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楊輝，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著有《“大文學史”視域下的賈平凹研究》《陳彥論》等。曾獲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優(yōu)秀成果獎、《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優(yōu)秀論文獎。兼任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理事、中國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理事、中國小說學會理事。

內(nèi)心始終有用世之心

周明全（以下簡稱周）：你2016年入選第五屆客座研究員，后來你曾說，客座研究員的經(jīng)歷對你而言，可以說是學術生涯最為重要的節(jié)點——“既是我由文論的研習轉向當代文學評論的重要節(jié)點，也為我打開了此后數(shù)年研究的基本問題論域。當然，也差不多決定了我從事文學批評的方向——既努力接續(xù)‘傳統(tǒng)’，也密切關注重要的時代和現(xiàn)實命題。”年輕一代批評家的出道，得益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的研究員培養(yǎng)機制，以及如《南方文壇》“今日批評家”等刊物對青年批評家的大力扶持。你個人是如何看待外部推力對年輕一代批評家成長的助推作用的？或者進一步說，你認為什么樣的路徑才是年輕批評家成長的有效路徑？

楊輝（以下簡稱楊）：如果未來某一天我有足夠的自信回顧自己的批評道路，2016年入選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客座研究員必定是無法回避的重要節(jié)點。它之于我個人精神和生活轉折的意義，或許我目前仍未必能夠全然領會。記得在一年后的離館發(fā)言中，我表達過這樣的意思：“為期一年的客座研究員經(jīng)歷使我有可能和優(yōu)秀的‘同代人’在最廣闊的平臺上介入正在發(fā)生的文學史現(xiàn)場，經(jīng)由互相切磋、相互砥礪，得以深入領會一種有意義的文學生活和令人神往的批評狀態(tài)的真實意謂。這種批評關涉?zhèn)€人的喜怒哀樂、興衰際遇，關涉悠遠的文學和精神傳統(tǒng)，最根本的，也關涉我們身處其中的復雜多元的生活世界。我們或許無力創(chuàng)造歷史，但我們的種種努力，也有可能成為未來歷史敘述的組成部分。”入選客座前那兩年，正是我苦苦尋覓適合自己的道路而不得的彷徨期。先做西方文論，后又做道家、道教研究，還寫過一段時間小說，但似乎都不能讓我有精神安妥的感覺。所以那一段時間左沖右突，不斷嘗試，直到因偶然機緣開始做當代文學研究，身心頓時因之安穩(wěn)。就表面而言，似乎自己內(nèi)在的準備比較重要，但我深知，外在機緣的推動和成就更為緊要。缺少這個推動力，人生道路定然不同，也得失難料。至于《南方文壇》“今日批評家”之于青年批評家的重要意義，更無需多論。你我都受惠于此，回想起來想必也都心懷感恩。

確定做當代文學以后，我比較集中地關注過優(yōu)秀同行們的工作，也對他們的“成長的路徑”格外留意。但相較于大多數(shù)人，我的成長道路可謂是“例外狀態(tài)”，是典型的“遲到者”。好在有那么多優(yōu)秀的同行可以參照學習，自己不至于離“隊伍”太遠。因此我想，因個人的準備、外部的機緣等因素的影響，每個人的成長路徑必然存在著差別。只要能夠成長起來，任何路徑都是有意義的，同時也是“合理”的。

周：我們都應該永遠心懷感恩啊。在《“大文學史”視域下的賈平凹研究》一書的“后記”中，你談到自己的博士后導師吳義勤教授。能談談吳老師對你學術上的影響嗎？

楊：導師對學生的影響，很多時候是全方位的，既有言傳，也有身教，甚至后者更為緊要，更能對學生的觀念、人格產(chǎn)生更大、更為深遠的影響。吳老師多年來關注的重要學術議題，比如說當代文學的“經(jīng)典化”，批評的“及物”，等等，都對我有著很大的影響。另外，吳老師也特別看重文本細讀的功夫，他說，一部新作出來之后，能否寫出一兩萬字的扎實、細密的評論文章，是考校批評功力的重要尺度。這些觀點對我都有著比較大的影響。還有，吳老師處理繁雜事務時的舉重若輕、游刃有余，更是讓我羨慕不已。自己要出來做些事情的時候，才更體會出這種能力的難得，但只怕我無論怎樣努力，也學不到吳老師十之一二。還需要提及的是，我從和師門中很多優(yōu)秀的師兄師姐的交流中學到很多。這應該說也是吳老師影響的重要一種，也是“師門”這樣的小的“學術共同體”的價值所在。

周：你在陜西師范大學已經(jīng)是非常年輕的教授、博導了，相對那些剛入職的“青椒”，屬于成功人士了。為何愿意放棄這一切去作協(xié)辦刊物？據(jù)我所知，作協(xié)的待遇遠遠低于高校，個人成長空間也不大。另外，下一步，如果從學校到了刊物，可能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你的研究，你將如何規(guī)劃自己的研究方向？

楊：很高興兄能問到這個問題，讓我有機會袒露心跡，也順便回應一下關心我的朋友們的同樣的疑問。在做選擇的過程中，確實比較糾結。倒不是出于現(xiàn)實利益的考量——那樣倒比較簡單，幾乎是一目了然，無需反復思慮，而是我對自己未來規(guī)劃的內(nèi)在的“猶疑”。我應該不是一個特別喜歡場面上熱鬧的人，但一個喜歡安靜的人似乎又不適合做這樣一份工作。之所以最后做出了選擇，細想起來，可能在我內(nèi)心深處，始終都存在著一種類乎儒家知識人的用世之心。即不把學術僅僅視作個人的進身之階，視作謀求自身種種現(xiàn)實利益的手段，而是還有著由“內(nèi)圣”而至于“外王”的理想，希望在最大的意義上，能夠讓所學所思所想作用于外部世界。如是，單純的書齋生活便十分有限。努力走出書齋，走向更為廣闊的世界，可能是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選擇。在這個過程中，個人的一些小小的出于實際利益考量的得失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為了一種“理想”，某種意義和某種程度上的“犧牲”可能也是必要的。聊以自慰的是，既然無所逃于天地間，那就努力切近“入游其樊而無感其名”的境界吧。

