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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芙拉·貝恩肖像

長期以來，英國文學史上“首位女小說家”（伍爾夫語）阿芙拉·貝恩（Aphra Behn, 1640-1689）名聲不佳。評論家戲擬希臘神話中“美惠三女神”，將貝恩和另外兩位作家德拉里維埃·曼利（1663-1724）和伊萊莎·海伍德（1693-1756）并稱為“丑聞三麗人（the fair triumvirate）”。作為17至18世紀英國艷情小說（Amatory Fiction）的代表人物，她們不僅擅長以宮廷秘辛為素材的影射筆法，而且熱衷于描繪情色場面，由此遭到文壇權威強烈抨擊。蒲柏在《群愚史詩》中稱之為“無恥的涂鴉者”，并譏諷貝恩在每部戲劇的結尾處，總能“把所有的角色都哄騙上床”。

貝恩的一生頗具傳奇色彩。她出身平民，未受過正規教育，但富于冒險精神。在安特衛普“淘金”期間，她曾奉命充當軍事間諜，向國王查理二世匯報荷蘭海軍的動向。她曾兩度被捕入獄：早年因為拖欠債款，晚年則因著文暗諷國王私生子蒙茅斯公爵。值得一提的是，她不僅是名動一時的小說家、劇作家、詩人，也是當時公認的法國文學翻譯家——其譯著如拉羅什富科的《箴言錄》和豐特內爾的《關于宇宙多樣性的對話》《神諭的歷史》以及《新世界之發現》等在市場一度大受歡迎。

貝恩交友廣泛，其好友既包括國王的情婦，也包括廷臣羅切斯特伯爵以及桂冠詩人德萊頓，甚至還有一位以雙性戀著稱的倫敦律師約翰·霍伊爾——上述友人不僅為她提供創作的素材，很大程度上也影響到她的文風。根據文學史家的看法，貝恩之所以成為“艷情作家”，與她加入羅切斯特伯爵的文學小團體大有干系。

貝恩小說成名作是《貴族兄妹的情書》（1684）——故事原型是1682年倫敦上流社會的一則丑聞：格雷勛爵與妻妹伯克利夫人有染，后與之私奔。勛爵的妻子是蒙茅斯公爵的情婦，勛爵本人后追隨公爵發動叛亂，兵敗遭斬首，結局令人唏噓。但本書僅以此為歷史背景，作者的重心是詳細描繪男主與妻妹的情意纏綿和魚水之歡。在書中，你情我愿的男歡女愛使得傳統意義上強奸和勾引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對于赤裸裸的情色交易，作者非但沒有站在道德高度嚴加痛斥，反而抱著同情甚至欣賞的態度大肆渲染、津津樂道，與中國明清“艷情”小說如出一轍。

小說的第三部分名為“愛情故事”。為了凸顯浪漫氛圍，貝恩特意選用復數的法文單詞“愛”（amours），強調男女主人公心有靈犀，共浴愛河，而非傳統小說始亂終棄、抱恨終天的尋常套路。事實上，不論本書被定義為貴族性愛史，還是愛情羅曼司，作者的筆墨大多聚焦于越軌的兩性激情/畸情，作者似乎有意通過語言撩撥來激發色情想象，從而成功吸引讀者。在貝恩筆下，沉迷于肉體放縱的西爾維婭，與風流成性的菲蘭德可謂“天生一對”——他們尋歡作樂，醉生夢死，正是“快活王”查理二世治下世風奢靡的真實寫照。

貝恩另一部小說《美麗薄情女》（1688）描寫一個鐵石心腸的薄情女如何利用美色掌控男性并以之牟取權力。故事一開始，男主懷爾丁爵士繼承了父親的巨額財產，他“繼承了所有一切——除了父親的美德”，打算尋覓一位理想妻子，結果落入女主米蘭達的圈套。米蘭達同樣是“一份巨大產業”的繼承人，作為長女，她利用各種手段欺騙自己的親生妹妹，千方百計剝奪她的繼承權。米蘭達除了工于心計，她還對身材高大、外表俊朗的青年男性尤其缺乏抵抗力。某天，她在教堂偶遇一位英俊牧師，立刻施展魅力，打算一舉將其拿下。孰料對方意志堅定，一直不為所動，迫使她不得不試圖采用暴力手段令其就犯。讓人啼笑皆非的是，饒是如此，牧師仍是拼死抵抗。最終她意氣難平，憤然將這位“不解風情”的牧師告上法庭，指控他犯有“強奸（未遂）”罪。

貝恩在文學史的地位，主要由她的17部戲劇奠定。1670年，貝恩的第一部戲劇《逼婚》（于次年出版）在倫敦上演，大獲成功，此后一發而不可收拾，終于成為堪與德萊頓比肩的著名劇作家。在當時的劇場，女演員和女劇作家同樣不受待見——她們皆被視為可資利用的性對象。沒有一名女演員能“有效地保護自己免受男性的挑逗”——很大程度上，她受歡迎程度并不取決于她的表演才能，而是取決于她的性能力。與女演員相比，女劇作家的境遇更為糟糕，因為她們侵入了男性的領域，竟敢在公共場合展示“自己的思想”，這本身就違背了道德規范。在正人君子眼中，體面的女人本不該拋頭露面，尤其不該創作“色情劇本”，因此她們飽受攻訐——如貝恩便被指為“缺乏淑女風范”。

對于上述指控，貝恩反駁道，由于戲劇不需要太多“高深學識”，女性也完全能夠勝任——再說莎士比亞也沒有多少高深的文化素養。正如她后來在《幸運的機會》（1686）一劇“序言”中所說：“如果他們發現其中有一個詞會冒犯最純潔的耳朵，那我將屈服于他們所有令人動怒的挖苦；但無論是對是錯，他們都會指責這些我所創作的喜劇是有罪的，僅僅因為我是一名女性。”

