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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當代文學經典對中華民族文化的傳承和創新具有重要意義。它接續傳統文學經典，融合時代精神，既傳承民族文化又對其進行創新。反過來說，當代文學經典建構過程也受到民族文化的深刻影響。深厚的民族文化傳統是文學作品深刻思想藝術的基礎，準確把握時代文化精神是文化創新的前提，具有時代影響力也是建構當代文學經典的重要條件。這要求當代作家具有廣博的民族文化素養和強烈的現實關懷精神。當代文學經典是中華民族文化復興的重要組成部分，它需要社會文化的整體參與。這主要包括民族文化自信態度、創造性的主體建設精神以及立足于民族文化復興高度的建構舉措。當代文學經典是時代文化的示范，它將帶動時代文學健康發展，并在文化復興歷史使命中發揮重要作用。

關鍵詞：當代文學經典 民族文化 文化復興 主體性

經典是民族文化的深厚積淀，凝結著深邃厚重的歷史內涵。經典問題是時代文化建構的重要內容。如何對待經典，如何繼承經典和對經典進行創新，密切關系著時代文化的價值和發展方向，也關聯著能否從優秀的文化傳統和偉大歷史中汲取精神力量，推動歷史進步的偉大進程。文學經典作為經典的一部分，既涉及傳統文學經典的繼承和發展問題，也涉及自身作為未來經典的建構問題，在現實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目前學術界對文學經典問題的討論不少，也充分關注到文學經典與民族文化建設的關系問題，但是對當代文學如何建構自己的經典，特別是如何將當代文學經典的建設與民族文化傳承結合起來，還缺乏足夠深入的思考。本文試圖就此展開一些討論。

一、當代文學經典與民族文化傳承和創新

對于當代文學有無經典，以及何為經典，文學界有過較多的爭議和討論。有學者以經典絕對性和永恒性標準來要求當代文學，對“當代文學經典”概念表示質疑。這種質疑代表著一種比較傳統的文學經典觀。但在今天，隨著文化傳播越來越便捷、思想交流日益頻繁，越來越多的人更認可文學經典的相對性和流動性。就像歷史學家何兆武說的：“一個歷史學家不可能對歷史事實是完全中立的，他總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自己的世界觀、價值觀和哲學見解（或信念）的支配”，人們認識到文學經典是一種具有一定主觀性的時代建構，受時代文化、思想等多種因素的深刻影響。如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對經典的著名界定，就是以個人和集體“無意識”文化為基本特征：“經典作品是一些產生某種特殊影響的書，它們要么本身以難忘的方式給我們的想象力打下印記，要么喬裝成個人或集體的無意識隱藏在深層記憶中”。英國學者伊格爾頓同樣賦予“文學經典”以很強的個人屬性，認為它“不得不被認為是一個由特定人群出于特定理由而在某一時代形成的一種建構。根本就沒有本身（in itself）即有價值的文學作品或傳統，一個可以無視任何人曾經或將要對它說過的一切的文學作品或傳統。”中國學者童慶炳也明確表示：“文學經典是時常變動的，它不是被某個時代的人們確定為經典就一勞永逸地永久地成為經典，文學經典是一個不斷地建構過程。”

因此，在充分認識文學經典相對性特點的前提下，當代文學經典概念無疑是充分可行，也是非常合理的。正如杜衛·佛克馬所提出的：文學經典存在著程度上的差異，其中既包括那些歷經時間檢驗、魅力價值不減的傳統文學經典，也應該包括尚未完全經歷時間檢驗，但已經具有了較大社會影響意義的當代文學經典。并且兩類經典的意義內涵、承擔的責任和建構標準也不一樣。其中，傳統文學經典地位是定型的、很難移易，思想藝術價值更具有超越性和永恒性，而當代文學經典則體現出更多的變化性和相對性特征。簡單說，即傳統文學經典具有典范意義，可以看作經典的最高階段。而當代文學經典則是傳統經典建構的基礎和起點，是文學經典建構過程中不可或缺的橋梁和過渡。

從民族文化傳承和發展角度說，當代文學經典存在的意義更為明確。在一個民族的文化中，“文化傳統是一個國家的靈魂，作為傳統文化中的核心的經典，則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靈魂，對它的核心價值應深懷敬畏之心。經典資源除具有培養審美力、愉悅心靈之功能以外，還葆有借鑒、參照、垂范乃至資治的社會文化功能。”

