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次偶然的機會，友人陸幸生先生從故紙堆里淘到12張90年前的會議記錄，泛黃的信箋上用漂亮工整的小楷記載了1931年、1932年間以林頌河為代表的社會學者出版著作的點點滴滴，他欣然轉送給我們觀覽，出于對現代出版史的濃厚興趣，我們如獲至寶。

學術出版包括學術機構辦出版，是現代出版業的重要特色，1931年至1932年間林頌河任職的北平社會調查所就是這樣一個學術機構兼營出版的典型。出版關乎教化，滋長文明，出版界、學術界中人對此都深有體認。正如1943年中國民族學家、社會學家楊堃教授在總結社會學著作出版時所說：“吾國近三十年一般學術，顯有進步，雖與出版界之發達未必悉成平行線，而從出版界之情況以窺測學術之趨向，要為至有興味之事。”毫無疑問，這些珍貴資料對于管窺近代以來社會學發展史、社會學著作出版史，乃至近現代學術出版史具有相當的史料價值。

北平社會調查所與林頌河其人

清末民初，在救亡圖存、西學東漸的大背景下，西方社會學說逐漸傳入中國。一般認為，自1903年嚴復翻譯斯賓塞的《群學肄言》始，德國卡爾·馬克思、英國斯賓塞、法國涂爾干、德國馬克斯·韋伯等著名西方社會學家的著作陸續傳入中國，中國的學者們逐漸認識到，原來學問（尤其是解釋社會現象、解決具體社會問題的學問）也是可以直面社會生活、問題進行觀察、調查、分析、研究的。這一時期，涌現出梁啟超、陶孟和、李景漢、吳景超、吳文藻、費孝通等一大批研究社會學的學者。

陶孟和是我國最早留學國外學習社會學的學者，是第一位用社會學方法分析中國社會并撰寫出社會學專著的學者，也是中國社會調查的先驅。他1910年赴英國倫敦大學學習社會學和經濟學，在留學期間認識到研究社會問題對改革社會非常重要。1912年，陶孟和與同學用英文編寫的《中國鄉村與城鎮生活》一書由倫敦經濟學院出版，這是論述我國社會組織和社會思想的第一部著作，也是我國研究社會學的最早一部著作。

社會調查20世紀20年代在中國興起，受到國人的普遍追崇，形成一股社會調查的熱潮。陶孟和回國后，就立志開展社會調查研究活動，他的這一愿望在1926年開始實現，這年2月間，陶孟和提出社會調查計劃，得到國內外人士的贊同。美國紐約社會宗教研究院捐助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分配和管理使用美國退還庚子賠款的機構）決定增設一社會調查部，從事社會調查工作，并聘陶孟和主其事，這便是北平社會調查所的前身。1929年，經過多方努力，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同意把社會調查部改組為獨立機構，改名為北平社會調查所，這是我國最早成立、最有影響的社會調查和社會學研究機構。

在陶孟和的領導下，北平社會調查所發展迅速，開展研究的科目有中國近代經濟史、政治制度、經濟理論、工業經濟、農業經濟、對外貿易、財政金融、勞動問題、人口問題、統計，共10類。在這些研究科目中，農業經濟、工業經濟、勞動問題、人口問題、工人生活費統計、近代經濟史等是重點。這些調查研究，可以說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由工農運動的蓬勃發展所提出的課題。陶孟和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從學術上繼續研究這些社會問題為社會改革提供依據，是順理成章的。在陶孟和的帶領下，北平社會調查所逐漸發展成為一個組織較為完備、人員構成較為精干且頗受國內外注目的專業研究機構，是近代社會調查潮流中的重要實踐者與推動者，出版了大量有關社會調查和研究的科學著述，成果豐碩。

