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摘 要

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邊緣化愈加凸顯時，“1980年代”儼然成為渴望被重返的光榮時刻；而與之相接的“1990年代”通常被描繪為一個平庸時代的開始，“思想淡出，學問凸顯”漸漸成為它的頑固標簽。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邊緣化在1980年代中后期已經開始顯現，且1990年代的現代文學學術規范只在動員階段，民間的提倡根本沒有化作現實的效力。學科邊緣化的根源在社會政治經濟體制的轉型和主導意識形態的調整，1990年代以來學科發展的主要癥結不僅不是“學問凸顯”，反而是“學問凹陷”。

關鍵詞

“思想淡出，學問凸顯”；李澤厚；1990年代；學科邊緣化

一

1950年代至1980年代，“中國現代文學”始終是一個高度意識形態化的學科。“撥亂反正”之后，學科重建的歷程也是重新調整與主導意識形態關系的過程。時代的風云突變使當時的讀書人獲得了“‘精神松綁’的快感”，同時也升騰起使命感與事業心，“以及對久違了的學術的向往與尊崇”；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在1980年代發展迅猛、生氣勃勃、成績斐然，確實給人以“痛快淋漓”之感。于是，當現代文學研究的邊緣化問題愈加凸顯時，“1980年代”儼然成為渴望被重返的光榮時刻。“一紙風行，轟動天下”的學科光環不斷地被追摩，人們在回味中悵惋那個“黃金時代”的逝去。不幸的是，與之相接的“1990年代”通常被描繪為一個平庸時代的開始。1994年，李澤厚適時地提出：

90年代大陸學術時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王國維、陳寅恪被抬上天，陳獨秀、胡適、魯迅則“退居二線”。這很有意思，顯現出某種思想史的意義，提示的或是人生價值、學術價值究竟何在，及兩者的復雜關系等等問題。

自此，“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或曰“思想淡出，學問凸顯”漸漸成為“1990年代”的頑固標簽。李澤厚個人對時代傾向的感性概括最終被人文學界推演為對兩個“十年”的“刻板印象”。

進入21世紀，在對1990年代做蓋棺定論成為可能的時候，召開了若干在現代文學學科史上有風向標意義的會議。陳方競在其述評2002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文章開篇即說：“似乎還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對學科研究現狀強烈不滿的聲音，貫穿了自去年下半年至今年的一系列學術會議。”他重點介紹了兩個反響最大的會議：2001年9月在浙江師大舉辦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學術生長點研討會”和11月在上海大學舉行的“全球化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轉變”國際學術研討會。前者希望思考的是：“比起80年代的這種壯麗與輝煌，進入90年代以來的現代文學研究界一方面固然在扎實穩健地向前探索和推進，但另一方面從總體上卻不免顯露出某種水波不興、陳陳相因、思維滯后、方法陳舊的跡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下一步應該怎么走？這一學科的未來前景和格局會是怎樣？面對新世紀的種種新問題新挑戰它還能煥發出新的活力、作出新的回應嗎？”后者雖以“全球化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轉變”為主題，但搶眼的是王曉明報告的“現代文學研究的‘當代性’問題”，號召恢復現代文學研究與當代思想的互動關系。他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現狀和困境出發，一針見血地指出“現代文學研究在90年代枯萎”，“看上去浮葉滿樹，軀干內部卻生氣漸失”：

90年代的現代文學研究界貢獻出了一大批在搜羅細節、填補空白、鋪陳概念和顯示“規范”等方面頗為可觀的著作，但思想的鋒芒和藝術的敏感卻似乎日漸淡薄。現代文學研究越來越遠離當代生活，收縮為僅僅是學院內的一項安靜枯燥的專業“活計”。

李澤厚在1990年代甫入中期時敏銳卻主觀的判斷至此轉化為新世紀初期關于上一個十年的綜合性把握。

兩次會議都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前者將嚴家炎、錢理群、王富仁、吳福輝、趙園、楊義等14位與會者的發言整理成文，集中刊出。后者不但有發在《文學評論》以及《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上的兩組筆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還摘登了這次會議的3篇發言，《文學報》《文藝爭鳴》《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等也編發了有關會議的報道或綜述。

自此，李澤厚念念不忘的“思想淡出，學問凸顯”的話題在現代文學研究界有了回響。將兩個“十年”對立的認知框架迅速在諸多現代文學學科反思的文章中被廣泛施用，甚至成為某種程度的共識。于是，現代文學學科在1980年代的“顯學”歷史與1990年代以降的邊緣化命運常常讓反思者唏噓不已。人們在為學科從邊緣重回中心苦心尋找方案的同時，也將矛頭對準了專業化與實證化等問題。