至于第二個問題，我明白兄的意思。從“學院”到“作協(xié)”，的確不是簡單的工作崗位的變化，這里面必然包含著更為復雜的問題。如兄所知，近十年來，我在一般所謂的“學術研究”上傾注的心力，的確要多于對新的作品和文學現(xiàn)象“評論”的用心。而且多年來累積的學術思考，至今寫出的，不過十之一二，放棄委實可惜。雖然有很多前輩和同代人在這兩個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但這兩者之間的分野的確也是歷史性的，是有著不易彌合的“裂隙”的。極有意味的是，身在學院，既做文學史研究，同時也寫得一手好文章的學者（評論家）為數(shù)不少，但相反的例證卻著實難尋（當然二者之間絕無高下之分，只是方式和路徑的差別）。問題的癥結究竟何在，我也并無定見。但一個十分迫切也現(xiàn)實的問題的確擺在那里：一旦進入作協(xié)，究竟還能不能繼續(xù)“學術研究”？如果不能又當如何？對于這個問題，我目前尚無能力“規(guī)劃”，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或者說見招拆招吧。

周：兄所言的“用世之心”，我能理解，同時也讓我感動。雖然現(xiàn)在還正在辦理手續(xù)，沒有正式入職，但對刊物應該有了自己的思考吧。下一步，對刊物有哪些打算？

楊：首先我要說的是，非常榮幸能夠有機會參與擁有近四十年辦刊經(jīng)驗的評論刊物的編輯工作，接手工作之后，確實誠惶誠恐，常有臨深履薄之感，生怕力有未逮，這一段時間便反復思量，多少也有些想法。《小說評論》創(chuàng)刊于1985年，多年間雖有因應時代語境的變化，但已經(jīng)形成了自己的“傳統(tǒng)”。對后來者而言，很好地繼承和發(fā)揚這個傳統(tǒng)，已經(jīng)很不容易，遑論“創(chuàng)新”。但畢竟每一代人都有需要面對的不同的時代語境和屬于自己的命題，而直面新的問題，便需要與時俱進地進行觀念調(diào)適。時至今日，如何在深度感應時代總體性觀念之變的基礎上重新思考一些宏大的、基礎性的命題，將是刊物下一步的著力點。比如說，如何在新的時代語境中重思小說觀念的古今中西問題，或者換句話說，如何融貫古今，會通中西，建設新的時代的小說觀。當然，以此為基礎，如何在促進中國古典小說概念、范疇、術語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的基礎上完成小說理論話語的新的創(chuàng)造，也是比較重要的問題。由此自然延伸出文學史觀念的轉換問題，亦即如何建設深具時代意義的，更具包容性和概括力的文學史觀，有效處理文學和文化的“古今中西”問題，打開賡續(xù)傳統(tǒng)、扎根現(xiàn)實，也面向未來的新的文學史視野，應該說是具有重要現(xiàn)實意義和時代緊迫性的宏大議題。刊物愿意為之努力，也希望得到學術界和評論界的支持。

周：希望《小說評論》在兄的主政下，大放光彩。第十屆客座研究員聘任前夕，中國作家網(wǎng)請你“對即將履新的同仁說點什么”時，你給出了八個字“多元感通，精進不已”，在具體的閱讀、研究中，你認為要如何做才能真正做到“多元感通，精進不已”？

楊：“多元感通，精進不已”這八個字，首先是對自己的勉勵和提醒。明眼人一望便知，這話有著極為鮮明的儒家觀念色彩。如果有心“寄身于文學”，以學術（文學）為志業(yè)，這八個字所持存開顯的觀念便十分緊要。個人所面對的獨特的生命情境，以及由此情境所感發(fā)的種種思慮，如何轉化為新的學術議題，是學術生命能否持久的重要一維。不僅如此，學術議題的拓展和自我生命經(jīng)驗的交互成就，方能打開更具意味的“學術”和“生命”空間。還如儒家對“傳統(tǒng)”的賡續(xù)與創(chuàng)化的典型觀念“因革損益”四字所示：作為命定的“歷史中間物”，個人對其所處的歷史、現(xiàn)實和學術思想語境的深度感應，對具體的生命情境和生命經(jīng)驗的感發(fā)，乃是新的，具有扎根于自身所處的時代特征的議題生產(chǎn)的先決條件。無此則無“新變”，自然難于“代雄”。“多元感通，精進不已”因之不僅是學術態(tài)度，更是一種生命態(tài)度，一種始終向廣闊生活世界、精神的多樣可能敞開的生活態(tài)度。

周：你認為，這十年來，在學術上，你有哪些新的突破和變化？

楊：我也常做自省的工夫，自省己過，自省自己一些觀念的“來路”和可能的“去處”。2023年是我轉事當代文學研究及批評的第十個年頭。因自知天資魯鈍，起點也比較低，這十年間，我多少還是下了一番功夫。記得多年前讀沈從文，見他在返鄉(xiāng)的小船上校《月下小景》時說：“細細的看，方知道原來我文章寫得那么細。這些文章有些方面真是旁人不容易寫到的。我真為我自己的能力著了驚。但倘若這認識并非過分的驕傲，我將說這能力并非什么天才，卻是耐心。我把它寫得比別人認真，因此也就比別人好些的。我輕視天才，卻愿意人明白我在寫作方面是個如何用功的人。”這段話好些年前讀過之后，就一直縈繞于心，不能或忘。如果沒有能力寫得“比別人好些”，“寫得比別人認真”卻是認真寫作所能達到的狀態(tài)。還有“耐心”，持久的、不可動搖的耐心，不計現(xiàn)實利害得失、長期耕耘的耐心，也非常重要。