作為文化經典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學經典參與著民族文化共同體的建構，其思想價值和審美觀念對民族大眾思想文化觀念具有深刻而持續的影響，是民族文化傳統的重要體現者。就中國文化而言，從最早的《詩經》《離騷》到譚嗣同的《絕命詩》、陳天華的《警世鐘》等一系列文學經典，都參與了對民族家國精神的建構；而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到“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等優秀文學詩句，也塑造了中華民族大眾的基本倫理觀念，造就了其含蓄深沉表達情感的方式；不僅如此，就連中國文學經典“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的審美風格，也參與了對中國文化性格的“中庸”特點的塑造，促成了整個中國審美文化的含蓄美和意境美特征。因此，從根本上說，參考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民族國家觀念，中華民族這一概念之所以能成立并歷經數千年而不衰，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有眾多優秀文學經典構成了獨特文化傳統，從而成就了中華民族這樣一個“想象的共同體”。在未來，中華民族文化的賡延和發展同樣離不開文學經典的介入，當代文學經典是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環節。

作為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體現者，文學經典自然應該在其中承擔重要的作用，我們也應該充分重視文學經典的價值。但是，由于文學經典本身的特點限制和時代變化等原因，我們不能完全依賴過去的經典，而是應該具有建構當代經典的強烈意識。一方面，正常意義下的文學經典都需要經歷較長歷史階段檢驗而形成，都是屬于傳統或亞傳統經典。它們作為歷史的產物，必然與社會現實之間存在一定距離和隔膜，難以直接影響社會、較迅捷地產生社會效果。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是，不同時代對經典的理解和要求都不一樣。所謂“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任何文學經典都有其時代特性，不一定適應于其他時代。特別是在當前，世界科技、文化和政治格局都呈現出很多新特點，對傳統文學經典的地位和影響力都產生了較大沖擊。當代文學既是一種文化傳承，同時也是對傳統的創新，它需要以當代意識為基礎，建立自己的經典標準。優秀的當代文學作品，能夠直面社會現實和大眾生活，傳達出新的時代精神和創新特點，也就能更好地契合時代要求，得到大眾的接受和認同，這正彌補了傳統文學經典因時空阻滯而導致大眾接受效果不佳的弱點。它既以新的視野參與對傳統文學經典的重構，也以自我建構的方式完成文學經典的使命。

在當前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具有更急切和更必要的意義。這與中國社會的現實文化處境有關，也與傳統文學經典的當下命運有聯系。

當前中國社會文化正面臨著轉型和重建。近年來，隨著市場經濟的到來，中國社會文化發生巨大變化。消費文化和個人主義等現代觀念影響日益增大，中國傳統的以家族與和諧為中心的倫理文化受到了沖擊。不能簡單說消費文化就全是缺陷，它是中國社會現代發展必然伴隨的一部分。而且，當前社會文化轉型也是促進中華文化更新和發展的良好契機。如何厘清傳統與現代的關系，如何深入辨析和體察民族文化的優劣，激發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既是現實的挑戰，也是歷史的機遇。對優秀文化傳統，需要充分地倡導和弘揚。畢竟，中國大眾接受這種文化傳統的滋養已經有數千年，作為人們在社會變化中希望和信心的來源，它不僅能夠賦予人們的日常生活以意義感，也能幫助人們抵御現代化帶來的生活和文化沖擊。同時，“中華民族在長期實踐中培育和形成了獨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規范，有崇仁愛、重民本、守誠信、講辯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強不息、敬業樂群、扶正揚善、扶危濟困、見義勇為、孝老愛親等傳統美德。”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中不可缺少優秀傳統文化的介入，它將很好地幫助中國社會在物質與精神、現代與傳統之間找到合適的平衡點，讓社會文化正常運行。

