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一直很敬重王景山先生。

我跟王景山先生應該是1976年結識的。那年魯迅研究室剛剛成立，1981年版《魯迅全集》也剛開始修訂。首都師范大學當年叫北京師院，師院中文系承擔了編注魯迅書信的任務，當時還沒有“學術帶頭人”這種頭銜，但王先生肯定是挑大梁的角色。我負責參與的是《魯迅日記》的注釋定稿，跟王先生學術上的交集不多。但2001年我被聘為2005年新版《魯迅全集》編輯修訂委員會副主任，主要負責魯迅書信的注釋定稿，于是就成為王先生學術成果的受教者、受益者。沒有王先生的奠基之功，有一些魯迅早期書信我根本注釋不出來。因此對王先生不是一般的佩服，而是非常之佩服。

我擔任魯迅研究室主任和魯迅博物館副館長之后，每次開學術研討會必邀請王先生。他也每次都出席，每次都發言，而且發言都很幽默，讓人愛聽?！遏斞秆芯吭驴菲刚埖膶W術顧問名單中有王先生大名，雖然既不“顧”也不“問”，更沒有車馬費，但的確是對他在魯迅研究界學術地位的一種肯定。不是他需要“月刊”來抬高身份，而是“月刊”的確需要他的鼎力支持。

我跟王先生雖然私下幾乎無接觸，但有兩次學術活動跟他相處很親密，還有兩次學術上的愉快合作。

1990年9月，中國魯迅研究會在廬山召開“魯迅與臺港作家及臺港魯迅研究座談會”。這次會議本來是由學會秘書長袁良駿先生籌備和主持的，但他臨時決定在北京接待臺灣作家白先勇，要我趕到廬山去“救場”。由于經費捉襟見肘，中國魯迅研究會過去開的都是窮會，這次住的地方記得是解放前蓋的別墅。代表兩個人一間房，房內雖有浴缸，但顏色都發黑了，沒人敢去泡澡。我睡覺不老實，呼嚕聲很響，用醫學名詞，叫夜間呼吸間歇癥。既沒人愿意跟我合住，我又不能享受住單間的特權。這時候，王先生挺身而出，愿意做我的室友。他說，他耳朵聾，晚上睡覺雷打不動，這樣就成了我的最佳拍檔。還有一次是1999年，中國魯迅研究會在昆明開會，王先生曾經是西南聯大的學生，這次是偕夫人李昌榮老師一起去的，心情特別愉悅。我因此也跟李老師成了朋友?；氐奖本┖髢杉页；ブ聠柡?，我說話多，李老師大聲當場翻譯。王老師究竟能聽見多少就不得而知了。

我跟王先生學術上的合作有兩次：一次在2006年，我編了一本書，書名叫《魯迅罵語》，就是把所謂魯迅罵人的文字分門別類輯錄在一起，由王先生寫了一篇序言，題為《罵人的魯迅和被罵的魯迅》?；卮鹆唆斞敢簧橇R的人多，還是罵他的人多；是他先罵了別人，還是別人先罵了他；是他罵得厲害，還是別人罵得厲害這個問題。結論是：魯迅罵的一般都是該罵之人的可罵之處，而且罵出了文采達到了嬉笑怒罵皆成了文章的藝術境界。這是一篇奇文，一篇很優秀的論文。這本書賣得還好，遠銷到國外。我在新加坡的書店就見過。另一次是2003年，我應河南大象出版社之約，主編“走進魯迅讀本”，一冊是“初中生讀本”，另一冊是“高中生讀本”。共襄盛舉的都是魯迅研究界的專家，王先生同樣是挑大梁的人物。像《孤獨者》《在酒樓上》這些名篇，我記得都是王先生點評的。魯迅生前曾規勸大學問家能夠放低手眼，多做點有益于青少年讀者的普及性工作。我覺得寫峨冠博帶的文章固然不容易，但真正普及性的讀物也并不好寫。這套書出版后反映也還好，曾在2017年再版。王先生自己還主編過《魯迅名作鑒賞辭典》，肯定他會比我編得更好。

今天重點談談學術承傳。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承傳就是繼承并使之發揚光大，也就是學習前人的長處并且跨越前人。學習是前提，跨越是目的。不學前人的長處是狂妄，學而不想跨越是固步自封，是邯鄲學步，那也辜負了前人的一片苦心。我今年八十多了，對于年輕人來說也算是前人。但我們這代人因為時代的原因，參加的政治運動多，缺少系統的學術訓練，因此知識結構很不完善，既比不了王景山先生這一代人，也比不了新時期培養的學生。所以我發表過一篇文章叫《憶當年，不學無術情可原》。我自己原諒自己，也希望別人原諒自己。王先生這一代人國學功底比我堅實，西學功底也比我堅實，再加上有豐富的社會經驗、實踐經驗，值得我學習的地方很多。當然，學術承傳并不是學術上的近親繁殖?！叭诵?，必有我師”，所以不能搞小圈子、小幫派。另外，“師如荒謬，不妨叛之”。魯迅對他的業師章太炎就是既贊揚也批評，值得我們效仿。