二

倘若回到歷史情境中考量，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邊緣化大約在1980年代中后期就開始了。一個直觀的數據可以表明，就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的印量——“創刊號的印數是3萬冊，1980年各期的平均印數為18500冊，1985年降至8250冊，1989年每期只印2750冊”，據樊駿的解釋，這是因為讀者購買力銳減，“印得少些可以少賠一些” 。1988年，陳平原在其學術隨感中寫下“幸災樂禍也好，呼天搶地也好，無動于衷也好，人們都不能不正視這一命題：學術正在貶值。……學術研究不再受到公眾的關注，不再有‘雄文一出舉國歡騰’那種激動人心的場面”。同年，在第二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創新座談會上，如何在學術研究處境艱難、學科危機浮現的環境中“重新尋找學科和研究主體的出路和位置”成為了與會代表普遍關注的問題。大家一致認為：“學科研究曾取得很大的拓展進步，但近幾年來卻處于沉寂停滯狀態”。1988年的青年一代學人對撥亂反正時期及其后的現代文學研究評價很高，卻對1980年代后半期的學科發展表示失望，痛感“學科本身的冷落徘徊”。有意味的是，這種時代洪流中的現場感與后世追摹者的歷史想象并不吻合。

倘若為學科邊緣化溯源，或許與1984年《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在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有關。作為全面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它也使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得到強有力的推進。在這一背景下，人文學科走向邊緣化，是必然的、不可抗的，或早或晚而已。這也反映在第二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創新座談會上，即代表們紛紛感慨“商品經濟引起的社會振蕩、價值觀念的變化”。龍泉明所提“研究者的被拋棄感、失落惶恐感”得到“三十歲上下的代表的普遍認同”。經過六天的討論，“大家普遍認為，一種帶有根本意義的學科研究的全面創新的時機尚未成熟。過去曾經有過的戲劇性的轟動不再會出現，進入了一個日常的學術建設階段”。顯而易見，“邊緣時刻”已然降臨。

然而，吊詭的是，這時“一方面有許多出色的論著問世，另一方面現代文學學科的處境又每況愈下”。1986年至1988年，一批現代文學學科標志性成果井噴式出版，如王富仁《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趙園《艱難的選擇》、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劉納《論“五四”新文學》、趙園《論小說十家》、陳思和《中國新文學整體觀》、錢理群等《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溫儒敏《新文學現實主義的流變》、錢理群《心靈的探尋》等紛紛問世。此刻，讓后來者仰望的在精神特質方面兼具“強烈的社會使命感與啟蒙意識”和“對象的自我化與自我的對象化”的現代文學研究第三代的集體登場依舊無力挽回學科邊緣化的頹勢。可見，現代文學學科是“顯學”還是“邊緣”并不由學者們的研究傾向和主觀愿望決定。換句話說，不能簡單地將現代文學學科的邊緣化推給所謂1990年代的“學問凸顯”。

三

探問“思想淡出，學問凸顯”的年代敘事癥，不得不直面所謂“專業化”或曰“技術化”這一與“學問凸顯”相關聯的指責。倘若“專業化”指向的是“以‘規范’文其淺陋”的形式主義或“為了寫出學術論文而尋找細小問題研究”的功利主義、“按照謀生的需要習慣性地對它發表著一些不關痛癢的意見”的庸俗主義的話，自然是學科之害；如果將其與“體現學術規范”相綁定，并“視為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的萎頓”的話，恐怕是找錯了對象。

有學者將“現代文學研究在90年代最明顯的特征”視為“從原先對于思想和社會問題的介入中退出”，轉而追求“學術規范和專業化”。這一判斷顯然源自王曉明在21世紀初對李澤厚“思想淡出，學問凸顯”的襲用，又強化了80后新學人對1990年代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乾嘉化”的印象。