認真地寫了十年，成績非常有限，不敢說有突破，但變化總是有的。比如我剛開始做當代，主要關注的是賈平凹，也因對賈平凹作品與古典傳統(tǒng)的賡續(xù)問題的思考而頗為審慎地提出融通古今的“大文學史觀”，同時圍繞“大文學史觀”的落實問題寫了一系列文章。包括談古典批評的現(xiàn)代轉換問題，嘗試梳理當代文學研究中“古典轉向”的路徑、方法和可能等問題，看似散亂，其實是有內(nèi)在的考慮。我后來談余華、李洱、陳彥，延續(xù)的基本還是這個思路。如此數(shù)年后，又因緣際會，寫了幾篇談柳青、路遙的文章。再回頭看賈平凹、陳彥，思路就與此前不同。并非有意，但寫著寫著，突然發(fā)現(xiàn)自己的想法已經(jīng)悄然變化。從“大文學史觀”到“通三統(tǒng)”，大致就是這樣產(chǎn)生的。我思考的“通三統(tǒng)”，與別的學者略有不同，是指中國古典傳統(tǒng)、“五四”新文學傳統(tǒng)、《講話》以降的社會主義文學傳統(tǒng)的“三統(tǒng)”的通會，顯然是以當代文學為基礎的思考。這其中自然包含著域外文學經(jīng)驗的受容問題。這些粗略的思考，置諸當代文學界可能不值一提，但對我而言，卻是切己的，包含著個人生命經(jīng)驗甚至情感寄托的。

常在“我”上做工夫

周：你曾經(jīng)長時間沉迷于道教典籍研究，細讀過《歷世真仙體道通鑒》《甘水仙源錄》《中華道藏》等，這段對道教的研讀，收獲了什么？這段經(jīng)歷，對你當下的研究有哪些啟示或借鑒意義？

楊：在為《南方文壇》“今日批評家”欄目寫作“我的批評觀”時，腦海中便時常映現(xiàn)當年做道教研究時的一些讓人終生難忘的場景。我曾在樓觀臺宗圣宮后院的凄凄荒草中尋覓仙真遺蹤，亦于摩挲古碑（常常是被棄置不顧的殘碑）之際心動不已。尤其是某一日在佳縣白云觀文昌閣外古柏下遙望黃河遠上、大地蒼茫之際，竟然生出了目擊道存的大寂寞、大歡喜之感。這些體驗，算不上神秘，卻是對自己有著極大的啟示意義的經(jīng)驗。當年讀西方思想及文論文本時，我便對與邏各斯相對的秘索思傳統(tǒng)心有戚戚，以為從中可以領會到與自己心性相通之處。我對道教（道家）文本的理解，大致就在這一意義上。當然，說句題外話，道教的修養(yǎng)工夫對我也有著極大的吸引力，比如讀《莊子》，我的關注點很多時候就不是學術意義上的。也因此，我對“不讀《莊子》秋水篇，見識終不宏闊”這樣的說法大為心折。《中華道藏》皇皇四十九大卷，內(nèi)中收錄不少道門“玄秘”文獻，我也曾用心揣摩，卻始終不得其門而入，但即便泛覽，哪怕感覺津逮難覓，這一番功夫仍對自己的觀念有著持久的、深入的影響。

如果具體到對我目前從事的工作的啟發(fā)，我覺得有兩個方面值得一提。一是史料意識和史料功夫。我從未受過搜集、整理史料的學術訓練，當時接受梳理樓觀臺歷代仙真評傳的寫作任務之后，很是費了一番功夫。真可謂是“上窮碧落下黃泉”，搜集史料、文獻盡可能完備的習慣，就是那時候養(yǎng)成的。后來我寫柳青、路遙的幾篇小文，所涉議題雖非新史料的發(fā)掘、整理，但引發(fā)核心議題的，皆是對新史料的發(fā)掘或者對原有史料的新的解讀。雖然研究的是道家道教，必然要涉及儒道釋三家關系問題，因此，當時也讀了一些佛家、儒家文獻。回頭去看，這一番閱讀雖未必全然體現(xiàn)在談道教人物的那本小書里，卻可以說是我此后關注當代作家與古典傳統(tǒng)的基礎。如果沒有這一階段對中國古典傳統(tǒng)重要文本的閱讀，后來談賈平凹、陳彥、李洱作品的議題就很難產(chǎn)生，即便產(chǎn)生了，也不會寫到目前這個狀態(tài)。這應該說是更為重要的影響。

周：你說過，對道教的研究“在多重意義上影響甚至形塑了我的文化觀念”，可以透露一下，道教在哪些方面，如何塑造了你的文化觀念？這個被塑造的文化觀念，對你的當代文學研究的價值又在哪里？