學習王先生，我想應該先學他的為人。直白地講，王先生雖是學界前輩，但從不以“精神旗幟”“學術班頭”自居，直到六十二歲才評上教授，但我沒聽見過對于他的差評。一個人活到九十多歲，在一個觀念撕裂的社會能受到普遍敬重，這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說明王先生平實謙和，正直正派。有一年我編了一本書，收了一些不同意見的文章，需要原作者授權，其中有王蒙的一篇，王朔的一篇。我當時不知道這兩位名人的聯系方式。感謝王先生，他幫我聯系上了正在印度訪問的王蒙，使這本書能如期出版。王蒙1962年9月摘掉“右派”帽子之后到原北京師院中文系任教一年，王先生是現代文學“主講師”兼教研組組長，王蒙的頂頭上司。王蒙在落難之時切身感受到了王先生的善意。王先生當年想不到二十四年后王蒙會當上文化部長，更沒有想到五十七年之后又會被授予共和國人民藝術家的稱號?！拔幕蟾锩敝型跸壬纳埔獬闪艘环N罪行，他被迫寫過跟王蒙關系的交代材料。這件事給我的啟示是：真假朋友必須在人生低谷時才能準確分辨。魯迅曾談到，凡“猛人”必然會被人包圍，得意時頭腦膨脹，辨不清忠奸黑白。

王先生著作等身，我沒有全部拜讀，但我以為至少他編的《臺港澳及海外華文作家辭典》和《魯迅書信考釋》是可以傳世的?！遏斞笗趴坚尅芬粫挥惺娜f字，薄薄的一本，收了長短不一的六十八篇文章。用現在高校的學術評估標準衡量，不符合所謂“學術規范”，肯定評不上教授。但我讀了之后佩服得五體投地，認為這些文章實可謂不朽。如若不信，可以找到讀讀，再捫心自問，問自己究竟寫得出來，還是寫不出來？

六十四年前，也就是1957年，我剛上南開大學中文系，有一門課程叫《古代漢語》，任教的是馬漢麟教授，古典文學大家游國恩的女婿。他上課時講到清代揚州學派有一位代表人物，叫作汪中，哲學、文學、史學樣樣精通。汪中寫過一篇短文，大約只有幾百字，篇名叫《釋三九》，略舉幾個例子，說明古文當中的“三”和“九”往往是泛指多數，言其多，如“三思而后行”，“九牛一毛”。這就解釋了文言文閱讀中的一個語言現象，一字值千金。我認為王先生這本小冊子里的很多文章也是這種含金量高的文章。

大家知道，《魯迅全集》帶有百科全書性質，其中收錄魯迅致中外友人書信多達四卷，其中涉及的古今中外人物陣營浩大。講老實話，我們的魯迅研究界雖有高手，但還沒有出現像法國狄德羅那種百科全書派的代表人物。因此，研讀魯迅著作常常有“卡殼”（也就是讀不懂）的地方。文本是研究的基礎，離開文本的闡釋是無的放矢，無效闡釋，相當于瞎子看匾。如果是搞學術講座，聰明人會把自己不理解的地方繞過去，在自己確有感受的地方肆意發揮，這叫揚長避短。但搞注釋的人就必須硬著頭皮迎難而上，幫助讀者掃雷。一不小心搞錯了就會炸著自己，毀了自己的學術聲譽。現在各種各樣的工具書越來越多，其中包括人名辭典。但魯迅書信中涉及了很多普通人，他們的名字沒有幸運進入辭書。即使是名人，由于各種原因，也很難了解他們的全人全貌。比如高長虹，1928年之后幾乎銷聲匿跡，為了搞清他的生平概況我就追蹤了二十年。再如潘漢年，只聽說他后來到了湖南茶陵洣江茶場勞改，至于哪年死的要咨詢公安部門。而公安部門并不是學術機構，并不是輕易可以“咨詢”的。魯迅跟親友間有一些共同熟悉的人物，私下以綽號或隱語相稱，這些局外人看了真是滿頭霧水。如爬翁，指錢玄同，因為聽太炎先生講學時他在日本榻榻米上爬來爬去，身材又胖。1911年1月2日魯迅致許壽裳信中有一位“奡頭”。1918年1月4日致許壽裳信里一位叫“女官公”，一位叫“老蝦公”，還有一位叫“獸道”。1918年8月20日致許壽裳信中一位“X”。1919年1月16日致許壽裳信中有一位“萊比錫”（與地名同）。1919年2月16日魯迅致錢玄同信中有個稱謂：“悠悠我思”。1919年4月19日魯迅致周作人信中提到“爬翁”“阿世”“禽男”。1921年8月6日魯迅致周作人信中提到“滑倒公”。同年9月11日致周作人信中提到“某公一接腳”。這些比謎語還難解的問題居然被王先生一一奇跡般地破解了，對于讀者真是功德無量。

