳統的守成，予以文學革命激進的制衡。江蘇最早踐行了雅與俗、新與舊“兩翼雙飛”的現代大文學史觀。在世紀之交的當代文學中，江蘇作家扎根基層，本著“區域文學”的自覺，不僅較早發現“底層文學”與“非虛構寫作”等文學現象，而且著意于區域文學的發展。當今活躍的“興化文學現象”之創作群體備受文壇關注，標舉“里下河文學流派”被學界廣泛熱議，這均極大地影響和豐富著當代中國文學的園地。

江蘇近代作為最早的開放“口岸”，激活了傳統知識者的人文情懷和風骨。作家自覺吸納新意識，貼近社會，感應時代，永恒探索，始終成為現代中國現實主義文學主潮的排頭兵。清末民初，政治色彩濃厚的南社革命團體肇始于蘇南，社員大多為血氣方剛有志青年，率先確立20世紀新文學中感時憂國的鮮明主題。繼后，文學“為人生”的文學研究會，積極倡導和踐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左翼文學運動，乃至書寫抗戰、民族解放的文學，葉圣陶、瞿秋白、惲代英、潘漢年、張天翼等江蘇作家成了影響現代中國革命文學主潮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人民大眾的社會主義當代文學，堅持文學直面現實、干預生活、探討人生，服務社會的文學思想主導。20世紀50年代江蘇作家呼應現實主義“廣闊道路”的發聲“文學的人學”，“探求者”同人勇敢而積極的文學思考；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江蘇《鐘山》雜志“新寫實”“新狀態”“新生代”等創作現象的敏銳發現等，成了當代中國文學中最有思想活力的篇章，也滋潤了當代中國的文化大地。

江蘇文化底蘊豐厚，現代教育發達，高等學府匯集文化思想精英，文學才人輩出，即時傳播文學新觀念，自覺營造學術獨立、自由對話、批評的文學場域，自成百年中國文學思潮一脈，引領新文學多元思想的風向標。自廢科舉，興教育，新文學發源，江蘇作家推波助瀾，劉半農與錢玄同的“雙簧”構成了新舊文學論爭的重要事件；隨后各時期，新文學理論批評關于“民眾文學的討論”“大眾文學的問題”“民族形式的討論”等，江蘇作家強調新文學“鄉土”的底色、大眾的革命文學的主流導向。大學校園學者作家共棲的郭紹虞、朱自清、蘇汶、陳西瀅、顧頡剛、錢鍾書等，守成傳統國學，弘揚文學本體，重在人性、自由、唯美多元批評話語的建構。當代文壇建制最早的江蘇省作家協會，思想活躍的新老作家薪火相傳，尤其進入新世紀以來，邁向新時代的創作和批評、作家與學者合力，陳白塵、臧云遠、陳瘦竹、吳奔星、丁帆、曹文軒、王堯、畢飛宇、葉兆言、蘇童、魯羊、魯敏、徐則臣等文壇矚目的“蘇軍”和“蘇軍新方陣”，成為一道亮麗的風景。賡續作家“講習所”“創作組”的傳統組織方式，首創“南大作家班”“畢飛宇沙龍”“雨花訓練營”“文學新秀雙月談”等培養青年作家隊伍的新機制，江蘇文學葆有青春的活力和旺盛生命的創造性，較為典型地代表了當代中國文學強勁發展的實績。

第二編：小說

張光芒 何 平

1892年韓邦慶創作的《海上花列傳》問世，這部長篇小說不僅是現代通俗文學的開山之作，也是中國第一部吳語方言小說，而且被一些知名學者視為第一部具有現代性的長篇小說。由此，1892年被視為現代文學的起始年，亦成為研究界的重要一說。從這個意義上說，江蘇新文學史帶動了中國新文學的發生與發展，而江蘇新小說更成為引領潮頭的重要一脈。根據小說文體的獨特規律及其豐富性與復雜性，我們可以把1892年至2019年的江蘇小說史劃分為六個階段加以概述。

第一個階段是1892至1939年。這一階段以1892-1917年為萌蘗期，經過1917-1927年的發展期，進入了1928-1939的成熟期。總體特征表現為四個方面。首先是文體范式的獨創性，包括語言、體裁、結構、藝術表現手法、文體風格等方面，都折射出獨特的文化精神和創新個性，促進了傳統小說的現代轉換。其次是表現出溫柔敦厚的現實品格，小說多從個人視角出發，以“人的文學”為追求，關注個人在動蕩時代的悲歡離合、生死愛欲，流露出濃厚的人道主義關懷。再次是審美詩性的發達，善于在日常生活中發掘美學因子，將藝術生活化、生活藝術化，形成雅俗共賞的美學風貌。最后還表現出鮮明的地方風味與區域文化特色。

第二個階段貫穿20世紀40年代。此時期小說創作表現出多樣題材的涉獵、多元思潮的昭示、地域特色的彰顯等突出特征。錢鍾書、陳瘦竹等的“諷刺小說”，路翎、無名氏等的“心理小說”，汪曾祺、楊絳等的“抒情小說”，羅洪、程造之等的“社會世相小說”，陳登科等的“江蘇革命根據地小說”……涌現文壇，異彩紛呈，交織輝映，構成了極為活躍繁榮的全貌。