北平社會調查所的前身——調查部在成立后便列出事業計劃七項，其中第三項“刊行社會問題之刊物”和第四項“匯集關于社會問題之圖書及資料以圖閱覽之便利”都是出版工作的內容。調查部先后印刷出版《社會調查方法》《中國婦女在法律上之地位》《北京生活狀況》《塘沽工廠工人》《直隸棉花之販運》等著作，其中又以《第一次中國勞動年鑒》的出版頗受關注。該書由王清彬、王樹勛、林頌河、樊弘參與編輯，后經陶孟和校訂，于1928年12月出版。這是國人第一部嘗試編制勞動年鑒，雖尚不完備，但具有開創意義，在當時即頗受好評，也成為研究近代勞工問題的最重要參考資料之一。經過近三年調查與研究工作的積累，社會調查部開始創辦《社會研究月刊》和《北平生活費指數月報》等兩份刊物。《社會研究月刊》登載于天津《大公報·副刊》內，由社會調查部負責編輯，以刊載社會調查報告和統計資料為主，后因報告材料多而版面有限，自第五期后改為半月刊。《北平生活費指數月報》是登載北平生活費指數的專刊，出版于1929年1月23日，后因抗戰爆發而停刊，這是我國最早編印的生活費指數。

北平社會調查所作為一個專業性學術研究機構，先后出版社會調查等各種成果數十種，為我們留下了大量可資利用的調查研究資料。除常年刊物《社會科學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北平生活費指數月報》等外，還出版《社會調查方法》《第一次中國勞動年鑒》《第二次中國勞動年鑒》《國際勞工組織》《七省華商紗廠調查報告》《北平捐稅研究》等，這些出版物都深受國內外重視，對于揭露和認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對于促使有識之士改造和改良舊社會有現實意義，至今也是我們理解、體察整個近代中國的寶貴材料。

本文所研究的史料，便是林頌河任職北平社會調查所期間，參與編輯出版社會學著作的會議記錄。

在研讀史料之前，先來了解一下史料中提到的主人公林頌河。林頌河（1902-1967），字漢甫，祖籍福建長樂，1926年畢業于南開大學外語系，后赴英國倫敦經濟學院學習經濟學和社會學，歸國后曾任清華大學兼職講師、北平社會調查所研究員、中國實業銀行經理等。其中，其謀職北平社會調查所是由南開大學張伯苓老校長寫信推薦給陶孟和的：“孟和先生大鑒：致仲述先生書，敬悉。社會調查部需用人員，現有敝大學文科畢業生林頌河，品學均優，愿推舉錄用，即令該生持函晉謁，希賜見接洽一切。”在陶孟和的指導下，林頌河參與調查、撰寫并編輯的出版物有《塘沽工人調查》《第一次中國勞動工人年鑒》《北京社會概況統計圖》《中國之工業與勞工》等。

管窺現代出版工作

現代時期，出版業蓬勃發展。從清末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隨著國門開啟，西學東漸，上海、北京、南京等地的出版機構如雨后春筍般逐步開辦起來，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等出版機構的崛起成為這一時期出版業的標志。這些著名出版機構出版了大量教科書、西方文化名著、新式工具書、古籍、兒童讀物、社會科學讀物、人文科學讀物、自然科學讀物、文學作品等，在開啟民智、傳播文明、喚醒革命意識、促進社會變革等方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出版機構的規模差別懸殊，大型出版機構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動輒有數百萬的資本，數千名的員工；而一些初建不久的小書店，資金和人員都很少，有的甚至只有兩三個人。當然，更多的還是那些資本在萬元上下、職工數十人的中小型出版機構。大小不一的資金實力，多寡懸殊的職工規模，決定了各出版機構設置上的巨大差異。大的出版機構如商務印書館等的編、印、發各部門齊全，分工細密；小的出版機構則受制于條件，機構設置自然要簡單得多，北平社會調查所就屬于這種情況，沒有自己的發行部門和發行渠道，需要其他機構代售所出版的書籍和刊物。