王先生這本書中又糾正了原《魯迅書信集》注釋中的一些錯誤，如把魯迅1925年3月15日致梁繩袆信誤為“致傅筑夫、梁繩袆信”，把魯迅1928年3月16日致李霽野信誤為同年3月14日信。最為難得的是，王先生這本書還訂正了魯迅書信中的個別誤記或筆誤，如指出魯迅1925年7月20日致錢玄通信中，把章士釗的筆名“孤桐”誤寫為是李大釗的筆名“孤松”。又如，1928年至1929年間，上海發生過男仆人陸根榮和女主人黃慧如的主仆戀愛事件，由于南方話中“王”與“黃”這兩個字常常發音相同，在1931年2月4日致李秉中信中，魯迅把“陸黃戀愛”誤寫為“陸王戀愛”了。

對于疑難問題王先生有一種一追到底的精神，不是淺嘗輒止。《海上花》即《海上花列傳》，是清末韓邦慶撰寫的一部描寫妓女生活的小說，共六十四回，用的是蘇州方言，風格寫實，寫照傳神。張愛玲曾將這部吳語小說翻成普通話本，繼而又譯成英文。魯迅1924年1月5日致胡適信中說他所見為“每星期出二回之原本”。但后來經胡適訂正，最初連載這部小說的《海上奇書》并不是周刊，前十期是半月刊，后又改為月刊。魯迅和胡適都認為《海上奇書》只出了十四期，后來又經阿英訂正，《海上奇書》出至十五期并非十四期。胡適先錯，魯迅后錯。最終再經王先生修訂，這出版期數其實是魯迅先生出錯，胡適隨之出錯。這就體現了在做學問上的“韌”的精神。

魯迅是人而不是神，當然會有凡人都難以絕對避免的缺點或失誤。魯迅期望有狙擊手能擊中他的要害，希望有好大夫能診斷出他的真癥候。但給魯迅糾錯指謬是一件嚴肅的事情，不是跟名人一急眼自己就真能在文壇登龍。我們需要的是王先生這樣的“狙擊手”，而不是想罵倒名人自己出名的“文壇刀客”。

從王先生的學術成就中，我們能獲得哪些啟示呢？首先王先生注重收集一手資料，也就是關于人物和事件的原始資料。魯迅留學日本歸國后在教育界經歷的第一次學潮是浙江兩級師范學堂二十五位教職員聯合反對頑固派夏震武出任學堂監督的風潮——通稱“木瓜之役”。為了解這一事件的始末，王先生不僅參閱了親歷者的相關回憶，而且查閱了當年的《杭州府志》《紹興公報》《教育雜志》《申報》《時報》《東方雜志》《神州日報》《浙江教育公報》《天鐸報》，據此整理出一份完整的《“木瓜之役”大事記》，從而使他對魯迅生平中這一重大事件的研究成為一種終極性研究。今后無論誰研究這一事件，至多也只能豐富一點歷史細節，而無法改變這一事件的基本史實。我感到，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像王炳根編寫的《冰心年譜》，王增如夫婦編寫的《丁玲年譜》，也都是這種終極性研究。

其次，王先生有比較完善的知識結構。在《〈自然辯證法〉導言》中，恩格斯指出，歐洲的文藝復興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的時代，那時的著名人物大多會四五種語言，能在幾個不同專業上同放光芒。比如達·芬奇是眾所周知的畫家，但同時也是數學家、力學家、工程師。馬丁·路德是16世紀基督教新教的創立者，而且是詩人、散文家、詞曲作者。但歷史也進入了二十一世紀，社會分工日趨細密。袁隆平研究高產水稻，在糧食領域放了衛星，我們不能因此要求他再去設計人造衛星。莫言小說《蛙》以計劃生育為題材，我們不能因此要求他親自去制定計劃生育政策。學術有專攻，相互需尊重，但跨學科的知識多少都還需要懂一些，當然懂得越多越好。在這些學科的交叉地帶，往往能產生新的學術生長點。王先生是西南聯大的學生，國學根底比我們這一代人要深厚，1921年6月30日魯迅致周作人信中，有一句是“然則《藝術叢編》蓋當賦《關雎》之次章矣”，王先生立即就能悟到，這是說《藝術叢編》這部有關金石圖錄匯編的續集恐怕求之不得了。因為《詩經》中《關雎》這篇的第二章寫的就是“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優哉游哉，輾轉反側”。從《魯迅書信考釋》一書來看，王先生懂英文，也粗通一些俄文和日文。這更是我望塵莫及的。王先生的著作屬社會科學范疇，但也運用了一些自然科學知識。比如魯迅1929年10月22日致江紹原信中提到的《全體新論》，這是一本關于生理學的著作，原著者是英國人合信。王先生查閱了這本書，又參考了《中國醫學史》等專著，指出這本書在寫作過程中曾得到中國南海人陳修堂的幫助，具有合著性質，不是一般的譯著。這就是跨學科研究的成果。