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末是第三個階段。在第一個十年中，江蘇小說的革命歷史題材、農村題材和工業題材等類型的創作長足發展，作家們本著“批判舊社會，歌頌新生活”的目標，全面反映工農兵生活，不僅描繪了黨所領導的光輝革命歷程和社會主義建設圖景，而且展現出了新舊社會中工農群眾的命運變遷和精神風貌。艾煊、陳登科、戴石明、吳強、袁靜、胡石言、高曉聲、茹志鵑、梅汝愷、方之等一眾作家都創作出了文學史上的名篇佳作。到20世紀60年代，江蘇小說創作從豐收期進入調整期，在艱難中發展。1970至1979年間則經歷了由低谷到復蘇的轉型，小說家們接續五四“人的文學”傳統，體現出時代文化心理的巨大嬗變。

整個20世紀80年代構成了第四個階段。這一階段里，飽覽人世滄桑、走過幽谷險灘的老一輩作家如汪曾祺、艾煊、高曉聲、方之、陸文夫、張弦等煥發了青春，而大批文學新人如趙本夫、周梅森、范小青、儲福金、黃蓓佳、朱蘇進、蘇童、葉兆言、格非等也脫穎而出，會逢其盛。創造意識踔厲風發，探求精神舒張高揚，隊伍洪流壯闊，新著接踵聯翩。短短十年間，現實和歷史題材的大力開拓、思想個性與審美風格的全面突破、地域文化表現的嶄新境界，使江蘇小說創作凸顯出大潮迸涌的盎然生機和姹紫嫣紅的繁盛風貌。

江蘇小說在20世紀90年代，即第五個階段，獲得了良好的發展機遇，其豐富性、創新性在很大程度上引領全國之先。首先是現實主義創作的繁盛持續發展，高曉聲、陸文夫、周梅森等紛紛推出當代經典名作。其次是黃蓓佳、范小青、魯敏、魏微、朱文穎等為代表的女性文學的繁榮發展。再次是“新”思潮和“新”寫作的大量涌現，“新寫實”小說、“新歷史”小說、“新狀態”寫作等這些發源于江蘇的創作思潮波及全國，樹立了新的審美意識。最后，像“斷裂事件”等全新的創作意識與創作取向也構成了此期江蘇小說的鮮明特色。

進入新世紀以來的20年，即第六個階段，江蘇小說呈現出波瀾壯闊、蔚為大觀的繁榮局面，成就顯著，令人矚目。首先是寫作題材的豐富及多元化。其次是在創作中凸顯地域文化，更加全面地挖掘和展現江蘇各地的風土人情。再次是創作手法和藝術形式的不斷探索。江蘇小說在全國乃至世界上的影響力不斷擴大。

第三編：通俗文學

張 蕾 黃 誠

江蘇通俗文學是中國通俗文學重要的構成部分，也是江蘇新文學史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能夠顯現出江蘇新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中的重要地位。中國通俗文學開始的標志性作品是江蘇松江人韓邦慶于1892年開始發表的長篇小說《海上花列傳》，這也是江蘇通俗文學開始的標志性作品，更是江蘇新文學開始的一個標志。

江蘇通俗文學的主要成績在于小說創作。民初常熟作家徐枕亞的文言長篇小說《玉梨魂》達到了中國文言小說創作的高峰，并成為“鴛鴦蝴蝶派”文學的開端。通俗白話小說中長篇章回體小說的創作成績突出，《上海春秋》《人海潮》等小說繼承了中國古代小說的優秀傳統，在晚清以后的中國文壇表現出繁榮興盛的景象。

對于通俗文學家，有“五虎將”“十八羅漢”之說。“五虎將”中包天笑和周瘦鵑是蘇州人，徐枕亞是常熟人，李涵秋是揚州人，張恨水是安徽人，但張恨水的大部分作品都在江蘇出版或發表，他還在江蘇居住過一段時間。“十八羅漢”有孫玉聲、吳雙熱、王西神、王鈍根、范煙橋、鄭逸梅、程小青、秦瘦鷗等，他們大部分都是江蘇籍作家。通俗文學家嚴芙孫出版的《全國小說名家專集》收錄通俗作家31位，《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擴充了嚴芙孫的記錄，收錄通俗作家66位，個別之外，大部分作家在江蘇從事文學活動。

通過報刊等媒介，通俗文學的生動敘事和“世道人心”之功能在讀者中產生了廣泛影響。江蘇通俗文學在很大程度上記錄了江蘇城市的社會樣貌與歷史變遷，“江蘇”在這些文學作品中更具有市井人生之味。

1949年以后，江蘇通俗文學進入了嶄新的發展階段。通俗曲藝在現代化過程中成為江蘇通俗文學的重要構成部分。曲藝編創隊伍日益壯大，出現了潘伯英、李真、夏耘、俞遲、殷伯達等一批成就卓著的曲藝作家，特別是蘇州評彈、揚州評話、徐州琴書、南京白局等編創隊伍形成了梯隊合理、接力有序、代有名家的群體格局，保證了江蘇優秀書（曲）目量多質高，奠定了江蘇通俗文藝大省和通俗文學大省的地位。

