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自2022年底問世以來，ChatGPT引起的討論便不絕如縷，不同學科、不同立場的專家學者紛紛加入這一話題。越來越多的贊美或擔憂的背后，固然是對其“美好前途”或“不確定性”的推演，但紛繁蕪雜的話語似乎也逐漸遮蔽了這些探討的本質。那么，當我們或激情萬丈或惶惶不安地談論ChatGPT時，我們在談論什么？換言之，我們借ChatGPT的現象思索焦慮的是什么？

從相當一部分文學從業者——作家、評論家乃至研究者——的視角出發，ChatGPT的誕生無疑是一個極富沖擊力的現象級謎題。一個人工智能，竟然能夠（部分地）取代人類仰為“存在價值”的重要職能；或許更加不巧的，如果從前的AlphaGo只是一個圍棋軟件，而ChatGPT在和外部世界進行交互的過程之中，所使用的溝通工具或輸出模式中最核心的部分，恰恰是人類代行的“陡斯（Deus）之職”——文本。對于文學從業者而言，ChatGPT的這一“僭越”無異為對人類的詰問：既然ChatGPT同樣圍繞特定的對象、關注特定的話題，模擬人的思維、借助人的口吻，終而輸出文本以和世界相通，那么賽博時代的文學將何以建構（或重新主張）自身的特殊性？

部分作者觀之，以言語、修辭為基礎的文學性大概是首選的庇護所。然而，即便目前ChatGPT尚未具備創作優美語言的能力——相較于人類，AI模型似乎較少沉迷于典雅的辭藻、美妙的比喻或工整的對偶，但首要的問題是，樣本的缺乏只是“不為”而非“不能”。ChatGPT的技術核心是語言模型，如果將具體的文學技法視為文學性的根源，人工智能的運算能力將會極快地攻克其看似堅不可摧的要塞或堡壘。2017年，人工智能小冰“自主創作”的《陽光失了玻璃窗》正式出版，甫一面世便立即引起了文壇的轟動乃至震動。微軟的設計師自豪地宣稱，小冰對20世紀20年代以降的519位詩人進行了10000次以上的迭代學習，這一任務，普通人類需要花費一個世紀。如果文學性只是文學技法，AI模型的學習能力又豈是正常人能夠企及？

那么，是否存在一種“真正的文學性”，足以使身處人工智能威壓之下的文學從業者重審自我？海德格爾對詩性語言的論述或許能帶給我們一些啟示。他曾指出，“詩從來不是把語言當成一種現成的材料來接受，相反，詩本身才使語言成為可能”。這一論說令人聯想到王安憶和余華的對談，面對ChatGPT的挑戰，王安憶顯得十分自信，稱“寫作本身是充滿樂趣的，就這個過程它不能替代我。另外，我也懷疑人工智能不能做到，因為生活是不按常理出牌的”。很顯然，王安憶對“充滿樂趣”又“超越常理”的生活之追尋并非指向雜多（mannigfaltig）的顯相（Erscheinung），自然也不是對字句簡單的排列組合。真正的文學文本背后，隱現著一個個鮮活、微妙且獨一的心靈空間，也即“主體性”。正如王安憶所言的因“不按常理出牌”而無法被替代的生活一般，作家擁有獨一的生活體驗或主體經驗，這一經驗/體驗又通過創作轉化為鮮活而獨一的語言。抑或如海德格爾設想的，沉思于“此在”（Dasein）的斷片中，用詩人的語言描摹這一斷片中的所見，及至那搏動于“此在”中的、不斷向未來延伸的存在之沖動。主體經驗與“此在”的沉思使文本產生了夢幻般的變形。面對人工智能的危機或挑戰，這種“主體性”為文學筑起了最堅實的堡壘。

當今文壇，似乎已有部分文學從業者發現了這一文學堡壘的存在。小冰引起的眾多交雜的聲音之中，評論家何平的評論一語中的地揭示了其作品之缺失。他認為，小冰詩歌的文學性并非是小冰創作出來的，而是闡釋者闡釋出來的。除了文本層面的某些“非文學”特性，何平還揭開了人工智能寫作中的另一種關鍵缺失：小冰主觀上并不具備創作的意圖，甚至客觀上也不具備必要的生命體驗。換言之，小冰雖則受到了遠超常人的文字訓練，但這些經驗卻是他人的生命、他人的字句，不等于內化的生命體驗，更不導向“主體性”。作為作家，最重要的質素并不是對語法和修辭的熟稔，而是對生命的超凡體驗。這不是通過專業學習就能一舉獲得的，小冰的萬次迭代也不例外。