楊：當年讀四十九卷本《中華道藏》，最令我震驚的還不是書中所載道門玄秘，而是其中所收多部儒釋二家的重要典籍所呈現(xiàn)出的多元渾成之境。孔子曾問禮于老子，老子當年“見周之衰，乃遂去”，“西邁流沙，莫知其所終”，這是《史記》的記載。后來佛道二教聚訟紛紜、莫衷一是的重要事件，便是《老子化胡說》的真?zhèn)螁栴}。如果真如此說所載，老子一路西去，行至天竺，點化胡人，那思想史恐怕就得改寫。臨潼博物館完整保存著數(shù)通北魏碑石，是典型的佛道混同時期的史料，說明其時佛道二教的分野并無后世所認為的那樣大。也極有可能老子化胡說并非出自道教人物隨意造作，而是佛教東傳后為了有利于傳播的一種權宜之計，借攀附老子以說明其說并非全然“外來”，彼時想必是頗具眼光的處理方式。這種紛爭，重點還在觀念的正統(tǒng)問題，是類乎“判教”的根本問題，其中包含著的，也不盡是思想交鋒，故而強烈的排他性似乎不言自明。然而，面對不同甚至對立的思想觀念及其典籍，道教的處理不是一概排斥，而是將其納入自家法度。這種氣象和格局教人胸襟大開。所以我說過：“《中華道藏》收入儒、釋典籍且將之匯入自家法度的博大的精神融通之境，在多重意義上影響甚至形塑了我的文化觀念。不自設藩籬，有會通之意，常在‘我’上做工夫，向內(nèi)勉力拓展精神的疆域，向外則完成‘物’‘我’的辯證的互動，不斷向‘傳統(tǒng)’和無邊的生活世界敞開。此番努力，論表象似近乎儒家所論之‘為己之學’，究其實當歸入道門‘天’‘我’關系之調(diào)適工夫。”這種多元會通的文化觀念具體表現(xiàn)在當代文學研究上，就是我始終警惕自一種單向度的觀念中思考和處理原本復雜的問題。如果存在著一種如盧卡奇所論的觀念的整體結構，我們都是在這一整體結構所劃定的基本范圍中完成著對世界的認知，那么這種結構也應該是總體性的、多元的，是容納不同可能但又超越分歧的更高的“統(tǒng)一性”。

周：你碩士讀的是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博士是文藝與文化傳播學，博士后是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每個階段的主攻方向都有別，碩士和博士期間，因為專業(yè)方向，對西方文論是下過苦功夫的，最后你關注的重心又在現(xiàn)當代文學。從你的切身經(jīng)歷來看，你認為早年對西方文藝理論的學習，對當下的中國文學研究，有哪些益處？或者說，先攻西學，再研究傳統(tǒng)，最后落腳在現(xiàn)當代，這樣的研究路徑你認為有哪些優(yōu)勢？

楊：不敢說有“優(yōu)勢”，但和別的研究者的不同，應該是有的。好像是前年吧，在弋舟訪談錄《商兌未寧》的分享會上，我說了一個觀點，覺得在從這部訪談錄中梳理弋舟的文學觀時，也可以進一步追問“商兌”背后的不同主體的知識結構和價值關切。書中的訪談，皆是二人對話。但是面對不同的對象，弋舟的反應也是不同的。會后弋舟還特別提到這個說法的意味。不知兄是否注意到，其實在當下，我們看似在同一語境下討論同樣的議題，使用的批評話語也甚少根本的分野，但每個人攜帶的“信息”真是千差萬別，再加上絕難雷同的生活和生命經(jīng)驗所致之個人情感的差異，我們對同一對象，也會有不同的價值反應，要達到整體意義上的“共識”，真可謂戛戛乎其難哉！不過應該也沒什么要緊，佛道二教聚訟紛紜千余年，也只是此消彼長、此起彼伏，未見得哪一方有絕對的壓倒性優(yōu)勢，取得最終的“話語權”。因此——還借用《周易》“兌卦”的說法，“商兌”“未寧”是極為重要的，唯有未有定見的持續(xù)的商兌，才可能抵達“介疾有喜”的狀態(tài)。文學批評就是某種意義上的“商兌”，和作家創(chuàng)作的文本商兌，和文本所關涉的現(xiàn)實問題商兌，當然也和別的批評家圍繞同一文本同一議題商兌。“商兌”是沒有“寧”（終結）的，所以批評始終是向未定的可能性的敞開。

至于自己“先攻西學，再研究傳統(tǒng)，最后落腳在當代”究竟有何不同，我想到錢鍾書先生的一個說法，“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在莊子所論之“道術將為天下裂”之前，諸種觀念多樣可能的渾融狀態(tài)（“未封”之境）必然是存在的。現(xiàn)代學術分工細化之后，偏于一隅的學者固然可以有某一領域內(nèi)取得極高成就，但“洞見”突出，“不見”甚至“盲見”也必然存在。如果對持不同學術觀念的學者所依憑之知識話語做一番“先驗批判”，則不難知曉，大多數(shù)學者或偏于西學（西方思想及文論），或重于中學（中國古典思想及文學觀念），彼此觀念自然頗多抵牾。然如細加追問，中學西學之間，會通的可能難道不比分歧更為突出嗎？窮究此種文學和文化觀念之源流，必然會觸及自晚清開啟，至“五四”強化的文化的“古今中西之爭”。破解由此奠定之觀念窠臼，張志揚等思想界的重要學者已有極為豐富的成果。遺憾的是，這些成果至今未能影響到文學界的文化觀念，也就未能開出更具時代意涵的新的文化和文學觀念。

周：我自己也關注過中國古典小說多年，非常認同你的看法。你說，“以西方文論為基礎形成的現(xiàn)代文論，必然構成對此類作品意義的‘遮蔽’”。在對賈平凹的研究中，你提出了“大文學史觀”。“即一種融通中國文學大傳統(tǒng)（古典文學）和小傳統(tǒng)（‘五四’新文學）的‘大文學史觀’。并在此基礎上重啟中國文論的現(xiàn)代轉換問題。”你已經(jīng)操持“大文學史觀”對賈平凹進行了“解剖”，你認為，中國文學大傳統(tǒng)與“五四”新文學傳統(tǒng)，要如何有效銜接，才能不抵觸，才能生發(fā)出新的研究理念和思路？

