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抬頭》創作談:不得不說的“秘密”
壬寅年正月初七深夜,身患肝癌的家父顱內出血。他在病床上昏迷了半個多月,專家們均給老人判了“死刑”。
老家有個習俗,如果想放棄治療,母親和我說了不算,得父親的兄弟姊妹發話。忘了是哪天上午,三姑勸我別再花冤枉錢,說那就是他的命。有位專家也講過類似的話,讓我別為了圖個心理安慰,最終落得人財兩空。
那段時間我日夜煎熬,渴望能夠出現奇跡。我從不相信命運,但蹊蹺的事兒發生了。
責編宋辰辰老師寄來《龍抬頭》的書稿大樣,讓我進行最后一次修改。身心俱憊的我第一反應是,不出版這部作品了。巧的是,那天晌午家父蘇醒了。此前ICU的主治醫師曾經告訴我,家父的求生欲望很強,有很大的希望。那會兒我暗自罵娘,心想騙鬼去吧,救活老人靠的是現代醫學,并非他本人的意志,況且當時家父只有手指能動。
次日上午,家父基本恢復了意識。脖頸上插著管子,他無法開口說話,見到我后,在煙盒背面歪歪扭扭地寫下:“父母對不起你,讓你操心,把家譜……”后面的字我看不清楚,只能猜測他的意圖。
老人有若干執念,其中包括續修家譜。
坦白地講,最初我鼓勵家父整理家譜,僅是怕他難以適應退休后的生活。實際上,他已經為之努力了幾十年,尤其是上了年紀之后,總是絮絮叨叨地細數家族歷史,告知我祖父的兩位兄長在抗戰中為國捐軀。
早年間的我并不以為然,但許是他長年累月的“洗腦”起了作用,在構思《龍抬頭》的情節走向時,他講述的那些故事猝不及防地從腦海里蹦出來,像個惡作劇的頑童似的賴著不走。
沒錯,老家有個約定俗成的“規矩”,碰見搗蛋的孩子,大人們會義正言辭地發出警告,說再混賬就讓警察抓走。可想而知,在懵懂無知的少年心中,人民警察一度是可怖的。而家父從未借此嚇唬我,稍大以后我才曉得,他始終很崇拜軍人、警察之類的職業。他盼望著像祖輩一樣馳騁沙場,可惜家父身高僅有一米六幾,不夠參軍入伍的條件,便蠻橫地把我送到部隊。軍裝一穿就是20多年,乃至轉業后從事多年公安文化組織工作,皆因他的這一執念。
家父退居二線后,受邀到交警隊幫助工作,說好了只幫人家修改公文材料,他卻非要跟著出警,還干得挺帶勁兒,有點樂不思蜀的意味。那期間他熱衷于給親朋好友普及交通法規,還時不時地提醒我莫忘家史,并對我使了激將法,嘲諷我只會閉門造車,連身邊的事情都看不到。我不屑與他爭論,老人對此耿耿于懷,到后來居然上綱上線,稱我不配當作家,令我把家族歷史寫進作品,擺出的理由是“紅色基因代代相傳”。
我委屈至極。實事求是地說,這么多年下來,我會抓住一切機會在基層搜集素材,每創作一部作品都要提前做大量功課,有的光積累素材就得耗費七八年光景。我固執地認為家父不懂文學,沒資格對我的創作品頭論足。
必須承認,長久以來我刻意回避作品里帶有個人痕跡。道理很簡單,我怕讀者誤以為那都是本人的經歷。冠冕堂皇的說法是,我不能在創作時過于“小我”。
某一剎那,我猛然發覺家父才是真正的高手。把熟知的家族史揉進作品,與“小我”“大我”并不矛盾,我先前的做法反而有些幼稚,用恍然大悟、茅塞頓開來形容當時的心境毫不為過。《龍抬頭》是向建黨百年致敬的作品,要知道人民公安的歷史統共不足百年,那些不為人知的家史恰好能反映主人公的黨性傳承。
幸虧有家父之前不厭其煩的講述,老一代革命先驅的奉獻精神激起了我的創作欲望。我興奮地在電腦上敲下“于銘忍”三個字,因為家父的名字叫初銘忍。
困難接踵而至,是重點著墨新中國成立之初公安部隊打擊敵特分子,還是更多關注當下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熱點?前者通常讓人想到云譎波詭的諜戰片,似乎更能得到受眾的青睞;后者雖然時尚,卻設置了很多“陷阱”。征求了不同年齡段讀者的意見后,我終究選擇了后者,可謂冒險之舉。打個最簡單的比方,真正發生了大案要案,很可能刑警還未出動,派出所民警便將犯罪嫌疑人繩之以法,滿大街的攝像頭畢竟不是聾子的耳朵。這是社會進步帶來的便利,可惜在辦案技術手段愈加先進的今天,創作者很難制造懸疑推理。對,總不能讓案件發生時區域性停電,這般設置讀者必然不會買賬。為了讓案情的發展和辦案的過程經得起推敲,我仿佛在跟自己較勁,非要讓不可能的事情變為現實。這是個既苦惱又快樂的過程,的確傷神費腦。
