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一

十五六歲時，我在故鄉(xiāng)一所民辦小學當“孩子王”，忘了是從何渠道，得到一冊剛出版的《辛棄疾的故事》（常國武、程中原著），看得我熱血沸騰，夜不能寐。從此記住了辛棄疾這個名字，但凡遇到他的資料都不會放過，還背誦過他的多首傳世之作。一本十一二萬字的薄薄小冊子，就這樣深刻地影響著我，給我的心靈平添了幾分詩意與豪放的色彩。

辛棄疾以詞傳世，但八百多年來，關(guān)于他的文藝作品如故事、戲曲、電影等，著力渲染的卻是他早年“于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如探囊取物”的傳奇。

南宋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顏亮進攻南宋大敗，中原漢人紛紛揭竿而起，一時間豪杰并雄。二十二歲的辛棄疾鼓動族眾及窮苦農(nóng)民兩千多人起義，率眾投奔當時勢力最大、擁有二十五萬義軍的天平軍首領(lǐng)耿京。耿京是一位地道農(nóng)民，對文化人十分敬重，他任命辛棄疾為“掌書記”，即掌管部隊文書的機要秘書。

鑒于金軍強大，又在淪陷區(qū)內(nèi)，難以抵御圍剿，耿京決意投奔南宋。他派副手賈瑞、掌書記辛棄疾等十一人奉表南下建康。宋高宗召見了他們，并授予耿京為天平軍節(jié)度使，辛棄疾為右承務(wù)郎。然而，就在辛棄疾一行人返回山東途經(jīng)海州時，耿京已被手下將領(lǐng)張安國殺害。張安國脅迫天平軍其他官兵投降金國，獲金人重用，并被任命為濟州（今山東濟寧）知州。辛棄疾聞訊，決意為耿京報仇。他率五十名勇士，疾馳六百里趕往濟州。面對五萬濟州駐軍，辛棄疾采用智取之術(shù)，抓住沒有防備的張安國，將他綁在馬上，沖出金營，一路南下，夜行晝伏，獻俘建康（其時，宋高宗正在建康勞軍），將叛徒張安國梟首示眾。

辛棄疾活捉敵軍首領(lǐng)，并通過滄陷區(qū)抵達建康，長途奔襲一千多里，真是難之又難，簡直令人難以置信。而這一年，辛棄疾才二十三歲，便迎來了他人生的高光時刻。

若辛棄疾就此一路高歌猛進，率軍收回失地，恢復(fù)中原，該是多么地意氣風發(fā)、慷慨豪邁、回腸蕩氣啊！

宋金對立，辛棄疾雖屬漢人，且故鄉(xiāng)早已淪為敵手，從金國反正歸來，固然受到宋廷歡迎，但仍無法像南人一樣獲得信任，而被人為地貼上“歸正人”的標簽。這一無可擺脫的尷尬身份，使得辛棄疾的前程總是充滿荊棘與坎坷，理想經(jīng)常受挫，抱負大打折扣。他一生為官，受到宋高宗、孝宗、光宗、寧宗等幾任皇帝召見，卻六次被彈劾，多次被罷官，內(nèi)心充滿了壓抑、苦悶。可他又是一位豁達開朗之人，總是不斷地調(diào)適自己。

不少人說辛棄疾是一個悲劇性人物。若從時代大視角而言，南宋民眾，無一例外都是悲劇人物；但就個體而言，辛棄疾又是一位樂觀者、成功者。他的詞作千古傳誦，不僅是其所處時代的峰巔，也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默默地滋養(yǎng)著我們腳下這片既豐饒又貧瘠的土地。

明代狀元、學者、文學家楊慎評價辛棄疾的作品，認為“辛詞當以京口北固亭懷古《永遇樂》為第一”；晚清詞家陳廷焯說，這首詞“句句有金石聲音”。如果將《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視為辛棄疾的代表作，恐怕會得到許多讀者的首肯。