楊：這確實是一個頗為宏大也極為重要的問題，不是愚魯如我所能回答得了的。但如兄所言，近十年來，我的一點小小的研究工作，又確實是圍繞著這個議題展開的，因此約略也有些心得。“五四”遺產(chǎn)（思想、文化和文學）之于20世紀初迄今中國社會的重要意義無需多論，但如宇文所安所言，“五四”那一代人所面對的具體的社會文化情境早已不在，后之來者簡單地持守其所持存開顯之思想和文化觀念“成規(guī)”以應對新的現(xiàn)實和文化問題究竟是否合宜，答案是不言自明的。“五四”所形成之“全盤性反傳統(tǒng)”觀念所蘊含之“經(jīng)”與“權”的辯證，需要我們做進一步的反思。因是之故，對“五四”所形塑之基本文化和文學觀念做適當?shù)摹跋闰炁小币饬x上的反思，是十分必要的。持有上述觀念的學者，百余年間可謂代不乏人，然何以未能切實地開出新的觀念和研究路徑。竊以為，根本原因仍在借以反思和重建的視域的局限，如仍在“五四”觀念之基本范式中理解和處理文學的古今問題，如何洞悉古典文本所蘊含之微言大義？此種以西律中思維的鄙陋之處，已有學者做過深切的反思。但系統(tǒng)的，帶有范式轉換意義的學術思想的轉型，仍未能完成，故而單純的文學觀念的轉換并不能從根本意義上解決這一問題。因此，可以嘗試對“五四”以降之觀念范式做現(xiàn)象學意義上的“懸置”功夫，即懸置其基本觀念和研究路徑，如此，可能真正打開新的視野。古典傳統(tǒng)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以此最為緊要。有此突破做基礎，中國古典傳統(tǒng)與“五四”新文學傳統(tǒng)方能“有效銜接”而不至于“抵牾”，也能自然延伸出新的觀念和研究路徑。

周：你在一個對話中談到——但在現(xiàn)今的語境下，我覺得將“小傳統(tǒng)”視為“大傳統(tǒng)”在20世紀的自然流變，更為妥帖。很多關于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觀念分歧，如不能突破“古今分裂”的思路，則難于從根本上解決。將古今打通之后，當代文學研究和寫作將走向更為寬廣的境地。困擾思想及文學界多年的文化的“古今中西之爭”問題，也因這種打通而有了解決的可能。這種思路，一直有人提，但在實際的研究層面，卻并沒有得到有效的落實。你認為，要如何做，才能真正打通兩個傳統(tǒng)之間的壁壘，無論是哪個傳統(tǒng)，都能為今天的文化建設和文學研究所用？

楊：可以接著上一個問題談。打開古今融通的新視野的先決條件，是突破自晚清開啟，至“五四”強化的文化的“古今中西之爭”中形成的今勝于古、西優(yōu)于中的觀念窠臼。對此，思想界張志揚等學者已有極為深刻的反思，此不贅述。而如李洱《應物兄》中所述，“傳統(tǒng)”從未“斷裂”，百余年間雖有“轉韻”（如《詩經(jīng)》中之變風變雅），核心流脈仍在，只是在“五四”所開顯之文化觀念中，對此是“不見”的。故而文化觀念或者說是學術思想根本轉換之后，還需在所操持的話語上做工夫。亦即在古今融通（也包括中西會通）的視野中開啟新的話語空間。我談大傳統(tǒng)和小傳統(tǒng)，談“五四”后形成之言說文學的既定話語，并非是簡單地跌落到固有話語的框架里，而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權宜之計。也就是說，在觀念的根本開拓完成之后，最后要做的，就是“得魚忘筌”或者類乎“掃相”的工作。即先以慣用的概念、范疇、術語來言說新的觀念和研究路徑，最后則是觀念以及與之相應之研究方法、概念、術語的整體調(diào)適。這個工作完成落實之后，無論古今，不拘中西，可以縱橫捭闔，亦能左右逢源，萬法歸一為我所用，這當然是理想的狀態(tài)，抵達此境，并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但道阻且長，行則將至，積數(shù)代人之功，或許可能有實質(zhì)性的推進。

周：你說過，你服膺“學衡派”的文學路徑，始終保持著對全盤西化的警惕，卻不簡單主張回歸傳統(tǒng)，而是走文化會通的道路。我近來研究“五四”以來的批評史，也看了大量的“學衡派”的史料，如你一樣，我本人對“學衡派”的路徑也是很認同的。我想請教你的是，走“文化會通的道路”，會不會消解自“五四”以來所確立的新文學傳統(tǒng)？兩者之間要如何平衡？

楊：談“學衡派”的目的，并非是做翻案文章，為其爭取“文學史地位”，也不是說在“五四”的整體語境中“會通”的思路優(yōu)于“全盤西化”。無論種種后設思路所面對的語境如何變化，以“全盤西化”為“主潮”的“五四”新文學傳統(tǒng)的歷史意義和歷史地位都是不能撼動的。討論古典傳統(tǒng)與“五四”新文學傳統(tǒng)時之所以頻頻回顧“學衡派”的路徑，有如禪家所說的“話頭”，一則意在說明即便在全盤西化影響力幾乎無遠弗屆的“五四”時期，仍有不同之文化觀念；一則為文化會通觀念“正本清源”。目光如再上溯，返歸前面所論之佛教初入中國之際，則以“本土”思想會通“外來”，其意義不言自明。此后千余年間，不同歷史時期外來文化進入中國后，基本延續(xù)的是這個會通的思路。“五四”時期應該說是“例外狀態(tài)”，是如滾滾長江流至中游的一個“岔道口”，最終仍會回到主流之中。而在當下現(xiàn)實和文學語境中談“會通”，內(nèi)涵與外延，與“學衡派”亦復不同，它是融通“五四”時期所持存開顯之復雜觀念所打開的更具包容性和概括力的觀念，不是簡單的“激進”與“守成”非此即彼式的二元選擇。對了，真正促進傳統(tǒng)的多元融通，二元對立式的思維方式亦在反思之列。如此，新語境下的“會通”，不僅不會消解“五四”新文學傳統(tǒng)，反倒可能重新激活這個傳統(tǒng)之于當下文學新變的創(chuàng)造性活力。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周：你編選過《賈平凹文論集》，多年來一直很關注賈平凹先生的創(chuàng)作，并撰寫了專著《“大文學史”視域下的賈平凹研究》。對賈平凹或這代作家的評價，往往發(fā)生兩極化的現(xiàn)象，他們的同輩或稍晚一代的批評家，對他們的寫作基本是持肯定態(tài)度的，而年輕一代批評家，則對他們的寫作有諸多批評。你認為這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學，一代人有一代的審美”有關，還是由于別的原因？