第三，還想談談王先生的文風。文風問題并不局限于語言文字范疇，不局限于研究文章性質、功能和構造的“文章學”，而往往能綜合反映出一個人的學風乃至一個時代學術界、文學界的風氣。王先生文章跟他的講話一樣，平實中寓深刻，幽默中含機智，擅長把一個深奧的似乎不可解的問題用明白易曉的語言表述出來，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我承認自己不擅長理論，但是我絕不承認自己輕視理論。唐代學者劉知己在他的史學理論專著《史通》中提出，史學家應具有史才、史學和史識。史才指文才、文采，其最高境界就是用平凡的文字表達深邃的思想。史學就是指專業知識。史識就是見識，也就是以正確的理論為指導，探求歷史發展規律，得出科學的結論。要而言之，我反對的只是兩種現象：一，生吞活剝域外理論，特別是反對迷信那些走馬燈似的時髦理論。其次，我反對的是以論代史的研究方法，即先套用一些新潮理論的模式與概念，再尋章摘句，找一點以為能自圓其說的例子去填充。至于那種堅實的理論家，是任何時代都需要并令人尊崇的。

試舉幾個例子。國外有人把海明威的小說界定為“新聞體小說”，因為其小說具備時間、地點、人物、原因、結果這五個要素，語言風格也像電報文字似的簡潔。于是有人就把魯迅的小說都說成是新聞體小說。然而，新聞的生命在于絕對的真實，而小說的基本特征是源于現實但高于現實的虛構。所以，魯迅的小說形式雖然具有探索性，但恐怕不能用“新聞性”來概括。在古文修辭方法中，有一種叫“互文”，是指前后兩句詞語互相交錯、互相滲透、互相補充，這是我們閱讀古典詩文中應該掌握的常識。20世紀法國有一位符號學家叫茱利亞·克里斯特瓦，她提出了一種互文性理論，十分深奧。不過，她的理論的接受者往往按照自己的需要和理解，對其學說進行調整、修正和再闡釋。我想，凡文學創作，總會有一些共同素材或共同主題，如花草樹木、春夏秋冬、日月星辰、生老病死、愛恨情仇，如果進行“文本互釋”研究，從彼此的異同中總結出一些創作的規律，那是會有益于讀者的；如進行“文本互涉”研究，認為魯迅寫棗樹受到了徐志摩筆下棗樹的影響，則需要提供充分的實證，不能單純以發表時間的先后為依據，否則就會降低這類研究的意義和價值。

還有一種空間理論，研究人的思維空間，物體空間，視角空間。還有六度空間理論，大概原屬心理學和數學領域。我絕沒有否定或低估這種理論價值的意思，只是認為運用這種理論要切合研究對象的實際，不要預設框架，削足適履。比如有研究者說魯迅喜歡“室外空間”，論據是魯迅喜歡曠野的社戲，不愿在劇場受那種喤喤之災。但又有人以同一理論，證明魯迅喜歡“室內空間”，論據是魯迅說自己“躲進小樓成一統”。這樣在理論迷宮里繞圈子，只會讓讀者無所適從。

總之，一種正確的文藝理論應該是來自文藝創作的實際，并能指導文藝創作，催生創作和研究的新成果。沿用某種理論必須對其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進行準確界定。宏觀研究即全局性的總體研究，其意義無疑重大。但像王先生進行的微觀研究是宏觀研究的基礎。離開了堅實的微觀研究，所謂的宏觀研究就可能顯得大而不當。最近我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題為《現代科研基本上都是添磚加瓦，‘重大突破’屬于宣傳用語》，作者用的是網名，不知其真實身份，但我認為他講得很有些道理。文章談到自從霍金逝世之后，被人類集體視為科學巨匠的時代已經結束，因為科學研究的荒蠻時代已成過去，想在短時間內獲得顛覆式的創新和突破顯得越來越難。所以無論是從事自然科學研究，還是從事社會科學研究，都要像王景山先生這樣，踏踏實實在前人基礎上一步步往前走，克服由于科研評估體制的功利性帶來的浮躁心態，在學術大廈的興建工程中做一個添磚添瓦的泥水匠，而不做那種被魯迅鄙棄的烏煙瘴氣的“鳥導師”。我想，這也就是我們研討王景山先生學術生涯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