在社會文化轉型背景影響下，傳統文學經典的價值和意義也受到一定的挑戰和削弱。消費文化和高科技文化等促進了快餐文化的流行，需要較多時間和精力進行閱讀的傳統文學經典自然難以受到時代青睞，于是，近年來，文學經典呈現出讀者數量和社會影響力嚴重下降的趨勢，甚至還出現了一些對文學經典虛無化和戲謔化的文藝作品，對其所蘊含的文化秩序與審美規范構成了沖擊。有學者對此作出這樣的概括：“90 年代以來，‘戲說’與‘大話’之風橫掃一切，通過影像與語言的雙管齊下，試圖撼動經典的基石，像《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等古代經典，成了文壇新貴們肆意褻瀆的對象。”應該說，這是任何文化在轉型期都難避免的現象。它的直接影響是傳統文學經典很難充分實現其文化傳承功能，也對當代文學經典提出了更高的期待和要求。我們需要建構起優秀的當代文學經典，共同承擔文學經典所肩負的文化傳承使命，同時與時俱進，以現代思想意識引導民族文化傳統的創新性發展。

二、民族文化與當代文學經典的內涵

與以往文學經典相比，當代文學經典在民族文化傳承和創新上具有自己的獨特性。一方面，傳承雖然也是其重要內涵因素之一，但與以往經典比較，時代創新性所占的比重更高；另一方面，它不是單向度的文化傳承，而是與民族文化之間相互作用。也就是說，當代文學經典既傳承民族文化，其自身的創造過程也接受民族文化的較大影響，是民族文化傳承和創新的體現者。

首先，優秀民族文化（文學）傳統是當代文學經典重要的創作資源。思想藝術的深刻和獨特是每一部優秀文學作品的重要特征，也是當代文學經典建構的重要前提。在這當中，作家個人的創造性當然非常重要，但就像榮格對歌德《浮士德》的闡釋：“不是歌德創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創造了歌德”，優秀的文學作品雖然由作家個體所創作，但它遠非純粹的作家個人所構建，而是需要深邃厚重的民族文化作為基礎和源泉。它們往往孕育于深邃的民族文化之中，它們所表現出來的審視世界的獨特思想和創造性的審美個性，都得益于深厚民族文化的滋養。所以，所有的文學經典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深遠民族文化的回聲，作家作品是在承擔著民族文化傳承和表達的任務。民族文化的獨特個性，是文學作品擁有獨立而深入思想內涵的重要前提。

毫無疑問，中華民族的文化和文學都是深刻而獨特的。中國文化的內涵和價值是一個非常豐富的話題，這里不適合全部展開，故只選擇傳統哲學思想為個案。應該沒有人可以質疑，中國傳統哲學思想是深邃、獨特且具有充分創造性的。中國傳統哲學的“天人合一”思想，“和諧”“平衡”思想，以及“以柔克剛”的融合文化，在世界哲學中具有充分的個性，也是人類文化發展重要的思想源泉。同樣，中華民族文學也具有世界文學意義上的深刻和獨特個性。積極入世的文學觀念、愛國愛民的文學精神，以及以抒情和深沉為中心的藝術特點，都具有濃郁的民族色彩。中華民族奉獻出了如李白、杜甫、《詩經》《離騷》《紅樓夢》等諸多偉大的作家和作品，他（它）們是世界文學長廊中非常璀璨的部分。

同樣的，悠久而獨特的中國文化和文學傳統，也是當代中國文學創造力的深厚資源。中國文化的獨特世界觀，對于生命世界獨特的理解和審美表現特征，都可以通過與現實連接的方式，灌注于中國當代文學作品中。深邃的哲學和美學底蘊，將賦予這些作品以獨特個性和豐富內涵，進而在世界文學范圍內顯示獨立的創造性價值。

其次，現實民族生活是文學對民族文化傳承和創新的必由之路。當代文學經典作品對民族文化的意義不局限于傳承，更在于創新性發展。創新最重要的來源是生活。這有兩方面的原因：其一，民族文化不只存在于典籍資料，人民的生活是民族文化最鮮活、最生動的體現。普通大眾的日常生活中，也蘊含著傳統文化的底蘊，體現著民族審美的基本特征。要表達出民族文化的真實和鮮活面貌，必須展現民族大眾的現實生活；其二，民族文化精神不是固定不變，而是與時俱進的，當代文學經典必須對生活和時代有深入的認識，才能準確把握民族文化變遷的律動，才能以發展的姿態進行傳承，以創新的視野引領發展。