20世紀50年代至今，江蘇通俗文藝界整理出版了諸如《水滸》《三笑》《落金扇》《玉蜻蜓》等大批傳統書（曲）目，為文學史、文化史等方面研究留備了富礦。同時，編創的新書具有較高的思想和藝術價值，《焦裕祿》《一代儒將——陳毅》《王少堂》《以身許國》等作品豐富了當代文學的思想藝術內涵。

江蘇是通俗文學重鎮，周瘦鵑、范煙橋、平襟亞等資深通俗文學家積極轉型為當代文藝工作者，使通俗文學之脈擴展滲透到通俗文藝之中，昭示著江蘇通俗文學的歷久輝煌。

第四編：詩歌

傅元峰

新詩是應漢語新白話的文學想象和創作試驗而生發的新文體。新詩的發展面臨的最為重要的詩學問題是，漢語如何在它的現代演變中，維系來自一個古老詩國的豐贍的語言成就和美學精神，再創漢詩在新世代的輝煌。對于這個問題的回答，不僅要從新詩在誕生初期的語言的整體性問題，對新詩的語言來源和詩的本質進行勘察，也要對新詩從文學地理和地方性詩學的角度進行歷史爬梳和文本研讀。以地域詩歌史的角度，對不同文化地理格局中的詩歌存在進行歷史整理，既是新詩文獻史料研究的重中之重，也是新詩詩學進行地方詩學的研究并推進新詩詩學認知的關鍵所在。

無論是“同光體”還是“詩界革命”，與新詩密切相關的文體革新潮流中，都活躍著江蘇詩人的身影。江蘇新詩在民國時期取得了杰出成就，新詩第一份刊物《詩》就主要由江蘇詩人創刊。從20世紀初期的新詩探索到三四十年代的新詩文體探索、域外詩歌譯介和詩學認知的現代演變，江蘇詩人都有杰出的貢獻。民國時期的地域文化心理和地方意識在新詩創作中的體現，與不同時期的新詩詩人聚落的聚合形態密切相關，與共和國時期相比，民國時期的江蘇詩人在“江蘇性”上的顯現，更多是自發的語言和審美意識的傾向，地域文化難以有更具辨識性的沉積，民國新詩詩人被納入新詩發展的整體觀，以及被納入籍貫和履歷識別體系的地方觀照，其實差別并不顯著。

從民國詩歌到共和國詩歌，江蘇詩壇的文學地理伴隨文學制度的變動，也在迅速的嬗變之中。盡管在新文學第一個十年結集的《中國新文學大系》中，各集導言撰寫者體現出強烈的對作家和詩人來歷的勘察，但在民國復雜的詩歌生態環境下，地域性的詩歌存在并不明顯，詩人群落集中于城市，并呈現出密集的流動性。江蘇現代詩歌呈現為行政區劃的地理特征，往往被時局的動蕩、民族的憂患所左右，沒有沉積為明顯的地域性特征。江南文化氣候在作為文化精英的詩人詩作中的顯現，仍然是和舊詩模糊的地理邊界相呼應，詩人們的故土屬性真正顯示為“江蘇意識”的極少。1949年，隨著安定的政治氣候統攝了大陸地區，詩人們開始從國族的籠統歸屬和東西南北的方位歸屬，逐漸在穩定的工作和生活中變換為居住地的省市行政區劃歸屬。在冷戰時代的全球背景下，大陸、港澳臺、海外華人聚集區的游走相對困難，不同政治文化制度下的作家詩人們各安其道，民國時期的文化游走失去了歷史條件，漢語使用族群間封閉的文化交流態勢也在客觀上促成了省際文學的沉積與顯現。

但共和國社會主義文化制度的普遍化特質也決定了江蘇詩歌的地域化特征難以深潛到地域文化性格的集體無意識層面，在省際行政區劃的范疇內圈定的詩歌地理，亦難以呈現出地方性。直到經歷了20世紀90年代商品化大潮的沖擊，詩歌隱匿在時代物質主義的潮流之下，詩人群落在民間改寫了主流化的聚集方式，相應的文化空間也逐漸帶有亞文化氣息。這種地方風格的積聚在21世紀變得更加明顯。21世紀前20年，江蘇詩人的寫作明顯構成了更有創作主體個性的地方性，詩人作為地域個位的語言地貌更加明顯，他們不僅是作為語言個體的自我完成者，也是在更宏闊的語言風景中相互結構并最終成為地方性詩學本體的優秀建構者。在這個過程中，新詩的江南美學地貌不僅對江蘇省的文學地理有很好的表達，也銘刻了在“江南”氣象的統攝下更廣泛的交互嬗變的文化地理。

起源于深遠漢詩傳統的江蘇新詩，經過不同時代的發展，在20世紀后半葉和21世紀得到了頗為曲折的重組和再造，正迎來一個優秀詩人詩作不斷涌現的時代。江蘇詩歌的發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設與發展同步，是一個在新的文化語境中不斷調整自身存在樣貌，形成有同人志趣的詩歌群落，并逐漸育成詩學的地方性品質、產生有跨地域影響力和經典詩作的過程。

第五編：散文

施 龍

《江蘇新文學史·散文編》（全3卷）對百年江蘇散文創作及相關文學現象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和描述。