筆者手里相關社會學著作出版工作的四份材料，涉及贈送作者及編輯樣書的原則問題、增加代售書店及代售折扣問題、廣告問題等等出版物發行領域的諸多方面。

在涉及贈送作者及編輯樣書的原則問題方面，筆者所存第一份資料是北平社會調查所出版委員會1931年11月的一份會議記錄，出席者有林頌河、曾炳鈞、王樹勛、劉煒俊等。會議討論了五項內容。一是對于本所自己所出版的出版品，本所研究員、研究生、事務員及計算員，均可以獲送一份，“原書著作人或編輯應當特別加送者不在此限”，也就是作者和該書編輯有權獲得較多樣書。二是對于其他書局出版的本所出版品，研究員、研究生及參加整理材料的事務員和計算員可以獲贈，是否參與整理材料由作者認定，等于是縮小了樣書的贈送范圍。但為了培養計算員的技術知識，規定如果是統計方法方面的出版品，不論是否參與整理材料，均可獲贈一份。三是指出本辦法適用于《北平生活費指數月報》出版之后的圖書雜志，以前出版的出版物概不補送，明確劃定了時間范圍。四是新入職的研究員和研究生，可以根據自己的研究題目獲贈相關的舊刊物，無關的一概不送。五是比照研究員獲得出版物的標準，向本所秘書、圖書館主任等贈送相應的樣書。1932年10月的會議記錄記載了“修訂本所出版品所內同人贈送辦法”，規定本所任職人員沒有獲贈樣書的，可以四折的價格購買，且限買一份。這兩份會議記錄詳細記載了當時討論出版物樣品贈送的種種原則，既保障了作者、編輯及相關研究人員的應得權益，又相應地考慮到了縮減成本問題，對于社會學出版物的傳播傳承意義重大。

關于代售書店及代售折扣問題

為了提高圖書銷售額，民國時期的一些出版機構的發行部門（所或門市店等），除了銷售本版書外，同時還為學校、學術團體、圖書館等單位開展外版書刊的代購代銷，為內地書店同業開展配購批發的業務。筆者所持的第二份史料便是1932年3月，北平社會調查所出版委員會討論“本所出版品應設法增加代售書店以利推銷案”的會議記錄，出席者有王子建、曾炳鈞、林頌河、劉煒俊、麥永伾。會議決定：一是由麥永伾和中華書局、神州國光社、協資社、卿云書店、建設圖書館等五個單位接洽，處理本所出版品的代售問題；二是規定以后除有特殊關系的代售處所外，代售價格均按八折收費；三是將庫存較多的布皮《勞動年鑒》（應為精裝）的定價減為三元，紙皮《勞動年鑒》（應為平裝）的定價減為二元五角，且明確此次減價適用于本次會議之后。由此可見，北平社會調查所出版委員會在發行方面已經相當專業了，緊跟市場專案專辦。

據調查，民國時期北京出版圖書總數超過100種以上的出版機構，有北京大學、燕京大學、文化學社、地質調查所、北平研究院等5家。除了文化學社發展成為專營的出版社外，其余都是學術性的機構兼營出版，北平社會調查所這樣規模不大的機構更是如此。這些兼營出版機構沒有足夠的人力物力專職發行，因此急需與中華書局、神州國光社等這類自身規模大、社會影響大、發行網絡完備的專門出版機構合作，這其實就是現代出版業“出版分工，發行統一”方針的具體體現。

筆者持有的第三份史料是北平社會調查所出版委員會1932年4月的一份會議記錄，出席會議的有林頌河、劉煒俊、王子建、麥永伾、阮宏祥。會議決定：一是由于《北平社會概況統計圖》僅存六本，各代售處暫不發送，并酌情收回若干冊。二是本所職員介紹購書，按原價八折收費。三是之后有新刊物出版時，可向《世界日報》等報紙贈送，并商請由其在報端代為介紹，“以廣傳播”，其實就是為了增加銷售量計劃在報紙上做廣告。四是可以委托國立北平圖書館代售本所刊物，代售價格與前述其他代售處一樣。這體現了樸素的遵守商業規則的原則。五是討論商務印書館上海總廠被焚后，本所委托該館出版的刊物恐有絕版之虞，本所的存書是否可以自行售賣的問題。會議決定先函請商務印書館調查存數，如果已經絕版，本所的庫存可以自行售賣（如果存數在五本以下，不得出售）；如果尚有存書，提出兩種解決方案：仍由該館繼續出售；本所收回自售。這一條反映出北平社會調查所出版委員會十分具備契約精神，在遵守商業規則的同時最大可能地保障自己的利益。六是對于上海新月書店拖欠書款問題，決定《塘沽工人調查》買回一百本，書價從版稅內抵扣；存書取回三分之二；已售書籍要求新月書店剋日結算并將應繳書款匯交本所或上海中孚銀行代收，盡可能地減少損失。

