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85年8月的興城之行，左起依次為艾青夫婦、姜德明、韓作榮、徐剛。

這篇短文的標題，我曾斟酌再三：把自己和師父姜德明并列，是否合適？但它是有故事的。

1975年夏天，我從崇明去上海解放日報農村部送稿，文章需要修改，便住在報社招待所，一個大房間，上下鋪。那天，我從編輯部回來，走到宿舍門口時電話鈴聲響起，周圍空無一人，是我在等這個電話，還是這個電話在等我？我接起電話，對方很客氣地說：“我找人民日報副刊的姜德明，他住三樓，對不起，請大聲點喊。”我便大聲喊道：“人民日報姜德明電話！”連喊三聲有了應答：“謝謝，來了！”從樓上下來的是個中年男子，穿格子襯衫，頭發整齊，方臉，英俊，帶著微笑，連聲道謝，我遞過話筒便進屋坐在床沿上改稿去了。也就是說，是我找的姜德明，大嗓門呼喚的姜德明。只是接了一個電話，卻生成了一串人生故事。緣乎？幸乎？

姜德明接完電話，就找到我，再致謝意，并在床沿上坐下和我聊天。

“你在哪里讀書？”

“我是北大、清華試點的第一批工農兵學員，在北大讀中文系，去年剛畢業。”

“你是上海人嗎？”

“我是崇明人。”

“崇明不屬于上海嗎？”

“是的，但歷史上崇明隸屬江蘇——太倉、蘇州、南通，崇明人說的是蘇州北部方言。”

“吳儂軟語？”

“與現在的蘇州話不盡相同，有古漢語韻味，如‘官人’，如‘赤骨律’——光膀子，《朱子語錄》引北澗禪師偈曰：‘無位真人赤骨律。’又如‘光辣達’‘光皮滑達’，意指光溜、光滑，趙匡胤詠日出有：‘欲出未出光辣達，千山萬山如火發。’一種方言的保存與自然環境相關，蘇州是水陸碼頭，方言在人來人往中變異了，當地北部方言幾已無存。但崇明島四面環水，老一輩把這種方言傳承了下來。”

姜德明說：“你在北大聽過王力先生的課吧，語言和文字的研究是文學的根本，還有方言和地理環境，崇明島、崇明方言有意思！你現在做什么工作呢？”

“回到縣里寫通訊報道，有時也寫詩和散文。”

“發表過嗎？發表在哪里？”

“《光明日報》《解放軍文藝》《北京文學》等。”

老姜忽然想起了什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陽光燦爛照征途》，有你的詩對嗎？這是‘文革’以來的第一本詩選集。”他又說：“吳組緗、王力、王瑤、林庚等先生，我是久仰芳名，你由他們親炙，太幸運了！”

我們越說越投機，不覺已夕陽西下，老姜說：“出去走走如何？”我倆先到福州路的一家廣州館子吃便飯，然后走到外白渡橋憑欄遠望。老姜指點著：“這里是魯迅舊居，這里是宋慶齡舊居。這里是魯迅公園，園中有蠟梅，冬日雪天，三兩好友先瞻仰魯迅雕像，然后踏雪尋梅，詩人便會有詩。寫梅花的詩很多，《千家詩》里就有，你最喜歡哪一首？”“宋盧梅坡的《雪梅》其一：‘梅雪爭春未肯降，騷人閣筆費評章。梅須遜雪三分白，雪卻輸梅一段香。’”

“好詩！”姜德明說，“它有詩人才有的奇思妙想，把絕不相干的梅與雪相比，似是量化的‘三分’‘一段’，形象而別出心裁，又與自然環境契合，讓人想起王國維的《人間詞話》語：‘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王國維還說過：‘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不僅詩詞，一切文學作品皆然。楊朔的散文《雪浪花》，作者倘沒有海的情懷，浪花何來？劉白羽的散文語言風格獨特，他總是把抒寫的主題置于自然風景中，他有寫自然風景的習慣和能力，有這種能力的作家，是兼有人性和自然力的作家。袁鷹的《井岡翠竹》同樣如此。”老姜談興漸濃：“有一種寫作是相對困難而妙趣橫生的，它不受一種學科束縛，是跨越學科寫作的，魯迅就是一例。他有雜文，針砭時弊，也寫百草園的花草和蟲，他寫野草，他寫沙漠化和水，已是環境和自然生態學科。周作人也是，他善寫花鳥魚蟲。當代汪曾祺亦然，葉永烈也有點這個意思。袁鷹的《井岡翠竹》里既有竹木，又有革命傳統，既有深度又有廣度。這樣的作家很不好做，但是會有難得的廣大和美妙。”我聽了覺得新鮮又被震撼。

姜德明告訴我，袁鷹是人民日報文藝部的老主任，為人忠厚，喜歡青年文學愛好者，他對編輯的要求是：審讀每一份來稿。“版面上要有新面孔”是他常說的一句話。我說，光明日報的杜惠老師約我去過報社，并帶我見了郭小川。老姜問：“為什么不到人民日報文藝部走走呢？”我如實相告：“我曾三次攜詩稿去王府井，看報社大門如高山仰止，徘徊復徘徊，終于不敢進傳達室，怏怏而回！”姜德明拊掌笑道：“沒關系，來日方長！”

他又問我：“你去過魯迅的故居‘老虎尾巴’嗎？”

“去過。”

“有一只提籃，裝著魯迅的日用衣物，就置于先生的床頭，有印象嗎？”

“有。應是三·一八慘案后，魯迅為逃難所備。”

老姜鼓勵我寫一寫這只提籃，寄給他。

半個月后，《魯迅的提籃》寫成，寄給老姜，一個月后發表。同時接到袁鷹的信，信中有“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的鞭策語。姜德明的來信極幽默：“我把一個新面孔交給了袁鷹。”