本編以時代為經、以江蘇散文文體的時空并存和融合為緯，編織起江蘇散文百年演化的歷史圖卷。自晚清以來，江蘇散文以士子的典雅文章和游戲筆墨為起點，經過新文學作家倡導“美文”的審美品格的提升，造就了20世紀30年代的散文繁榮。此后，經過全面抗戰時期的熔鑄，江蘇散文在1949年后的30余年間呈現出迥異于從前的面貌，配合時政的通訊性質的散文大量涌現，各種散文文體之間的交融成為這一時期散文發展的顯著特征。到新時期，江蘇散文與其他地方散文共同回歸到個人，回憶類散文風行一時。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文化大散文流行約20年之后，追求藝術創新的“新散文”和強調思想意義的學者隨筆成為江蘇散文當下最有代表性的創作趨勢。本編勾勒出江蘇散文發展的主潮，既注意到其與其他地方散文創作趨同性的一面，更追求描繪出百年江蘇散文獨具一格的特質。

江蘇散文與其他地方散文在全面抗戰時期、“十七年時期”等階段無疑具有相當程度的同質性，但江蘇的地域文化傳統與其在近現代以來中國社會轉型格局中的絕佳地位也使得它成為中國現代散文和文學圖譜中辨識度最高的畫卷之一。概而言之，晚清民初通俗作家的游戲文章，以朱自清、葉圣陶等人的散文為代表的“美文”，鄭逸梅等人的筆記，錢鍾書等人的學者散文，楊絳、陳白塵等人的回憶，汪曾祺的“江蘇大散文”和夏堅勇的歷史文化散文，龐培、車前子等人的藝術散文，無不在當時的散文創作潮流中獨領風騷，因而也都成為中國散文的寶貴收獲。

本編致力于展現江蘇散文發展的歷史脈絡，同時自然呈現其在文學方面的特色。大體說來，江蘇散文的獨特性表現為如下三點：

第一，江蘇散文帶有濃郁的文化底色。楚漢、金陵、吳、維揚四種文化特別是后三者所構成的近現代江蘇文化，是一種充分發達的傳統文化的雜糅形態，它糅合言笑晏晏的士大夫雅文化和清新樸茂的民間俗文化兩大傳統，既與世俗社會保持著血肉相連的聯系，又以知識人清幽細膩的審美不斷加以改造，使之免于蕪雜混沌，故總體上表現為儒雅風流。

第二，江蘇散文是古典文學精神與現代文學品質的完美結合。自明清以來，江蘇（特別是蘇南及周邊的皖南、浙西所形成的文化區域共同體）的古典文明、文化發達至爛熟階段，而這一地區又以上海為龍頭受到外來文明、文化的沖擊并將之內化為社會發展的動力，于是逐漸形成了一種融會中西的文明觀念和文化理念。作為最直接反映時人文化觀念的一種文學體裁，散文反映了這一融合過程。

第三，江蘇散文具有典雅蘊藉的文學風情。江蘇一地自魏晉時期開始逐漸成為中國的重心，文化底蘊深厚且文教傳統綿長，雖然自“唐宋轉型”后平民階層中興并影響到士子階層，但文人風雅的大傳統一直長盛不衰，這一文學風范有力地參與塑造了江蘇散文的文學氣質，使之呈現出典雅而不流于萎靡、蘊藉而能超脫柔媚的文學風情。

本編鉤沉江蘇散文史實，總結江蘇散文文質彬彬的文化屬性、古典與現代融合的審美范式和典雅蘊藉的文采風流三大總體特質，無疑為江蘇文學、文化政策的制訂提供了可資參考的借鏡。

第六編：報告文學

丁曉原

報告文學是一種寫實性文體類型，客觀真實的非虛構性是其文體的基本規定性。20世紀30年代這一文體有了它的漢語名稱。報告文學是從日語譯介而來的文體命名。長久以來，報告文學文體的名稱沒有固化，與其有所關聯的有“報告”“速寫”“通訊”“特寫”和“非虛構”等異名。

江蘇報告文學是中國報告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歷史流脈與中國報告文學史演進的方向大體一致。同時，江蘇報告文學史又有自己鮮明的特色和重要的價值。其一，以非虛構文學的方式實錄社會歷史和時代現實。面對重大的歷史事件和現實變動，江蘇報告文學作家以在場的信實的文字作了“筆錄”。從某種意義上說，江蘇報告文學史就是百年中國歷史、江蘇歷史的另一種存在形態。它是一座容量巨大的歷史博物館。其二，從中國報告文學發展史的背景中看，江蘇報告文學作出了獨特而重要的貢獻。這種貢獻首先體現為江蘇作家對報告文學文體的創新開拓，如起于王韜一直下延至新時期的域外游記體報告文學，是報告文學的重要存在。在其發生與演進中，王韜、薛福成、周恩來、瞿秋白、盛成、華羅庚等人的作品，成為中國域外題材報告文學創作史上具有標志性、代表性的作品。其次是對具有江蘇特色中國價值的重大題材的記寫，如南京大屠殺的紀實、新四軍書寫、淮海戰役報告等，是中國報告文學史上相關題材寫作中最為重要的部分，兼具歷史與文學多重價值。再次是20世紀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的這十多年，江蘇籍作家創作的大量具有時代性、啟蒙性和表達頗多個人特性的優秀作品，與這一時段全國的一流之作，共同匯成了報告文學的新時期，為新時期中國報告文學史奉獻出了江蘇的精彩。時代生活的豐富與寫作者的眾多，生成了21世紀以來江蘇報告文學創作題材的廣泛與寫法的多樣。文學組織、文學制度等的推動、老中青三代作家的勤奮合力，使江蘇報告文學整體活躍度得到了提升，優秀作品時有所見。何建明是新世紀以來最具影響力的報告文學作家之一。第三，就作品形態和風格而言，百年江蘇報告文學歷經文體的發生、衍化發展到獨立繁盛等多個階段，不同階段的創作烙下了相應的時代印痕。作者的構成更是多種多樣，有的寫作是自覺的，有的只是對自己經歷的生活做記錄而已。作家、記者、學者、政治家、實業者、科學家等筆墨自有濃淡，作品各有優長或短缺。但無論哪種寫作，都具有相應的價值。這也是江蘇報告文學史本身的一種真實。