但當我第一次讀到辛棄疾的《村居》時，一瞬間就將我拉至遙遠的故鄉(xiāng)與童年的生活：“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吳音相媚好，白發(fā)誰家翁媼？大兒鋤豆溪東，中兒正織雞籠。最喜小兒無賴，溪頭臥剝蓮蓬。”它是那樣的清新明快、直白如話、瑯瑯上口，我很快就爛熟于心了。

還有一首《夜行黃沙道中》，也引起了我的強烈共鳴：“明月別枝驚鵲，清風半夜鳴蟬。稻花香里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清風明月、蟬鳴鳥叫、蛙聲鼓噪、稻花飄香、橋回路轉(zhuǎn)，特別是空山新雨后的天空，寥落的星辰猶如眨巴的眼睛，在天邊外閃爍不已，聊聊幾筆，便勾勒得活靈活現(xiàn)，簡直就是我故鄉(xiāng)的真實寫照。沒有長期鄉(xiāng)村生活的獨特體驗，怎么也寫不出如此生動、真實、自然的鄉(xiāng)村夜景！

這與辛棄疾的鐵血傳奇、壯懷激烈，簡直判若兩人，仿佛出自他人手筆。

辛棄疾的詞作，為我們呈現(xiàn)出他的一體兩面與多彩人生。

金戈鐵馬、慷慨豪邁，是辛棄疾；而小橋流水、淺吟低唱，也是辛棄疾。

二

南歸之初，辛棄疾在京口住了一段時間，續(xù)娶太學生范邦彥之女范如玉。頻繁改官、調(diào)動及不斷罷官、復(fù)出，家屬也跟著一同風塵仆仆、輾轉(zhuǎn)流徙，使他感到了人生的無常與無奈，個體的無能與無力。身心疲憊之際，不得不思考一個轉(zhuǎn)身、退身與安身之地。

故鄉(xiāng)難回，所托之地何在？

一番權(quán)衡比較，他選中了江西信州（今上饒市信州區(qū)），在城北帶湖旁購地建房。

新居即將落成，面對優(yōu)美的田園風光，辛棄疾開始以“稼軒居士”自稱了。他將新居圖紙送給剛結(jié)識的友人洪邁，請他撰寫了一篇《稼軒記》，文中有言：“意他日釋位而歸，必躬耕于是，故憑高作屋下臨之，是為稼軒。”

從此，稼軒成為辛棄疾的別號與象征，也成為他人生的轉(zhuǎn)折與分水嶺。

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新居落成。第二年，辛棄疾遭言官彈劾，罷官退居帶湖。

沒想到這一住就是十年，直到光宗紹熙二年（1191年），辛棄疾被任命為福建提點刑獄復(fù)出。

復(fù)出三年，辛棄疾再次遭到貶黜。稼軒此次回到上饒，早過知天命之年，“嘆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辛棄疾《賀新郎·用前韻再賦》），痛苦悲觀在所難免。帶湖位于城郊，辛棄疾上次退居時，常與信州知州、通判等地方官員、達官顯貴唱和往來。此次歸隱，他想遠離喧囂，另擇新居。

有一僻靜之地瓢泉，頗合稼軒心意。定居帶湖期間，為解思鄉(xiāng)之苦，辛棄疾出游訪泉，在百里之外的鉛山縣奇獅村瓜山下，尋得一處周氏泉。據(jù)《鉛山縣志》記載，泉水兩眼，“其一規(guī)圓如臼，其一規(guī)直若瓢。周圍皆石徑，廣四尺許，水從半山噴下，流入臼中，而后入瓢，其水澄可鑒”。自見此泉，辛棄疾便難以釋懷，從周家手中買下此地，村名改為“期思”，泉名改為“瓢泉”，并建一座草堂，不時前來小住。