舉例說，強烈的社會意識、道德意識、社會意識和進取精神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特點，并構成了中國文學的主流傳統。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強烈的“入世”特點和社會使命精神，像“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文學名句，就從不同側面體現了這一點。與之相關，較強的道德意識也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特點。孔子的“興觀群怨”等“詩教”觀念、“文以載道”“知人論世”“文如其人”等文學觀念是其在文學上的體現。至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思想，則造就了中國人積極向上、努力進取的人生態度，塑造了中國文化的基本人格內涵。這些文化內涵在歷史演變中形成，也隨著社會發展而不斷創造和更新。比如，進入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現代文化賦予它很多新的內涵。如李大釗提出現代知識分子“鐵肩擔道義”的精神品格，就將傳統知識分子關注民族國家的內涵延伸到對大眾特別是人民大眾的關懷。魯迅、路翎等作家創作的《在酒樓上》《財主底兒女們》等作品，又傳達出知識分子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精神，蘊含著現代個性思想意識。進入當代中國，其內涵又有與時俱進的發展。特別是“紅色精神”成為當代文化的重要元素，拓展了民族文化精神的高度和意義。比如，它將中國傳統的自強不息精神深化為民族自強、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等內涵，讓傳統思想結合于現代世界的政治格局中；同樣，它將傳統文化中“仁”的思想與服務人民、熱愛人民的政治品格相結合；將嚴于自律的道德精神轉化為勇于犧牲和奉獻自我的現代道德內涵；將愛國主義與生態意識、人類命運共同體緊密結合在一起；還賦予了個人與集體、平等與公正以新的時代性內涵。

所以，當代文學經典的“當代”內涵非常重要。它既需要與時代同步，體現出對民族文化的當代理解和表達，還應該將民族文化內涵融入當代現實，進行現代性的轉化和創新。這當中，需要堅定堅持民族文化的基本特征，又需要做出必要的調整，去蕪存菁，同時更需要具有對現實的高度關切，真正結合現實，從問題出發，跟隨時代發展，不斷賦予民族文化以新的內涵特征。只有如此，它們才能呈現出中華民族文化鮮活的當代形象，并深刻把握到時代精神的真實脈搏，從而形成將民族文化特征與時代精神相融匯的當代中國文學特點，實現對民族文化的創新和發展。

最后，較大的民族文化影響力是當代文學經典建構的標準之一。一般來說，文學經典都會具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和較廣泛的傳播性。這對于當代文學經典建構來說尤為重要。當代文學經典更側重與現實時代的關系，而且，由于時效性原因，當代文學經典作品的傳播主要局限在同時代民族大眾范圍，因此，在社會民族大眾中擁有較廣泛讀者、獲得大眾較多認同，在社會文化中產生較大影響力，是當代文學經典建構的重要內涵。當然，不能簡單以讀者和社會影響力來評判文學經典。有一些優秀作品，因為思想超前或接受距離等原因，不一定能夠得到同時代讀者的廣泛認可，但卻可能產生深遠的社會影響力，成為當代乃至永恒文學經典。也有一些作品，憑借與時代文化的某些契合，在一時間產生大的社會影響力，但內涵價值不高，影響也曇花一現，并不具備當代文學經典的素質。

作家是文學作品的創作者，民族文化密切影響當代文學經典內涵，對作家也提出了相應的要求。

首先是深厚的民族文化素養。深邃文化孕育文學創新，因此，具有深厚的文化積淀，并不斷浸潤和陶冶，是作家創造性激發的重要前提。可以說，一個匱乏良好文化素養的作家，是很難創作出具有深刻思想內涵的偉大文學作品的。素養本身無所謂中外民族之分，它應該是全方位，具有世界性視野的。特別是在文學方面，更應該博采眾長，充分學習和吸收外民族的文學資源，但對于中國當代作家來說，最首要的任務還是提高本民族傳統文化和文學的素養。一方面，正如著名批評家艾略特所說的：“從來沒有任何詩人，或從事任何一門藝術的藝術家，他本人就已具備完整的意義。他的重要性，人們對他的評價，也就是對他和已故詩人和藝術家之間關系的評價。”文學經典的歷史構成一個以民族文化為中心的完整序列，所有文學經典都是其中的一部分，它們既傳承同時又在構造傳統。從文學自身發展來說，一部作品只有置身于民族文學史的深遠背景中才能顯示出意義，一個作家的經典性必然與其文化傳統緊密聯系在一起，關聯著他對民族文化的繼承、發展和創新。并且，受語言、文化等方面的限制，絕大多數作家的文化源頭都是在本民族文化和文學，這也是對他影響最深刻、最能激發他創造力的因素。另一方面，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影響，當代作家在傳統文化素養上的匱乏更為突出。歷史造成的匱乏當然是中外文化兩方面的，但在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潮流影響之下，中國作家普遍全力向西方文學學習，這極大地促進了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作家們的西方文學和文化素養也得到一定彌補。相形之下，中國的民族文化和文學卻始終處在受冷遇和輕視中。其結果是，絕大多數作家都缺乏必要的傳統文化素養，甚至對傳統文化和文學持簡單的否定和拒絕態度。這嚴重影響作家的傳統文化滋養和體認傳統思想文化的能力，其立足于民族文化的創造性也因此受到很大限制。

