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索良柱：冉哥你好！我們又對談了（笑）。時間過得實在太快，上一次對談是2015年，一晃八年過去了。這期間，你的寫作發生了一些新變化，特別是從《人民文學》2021年11期的《鯉魚巷》開始，你寫了一系列以貴陽老街巷為名的中短篇小說，這是你在《銀魚來》和《天眼》之后的一個比較明顯的轉向，已經引起文壇的關注。你能否給我們介紹一下，目前“貴陽系列”小說進展到什么程度了？

冉正萬：到現在已經寫了九篇，兩個中篇，七個短篇。除了2021年《人民文學》上的《鯉魚巷》，其他發表在《山花》《中國作家》《湖南文學》《作品》《廣州文藝》上。準備在年底出個單行本。以《洪邊門》做書名。這是今年《山花》第一期發表的中篇。剛寫完的《圖云關》也是一個中篇，春節前一天動筆，整整兩個月才完成初稿。已經改了四遍。等這篇和另一個短篇在雜志上發表即可結集出版。

索良柱：非常期待結集出版。我覺得你的速度還是蠻快的，這個系列寫到現在，有沒有遇到什么困難？你覺得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么？

冉正萬：其實并不快，到今天兩年了，總字數也就13萬左右，可以出一本薄薄的書。寫《鯉魚巷》時沒有想到寫這么多，這個短篇出來后得到朋友們肯定，于是接著寫。要把小街小巷寫出特色并不容易，這需要長時間的思考。當然，地物不過是外殼，重要的是對人物的塑造。相應的人生活在相應的街巷，這對我是一個挑戰。好在對于寫作，這種挑戰很有趣。有挑戰更能激發寫作熱情。寫不下去時或讀書，或寫別的作品，間隔一陣，等靈感來敲門，讓想法凝聚。我最近在寫《南門橋》，南明河上最早的一座橋。南門橋是舊名，現在叫南明橋。當時剛有貴州省，貴陽還是一個只有幾千人的小鎮。當時的南明河比現在大得多。但我不想追溯這座橋的歷史，我在寫一個每天都要從橋上經過的年輕人。寫作還算順利，障礙是最近酒局多，又貪杯，每天只能寫幾百字（笑）。

索良柱：讀到《鯉魚巷》的時候，我很欣喜，一是這個小說質地很好，二是驚訝于你開始寫都市。后一條越出了我的期待視野。我確實沒期待你去寫都市，你不但寫了，居然還可以寫得那么好。回過頭來看，你當初寫《鯉魚巷》的時候，是什么心情，有信心嗎？

冉正萬：最先吸引我的是鯉魚巷的煙火氣。原名叫鯉魚街。覺得作為一個短篇，街字有點兒大，有意說成巷。原以為這是一條古老的巷子，查資料才知道50年前還是鄉村。小說寫出來后沒多少信心，感覺散文化重了點兒，情節也簡單。發表后的反響讓我感到意外。

索良柱：是什么因素觸發你一定要去寫這個小說？

冉正萬：小說是跟著人走的，留在老家的人越來越少。三分之二以上木瓦房人去屋空，有的甚至倒掉，被荒草覆蓋。再寫這些地方意義很小，或者說，目前還不知道如何表達。我在貴陽已經生活了20多年，是時候對自己生活之地進行描述，這是一種義務，也是一種方便。

凡有等待，就有啟程。

寫鯉魚巷之前，我在寫《指月街》，當時沒用這個標題，只是把人物放在指月街一帶而已。《鯉魚巷》出來后得到肯定才改成“指月街”并對內容進行增刪。自己比較滿意的作品是《洪邊門》和《醒獅路》。

索良柱：《指月街》這樣的改動過程，很有趣兒。所以“反響”還是很重要的，它甚至可以改變你寫作的路標。不過有些東西，我們改變不了，比如，貴陽是南方的貴陽，我們身處貴陽，身在南方。這里的“南方”，當然是廣義的南方。你近年主編《南風》雜志，也一度還想過籌辦一本以“南方評論”為名的評論刊物。關于“南方”，我知道你一定有話可說。

冉正萬：“南方評論”還在努力，但估計辦不了。年初又打了報告，審批難度大。我生活在南方，確切說是西南。長相、生活習慣、口音都帶有典型的南方特點。從最初的寫作到現在，都是南方，也只能是南方。于我既是一種自覺，也是一種命運。