從福建罷歸，辛棄疾決定在期思瓢泉修建新居，舉家搬遷。

自從移居期思瓢泉，辛棄疾滿眼皆是農(nóng)村山水田園風光，滿耳皆是蟲鳴鳥叫、雞鳴狗吠、牛哞羊咩、蛙聲如鼓、水聲潺潺，接觸的是農(nóng)夫婦人、童子少女，感受的是清風拂面、春耕秋收。長期的浸潤濡染，不僅改變了他的生活，變得更加簡單而質(zhì)樸，也極大地影響了他的創(chuàng)作與詞風。他對自然風光的描寫，由早年的主仆依附關(guān)系，到后來渾然一體的物我兩忘，而瓢泉之作，則達到了以我觀物、神交心許、重構(gòu)自然的化境。

“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辛棄疾退居帶湖十年（1182—1192），作詞二百二十八首；閑居瓢泉八年（1194—1202），賦詞二百二十五首——隱居信州近二十年，共作詞四百五十三首，占其一生所有詞作的百分之七十二。就外在功名而言，辛棄疾官場失意、北伐無望、壓抑苦悶，正是這仿佛徘徊于人生低谷的隱居生活，迎來了他創(chuàng)作的高峰，成全了辛棄疾作為詞人、文學家的偉大。

文學從不以成敗論英雄。所謂的功名利祿轉(zhuǎn)瞬即逝，作品流芳千古才是詩人、詞人、作家最大的成功！

辛棄疾享有“南宋詞壇第一人”之稱，僅數(shù)量而言，也為宋人諸家之冠。他還有詩一百一十七首，文二十一篇傳世。

唐宋詞人，我最愛稼軒、東坡（蘇軾）、放翁（陸游）、易安（李清照），能背誦他們不少傳世名篇。

王兆鵬先生的《唐宋詞史論》一書，綜合存詞、版本、品評、研究、歷代詞選、當代詞選等諸項名次，得出唐宋詞人的最終排名——稼軒第一、東坡第二、周邦彥第三、姜夔第四、秦觀第五。

東坡詩文俱佳，詞作開啟了豪放派之先河，而稼軒將其推至頂峰。王國維說“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兩人并稱“蘇辛”，同為詞壇巨擘。僅詞而論，辛棄疾的成就無疑超越了蘇軾，是豪放詞派的最高代表；正如陳廷焯所言：“東坡詞極名士之雅，稼軒詞極英雄之氣，千古并稱，而稼軒更甚。”

辛棄疾開創(chuàng)的“稼軒體”，從豪邁中見精致，于雄莽中現(xiàn)雋永，作為一種文學范式，形成了一個文學流派——辛派，成為歷代詞人、詩人、作家、文學家、理論家學習、研究的對象。而稼軒詞對普通民眾的影響之深，無論怎么形容也不為過。

李清照與辛棄疾同鄉(xiāng)，也是山東濟南人，她是婉約詞派的杰出代表，創(chuàng)造的“易安體”在宋代詞壇獨樹一幟。齊魯大地孕育出兩位杰出詞人，李清照自稱易安居士，辛棄疾字幼安，便有“濟南二安”“詞壇二安”之稱。

辛棄疾狂放不羈，笑傲廟堂與江湖。“公一世之豪，以氣節(jié)自負，以功業(yè)自許”（范開《稼軒詞序》），其男兒的血性力度、豪氣霸氣、悲壯激烈、踔厲奮發(fā)等令人嘆為觀止，詞句可謂擲地有聲：“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補天西北。”“半夜一聲長嘯，悲天地，為予窄。”“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

他是一位有著自覺而明確創(chuàng)作觀念的詞人，抒發(fā)英雄情懷、英雄氣概，詞作奔放豪邁、雄奇剛健而蒼涼沉郁、悲憤憂怨。陳廷焯《白雨齋詞話》道：“辛稼軒，詞中之龍也，氣魄極雄大，意境卻極沉郁。”吳衡照《蓮子居詞話》道：“辛稼軒別開天地，橫絕古今。”