其次是強烈的現實與人文關懷。一個優秀的作家必須要有深遠的人類關懷，具有高遠的視野。當代文學作家也不例外。但任何關懷都不是空洞，而是要落到具體的生活和人物上。當代文學經典的時代性特點，要求作家具有與時代關聯的積極愿望，具有時代責任感和使命意識。只有關注時代和熱愛時代，并真正關切和深入時代生活，作家才能站得比生活更高，捕捉住生活的潛流，從而準確認識時代，對社會現實和未來作出前瞻性的思考，成為時代的真實記錄者和民族文化的創新者。美國著名詩人惠特曼的話是非常準確而有啟迪意義的：“命里注定做一個偉大詩人的人所面臨的直接考驗就是當代生活。如果他不同本世紀、同強大的海浪溶為一體，如果他不擁抱祖國大地的靈與肉，不懷著無法形容的愛偎依著它們，不吸收它們的美質與惡行；如果他本人不打算去改變當代的現狀，……那時，這個人就混在平凡的人群中間等待著，這時精神上的完善還沒有向他走來。”

現實關懷的一個重要內容是人文關懷，也就是關注現實中的社會大眾，關注他們的生存狀態、精神需求和審美需求，以深切和真誠表達對弱者的同情和悲憫，對強權的譴責和批判，對堅韌和追求精神進行肯定和贊頌。這些關懷將賦予作品以內在的思想價值，也將深化作品的情感力量。這就像艾略特的論述：“經典作品必須在其形式許可范圍內，盡可能地表現代表本民族性格的全部情感。它將盡可能完美地表現這些情感，并且將會具有最為廣泛的吸引力；在它自己的人民中間，它將聽到來自各個階層、各種境況的人們的反響。”在這當中，非常重要的內涵是對大眾的平等和尊重態度，以及發自內心的真誠和熱愛，還有奉獻和犧牲的情懷。當然，關懷并不意味著對民族大眾進行迎合和取媚，它需要有自我立場的堅持，也不排除對大眾的批判和否定。關懷是內在的根本姿態，目的是促進社會的發展，表現的方式則可以多樣。

當代作家中，有一些作家很好地處理與民族文化的關系，他們的優秀作品也呈現出當代文學經典的代表品質。

比如金庸，在民族文化素養和見識方面堪稱突出。正如有學者所說：“金庸不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念有著深刻的認識和獨特的思考，還有高超的文學修養。認識、思考和修養三位一體完美融合，這是經典作品形成的必經之路”，他對儒道文化、琴棋書畫、飲食、武術、審美精神等中國傳統民族文化都有深的造詣。并且，金庸文化視野開闊，能夠多方面融匯中西文化思想和文學方法，對中國傳統文化保持肯定與批判并存的客觀態度。這使金庸的武俠小說能夠超越普通的通俗小說，將深邃的中國傳統文化思想融入生動的故事之中，并呈現出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狀貌特征，其文學語言也能夠兼具傳統文言文的典雅與口語之生動。正如此，金庸的作品客觀上成為民族文化的形象傳播使者，使眾多海內外華人讀者在閱讀中得到心靈的共鳴和情感的慰藉，因此廣受華人讀者歡迎，甚至被譽為“凡是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讀者”。