正如評論家謝有順所指出的，真實的文學乃是“主觀、客觀和形式的三維結構”。無論是閱讀前的期待、閱讀中的過程還是閱讀后的體悟，作用于讀者的決不僅是字句、意象、意蘊等文本維度。這一文本理應來自一個具備豐富生活的鮮活的人類主體。喬納森·卡勒敏銳地指出，以“優美語言”為代表的修辭并非文學所獨有，在廣告或日用品中早已屢見不鮮。大抵是出于這一原因，他以一種幽默和無奈并存的口吻，將文學指認為某種“像雜草一樣”的事物。

然而在我們的時代，身處最大危機之中的恰恰是主體經驗的豐富性與獨特性。西奧多·阿多諾如是說：“快樂也是一種逃避，但并非如人們認為的那樣，是對殘酷現實的逃避，而是要逃避最后一絲反抗觀念。”換言之，“娛樂所承諾的自由，不過是擺脫了思想和否定作用的自由”。20世紀30、40年代，這位法蘭克福學派的關鍵人物一語道破了“娛樂至死、消費至死”的“文化工業”內部所蘊含的關鍵癥候。作為同一模式制造的自動化機制，它提供且僅提供低級的官能刺激，以貧瘠的快適假象填充接受者的內心。更為致命的是，過量的滿足無疑也延阻了反思性的思維道路，使受眾失去了思想的豐富性和獨特性。當今許多“作家”不再將真實豐滿的生活體驗帶入創作，取而代之的則是“霸總”“贅婿”“戰神”一類程式化的“套路”之作。讀者的接受行為也因此被簡化，不再因同類的生命歷程而產生共鳴，也不再咀嚼和升華世間的體驗，更遑論依循海德格爾的未竟之功，化身為迫切追問現世存在的“終有一死者”（die Sterblichen）。上述這些被戲稱為“電子榨菜”的“文學”，無論其如何流行、如何被“經典化”并冠冕堂皇曰“喜聞樂見”，也只能淪為從業者和文學辛迪加之間心照不宣的一場合謀。

與主體經驗同時變得匱乏的又何止是文學？縱觀談論ChatGPT的話語，許多調侃的語氣之下，反映的卻是相近的焦慮。在談論者看來，ChatGPT完全能夠覆蓋他們所從事的工作，甚至不少方面還能做得更好。福柯所揭示的生產勞動似乎進入了新的形態，人類被最大化地納入機械生產，相應地，勞動被切分為無數個機械重復的部分。即便是勞作之余，人們的生命體驗也遭遇著多方位的傾軋。網絡上，我們早已熟悉了這樣的聲音：工作空隙越來越少，擠壓了體驗藝術或自然的時間與精力，也無怪生命體驗日漸萎縮。如果娛樂式、快餐式的文學就能滿足讀者的休閑需求甚至幻想空間，又何來體驗之說？

所以，帶來文學危機的并不是ChatGPT。在ChatGPT誕生以前，文學的危機業已端倪初現。正如《收獲》創刊65周年慶典上，余華和莫言對談時所說的，文學永遠無法高于現實，因為現實的世界遠比文學寬廣、豐富，文學只是擷取現實的部分而已。換言之，隨著當代生活日益坍縮為“生存”，豐富、豐滿的人生歷程坍縮為窄小工位的重復勞作，熱烈真摯的人類情緒坍縮為麻木不仁的生存掙扎，文學也終將坍縮為程式化的“套路”。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ChatGPT帶來了當代文學乃至當代文化的主體性危機，不如說其破天荒的橫空出世只是揭露或戳穿了這一危機。一旦失去“主體性”，失去獨立的思維、豐滿的經歷、充沛的情感，一切人類主體都不無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危險。

（作者系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珠海]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