然而，此類誤讀在于將先進者的理想訴求等同了現實，諸如論者常常愛舉解志熙1997年的一篇主張現代文學研究的學術規范要向古典文學學科看齊的文章為例來證明其觀點。但仔細閱讀解志熙的文章，反而可以從文中熱切的心情讀出當時學術失范的學科狀況。2000年，樊駿在總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自1989年至1999年的不足時直接點到了現代文學研究“尚未確立明確的學術規范”。2001年，在名家云集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學術生長點研討會”上，“學術界整體上治學心態的浮躁、學術規范的匱乏，也是許多與會者共同論及的一個問題”。不必說1990年代，即便到了2003年，有學者基于只有極少數刊物兼備注釋和參考文獻的考慮，分別統計了二者在1332篇文章中的數量，發現有20條以上注釋或參考文獻的文章依次僅占總數的6.3%和5.9%；該作者深知這不是學術論文價值的唯一指標，但其綜合觀感仍痛心于學科“缺乏明確的學術意識，缺乏必要的學術規范”所導致的學術論文數量與質量失衡的現狀。新世紀之初，出現了一批討論“現代文學學術規范”的文章。朱棟霖直言道：“討伐之聲愈來愈多，而違規失范現象愈演愈烈，未有被遏制的趨勢。”

客觀上講，1990年代的現代文學學術規范只在動員階段，民間的提倡根本沒有化作現實的效力。倘非看低這一時期的學術成就不可，那也與學術規范本身無關。何況與1980年代相比，1990年代未必就不如人意。趙園曾提示“不要夸大了八九十年代之間的差異”，“‘80年代啟蒙主義的激情言說和90年代以來歷史主義的冷靜思辨’這樣的說法，似乎將兩個時期過于尖銳地對立了起來”，因為“我——不僅是我，也包括我的有些朋友——最好的學術作品，的確也產出在90年代及其后”。對學術規范的呼吁之于1990年代現代文學學科發展而言是切中時弊的，但實際收效不大。

近年來，學術規范的弊端日益凸顯的主要原因在于體制化的一刀切所形成的規范方法的僵化與繁瑣，以及表面上應付形式規范而內里缺乏學術規范意識的“偽規范”文章層出不窮。按照鄧正來所總結的學術失范特征衡量，“缺乏尊重他人成果的學術意識，以及由此導致的不斷出現的抄襲剽竊現象”、“缺乏健全的學術評價判準和機制”、“缺乏知識增量和學術傳統意識，難以與國際學術界進行嚴肅的學術交流”、“低水平知識的大量重復與學術消費日益泛濫”等問題在當下的現代文學研究中仍是觸目驚心的痼疾。不過從形式上看，可能相當多內在失范的文章注釋或參考文獻的數量并不少，且看似多為原典文獻或一手材料，但前人研究往往被有意無意地忽視，以此突出自己的原創性。這也可以從現代文學研究類期刊影響因子較低的現實得到驗證。盡管影響因子只是一個相對統計量，但過低的引用率也足可表征學術現狀仍以“自說自話”為主，學科內部尚未充分實現有效的知識積累。當年有識者的“他們在承認規范的前提下大量地生產著重復勞動的產品”和“‘規范’不久將會變成把一些人偷渡到學術領域內領取職稱、學歷頭銜的交通工具”的預言果真應驗。目前的現代文學研究一方面缺少對學術充滿真誠與敬畏的人，另一方面卻又讓人分明地感到對“學問凸顯”的譴責之風漸盛。這兩者隱約存在著某種合謀的關系：在一個沒有學問的年代里，“學問”被宣告有罪。

四

討論“思想淡出，學問凸顯”的年代敘事癥，還要辨析所謂“實證化”或曰“古典化”“考據化”的問題。實證化的判斷與1990年代“學術壓倒思想”的論定互為表里。既然1990年代“學問”未被真正凸顯，實證化的概括也就變得十分可疑。新世紀之初，黃修己基于“各種見解很活躍，論證嚴密的不多”等學科狀態，提倡現代文學研究要有“科學精神”；劉納從胡適批評羅爾綱“妄下斷語”的事件引入，指出新時期以來的現代文學研究缺乏“以‘根據’做底墊”；即便是對現代文學研究“樸學”傾向有所質疑的邵寧寧也認為這一潮流尚在“開始發展之初”。于是有學者批判現代文學研究“大氣魄大氣勢的學術思維”的時尚簡直就是學術領域里的“具象化的幻覺病態”，“在相當短小的篇幅里建立起‘一覽眾山小’的宏大的論述框架”。正如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史方面有專長的劉衛國所分析的，客觀上源自現代文學學科的意識形態特性及“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的實證精神與求快時代的不相容，主觀上是研究者普遍對實證學風的批判、質疑與冷落，使得“在60年來的現代文學研究中，實證學風一直未能有效地建立”。