在現實人文關懷方面，路遙則可為楷模。路遙將自己視作農民的兒子，并將文學與時代的聯系作為自己的重要文學標桿：“大多數作品只有經得住當代人的檢驗，也才有可能經得住歷史的檢驗。那種藐視當代讀者總體智力而宣稱作品只等未來才大發光輝的清高，是很難令人信服的。因此，寫作過程中與當代廣大的讀者群眾保持心靈的息息相通，是我一貫所珍視的。”他在文學創作中投入全部心力和真摯情感，深切關懷底層大眾的生活和命運，贊頌他們在逆境中頑強不屈的生命意志和拼搏精神，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文化精神，是對當代中國社會生活的真實寫照。而且，路遙的創作立場非常堅定。當他潛心創作的《平凡的世界》遭到評論界冷遇的時候，他始終不屈服，堅守自己的時代性創作立場：“當別人用西式餐具吃中國這盤菜的時候，我并不為自己仍然拿筷子吃飯而害臊。”正因為這樣，路遙的《平凡的世界》《人生》等作品深刻地揭示了20世紀末的中國時代精神，特別是對當代青年農民的生存處境和精神欲求有非常準確的表達，他也因此贏得了當代讀者特別是青年大眾的高度認可。

三、民族文化復興與當代文學經典建構

當代文學經典的建構是一項社會性的工作，不是單純文學內部行為。也就是說，社會文化整體上參與著這一建構過程。特別是當前中國社會正在進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使命，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文化復興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內容。當代文學經典承擔著民族文化精神傳承與創新的使命，其建構密切關聯著文化復興的時代使命，也需要在這一高度上進行。

首先，建構當代文學經典需要有自信又開放的文化態度。

民族文化復興，需要對民族文化的強烈自信。建構當代文學經典，同樣需要這份自信心。人類文明以現代性為發展方向，但這并不是說文化應該單一化，而是相反，多元豐富是人類文明的必然特點。正如別林斯基所說：“只有遵循不同的道路，人類才能夠到達共同的目標，只有過各自獨特的生活，每一個民族才能夠對共同的寶庫提出自己的一份貢獻。”多元文化構成世界文化，多彩的個性化文學也造就了豐富多彩的文學百花園。

民族文化自信直接影響當代作家的文學創作。作家只有擁有對民族文化的充分自信，才能真正認識到民族文化的價值，并在濃厚的興趣和熱情下深入地學習和浸潤，同時進行客觀自然地表達，在其作品中建構起民族化的文學個性；也才能激發起對民族歷史和現實大眾的熱愛，熱情地投入對生活的改造、建設之中，并將自己的文學情懷與對現實大眾的關懷結合起來。相反，如果作家缺乏內心的充分尊重和自信，就不可能真正深入其中，在對其洞察、辨析、借鑒和發展的基礎上，形成獨立的思想文化特征，而是容易陷入其他人的思想窠臼，將自己的文學淪為他人觀念的附庸乃至傳聲筒。這顯然創作不出當代文學經典作品。

中華民族文化的自信不是盲目的，而是有充分基礎的。雖然不能說完美，但它確實構成與西方哲學的較大反差，具有強烈的獨立性和互補性，對人類文明發展具有重要的啟迪性意義。就現實而論，進入現代社會以來，西方文化給人類文明帶來了快速發展，其價值顯而易見。但它過于單一的發展性思維也帶來了許多危機，給人類命運蒙上了陰影。當前人類社會面臨許多困境，如無節制的發展主義和消費文化帶來的人類精神危機和生態危機問題，引起人們的深刻反思。正如日本學者池田大作所說：“一般而言，西洋思想強調革命、變化，有強烈的無秩序傾向；相反，以儒家為中心的中國的思想，卻有著較強的順從宇宙秩序的傾向……必須將維持穩定秩序作為優點來繼承。我想這里所積蓄的中國文明是重要的人類遺產。”在這種情況下，其迥異于西方文化卻并不滯后和保守的形象，充分展示了對西方單向度發展主義的針砭和警醒。事實上，不少西方后現代主義思想，在思考人類社會如何走出困境、保持更健康安全的發展時，都表示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充分推崇。