報告文學史的編寫過程，就是不斷走進真實自在歷史的過程，就是傾聽歷史、與歷史對話的行旅。歷史漸行漸遠，非虛構的歷史敘事將其記錄存活。我們致敬江蘇的報告文學寫作者。

第七編：傳記文學

王文勝

中國新文學之“傳記文學”是一種從中國傳統傳記中漸漸脫離出來的新的文學樣式，其精神內涵和藝術形式都受到西方傳記文學的影響，表現出新的質地。開中國新“傳記文學”風氣之先的當數江蘇王韜寫于1880年的《弢園老民自傳》。在近現代中國傳記文學發展的歷程中，江蘇籍作家不僅在創作實踐上進行了新的變革，而且在傳記文學的理論建構上也作出了卓越的貢獻。然而20世紀50年代開始，傳記文學的寫作嚴重地受到政治文化語境的限制，落入了低潮期，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傳記文學創作再次出現了興盛景象，傳記文學題材范圍得到了拓展，傳主類型日益豐富，創作理念也進一步開放，創作手法靈活多變。

新世紀以來，江蘇傳記文學創作進一步獲得了新的發展。整體而言，若以十年為一個周期來看，第一個十年江蘇傳記文學寫作者重視各類史料的挖掘和補遺，創作了很多的“全傳”和“大傳”；第二個十年，傳記文學的傳主選擇有了大范圍拓展，從領袖、將帥、精英、知名作家藝術家拓展到平民英雄、科學家、行業學者、家族世家等等，傳記創作不再滿足于人物史料占有的“全面”和“權威”，而是通過對傳主的分析和理解，實現對傳主的再認識和再塑造，并嘗試從多元角度構建傳主的形象。江蘇傳記文學作者群中涌現了一批優秀創作者。

值得一提的是，新文學之“傳記文學”的興起雖然是受到了西方傳記文學的影響，但在創作理論領域學者們一直有著中國式“史傳合一”和西方式“史傳分離”的爭論。21世紀江蘇傳記文學作家以“真實”為原則，在堅持史料真實的基礎上，重視對傳主的心理真實、心理性格的挖掘，成功地吸納了中西方傳記文學理論中各自的長處，創作出了傳記文學的精品，在全國多次獲得了大獎。21世紀以來江蘇的文化建設成就斐然，江蘇多樣化的文化特色在傳記作家們的筆下也得到了呈現。

第八編：戲劇影視

周安華

在江蘇新文學的百年史中，戲劇影視文學不可或缺。作為江南文化表達的重要形式，它們以鮮明的特色凸顯著中國新文學的無窮魅惑。

近現代江蘇戲劇的勃興與清末傳奇劇創作、晚清戲曲改良運動等有關。不斷涌動的問題劇思潮促使江蘇戲劇揭示個體和社會的困頓，《趙閻王》《委曲求全》無不如此。新中國成立后，江蘇戲劇一方面著力于傳統戲曲改革，另一方面推進話劇藝術創新，《滿意勿滿意》《百歲掛帥》等優秀戲曲作品和《布谷鳥又叫了》等優秀話劇作品相繼誕生，伴隨解放思想洪流，陳白塵的《大風歌》、姚遠的《商鞅》、現代滑稽劇《多情的“小和尚”》等，成為江蘇劇壇的佼佼者。新世紀前后，江蘇舞臺佳作迭出，話劇《甲申紀事》《虎踞鐘山》、現代滑稽劇《快活的黃帽子》、現代淮劇《小鎮》都獲得觀眾高度認可，以《蔣公的面子》為代表的校園戲劇，彰顯當代江蘇戲劇的人文力量。