接下來則是找到合適的切口。我以警校實習生于禧淼的視角構架故事,說一千道一萬,千禧年出生的主角才能有更好的代入感。他是親歷者、講述者,更是時代發展的見證者。我嘗試著用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互換的敘述方式,為這個人物搭建了無限可能。
非常幸運,《龍抬頭》入選了中國作協慶祝建黨100周年主題創作改稿培訓班。負責審讀該作的付如初老師極其寬容,她提了許多修改意見,末了鼓勵我說,作為16部作品中唯一的公安題材作品,小說巧妙地通過主人公將四代人串了起來,較好刻畫了我黨優良作風的傳承。
短暫的興奮之后是反思,我試圖讓主題得到進一步升華。我反反復復修改,終是未能找到合適的表達方式,那是焦慮而惶恐的階段。好在最初構思時下了些工夫,我用二十四節氣或傳統節日分章節,增強了虛構故事的真實性和時效性。是的,大寒那天是2021年1月20日,首個中國人民警察節剛過不久,我將時下發生的案子與陳年積案糅在了一起,把所有故事濃縮到不足兩個月的時間里,在農歷二月初二那天來了個大結局。
思來想去,我推翻了以家父為原型的主人公人設,將之安排為陰差陽錯被開除黨籍的老公安。農歷二月二擁有美好的寓意,在這一天我讓祖孫二人同時申請加入黨組織。但我仍舊惴惴不安,生怕讀者朋友認為那是刻意而為之,此后依舊在思考如何修改結尾。
感謝上蒼,在我修改書稿的過程中,家父脫離了生命危險,順利出院了。他在祖屋里翻出烈士證,像是交代后事一般,強打精神再次給我講述家族歷史,話里話外透著一層意思,希望我能把老一輩的犧牲寫進作品里。他隨后催我回北京,說要看我新出版的小說。我遵從了他的意愿,卻始終沒告訴他,《龍抬頭》里有他乃至祖輩人的影子。我甚至想,家父能夠轉危為安,或許正是因了這一執念。信念的力量無邊無際,讓他與病魔頑強地抗爭著,家父如今竟然能侍弄菜園。我心里清楚,他在等待新書出版發行。我渴盼他以及全天下的父母都長命百歲,也慶幸用“于銘忍”這個人物拉長了他和那代人的“生命”。
如果上述經歷稱得上“秘密”的話,下面所講的“秘密”,則是專門征求了當事人的意見。
出于工作需要,前些年我寫了若干短篇幅的紀實文學,有的被改成試題,收入部分省份的高考模擬語文卷里。我曾為此沾沾自喜,認為有了這種強化記憶,考生們至少會對特殊職業有所了解乃至心生敬仰。
事與愿違。戰友的兒子小羅迷戀古典文學,對宋詞和《紅樓夢》更是愛不釋手,知曉我平常創作小說,偶爾也會在微信上與我互動。我通常是以長者身份教育他多讀書、讀好書,并不知道戰友當年也時常拿警察嚇唬小家伙。小羅備戰高考期間碰到了我的文章,緊跟著發信息抱怨那些題目叫人心煩意亂,進而質問我能否把題目答對,能否寫出像四大名著那樣的經典小說。他的話發人深思,不痛不癢的作品往往會誤人子弟,起碼要讓讀者在文字中捕捉到某種聲音。事實上,身為寫作者,我所能做的也只有這些。
我大膽承認自己沒那個能力,對古典文學僅是略知皮毛。小羅給我發來幾個“笑臉”表情,讓我把《龍抬頭》書稿發給他。會不會耽誤孩子的復習?我舉棋不定。戰友說給他吧,權當是緩解小家伙的學習壓力了。
過了好些時日,小羅冷不丁從微信上發來語音,言稱將來可能會報考公安院校。我問為什么,他說受了《龍抬頭》的影響,假如有機會入警,一定要當個好警察,也要像小說里的于禧淼那樣神采奕奕地抬起頭,讓人們知道,用警察嚇唬孩子的統統都是鬼話。
我感慨萬千,心想小家伙情商夠高。不管他的話是真是假,倘若自己書寫的作品能夠讓讀者有所觸動,或許就是此生最大的榮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