當然，需要特別強調，自信絕不是自滿，而是以充分的開放性和包容性為前提。只有站在世界文化視野的高度上，才能認識本民族文化的價值，看到其不足，在與其他民族的交流和碰撞中，不斷吸收新的因素，對原有內涵進行揚棄性的批判和改造，并在不斷的重構中更新和發展。所以，文化自信應該建立在與其他文化平等友好相處、相互尊重和學習的基礎上。文化和文學都需要有開闊的胸襟和寬闊的視野，對外來文化和文學要虛心學習、借鑒和汲取。將它們融入中國現實和文化中，形成具有活力的有機整體，是當代文學經典建構的重要前提。如費孝通所說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強調中國文化和文學的個性特色，并不是要代替或遮蔽其他，目的是讓人類文化和文學世界更為豐富多彩。

從歷史看，中華文化一直以善于學習和豐富包容見長。事實上，正是這種開放性和包容性，使中華文化具備了充分現代轉化的基礎，構成了民族文化復興的重要前提。當代文學經典建構同樣需要這種以內在自信為基礎的開放態度。如孫紹振所說：“要拿出民族文化主體的自信、自尊，把中國古典詩歌生命的基因結合歐美現代詩歌的新的元素，自覺啟動詩歌領域中西轉基因的偉大工程”，充分的民族個性，多元的視野和方法，是當代文學經典建構的重要內容。

其次，建構當代文學經典需要有創造性的主體建設。

文化復興的基本內涵，一是現實性。也就是以激活傳統的方式，有效解決社會現實問題，促進社會文化和經濟等方面的健康發展；二是世界性。就是能對人類文明發展有獨特貢獻，能夠彌補或糾偏當前世界文化的不足，幫助人類更好地針砭現實和面向未來。要做到這兩點，就需要有充分的創新性和主體性。創新性就是不因循守舊，它需要開放的態度對待外來文化，也需要對民族傳統文化進行繼承和發展。讓民族文化中具有生命力和創造性的精華因素，在與外在文化的相互刺激中進行新的創造。主體性就是以自己的個體環境和獨特經驗為基礎，進行獨立的思考，形成自己的話語，作出自己的探索和總結。當代中國所走的道路具有與自己傳統和現實密切聯系的個性特點，與西方國家發展模式存在很大不同。對此，中國文學和文化都要進行充分的思考和深入的闡釋，為世界文化發展提供自己的獨特經驗，也為世界文學展現自己的創造性面貌。這種將現實針對性和世界普適性高度統一的文化和文學，自然會贏得世界范圍的認可和接受，也就實現了民族文化的真正復興。

當代文學經典建構也是如此。具體說，它的創新和主體建構要求主要表現在這樣兩個方面。一是“中國文學”的形象建構。就是要具有創造性的個性，在世界文學格局中構建起“中國文學”的鮮明形象。一個作家要顯示出較高價值，必須要具有自己的獨特創造性，在思想或風格上與眾不同。同樣，一個民族也是這樣，只有在它表現出了認識世界方式或表現世界審美特征上的鮮明個性，才能贏得世界文學的充分尊重，呈現出獨特的創造性價值。無論是從歷史還是現實看，所有的成熟的民族文學都具有自己的鮮明特色，中國古代文學就是如此。中國當代文學如果能夠形成自己的獨特性和原創性特點，呈現出鮮明的面貌特征，為世界文學奉獻出一個獨特的“中國文學”形象，將極大地提升中國文學的地位和影響力，重現中國傳統文學的輝煌。

二是建立融入民族文化內涵、又具有廣泛普適性的文學評價標準。文學評價標準是時代文學作品的重要引導，決定著文學發展的潮流和方向，更是當代文學經典建構最重要的基礎。所以，確立恰當的文學評價標準，對當代文學經典建構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文學評判標準具有一定的普適性，也就是在各民族文學之間，存在一些共同的評價標準，但并非所有評價標準都是一致的。事實上，由于文化傳統、語言差異等多方面的影響，文學評價標準的民族性差異非常普遍地存在。簡單地說，一些反映民族精神、具有較強民族個性氣息的作品，在民族文化和文學中具有很高的價值和地位，卻可能不為外民族文學所認可。甚至說，那些深刻傳達民族文化特點的作品，外民族讀者理解和接受更具難度，認可度反而會比較低。所謂南橘北枳，任何文學評價標準都是由具體的文化所造就，在另一種文化背景下，它們的適應度和價值意義都會受到嚴重影響。如果不充分考慮這種差異性和適應性，必然會導致評價上的誤差。所以，我們在確立文學評價標準時，既應該遵循一些基礎和共同的內涵，也應該具有一定的主體意識，結合中國文化和文學的具體語境，融入中國本土文化的因素。