由于隸屬于江蘇的上海在現代電影發展中的突出地位，早期江蘇電影文學是中國電影文學的主體，也是濃縮和精華所在，集聚民族電影的核心力量。江蘇產出了故事片《難夫難妻》《紅粉骷髏》等作品，情節片、愛情片、偵探片等類型均有成就，現實主義力作《苦兒弱女》等廣受歡迎。20世紀30年代，以“復興國片”為旗號，一方面民族電影在深化文藝探索，另一方面電影類型更見繽紛。洪深以社會批判為敘事架構的《如此天堂》《壓迫》，費穆等人的《天倫》《神女》都提升了本土電影的精神意蘊。這之后，以《木蘭從軍》《鐵扇公主》為代表的“孤島”電影，戰后重歸文藝電影的洪深、費穆等人的《小城之春》、跨界戲劇家陳白塵等人的《烏鴉與麻雀》，都體現了江蘇電影強勁的內蘊。20世紀50年代，江蘇電影以“人民性”為核心展開影像敘事，從《南征北戰》到《小二黑結婚》，探尋紅色電影的審美性與政治性的平衡度，表達對新國家的禮贊。《永不消逝的電波》等驚險題材電影、《林則徐》等人物傳記電影、《五朵金花》等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給觀眾良好教益。20世紀80年代，江蘇電影從“紀實美學”到“影像美學”，數量和水準雙雙提升，《被愛情遺忘的角落》《城南舊事》《邊城》觸動心扉。以軍人編劇群為代表的主旋律創作《鴉片戰爭》等成功喚醒了觀眾的情感認同。而立足于好看的人文性，江蘇電影從題材到影像敘事，生機盎然。內涵豐富、制作精良的《白日焰火》《邪不壓正》贏得口碑和市場，《推拿》《萬箭穿心》有效探索了電影的多樣化表達。

江蘇電視劇絢爛可觀。從江南歷史現實到中華風雨、歲月變遷，蘇劇40多年發展，形態與視域不斷擴大，贏得萬千受眾一致好評。曾經，江蘇的“重頭戲”是《徐悲鴻》《嚴鳳英》等人物傳記劇、《侯門之女》等戲曲劇及《掛鑰匙的孩子》等兒童劇，現實題材電視劇也頗有些影響，富有顯在的啟蒙自覺。新世紀后，蘇產電視劇在時代氛圍中分化與合流，《康熙王朝》《人間正道是滄桑》主旨分明，氣魄非凡，《國家公訴》《人民的名義》觸碰社會矛盾，跌宕起伏，引發普遍關注，《中國式離婚》等則矚目當下，以生動感人的情節詢喚真善美，其獨特的題旨和敘事方式，彰顯了江蘇電視劇不凡的美學氣質與綽約風姿。

第九編：兒童文學

談鳳霞

中國現代兒童文學萌芽于19世紀末的晚清時期，在五四時期得以確立。在百年來的中國兒童文學發生發展歷程中，江蘇兒童文學起著中流砥柱的作用，在多個歷史階段引領了中國兒童文學前進的方向。

在中國現代兒童文學草創期，江蘇學人作出了多方位的篳路藍縷的開創，包括對外國兒童文學的翻譯、兒童刊物和兒童讀物的出版、兒童文學理論建設和實際創作等方面。清末民初，江蘇報刊和出版活動的活躍以及學堂教育的興起為兒童文學的萌發推波助瀾。由孫毓修主編的大型《童話》叢書影響巨大，曾志忞、沈心工等致力于學堂樂歌的創作和傳播。五四時期“兒童的發現”帶來了“兒童本位”的現代兒童觀念，“文學研究會”發起“兒童文學運動”，不少江蘇文人參與其中。葉圣陶、魏壽鏞、朱鼎元、吳研因等江蘇教育者為兒童文學理論建設添磚加瓦。葉圣陶的童話集《稻草人》等多位江蘇兒童文學作家的創作成為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奠基之作。

在1930和1940年代，江蘇兒童文學作家涌入革命時代潮流，張天翼、陳伯吹、鐘望陽、陶行知、于伶、陳白塵、何公超、袁鷹、杲向真、梅志、董林肯、許幸之、吳祖光等一大批作家豐富了現實主義兒童文學創作，在童話、兒童小說、兒童劇等領域出版了多部重要的中長篇力作。董純才、陳鶴琴、高士其等推動了兒童科學文藝這一文類的興起。抗戰時期的江蘇兒童文學擔負民族救亡使命，源于蘇北新四軍革命根據地的“新安旅行團”在抗日烽火中用修學旅行的方式進行抗日宣傳，影響廣泛。江蘇籍編輯在淪陷區、國統區和解放區創辦兒童刊物，繼續推動兒童文學的發展。

1949至1976年間的江蘇兒童文學經歷了起落，在藝術性和教育工具性的博弈中尋求發展。李心田、戴石明、李楚城、楊苡、葉至善、肖建亨、張彥平、孫友田等充實了江蘇兒童文學多種體裁的創作。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江蘇兒童文學逐漸進入欣欣向榮的復興時代，積極促進了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的觀念轉變和美學探索，回歸文學性和兒童性。江蘇少年兒童出版社的成立和《少年文藝》等刊物的創辦，為江蘇兒童文學提供了重要的發展陣地，發掘了黃蓓佳、范錫林、程瑋、金曾豪、曹文軒、周銳、劉健屏等后來成為中國當代兒童文學中堅力量的作家。