索良柱：說起來還挺巧的，我跟文學批評的首次結緣，恰恰是因為“南方”。高三下學期，1998年，大概是5月份的樣子，我已經選擇保送師范大學，不用再受高考前的那種煎熬。有點兒無聊，到都勻街上瞎逛，在一家報刊店遇見了《讀書》。它躺在一堆艷俗封面的雜志堆里，鶴立雞群的感覺。狠心花了四元九毛五買下它，對我這個貧困生來說，當時這可是一筆“巨款”。那一期的《讀書》，有一篇王德威的《南方的墮落與誘惑》，讀著很來勁兒，其時我并不知道那叫文學批評（文學評論），就覺得把一個作家的作品都看了，然后找一個角度把這些作品串起來講，居然有這樣的文章和這樣的寫法，關鍵還有趣兒。這一篇算是我的文學批評的啟蒙文章。但是對標題中的“南方”卻不怎么敏感，我的整個大學本科階段以及碩博階段，興趣的重心都在“西方理論”。

冉正萬：我也看過大量的“西方”作品。年輕時，我對西南的落后和偏遠感到自卑。現在，我意識到它的多樣化、復雜性、神秘感。這對于文學創作無疑是優勢。只是自己天性遲鈍，感受不深，還沒能把這種復雜和多樣表現好。

從小接觸的書籍，都是“北方”，一種正統意味，包括來自西方的翻譯作品。自古以來，關于南方的著作遠遠不如北方。但這不是借口，如果年輕時就有意多讀本土的東西，對自己的創作將會大不相同。比如《遵義府志》，鄭珍、莫有芝、黎庶昌的著作。徐霞客貴州部分的日記，二十四史中與貴州有關的內容。近百年來，關于貴州的書出版了不少。遺憾的是幾乎全是小眾讀物，一般人很難有機會見到。它們是寫作的人，尤其是寫小說的人的工具書。書中所載與北方不同的異質感常給人驚喜。

索良柱：其實我也是近些年才開始重視“地方”，開始重視腳下的這片土地。我以前觀念太“西方”，太“現代”，以至于瞧不上“地方”。那種感覺，就像拍照的時候，設置了“背景虛化”。這樣做其實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我們切身所在的地方可不是一般的背景，而是我們置身其中的存在場域。忽視“地方”，是對我們“存在”的一種損害。大概是在五年前，我才開始重視“地方”。先是在省美學學會的會議發言中提出“從地方進入中國”這樣一個理念，當時被一個老前輩批評，他說這種提法在學理上和政治上都有問題。我沒怎么理會，但為了避免誤解，后來在一些講座上，我把提法修改為“從地方理解中國”，甚至更為具體：“在身邊發現歷史，從地方理解中國。”近年評論界有提“新南方寫作”，我覺得也必然會喚起和強化地方地域的自覺，這至少是其中的一個向度。你如何理解和看待這一批評的命名？“新南方寫作”的理念可能會給你帶來哪些啟發？

冉正萬：我沒有仔細想過“新南方寫作”這種命名的意義在哪里，但對南方作家的寫作而言，肯定有利于歸納、闡釋，對讀者也將起到積極的引導作用。紀伯倫在一首詩里寫道：你的房子是你更大的身體。那么，環境也是你更大的身體。在我的理念里，人是環境的一部分，不是立于環境之外打量和品評。活在這里，寫作也只能是這里。“新南方寫作”于我是一種肯定，也提醒了我，寫好身邊的故事比做其他事更重要。我關注的“南方”是貴州，是南方的一小塊，小到不用坐車，僅憑步行都能走完。因為小，日常生活在這里有稠度，文字可貼著地面生長。

索良柱：文字貼著地面生長，太好了。我還一直想我們的對談用一個什么標題，這下不就有了（笑）。當年《銀魚來》讓我們意外和驚喜，我在很多場合評價你的《銀魚來》，一般都有這么幾句：“這是貴州長篇小說的發聲之作”，“這是貴州這片天地的立心之作”，“這是一部從貴州這片土地長出來的作品”。有些人認為我“拔高”了《銀魚來》，過去了這么些年，我還是堅持我當初的評價。現在你的“貴陽系列”小說又讓我們再次意外和驚喜，結集后預計又要刷新貴陽的文學和美學呈現。我對你的寫作充滿期待，期待這片土地上長出你的更多的作品，以至于生長出一個你的“南方美學”的王國。

冉正萬：謝謝你的鼓勵，我繼續努力。我把自己交給卑微的希望，在希望中結繭，抽出的絲一定更長。

對談者簡介：

冉正萬，貴州人。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銀魚來》《天眼》《紙房》《白毫光》等九部。出版有小說集《跑著生活》《樹洞里國王》《蒼老的指甲和宵遁的貓》《喚醒》等八部。曾獲貴州省政府文藝獎一等獎、花城文學獎新銳獎、長江文藝短篇小說雙年獎。

索良柱，布依族，1979年生，貴州平塘人。畢業于復旦大學中文系，獲文藝學博士學位，現為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貴州省美學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