我常想，如果辛棄疾沒有南歸，如果他深得宋廷信任統(tǒng)領(lǐng)大軍，如果他官運一路亨通，如果沒有退隱信州，他還能寫出流傳至今的絕妙好詞嗎？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正因為生于金朝，仕于南宋，歷經(jīng)兩個不同朝代，使得辛棄疾的人生多了一份獨特，其詞作往往也能獨辟蹊徑。有論者將稼軒詞與岳飛詞比較，認為岳飛是“怒發(fā)沖冠”，稼軒是“醉里挑燈看劍”。我以為他們之間的最大差異，是看待金人、金兵的態(tài)度。漢人對待少數(shù)民族，總是抱持儒家的正統(tǒng)立場，將其視為胡人，并依據(jù)方位分別稱為東夷、南蠻、西戎、北虜。辛棄疾也抱有漢人的傳統(tǒng)觀念，一再提出北伐中原、收復(fù)失地；但與長期生活在南方的岳飛、陸游等人的尊王攘夷不同，他因與金人打過交道，雖視金兵為敵人，但能將他們作為“人”看待。辛棄疾無論怎么寫，也寫不出“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這樣吃金人肉、喝金兵血的詩句。

“從來詩劍最風流，何須賦詞強說愁！”辛棄疾作為“歸正人”的尷尬身份，他的宦海沉浮、北伐無望、退隱信州，由青年漸入中年而至老年所經(jīng)歷的生離死別、失望無奈、憂愁苦惱，其不甘屈服、昂揚樂觀、勇于抗爭的人生基調(diào)、性格特征等等，鑄就了他的道德人格、精神風骨與思想高度，決定了他詞作的基調(diào)與風格。

就宋代而言，辛棄疾文比蘇軾，武比岳飛。其一生有著多重身份，是文人學子、武士將軍，也是過客游子、豪放酒徒、浪漫男兒。他的詞作，是血液的奔涌與噴發(fā)，是悲情與豪放的交織，是生命的濃縮與結(jié)晶。

漫長人生，得一天天走過；晨昏朝夕，不可能總是金戈鐵馬、激情飛揚。如果只有大氣磅礴的宏大敘事，缺少日常生活的細微描寫，就不是一個完整的辛棄疾。北方雄渾壯麗，如果他不投宋南歸，沒有信州的隱居，自然也就沒有江南的斜陽煙柳、帶湖的風花雪月、瓢泉的稻香蛙聲。臺前形象與幕后本色，坎坷人生與浪漫瑰麗，讓我們見識了一個豐富而立體的辛棄疾。

他退隱信州近二十年，幾近人生三分之一，年長日久，免不了低沉頹廢、看破紅塵。他寫過一首《題金相寺凈照軒詩》：“凈是凈空空即色，照應(yīng)照物物非心。請看窗外一輪月，正在碧潭千丈深。”月光皎潔，長空澄明，詞人仿佛進入禪定止觀的境界。

家國之恨，壯志難酬，身處異鄉(xiāng)，自然心生憂傷。他在《丑奴兒·書博山道中壁》中寫道：“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說愁。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

望江山依舊、殘陽如血，唯有白發(fā)空恨。欲說還休，看似“休”了，其實沒“休”。辛棄疾退居帶湖、瓢泉，并非自愿，而是被迫辭職或免職，只有最后兩次是因病請辭。身居信州，他的心卻一直關(guān)注著外面的世界，想往著遙遠的故鄉(xiāng)。每當重獲啟用，那些所謂“看破”了的“休”與“空”轉(zhuǎn)瞬即逝，他總是抑制不住內(nèi)心的激動與喜悅，躍躍欲試。哪怕唱和應(yīng)酬之時，一旦酒酣耳熱，也是熱血沸騰，恨不得躍馬揚鞭。

三

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fā)，辛棄疾似乎又“火”了一把。既不是鐵血傳奇，也不是煌煌詞作，而僅僅因為名字，“霍去病、辛棄疾”這對門神成為人們的“新寵”，寄托著普通百姓的美好祝愿——去除瘟疫，遠離疾病，山河無恙，國泰民安。爺爺辛贊在為孫子取名時，“棄疾”即“去病”，一是因為他的兒子、辛棄疾的父親體弱多病，二是寄厚望于愛孫向西漢名將霍去病學習，抗擊匈奴，橫掃敵軍，收復(fù)失地。