關于現代學術出版的思考

“學術乃文化之核心”。學術出版是人類出版活動的基本組成部分，它服務于每一個時代的社會精英，承載了傳播思想和傳承文明的功能，滿足了人們對于原創性、前沿性知識的消費需求，位于整個出版產業鏈的頂端，屬小眾出版。一個國家的學術出版水平，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出版業的發展水平。從歷史上看，在人類文明史上，中華民族的文化從未中斷過，中國古代的出版記載了人類歷史的輝煌。20世紀初葉，出版業發展盡管受政局動蕩、經濟落后、社會環境不穩定、現代學術積累薄弱等因素制約，卻仍能保持與世界先進水平基本同步。20世紀二三十年代，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仍然代表著亞洲最高的學術出版水平。

中國現代學術在民國時期的確立，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學術研究走出原有的書齋考據模式，逐步介入社會生活，社會學和社會調查的引入并中國化是我國學術研究方式方法變革的典型代表。二是根據西學東漸的學科分類和我國國情，學術研究逐漸體制化。中國學術分科從傳統“四部之學”（經、史、子、集）向現代的“七科之學”（文、理、法、商、醫、農、工）轉變，是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形態轉變的重要里程碑。現代大學和研究機構的普遍設立成為中國現代學術確立的重要標志。三是現代學術精神的形成與認同。學術思想領域各家交鋒激烈，起伏跌宕，主要有激進、保守、自由主義三種潮流。雖然各家見解不同，但是標榜的學術思想規則皆為學術自由和學術理性。學術自由與學術理性標準的提出，進一步推動了中國傳統學術的現代轉化和轉型。

現代學術借助出版得以充分的傳播交流發展。作為對民國時期出版成就集大成的《民國時期總書目》，收錄民國出版的中文出版物雖略有遺漏，但大致反映了民國時期學術出版面貌。據統計，這一書目收錄了1911～1949年出版的各類中文圖書124042種，其中人文科學及社會科學著作總計63914種，約占總數的51.5%。而1911年以前中國古代約4000年出版的古籍總數才10萬種左右。這一數量反映了中國現代學術出版呈現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也反映了中國現代學術在這一時期的活躍發達。

現代學術出版成就的一大特點是中國學者自著的學術著作大量涌現。民國以前，中國翻譯了眾多的西方近現代學術著作，但是自著的較少，隨著中國學術的進步，各學科領域雖延續了大量翻譯西方學術名著的趨勢，但中國學者自著的著作有了大幅度的進步。據統計，《民國時期總書目》收錄的社會學著作（不包括人口學）2660種，其中自著2262種，翻譯398種，自著的比例為85%。雖然這些社會學著作包含了一些機構的報告或者統計等學術性較低的書籍，但總體而言，中國學者在民國時期自著的著作數量增長迅速，這些著作代表了當時的研究水平，從一個側面說明了中國現代學術逐步成熟，并為中國當代學術奠基。

從我國近現代出版史發展的整體脈絡來看，可以說，民國時期是我國現代出版業確立和快速發展的時期，也是我國當代出版業的奠基時期。在百余年的新式出版業發展過程中，現代出版業的許多制度、專業分工、運營模式等定型于這一特定歷史時期，宏觀方面如出版的法律法規，中觀方面如出版行業的協會組織，微觀方面如出版機構的組織運作，等等。