楊：確實，進入新世紀后，尤其是晚近十余年，關于賈平凹等在1980年代成名且基本完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經(jīng)典化”的作家“爭議”的聲音始終不絕于耳，甚至時常構成一時段的重要文學事件，引發(fā)持久而廣泛的關注。這當然和新一代批評家在崛起過程中幾乎不可避免地發(fā)生觀念范式轉換密不可分，約略可視為“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所致。但細細思量，問題可能要更為復雜。以賈平凹為例，自1980年代初迄今，在不同時期，他的作品都曾引發(fā)過“爭議”，如1980年代初的《二月杏》，1990年代初的《廢都》，新世紀第二個十年末的《山本》。《廢都》在1993年引發(fā)的曠日持久的爭議被文學史家稱為“《廢都》現(xiàn)象”，是深入理解1980年代和1990年代觀念分際之典范，包含著理解此后三十年社會觀念之變的重要內(nèi)容。但相較于《山本》的爭議，《廢都》的爭議基本還“局限”在文學界。在這個被認為是“泛媒介化”的時期，任何簡單的討論都很難局限在文學和觀念范圍內(nèi)，而是極易引發(fā)更為廣泛的關注和討論，也很容易偏離主題，成為更為復雜的現(xiàn)實癥候的反映。其中問題，短時期內(nèi)很難看清，如果再過三十年我們某一日再聚，把酒言歡，隨意揮灑間談到這個問題時，可能會理解得比較透辟。但我覺得更大概率的情況是，到那個時候，這個問題已經(jīng)不再是問題了。

周：同意兄的看法。像賈平凹這樣的重要作家，每年都有大量的批評家、高校的碩士、博士研究他，應該說，屬于被研究得很透很深的作家了。你編選過研究他的文論，也多年關注他的寫作，生活上亦是朋友。從你的觀察看，對賈平凹研究新的學術生長點會在哪些方面？

楊：這個問題，去年在西北大學召開的《賈平凹研究資料匯編》學術研討會上我談得比較詳細。當時提了四個方面：一是從“全人視境”中對若干重要作品的“重讀”，重讀也是“重評”，是重新理解賈平凹整體創(chuàng)作的重要一環(huán)；一是年譜、評傳的寫作。這個工作，此前已有學者做過，但仍有進一步豐富的可能，也有可能由此打開理解作品的新的路徑；一是對賈平凹作品海外傳播的研究。當然，最有可能被視為“新的學術生長點”的，是從古今貫通的新的文學史觀念中對賈平凹作品的重讀。這里面的空間是巨大的，不唯可以以之重解賈平凹及其作品，亦可延伸至其他同類作家。

周：你遍讀賈平凹所有作品，你認為，賈平凹最好的作品是哪部？另外，你認為，在當代文學史上，賈平凹處于什么樣的文學史地位？

楊：我不太擅長為作家作品排序，也覺得無論我們以《浮躁》《廢都》還是《秦腔》《山本》說明賈平凹的成就，都不能忽略其他作品的重要意義，何況賈平凹在散文創(chuàng)作上也有很大的成就。而在文化和文學觀念的轉型期，未來的可能性實難預料，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未來文學史真正完成了中國古典傳統(tǒng)和現(xiàn)當代文學的融通，從而能夠在更開闊的視野中理解當代文學及其意義，那么賈平凹，以及與賈平凹一般有心接續(xù)中國古典傳統(tǒng)且開出當代文學新境界的作家作品，會被視作為文學史承前啟后的重要一脈而煥發(fā)異彩。

周：通過對賈平凹、陳彥等陜西作家的研究，你認為，古典文學資源，有哪些能為今天的作家所征用？它在專業(yè)批評家和讀者中的接受度又如何？

楊：真要用心去讀古代典籍（不局限于文學），且不受現(xiàn)代性觀念局限的影響，便會發(fā)覺古典資源真是博大精深、包羅萬象、廣矣大矣，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當下語境中煥發(fā)新的生機和活力，端賴我們持有何樣的眼光、氣象、格局來“重啟”它。大叩則大鳴，小扣則小鳴，只要有心，肯做工夫，自然會有得于中而最終形于言，打開文學新的無盡可能。至于古典傳統(tǒng)在專業(yè)批評家中的接受度，只需舉出《詠而歸》（李敬澤）、《孟子讀法》（張定浩）、《詩經(jīng)消息》（黃德海）三部作品便足以說明問題。三位批評家對古典資源的化用重心各不相同，但都有出于自家心性和才情的獨特發(fā)揮，所以才有《會飲記》《愛欲與哀矜》《劍宗讀書法》等作的格局和氣象。這些年我也比較關注普通讀者對賈平凹作品的接受面向與專業(yè)批評家的分野，慢慢發(fā)現(xiàn)，二者之間其實并不存在多大的分歧。即便不能從學理的角度理解賈平凹作品中的古典因素，細心的讀者仍然可以從這些因素中獲得審美愉悅，感受到其蘊含著的理解世界的古典眼光及其意義。

周：你提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要“古典轉向”，當然，你也看到這種轉向面臨的困難，那就是如何超克奠基于“五四”所開啟的文化的古今中西之爭形塑之文學史觀念的基本模式。面對這個困境，你自己的解決之道是什么？