雕弓掛壁、寶劍蒙塵、北伐無望、無力回天，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如今只落得個“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夙愿無法實現(xiàn)，辛棄疾心有不甘，臨終之時，仍在疾呼一輩子不知喊過多少次的“殺賊、殺賊”！

辛棄疾赍志以歿，但其形象、人格、精神、作品，影響著一代又一代中國人，正如他撰文哭悼友人朱熹所言：“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

多少年來，我的心中一直存有一個念想，那就是前往信州——如今的上饒一游，尋訪稼軒退隱此地的主要遺跡。

機會終于到來！

2016年12月上旬，我應(yīng)邀前往衢州講座。乘高鐵返回廈門時，我在上饒站下車，受到上饒市作家協(xié)會主席、市文學院總編輯石紅許先生的熱情接待。他寫過一篇關(guān)于辛棄疾的長篇散文《稻花香里的絕唱》，可謂文采斐然、佳句迭出：“不管江南山水在我們看來如何的普普通通，但在辛棄疾的眼里，順手拈來都是詩都是詞。”“一代英才抗金未果，卻以詞著稱于世，感謝懦弱的南宋，送給我們一個意外的驚喜，中國歷史上少了一名優(yōu)秀的軍事家，卻多了一名文學家——詞壇飛將。”他還提到除帶湖、瓢泉外一大串上饒遠村近郊能在辛棄疾詞中找到的地名——黃沙嶺、茅店、西巖、云洞、南巖、茶亭、白沙、方村、毛村鋪、尚義橋、石溪、紫溪、博山寺、斬馬橋、鵝湖、四望樓、五堡洲等，其中不少地方他都踏訪過。

于我而言，能走馬觀花地感受一下帶湖、瓢泉，看看稼軒墓，足矣。

稼軒當年位于上饒近郊的帶湖故居被一把火燒個精光，后未重建。遺憾的是，帶湖早已變成陸地，如今已是高樓林立的城區(qū)。帶湖及故居，只可確定方位和大致地段。

幸好墓還在，泉尚存。

辛棄疾在“殺賊”的悲壯聲中與世長辭，將身子也交給了自己選定的安身立命之地信州，葬在了鉛山縣陳家寨陽原山。

抗元英雄、著名詩人謝枋得乃本地弋陽人，一次路經(jīng)辛棄疾墓，聽得一旁的僧舍堂屋內(nèi)有疾促大呼之聲，好像在訴說憤懣不平之事，從黃昏到半夜，聲音經(jīng)久不息。于是，謝枋得在微弱的燭光下?lián)]毫作文，以祭奠稼軒。文剛寫成，聲音就慢慢止息了。

辛棄疾生前對佛教頗感興趣，訪寺游寺，詞中常化用佛語、佛典、佛喻。稼軒墓旁專門建有僧舍、客堂，由此可見想象，其當年頗具規(guī)模。據(jù)《鉛山縣志》卷三十《塋墓》所記：“舊有金字碑立驛路旁，曰稼軒先生神道。”

謝枋得所遇雖具神秘色彩，但與稼軒的生平遭際、壯志未酬、悲憤不平十分吻合。南宋紹定六年（1233年），即辛棄疾辭世二十六年之后，謝枋得奏請朝廷為他鳴不平，旨下，加贈少師（原贈光祿大夫），謚忠敏。

我們于太陽落山時分驅(qū)車來到辛棄疾墓。此地偏遠難尋，幸虧紅許兄多次前來，方能順利找到。陽原山不高，車停山腰，一行人沿著一條新修的水泥坡道向上攀行，終于來到稼軒葬身之所。墓為麻石砌就，顯然經(jīng)過重新修整，墓前是一片水泥地面，墓后為磚砌石墻，墓頂?shù)亩淹烈彩切碌模ㄓ心贡唏g陸離。只是這墓碑也非原碑，乃辛棄疾后裔立于清朝乾隆年間，碑文漫漶，字跡模糊不清。