這其中有許多問題需要討論和辨析，無法一一展開，只是略舉一例。各民族文學（特別是比較成熟的民族文學）都是在不同歷史文化語境中發展的，它們之間有很多概念內涵都存在差異，對問題的理解和判斷也都帶有各自的文化特征。這時候，最需要的是求同存異，既努力尋求二者之間的相同點，又要保持其民族個性。比如在現代文學評價標準中非常重要的內涵之一人道主義就是如此。有些人認為人道主義完全是外來的西方文化概念，為中國民族文化所匱乏。其實并不如此。中國文化傳統中也有以“仁”為中心的人文精神，孔子“仁者愛人”和儒家“民本”思想都是其集中體現，只是中國傳統人文精神與孝悌、友信等“禮”的思想結合得很緊密，與西方人道主義思想內涵有所差異而已。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既要承認人道主義在文學評價標準中的重要性，但又不應該完全依照西方文化的內涵，而是要融入中國文化的內涵特征，在這一前提上對文學作品進行衡量和要求。以孫犁作品的評價為例。孫犁的抗戰文學充盈著人文關懷精神，但他對戰爭的理解卻不同于西方作家只是純粹的“反戰”原則，而是既揭示非正義戰爭對人的傷害，又充分肯定家國情懷思想，在此基礎上對保家衛國的戰爭英雄進行贊美和歌頌——也就是說，孫犁的文學創作也反戰，但其方式卻與西方文化傳統不同。孫犁的這一思想是典型中國傳統文化的產物，其源頭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的“以戰止戰”觀念。如果我們局限于純粹西方文化角度來理解人道主義，那么孫犁的戰爭書寫似乎存在較多不足，但如果能夠以更開放的態度、結合中國傳統文化內涵來理解，就能對孫犁的創作作出更準確也更高的評價。后一種方式無疑更恰當。

最后，從文化復興的高度來要求和建構當代文學經典。

當代文學經典建構對民族文化復興有著重要意義，也需要從這一高度來認識。首先是要對當代文學經典建構給予足夠的重視。在當前文化建設中，當代文學經典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當前中國科技媒體發達，以物質為中心的大眾文化盛行，對主流精英文化構成了較大挑戰。這是時代發展的結果，也有益于社會文化。我們應該尋求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和諧與平衡，而不是簡單的對立。由于當代文學經典具有與現實關系密切的“當代性”特點，相較一般文學經典而言，它具有更多的雅俗共賞特點，可以作為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溝通橋梁，更好地促進文化健康發展；同時，當代文學經典既承擔傳承民族傳統文化的使命，又對其進行創新性發展，它也可以協調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之間的聯系，在時代文化轉型中有所作為。在這個意義上說，當代文學經典建構對民族文化復興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非常有必要強化對它的建構工作，引導大眾閱讀當代文學經典，讓其更充分地發揮社會影響力。

同時，還需要建構良好的文學經典生長環境，其中尤為重要的是文學批評生態。任何作家作品都是具體時代文化的產物，在當代文學經典的建構過程中，批評家、文學機構、文學史、讀者等多方面的共同參與，都與時代文化氛圍和文學觀念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因此，建構當代文學經典，需要全社會的積極認可和參與，讓文學作品在良好的文學生態中成長和發展。具體說就是在堅持文學當代性為中心的基礎上，保持客觀公正的建構立場，這對于在文學經典建構中具有關鍵作用的文學批評和文學管理來說尤為重要，倡導開放、多元又積極向上的批評氛圍，讓當代文學經典健康順利地建構，承擔起民族文化復興的歷史使命。

當代文學經典是時代文學的范本，能夠對整個當代文學產生重要的示范和啟迪作用，推動當代文學的發展。所以，確立當代文學的經典品格、建構優秀的當代文學經典作品至關重要。只有如此，當代文學經典才能承擔其民族文化傳承和創新的時代責任，當代文學界才能推舉出全面深刻呈現中華民族個性的偉大作家作品，中國當代文學也才能夠真正卓立于世界文學舞臺，再現中國傳統文學曾經擁有過的燦爛和輝煌，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榮偉業貢獻力量。

（賀仲明，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