21世紀以來的江蘇兒童文學一路高歌猛進，進入蓬勃發展的“黃金時代”。創作隊伍不斷壯大，發展出老中青少四大梯隊，在兒童小說、童話、兒童詩歌、兒童散文和報告文學以及新興的圖畫書等領域呈現出繁花盛開的局面。江蘇籍作家曹文軒于2016年獲“國際安徒生獎”，提升了中國兒童文學的國際地位。曹文軒、金曾豪、程瑋、黃蓓佳、祁智、王一梅、韓青辰、王巨成、韓開春、胡繼風、孫玉虎、郭姜燕等眾多作家獲得“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等殊榮，彰顯了江蘇兒童文學在各種體裁上的創作實力。新世紀的江蘇兒童文學承載了反映時代、歷史和地域童年的使命，張揚兒童和文學的主體性，以多種樣式的文學作品參與了對“中國式童年”的體認與建構，創造了豐富多彩的美學氣象和藝術品格。江蘇兒童文學的外譯工作和國際出版風生水起，擴大了世界影響力。

縱觀一個多世紀的歷程，江蘇兒童文學為中國兒童文學的現代發生和當代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是全國兒童文學創作出版的一方重鎮，卓有建樹地推進中國兒童文學走向繁榮、走向世界。

第十編：世界華文文學

黃德志 劉 濤

《江蘇新文學史·世界華文文學編》力求最大限度地體現江蘇華文文學的歷史全貌與江蘇華文作家的創作實績。這里的江蘇華文文學是指江蘇籍華文作家的創作及其關涉的文學現象。江蘇籍華文作家的界定采取了開放態度，既包括籍貫、祖籍為江蘇以及出生于江蘇的作家，如葉靈鳳、張曉風、葛亮等人，也包括曾在江蘇生活、書寫江蘇以及與江蘇關聯密切的作家，如紀弦、陳若曦、穆紫荊等作家，還包括由于行政規劃變遷，屬于“歷史江蘇”的作家，如出生時屬江蘇、今屬安徽碭山的作家尉天驄。鑒于20世紀40年代之前的江蘇華文文學影響較小，本編將20世紀40年代作為江蘇華文文學的起點，大致分為以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20世紀40年代。江蘇華文文學起始于戰爭環境，許多作家都是在時代沉浮之中完成了從中國現代作家向華文作家的身份轉變。戰爭與懷鄉成為此時江蘇華文作家的共同主題，也是他們在離散之中獲得文化認同的一種途徑。

第二個階段是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此時的江蘇華文文學在多元離散之中又保持了諸多文化共性。思鄉依舊是揮之不去的共同母題，現代主義在江蘇華文作家之中悄然成風，“在地性”也成為這一時期江蘇華文作家創作的普遍意識。

第三個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這是承上啟下而又孕育新變的時期，江蘇華文作家的地域離散情況加速，“新移民作家群”逐漸壯大。在新的時代精神與自我文化體認的過程之中，江蘇華文作家趨于將移民境遇的現實書寫與異域文化反芻式的歷史回望相融合。

第四個階段是新世紀之后。歷經半個多世紀的積淀、嬗變與融合，江蘇華文文學以更加包容、多元和進步的姿態沐浴新世紀的榮光。江蘇華文作家的心態發生了巨大變化，寫作中的“邊緣人”情結逐漸淡化，并將旅居國的文化作為參照系，審視和重識故國的文化價值，也更加關注從人類的普遍性和人性的普適性出發探索人的存在意義。

江蘇華文文學出生于戰亂遷徙之際，起步于孤寂阻隔之境，成長于風云變幻之時，最終成熟于時代新變之中，半個多世紀的江蘇華文文學雖然老成持重，但又歷久彌新，家國情懷與文學擔當從來都是江蘇華文文學的底色與初心。江蘇華文文學是江蘇文學史的天然組成部分，也應該被以文學史的方式銘記，這也是我們撰寫本編的初衷。

第十一編：網絡文學

李 瑋

在整個網絡文學界，江蘇網文的迅猛發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域性現象。創作時間早，水平與活躍度高，典型性與創新性強，成就了網絡文學界的“江蘇現象”。在網絡文學的萌芽起步階段，承擔了類型“初創者”的角色，數度“首開先河”；在網絡文學發展階段，多頻道共振，貢獻出一篇篇充當流派“扛鼎者”作品，開拓文學口徑；在網絡文學走向成熟的階段，又憑借自身內容的精品性質脫穎而出，持續發揮引領性。可以說，江蘇網絡文學在中國網絡文學的發展脈絡中具有重要價值，江蘇網絡文學發展史既是中國網絡文學發展史的縮影，也以引領性和精品化呈現出不容忽視的“江蘇特色”。

江蘇網文作家具有開拓類型網文想象力邊界的自覺，站在框架之內充分發揮想象力，在空間架構與主線設置上進行了類型化的有效突破。江蘇網絡文學作品始終在進行思想性探索，在表達大眾的欲望訴求之外作出了非常值得關注和思考的探索性創作，兼顧類型特色與思想內涵，推出了大量兼顧人文深度與活潑風格的優質內容。此外，無論是時空想象方式、對人物的理解方式還是行動倫理，在世界架構的潛在背景與文學出場的方式上都具有鮮明的地域特征，體現了江蘇地域性文化的深刻影響。