楊：在為《文藝爭鳴》“當代文學研究的問題與方法”欄目寫作《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中的“古典轉向”》時，我有意識地對自己此前圍繞古典傳統(tǒng)的賡續(xù)問題的研究工作做一個階段性的總結。從古典傳統(tǒng)入手讀解現(xiàn)當代作品，“五四”迄今代不乏人，研究成果也堪稱豐碩，但何以未能開出新的文學史視域，癥結即在文化的“古今中西之爭”所形塑之理解文學的古今問題的限度上。為了嘗試性地突破這種觀念的局限，我審慎地提出了“大文學史觀”，并以之為基礎，嘗試在古代文論的重要概念、范疇、術語的現(xiàn)代轉換的基礎上形成文學研究的新視野（話語），同時，也嘗試以古典批評的方式做當代文本的解讀。談《應物兄》的《〈應物兄〉讀法》，《“注”解〈應物兄〉》便是兩篇“嘗試文”。如此，從文學史觀念的轉換到批評話語的調(diào)適，我都盡可能在充分吸納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做一些嘗試性的工作，最終的目的，就是促進“古典轉向”的“完成”。

周：你對陜西作家的研究和關注是很集中的，對柳青、路遙、陳忠實、賈平凹、陳彥、穆濤等作家都有過研究。陜西作家在當代文壇是有著很重要地位的。你個人是如何評價陜西幾代作家的？年輕一代中，還有哪些是比較優(yōu)秀的？

楊：首先我想說的是，能夠生在陜西，且有機會從事文學評論工作，真是莫大的幸運。身在陜西，古典歷史文化遺存幾乎隨處可見。我們學校長安校區(qū)的所在地，便臨近秦嶺，站在書房的陽臺上，終南（山）在望，香積寺塔幾乎觸手可及。若某一日得閑，從任何一個峪口進入，都會與漢唐歷史文化遺存迎面相對。這些生命的實感經(jīng)驗，必然會影響到我們對古典傳統(tǒng)的認知——“傳統(tǒng)”并非僅存于遺址，也非故紙堆中的僵化存在，而是一種氛圍，一種氣象，一種精神，它可觸可感，充塞于天地之間，影響甚至形塑著我們的世界感覺和文本感覺。不僅如此，陜西還是延安文藝的發(fā)源地，數(shù)代陜西作家就是在這兩大傳統(tǒng)中展開寫作，并分別在不同時期為當代文學貢獻出優(yōu)秀作品的。兄提到的幾位大家成就自不必論，年輕一輩成績突出的亦復不少，簡單列舉難免遺漏，恕不一一。

周：我看了你對賈平凹和陳彥的研究專著，角度很新穎，切入點也非常好，對我啟發(fā)很大。你和賈平凹、陳彥都是朋友，他們?nèi)绾卧u價你的研究？另外一個問題是，你認為，研究者和作家之間，要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才能做到客觀公正？

楊：雖然和賈老師、陳老師見面的機會比較多，但我從不詢問他們對我的文章的看法，自然也不會因為他們的看法而影響自己的判斷。作為不同的個體，面對同一世界所引發(fā)的不同觀念和情感反應及表達的交流甚至對話，我覺得才是批評家和作家“交往”的理想方式。另外，如兄所知，在如今的文壇，要完全和自己的研究對象保持社交意義上的“距離”，是不太現(xiàn)實的。嚶其鳴矣，求其友聲。批評家從作家作品中發(fā)現(xiàn)與自己生命經(jīng)驗足相交通之處，而有知己之感，原本不就是文學作為一種交往方式的題中之義？當然，精神上的“距離”是需要保持的，這是批評“客觀公正”的前提。

“地方根基”的批評不會“窄化”研究視野

周：你在《文學批評家也應有自己的“文學故土”》中寫道：“在當下語境中想象一種具有地方根基的文學批評，或許有一個無須言明的前提，那就是對現(xiàn)有盛行的文學批評方式的不滿足，以及對文學批評新的可能的呼喚。”我想請教你的是，“地方根基的文學批評”，會不會窄化研究的視野？

楊：這里所說的“地方”，既指評論家生于斯長于斯的地域文化和生活經(jīng)驗，亦指在中西交往對話的大背景下，對本土經(jīng)驗或者說是在地性的充分重視。前者申明的是批評家生命實感經(jīng)驗的重要性，后者強調(diào)的則是向自身所處的現(xiàn)實語境扎根的必要性。二者所要超克的，是那種不著邊際、凌空蹈虛的批評，那種僅僅著力于“制造聲音”而不能作用于文本及其所描述的現(xiàn)實的批評。很難想象，一個只會熟練運用某一種或多種西方文論概念、范疇闡釋當代文本卻不考慮其適用性的人能夠寫出足以影響當下寫作的有價值的文章。獨特的“地方”經(jīng)驗是批評家問題意識的創(chuàng)生之所，是批評觀念因應時代語境之變自然調(diào)適的基礎，而沒有自己的問題意識的批評，也很難有價值。也因此，擁有“地方根基”的批評不僅不會“窄化”研究視野，反而是一切真正有價值的批評產(chǎn)生的前提。

周：文學批評在1980年代擺脫“一體化”，逐步走向正常，其中人的因素正是批評家身份的民間化——批評家?guī)缀醵际歉咝＠蠋煟氖嗄甑陌l(fā)展，學院派批評在過度量化的考核方式下，也出現(xiàn)很多問題，你是如何看待學院派批評的？你認為，學院派批評的出路在什么地方？

