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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前期，延安是當時承載著國人的希望和眾多有志知識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周立波在1939年12月到達延安，1944年11月隨同三五九旅南下支隊南征，他在延安的時間雖然只有5年，但是在此期間他的思想得以進一步明確，堅定了工農兵文藝方向。

革命圣地的光芒照亮了灰暗的現實，周立波在長沙一中學習期間就受到了新思想的影響，主張自由、革新。30年代初在上海從事左翼文化活動，并因此被捕入獄。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中國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個人遭遇和社會境遇，讓人深感絕望。正如周仰之《我的祖父周立波》所說，延安當時雖然荒涼、偏僻、貧瘠，生活艱苦，“但它是立波和當時很多年輕人心目中的圣地，是當時腐敗、糜爛、貧窮、無望的在亡國邊沿掙扎的中國土地上的一方凈土”。所以，他在延安找到了歸屬感，他的詩作中充滿樂觀主義精神。

他的抒情長詩《一個早晨的歌者的希望》，鮮明地反映了從國統區到達延安后那種愉悅昂揚的心境。這里的生活“有很多美麗的東西”“真誠統治著人境”。在《我們有的一切》中，他直白地宣告，憂愁、饑餓、鞭子嚇不到我們，“我們有一切……不但是希望，不但是芬芳，不但是春天的花朵，夏天的溫暖”。他真誠地熱愛延安，熱烈地歌頌光明，在以后的創作中，也保持了這種明朗的風格。

1940年到1942年，周立波在魯藝文學系講授“名著選讀”課。他選讀的有《紅樓夢》《阿Q正傳》等，但選讀得更多的是巴爾扎克、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司湯達、高爾基等外國作家的作品。他不辭辛勞地在昏黃的油燈下備課、寫講稿，為培養黨的文藝人才傾注赤誠和心血。他的課不僅文學系的同學喜歡，其他系的同學甚至一些教職員工也去旁聽。這是因為他選讀的是曾深深打動過他的名著，記者的經歷也讓他的課堂表述有吸引力，而且他注重分析小說中的人性和表現人性的方式，因而講授得貼近人生又有趣味。比如，《司湯達和他的〈賈司陶的女主持〉》一課，他一開始就強調這次課要研究的主題是“對于人生的認識和對于這所認識的東西的表現”，主要探討人性和美學這兩個方面。他選讀的主要是批判現實主義小說，比較契合當時中國普通讀者的審美期待，但是他的“人性論”解讀與后來延安的文藝思想是不相符的。所以，在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后，他反思批判了自己“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小資產階級情趣，表示要深入生活、大眾化，真誠地為工農兵而創作文藝作品。

除了在魯藝做教員外，周立波也開始嘗試小說創作。他以自己30年代初的牢獄斗爭經歷為素材，在1941至1942年間陸續創作發表了《第一夜》《麻雀》《紀念》等5篇短篇小說。此前，他在翻譯、理論批評和散文、詩歌創作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成績，但這些短篇小說尤其展現了他的創作才華。從此以后，他漸漸地將創作精力轉到小說寫作上來。這些短篇寫得真實感人，但主要寫的還是個體的苦難，階級意識尚不明顯。

1942年5月，周立波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會前還與何其芳、嚴文井等人受邀到毛主席家里吃飯談文藝問題。周立波后來多次撰文談到《講話》的意義和對他的影響。1943年4月，他在《后悔與前瞻》中說，“參加了這個會以后，我覺得受了很大的教育”，毛主席的講話讓他改變了在鄉下和前方時的“做客”心態，學會了對民眾語言的運用。

因為他在文藝思想方面的轉變，才有了《暴風驟雨》《山鄉巨變》等長篇小說的誕生。延安對周立波文藝道路的影響，對國統區來延安的文藝工作者來說是頗具代表性的。

（作者系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