近年來，互聯網搜索引擎的便捷與數位化技術的推廣為史料搜集帶來極大便利，同時也加劇了唱衰實證研究的聲勢。似乎史料易得之后，應將注意力轉移到史觀和史識等理論上去，這固然成理，但也難免小看了史料研究。現代文學研究向來不缺史料可用，檔案、碑傳、文集、筆記、報章、雜志、手稿等不一而足，就數量來說十分驚人，于獲取而言本就不難，然而在互聯網與數位化全面鋪開之前史料研究未見突破性的進展，根底在于現代文學研究者的史學功底薄弱。樊駿說：“我們的研究成果，從觀點到方法，真正顯示出歷史的眼光與標準，達到歷史高度的真知卓識，具有自覺的史學意識與嚴格的史學品格的，又有多少呢？對此，我們往往缺少自知之明。”

如今史料易得，但史料意識不正確、史學訓練不充分，依舊無法打開局面。因為史料只是歷史的片段，用它來證明觀點時首先需要考慮其負載信息的局限性。某一方面史料越多，彼此之間的矛盾可能越大，越需要依托其他關聯材料使解釋貫通無礙。合格的史料研究既依靠踏實的心境，能耐住浮躁；又須有縝密的思維，可抽絲剝繭、層層深入；還要掌握推度之法度，具備想象歷史的能力。

自2004年前后，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研究蔚然成風，但真正具有“發動學術”意義的文獻工作并不多見，反而隨著數位化的普及，出現了以資料為偽飾的諸多缺陷，譬如不少文章僅以《申報》全文索引的結果為梳理史事的依據，立論漏洞百出，看似全篇原始文獻，但仍是偽實證，只不過是往年以論代史的學術投機者在“史料研究熱”的背景中換了一種抄近道的玩法。對于現代文學研究來說，只有實證是不夠的，但沒有實證是不行的。從目前種種對實證的誤讀來看，也反過來說明了史料功夫和實證意識并未真正在學科內部生根。

平心而論，回顧1990年代以來現代文學學科的發展歷程，不能簡單套用“思想淡出，學問凸顯”這個二元對立的思維框架。倘若說“后革命”語境中的現代文學研究確實存在“思想淡出”的趨向，那也并非是“學問凸顯”帶來的。更貼近實情的恐怕是思想淡出了，學問并未凸顯，社會影響力持續降低，學科邊緣化加劇。

學科邊緣化的根源在社會經濟體制的轉型和主導意識形態的調整，1990年代以來學科發展的主要癥結不僅不是“學問凸顯”，反而是“學問凹陷”。與其說知識生產導致現代文學學科平庸化，不如講是學術生態不斷惡化的結果。正如溫儒敏所說：“標準混亂助長了不良學風，學風浮泛又制造大量學術泡沫”，認真做學問的人“花費長時間扎扎實實的功夫好不容易做出了成果”，“大量‘短平快’的學術泡沫卻馬上充斥其左右，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反而給淹沒了，治學心態也破壞了”。目前的學科反思，表面上看對實踐性的強調大于了對科學性的追求，但對知識生產的批評很大程度上是在安全區內的發言，沒有抓到學術生態惡化背后的真正禍首，反而既構成了非實踐性的同謀，也使得原本就缺乏堅實的學科基礎的現代文學研究更加躁動。重點不應該放在對知識生產的反思而是對知識生產機器的批判。不從深層和更為根本和宏大的視野思考問題，很容易得出“這屆學者不行”的結論。

錢理群近年開始“呼吁我們需要真正的‘學院派’”——“學術就是他的生命本身”。這種向內轉的精神承擔原本就是現代文學學科優良傳統的一部分，特別是第二代研究者的“對學術抱有真誠與尊敬”，如朱德發所言“真學者”不僅要把學術研究當成其生存方式或價值根基，更要“具有一種自覺的以身殉業的奉獻精神”；“為學術而學術、為學問而治學”才能“見到發財之道不動心，聽到官場升遷不走神，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學術橋”。第二代研究者在最好的學術年華被最無情的浪費的不利條件下，憑借著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和嚴謹扎實的學風，在學科史上銘刻了一代人的風采。靠才華橫溢取得的成就是本身非天縱之才而難以模仿和繼承的，但沉穩勤奮的學術道路卻對絕大多數人而言都是有法可依的。然而，目下的青年學人正處于以競爭體制內資源為主要目標的堅硬現實之中，在消費主義盛行的時代，視學術為生命的人將多么可貴。這需要不同于流俗、“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敢與特立獨行。“閉眼難見三春景，出水才看兩腿泥”。一切仍需要留給時間來檢驗。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20世紀中國文學學術話語體系的形成、建構與反思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ZD280。原載《當代文壇》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