楊：我想借用吳炫的一個說法來說明這個問題，身在高校的學者，約略可分為兩種：一種是生存性寫作，為職稱晉升及現(xiàn)實利益的考量的寫作；一種是存在性寫作，動力源發(fā)于自身的生命困惑而不得不借寫作獲致平衡。我們首先要將前一類排除在外，我以為，“學院派”之所以屢遭詬病，主要源于前一類。排除這一類后，剩下的才是真正的“學院派”，他們有自己的問題意識，有自己的價值關切，有自己的學術理想，自然，也會有自己的學術貢獻。如果沒有真正的學院派的不斷的學術創(chuàng)新，文學批評很可能逐漸成為讀后感的自我表達，難以成為“文學史”的重要依憑之一種，也難以促進作家作品的經(jīng)典化。好的“學院派批評”，既向廣闊的生活世界敞開，也向豐富復雜的文學、文化和理論傳統(tǒng)敞開，且以前者為基礎生成問題并在對后者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的過程中完成屬于自己時代的新觀念的創(chuàng)造。

周：你在一篇文章中說——“文法”革新的基礎當然是語言。目下之學術語言，自有成規(guī)可循。就其優(yōu)者而言，不難發(fā)覺翻譯文體（西方現(xiàn)代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文論及哲學論著中譯本）的深刻影響。此種學術語體，內(nèi)在于現(xiàn)代性思想及其開出之思維方式，本身并無問題。但無疑會構成對有心接續(xù)中國古典文脈的作家作品意義的遮蔽，因此，我嘗試熔文言白話于一爐，以努力釋放被壓抑的傳統(tǒng)的表達方式。這是你非常自覺的文體意識，但僅僅從語言上能做到真正的“文法”革新嗎？

楊：僅僅著意于“語言”的變化，的確不能真正做到“文法”的革新，但語言很有可能是具有基礎性意義的一環(huán)。如前所言，古典傳統(tǒng)在新的時代語境中的接續(xù)與創(chuàng)化，融通“古”“今”的“大文學史觀”是一層；在此觀念的基礎上完成古典文論的現(xiàn)代轉換是一層。但僅有這兩個層次似乎仍然不夠。竊以為，關于古代文論的現(xiàn)代轉換之所以數(shù)十年來難以全功，重要的原因之一，或許就在“語言”上。這里所說的語言，包括概念、范疇、術語以及其所依托之世界觀念。比如說，在現(xiàn)代以降的理論話語中，如何系統(tǒng)言說金圣嘆《讀第五才子書法》？當然，將金圣嘆的觀點系統(tǒng)化并不困難，但在這個過程中“流失”的東西，其意義又該當何解？古典文論的言外之意，韻外之致，味外之旨或許更為緊要，但如何感通，如何轉化，如何落實于當下批評的實踐，確實是非常困難卻又無法回避的問題。

周：現(xiàn)在文學批評總是被詬病，你認為，文學批評本身需要如何“自我革命”，才能更有效地介入當下的文學評論和文學研究？

楊：文學批評被詬病背后所關涉的問題，很多并不能在批評內(nèi)部得到解決，但持續(xù)的“自我革命”卻是必要的。批評家能否保持對身處其中的生活世界諸般面向的多元感通，依托闊大豐富的思想、文化和文學“傳統(tǒng)”，由之創(chuàng)生屬于自己時代的學術（批評）問題且嘗試在促進“傳統(tǒng)”的創(chuàng)化的基礎上解決問題，進而創(chuàng)造具有繼往開來意義的新傳統(tǒng)，可能是文學批評抑或文學研究有效性的前提。這是文學發(fā)展的基本狀況的客觀要求，不斷產(chǎn)生的新的文學現(xiàn)象、作家作品必然攜帶著新的時代信息，要求我們?yōu)橹懊保以陂_闊的文學史背景中對之進行闡釋。如此，文學史觀念、理論視域甚至批評話語，都需要向始終未定的文學現(xiàn)實敞開，這也是文學批評自我革命的題中之義。

周：在《“大文學史”視域下的賈平凹研究》的“后記”中，你說，該書是你“批評的準備”，或者說是“批評的起點”，“經(jīng)過多年的努力”，你“終于有了自己的‘問題’，并發(fā)現(xiàn)進入問題的個人路徑”。這當然是你的自謙之詞，我想知道的是，你先發(fā)現(xiàn)的“自己的問題”和“個人路徑”分別是什么？

楊：如今看當年寫下的這句話，竟覺恍若隔世。那是2015年夏秋之交，其時，我轉向當代文學研究及批評不過年余。但從文論研習到道教研究再到當代文學，走得確實比較艱難。之所以常有學術興趣的轉移，一方面是現(xiàn)實因素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其時從事的學習和研究，似乎難以全然容納自己的生活和生命體驗，因之總有不滿足，總覺得意猶未盡，便忍不住要左沖右突，不斷“轉向”，以最終找到適合自己的那條路。那本小書便是因偶然機緣而做的一些嘗試，事后回想起來，它對我的意義就在于發(fā)現(xiàn)從古今貫通的角度讀解當代作家作品，是非常有意味的切入點。這是我所關注的“問題”（當然這個問題其來有自，“五四”迄今百余年間，數(shù)代學者皆從不同角度對此問題有深入探討），而嘗試性解決的“個人路徑”，便是此后數(shù)年從審慎地提出“大文學史觀”，到在此觀念基礎上所作的批評話語的轉換，以及前面提到的批評文體的嘗試。這些努力，在那本小書中已經(jīng)有比較明確的意識，后來的一些文章，基本上是對問題和研究路徑的進一步豐富和強化。

周：若給批評家朋友或晚輩推薦幾本書，你會推薦哪幾本？

楊：《南華雪心編》，一部我偶然讀到就愛不釋手，近十余年間反復玩味卻仍覺未窺堂奧的有意味的書。書的主題是讀解《莊子》，其中蘊含之微言大義卻不局限于《莊子》。它的氣象、格局、運思和用筆方式都讓我著迷。

周：謝謝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