江蘇網絡文學的隊伍龐大，不僅表現在作家數量眾多、作品影響力大、產業轉化程度高，而且表現為網絡文學發展引擎強勁的方方面面。江蘇是最早一批建立省網絡文學作家協會的地域，組織完善、活動豐富，圍繞繁榮發展江蘇網絡文學事業的目標，充分發揮自身的橋梁紐帶作用和引領、聯絡、溝通、服務職能，開展了行之有效的工作，舉行了一系列形式新穎的文學活動。而且江蘇擁有眾多本土網絡文學平臺，連尚文學、逐浪網、紅薯網、酷匠網等平臺運營出色，促進了網絡文學的孵化與文化升值，共同推動著江蘇網絡文學地緣性風格的凝塑。

蘊含著網絡文學世界生長脈絡的江蘇網絡文學推動了網文范式的形成，是具有重要價值和代表性的地域群體創作，以獨特的風格促進了我們對網文發展的某種期待。江蘇網絡文學史的寫作正是以跳舞的《惡魔法則》、我吃西紅柿的《盤龍》、忘語的《凡人修仙傳》、蕭潛的《飄邈之旅》、任怨的《橫刀立馬》、大雪崩的《痞棋士》、暗魔師的《異世藥神》、無罪的《劍王朝》、 賴爾的《魔法城》、宅豬的《牧神記》、驍騎校的《匹夫的逆襲》、卓牧閑的《韓警官》、喬雅的《心照日月》、良木水中游的《升官指南》、王鵬驕的《核醫榮譽》、天使奧斯卡的《篡清》、月關的《回到明朝當王爺》、更俗的《梟臣》、石章魚的《醫統江山》、禹巖的《極品家丁》、天下歸元的《凰權》、寂月皎皎的《兩世歡》、李歆的《獨步天下》、藍色獅的《錦衣之下》、風行烈的《云狂》、沐非的《帝錦》、顧漫的《何以笙簫默》、萬豆薇的《閃婚厚愛：頂級老公有點酷》、打眼的《黃金瞳》、傲無常的《我的鄰居是女妖》、失落葉的《網游之縱橫天下》、雨魔的《馭獸齋》等主要代表性作家作品的閱讀和分析完成江蘇網文整體脈絡的梳理和整理，突出其史學價值，同時以江蘇籍網絡文學作家為方法，提出網絡文學先鋒性的概念，推進整體網絡文學經典性、思想性和審美性的提升。

第十二編：文學報刊

趙普光

百余年來，江蘇新文學報刊從涓涓細流到波瀾壯闊的發展軌跡，中間有汩汩滔滔、有奔騰咆哮，也有攔腰截斷，可以說曲折輾轉。而唯其曲折輾轉，才能如此豐富多姿，亦深刻地折射出近現代中國文學文化發展的歷程。《江蘇新文學史·文學報刊編》即是立體地梳理和建構一百多年來江蘇新文學報刊的發展流變史。

中國近代報刊在以當時尚屬于江蘇區域的上海誕生，并如漣漪一般向外擴散，由點到面，自面成片，蔚成大觀。至1914年達到巔峰，1919年后開始新的轉型。1920年代至1930年代是中國現代期刊發展的黃金時期，也是江蘇文學報刊的迅猛發展時期，專業化程度極大提高。進入20世紀40年代，文學報刊在全面抗戰爆發至國民黨政府垮臺十余年時間當中，總體上其數量以1945年為界，出現了先暴跌后暴增的劇變。1949年中國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隨著國家對文學期刊的管理的或松或緊的調整，文學期刊相應地發生著變化與共振，雖也曾有“探求者”等無疾而終的嘗試，但總體上而言，江蘇和全國其他省份并無太多差異。而至改革開放之后，江蘇文學報刊重新煥發生機，以《鐘山》《雨花》《蘇州雜志》《青春》等文學期刊，以及《揚子江文學評論》等評論期刊為代表，再次呈現繁榮景象。吳韻、漢風兼備的氣質，表征著江蘇文化與文學的深厚底蘊和勃勃生機，深度參與乃至一度引領著新時期以來的當代中國文學思潮。

江蘇文學報刊呈現出自己的特點。首先是分散又集中的分布特點。所謂的集中，是指1928年之前文學期刊大量匯聚在長江入海口附近的上海、蘇州地區。1928年后南京的文學期則相對集中，又因南京的大學云集而出現很多校園文學期刊，這種景象在民國時期尤為突出。所謂分散，是指除了南京、上海、蘇州三個集中區域以外，各個地方都有數量可觀的或大或小（持續時間或長或短）的報刊，在江蘇的中心城市之外，散若群星。其次是期刊類型豐富多元。江蘇地區的文學期刊，在刊物的定位、風格等方面顯示出多元的狀態：有激烈昂揚的革命期刊，有云集的通俗期刊，有論政色彩鮮明的評論期刊，也有堅守園地的純文藝期刊；有文化守成的舊體文學期刊，更有開風氣之先的白話期刊；有象牙之塔的校園文學期刊，更有市場機制中博弈的商業期刊。最后是先鋒與守正熔鑄的風骨稱得上獨樹一幟。既有厚重的文化積淀，又具先鋒的開拓激蕩風范，共同形成了江蘇新文學報刊的又一特色。這種特色表現在對時代的熱烈關切上，又表現在文學形式的激進姿態中，同時還表現文學觀念的堅守上，比如探求者的積極探索也是明證。這種特色亦體現在堅守文學本位尊嚴的同時求新求變的進取精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