民國時期對著作權保護力度不夠，著作權糾紛時有發生。1905年初，“北洋官報局”盜印“文明書局”的圖書，卻反過來要求當局撤銷“文明書局”的著作權。這一事件促使北京、上海兩地的出版機構建立了“北京書業商會”和“上海書業商會”，以期“互通聲氣”“禁私行翻印”，標志著我國出版行業組織從舊式行會向維護業主利益、促進貿易發展的現代產業組織的轉變。1927年，部分進步的作家和編輯鄭振鐸、葉圣陶、周予同、李石岑、豐子愷等人建立了“上海著作權人公會”。1932年初，“中國著作權協會”成立，參與的著作者共有35人。這些行業組織在一定時期內對于維護作者和出版者的著作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也為新中國出版行業組織的建立和運作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現代出版商逐漸接受公司制和股份制經營的組織形式，如1917年上海書業公所有132個成員單位，其中有77家獨資、35家合資、13家股份制經營，而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中國圖書公司、文明書局等是中國出版業的領軍者，他們都采用股份制經營這種完整的公司制組織形式，因而擁有充足的資本，優良的人員和技術，管理靈活。

筆者所持的這些史料涉及的主要是出版物的發行方面。從史料中可以明顯看出，當代出版普遍采用的寄銷制、發行過程中的書籍折扣、樣書獲贈原則、書刊廣告等一些行業內的行之有效的方法，都是初始于現代時期并得以長期固定下來。像北平社會調查所出版委員會這樣兼職出版的學術機構，沒有能力經營自己的發行網絡，只能通過增加代售處這樣的形式來擴大自己的銷售量，進而廣泛傳播自己的研究成果。民國時期書刊發行渠道的不完整和發行機制的不健全是中小型出版機構發展的瓶頸，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現代出版專業分工的發展和書刊發行業的整合。

我國古代的出版歷史悠久、成就斐然。不同時期的官刻、私刻、坊刻在傳播和傳承中華優秀文化上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我們必須承認的是，在封建社會的歷史長河里，讀書是士大夫階層的特權，寒門苦讀通過科舉考試魚躍龍門的畢竟是極少數，社會大眾沒有機會、也沒有條件去讀書。此外，雕版印刷術和活字印刷術雖然都是我國發明的，但是古代的活字印刷技術無法解決重印問題，每一次重印都必須費工重排，在一次印數較少的情況下，反而不如雕版經濟實惠。再者，我國古代社會缺乏活字印刷技術市場化推廣的土壤和條件。因此在中國古代出版業中，活字印刷術并未取代雕版印刷成為主流出版技術，長期以來我國古代大量的印刷品如佛經、四書五經等經典都是雕版印刷的。

綜上所述，由于社會性質和印刷技術所限，中國古代的出版更多的是經典的傳承和基本的教育需要，尚不是為以大眾為主的社會服務的。機械印刷于19世紀初傳入中國后，大量低成本的復制出版物成為可能，大大加快了出版業的發展和文化知識的廣泛傳播，正如美國漢學家芮哲非研究1876～1937年上海印刷業后所得出的結論“西式印刷技術為圖書的批量生產提供便利，也使這些書能夠在全中國甚至海外發行銷售”“是現代出版業才使大量圖書、雜志、畫冊等送到成千上萬的中國讀者手中”。

現代時期，在救亡圖存、改造社會的使命驅使下，包括社會學在內的各種近現代西方學說被翻譯引進到中國，多種思潮激蕩，社會急劇變化，而現代印刷媒介和出版物成為此一時期我國社會變遷和轉型的催化劑。以本文資料提及的陶孟和、林頌河等為代表的社會學家們通過北平社會調查所的附設出版機構，大量復制印發自己的調查研究成果，宣傳自己對于當時中國社會的分析研究結論，希望喚起更多的人覺醒一起改造社會、建設國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現代學術出版不再只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陽春白雪，她逐漸走向下里巴人，覆蓋面和影響力逐步擴大，開啟為現實服務、為社會服務的先河。

（本文作者黃曉新為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編審，李文娟為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