后來，長詩《魯迅》需要修改，我幾次去京均由姜德明介紹，住在王府井一條胡同里的報社招待所，他還把我帶到家里吃飯，由此認識了溫和、慈祥的姜太太——周藹群。袁鷹也來招待所看我，有一天進門便大聲說：“徐剛，李季來看你了！”我又驚又喜，《王貴與李香香》的作者就在眼前了！他衣著樸素，臉部輪廓突出，滿面笑容。交談中得知，李季正在籌備《詩刊》復刊，急需人才和合適的詩稿：“聽袁鷹說你在修改長詩《魯迅》，待你改完了我想近水樓臺先得詩，也請你到編輯部去一趟。”袁鷹說他們倆是老朋友，交情甚篤：“你就用心修改，若李季看中，復刊后的《詩刊》第一期選用。”李季說：“就是這個意思。”然后是聊天，聊崇明島，聊我的母親，聊島上的溝河蘆葦以及農人的精耕細作。“因為地少人多，沒有一寸空地、荒地，島上的農民稱種田為種花地。”李季問：“‘種花地’這個詞兒有詩意，有來歷嗎？”我說：“源于農民對勞動生產、播種收獲的熱愛。五谷雜糧無不開花，與他們相伴一世的是開花結果的土地。”

時光到了1975年11月，袁鷹告訴我：“1976年1月1日副刊正式命名為《戰地》，當天人民日報一版頭條發毛主席的《重上井岡山》詞一組，《戰地》要有一篇寫井岡山的散文配合，老姜力薦你寫。”于是，我匆匆出行，在大雪紛飛中上了井岡山，采訪，寫作，故地重游，有了《創造春天的人們》，并且有了一個從未有過的署名前綴：“本報特派記者”。次年春天，姜德明寫信說袁鷹近日會到崇明調我至人民日報，又接到袁鷹的電話告訴我日程，幾天后我去上海會同劉征泰、趙麗宏與袁鷹共敘，次日坐船到崇明。到崇明后，由我的老朋友陳孝運及夫人周之珂設家宴。邊吃邊聊，越聊越近，原來袁鷹與陳孝運夫婦，均是由參加上海學生運動轉而成為上海地下黨，所屬條線不同，卻都是黃浦江畔轉戰于黎明前的黑暗中人。袁鷹為看望我母親，又到鄉下我家住了兩個晩上，再回縣城辦理了調動手續。

就這樣到了人民日報，在副刊當詩歌編輯。姜德明耳提面命，他和袁鷹也找我談話，老姜說：“你從一個文學青年成為人民日報編輯，這個轉身并不容易，要從點點滴滴做起。一個好編輯首先是編好稿子，但又不僅是編好稿子，還要讀古今中外的書，文學的、歷史的、地理的、自然的。孔子說讀《詩經》可多識草木鳥獸之名，地上小草、天上羽翼，這是包容天地了。編輯《大地》（《戰地》后更名為《大地》），走向大地，觀滄海，敢登臨，這是好編輯大編輯所追求。”云云。

我在副刊工作了10年，這是我連續工作時間最長、最愉悅的一段時光。我與師父姜德明的交往和友誼持續到他人生的最后。我們有過“老飯桌”，為見面聊天，每隔幾個月找個小館吃頓飯，輪流做東，有袁鷹、姜德明、李希凡、英韜和我，一年后李希凡夫人徐潮“抗議”：“為什么男人吃喝，女人在家？”于是夫人同往。老姜身體尚健時，我們每次相見，一杯清茶洋溢談興，老姜談老友郁飛、黃裳、唐弢等，說得最多的是他的書，舊書、孤本、有孫文簽名的書等等。他的藏書僅線裝書就以千冊計，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書以萬本計。他是藏書界公認的唐弢之后的第一人。那些書，是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的源流，安放在姜德明的書架上，他不時翻閱、受教，其精神風貌流淌到了他的血液中，造就了他的儒雅博學和謙謙君子的風度。他總是穿藍布中式上裝，頭發黑亮，梳得清清楚楚。

在姜德明身邊工作10年后，我調至《中國作家》雜志社，中國作協給我一個月的假期，便有了艾青夫婦、姜德明、韓作榮及我和家人的興城之行。這個暫時被現代化遺忘的小城寧靜而古樸，古城墻上及城墻的磚縫里有小花小草，我和老姜凝視時，有漁人經過，說：“誰也不知道它們的名字，春夏秋都有小花開放，嚴冬時則變成干草。”“枯草搖曳，四季風景啊！”老姜說，“但它們從不渴求贊美！”我們每天早晚都沿著城墻到海邊散步，撿拾貝殼，撿拾大海留下的信物。

我在興城寫了一首小詩，難得留有款識，成為刻骨的記憶：

有人說，腳印是走向明天的標記，

我卻寧可說它是我的一個影子；

又一排海浪卷來了，

這里便成了沙與沫的領地；

啊，真的，我是從海里來的

一團鮮嫩而又堅韌的蛋白質；

浪跡半生，瀛洲海客，

今夜月色真好，

大海要跟我一塊兒游戲。

落款是：“1985年8月，與艾青、姜德明、韓作榮同游興城海濱。”

那些貝殼是被人撿走了，還是又回到了大海？大海永恒，沙灘如故，而姜德明先生——我的師父，在今年5月26日于睡夢中駕鶴西去。此時，他正在天上看他愛的大海、花草，山巒大地，他肯定會看到那片沙灘，大海的信物源源不斷地被帶來。師父，你喜歡貝殼呢，還是海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