時令已是初冬，但墓地周圍的松柏依然蒼翠欲滴，山嶺仍是一片綠色。也是黃昏時分，只是墓旁昔日的驛道、僧舍、客堂不再，更沒有辛棄疾的疾呼悲鳴。鳥兒歸巢，啾啾鳴叫，將四周襯托得更加幽靜。時光不居，歲月如風，將歷史書卷一頁頁翻過。南北不再阻隔，華夏版圖遠超宋代，辛棄疾的功勛、文章、詞作千古流芳，其悲鳴不平的時代早已成為過去。他靜靜地躺在這兒，與陽原山融為一體，與鉛山相互成就，成為上饒大地的一部分。鉛山、濟南以及辛棄疾的祖居地甘肅臨洮，三地皆以他為榮，正在謀劃交流、合作、共建稼軒文化新篇章。

為紀念一代詞圣辛棄疾，陽原山已改為“稼軒山”；鉛山縣八都鄉(xiāng)，也于1983年8月更名為“稼軒鄉(xiāng)”。告別辛棄疾墓，我們在稼軒鄉(xiāng)晚餐。鄉(xiāng)政府內(nèi)的宣傳墻，有稼軒簡介及相關(guān)的詩詞、對聯(lián)與圖畫。

當一輪上弦月掛在藍色的天幕時，我們沒有踏上歸程，而是夜訪瓢泉。置身曠野，仰望月空，《夜行黃沙道中》的畫面頓時復(fù)活——明月、疏星、清風、溪橋，只是少了驚鵲、鳴蟬、稻香、蛙聲、茅店，不過呢，也多了幾分現(xiàn)代鄉(xiāng)村的獨特風韻。

到達瓢泉，地面漆黑一片。大家打開手機電筒，一齊射向一大一小、一高一低、幾乎相連的兩眼泉水。瓢泉、瓢泉，真像兩把水瓢。大泉清澈，水底卵石清晰可見；小泉靜止，泉水渾濁。所謂“瓢泉弄泉”，也得“弄”一下才是啊。于是，大家紛紛撩動大瓢泉水，一時間水波蕩漾。我掬起一捧，品了一口，有一股甘洌的味道。遙想當年，泉水當更為純美。辛棄疾在此建筑山莊，就沖這兩眼泉水而來，也不知營造的山莊毀于何時。

稼軒雄詞的耀眼光芒，使得他人生的其他方面受到遮蔽。無論個人武功、軍事謀略，還是卓越政績、書法藝術(shù)等，不論哪一項，辛棄疾都堪稱一流。而綜合全才，更是罕有其匹。

辛棄疾雄才大略、極富遠見，他在《美芹十論》《九議》中提出的收復(fù)失地、抗擊金兵建議，蘊含著豐富的軍事韜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他任地方官，政績卓著；他的書法《去國帖》雖為應(yīng)酬類信札，但運筆自如，既圓潤流暢，又不失挺拔方正氣象，我于書法冊頁中得見，深愛不已，當即復(fù)印多份收藏、臨摹……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古今之成大事業(yè)、大學問者，必經(jīng)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第一、二境界的詞句，分別出自北宋詞人晏殊的《蝶戀花·檻菊愁煙蘭泣露》和柳永的《蝶戀花·佇倚危樓風細細》，第三境界也是最高境界，則出自辛棄疾《青玉案·元夕》。

王國維的三境界，既是成大事業(yè)、大學問的三境界，也是成就人生的三重境界。經(jīng)過第一、二境界，欲達第三境界的人生至境，須專心致志、鉆研探索、鍥而不舍，才能心有所悟、豁然開朗、出神入化。苦苦搜尋不見，頗感失望之時，一回頭，那人卻在燈火隱約閃爍處。“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這種無法用語言形容的驚喜與成功，著實令人神往。

“那人”是誰？不是別人，正是辛棄疾！他在默默地、永遠地注視著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