盡管如此，貝恩在她的第二部戲劇《多情王子》（1671）中仍大膽觸碰雷區，在之前的基礎之上，更暴露出權力的濫用——其思考的深度和批評的力度遠超同時代一眾男性作家。伍爾夫在《自己的一間房》中建議后世所有文學女性前往威斯敏斯特教堂向貝恩墓碑獻花，正是對這位女性文學先驅的高度禮贊。

《游蕩者》（1677）是貝恩名氣最大的戲劇，至今仍享有盛名。該劇顛覆了女性是男人的財產和附庸、以及女性代表自我貶抑和自我犧牲的傳統觀念，呈現出一種新型女性——女浪子海倫娜（或說為作者本人的化身）——的形象。海倫娜鐘情于男主威爾默，女扮男裝成為這位才子的貼身跟班，而海倫娜的姊妹弗羅琳達則愛上威爾默的好友貝爾瓦爾，最后兩對情人終成眷屬，各自琴瑟相合，意氣相投——兩對夫婦既確保經濟上相互獨立，又不要求對方保證百分百忠誠，絕不變心，真可謂是情投意合的“新式婚姻”。

海倫娜一開始被認為是“貞潔的化身”，她哥哥的愿望是讓她成為一名修女。她拒絕遁入空門，決心奮起反抗，于是利用狂歡節的機會與人調情——她希望找到一個男人，能“破壞她的貞潔”——前提是，必須由她選擇這個男人，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由男人選擇她。自古以來，男性安享尋歡作樂的自由，但這種自由往往以女性的屈從為條件。通過女浪子海倫娜這一人物形象，貝恩試圖表明欲望不僅僅是男人獨有的——女性也會設法滿足自己的欲望。浪子可以隨心所欲、毫無節制地追求性快感，女浪子為什么不可以？

同樣，貝恩在《都市女繼承人》（1682）中也刻畫了大膽表達自己身體欲望的女性形象。自始至終，佳麗亞德夫人清醒意識到浪子威爾第的頑劣本性，但是一旦獨處，她還是身不由己地被他的甜言蜜語所蠱惑，屈從欲望的召喚，甘愿放下一切心理戒備，與之共度春宵。起初，她也曾癡情地希望通過純潔的道德引領，拯救戀人的靈魂，讓他擺脫肉欲，達到“超凡脫俗”，結果卻發現這不過是自欺欺人——連她自己也落入陷阱，無力自拔。“……所以我倒下了，/像長期崇拜的偶像/最終發現是虛假、是欺騙、是泡沫”。她深自悔恨，然而等到二人再次會面，她又會故態復萌。

和小說、戲劇所取得的成就相比，貝恩詩歌創作似乎“稍遜一籌”。盡管她很早便步入詩壇，且不乏技巧和優雅，但由于詩作中的情色意味過于濃厚，因而長期為人詬病——直到上個世紀60年代以后，隨著女性主義文學研究的興起，人們對她的詩作才有了新的認識和解讀。

貝恩的詩歌作品主要收錄于《愛島之旅應景詩》(1684)和《利西達斯，或時尚情人》(1688)這兩部詩集中。前者顧名思義，詩篇多與男歡女愛相關。如《映像》（The Reflection）一詩主題是愛情的背叛。詩作從一位順服于戀人的女性視角出發。最初，男人想方設法得到女人，但得手之后，卻變得興味索然，最終移情別戀。女人傷心過度，郁郁而終。需要指出的是，盡管貝恩暗示愛情背叛對女性的傷害遠遠大于男性——她的口吻卻不無嘲諷，因為在她看來，這種“殉情”毫無意義，毫無必要，簡直可悲又可笑。正如貝恩在《致亞歷克西斯的頌歌》中所言，男人只對征服情有獨鐘——一旦他們從一個女人身上獲得欲望的滿足，他們就會繼續尋找下一個獵物。

貝恩在《致萊桑德》一詩里針對異性戀中雙重標準的失效給出了極具說服力的案例分析。該詩采用商業和投資作隱喻來諷喻萊桑德的物質主義。詩中敘述者（女性）決心報復花心的萊桑德，因為她自己“苦苦從他身上得到的愛”，對他的情人來說卻不費吹灰之力，他和“她”公開秀恩愛令她心痛欲碎。她要求在愛情中相互公平——既然他有在外尋花問柳的自由，那么她也有這樣做的權利。在詩歌的結尾，她警告說，如果萊桑德繼續欺瞞，死不悔改，那她將會以毒攻毒，加倍奉還。

在名作《利西達斯》中，貝恩將目光轉向男性性少數群體。詩中的弗蘭德和利西達斯形影不離，弗蘭德“從不為/任何女子嘆息或流淚……他所有的愛意，/都傾注在利西達斯身上”。在本詩創作半個世紀前，貝恩仰慕的大詩人彌爾頓有同名詩作——田園挽歌《利西達斯》（1637），以之紀念一年前在愛爾蘭一次海難不幸去世的劍橋同窗愛德華·金。貝恩借用這一詩名，其暗含之意旨也昭然若揭。

事實上，無論生前身后，貝恩最受人指摘的詩作非《失望》莫屬——不要說在三個多世紀前，即便放在今天，該詩亦屬禁忌話題：它描摹了男性的性無能。根據文史學家的研究，無論從創作題材還是表現手法來看，貝恩這首詩皆受到羅切斯特伯爵的啟發和影響。后者是著名詩人，尤擅諷刺詩，在查理二世宮廷以行為浪蕩不羈聞名。伯爵機智敏捷，好酒好色，堪稱復辟時期浪蕩子的典范。他的詩作如《在她懷里度時光》《離了你我永憔悴》和《過去一切如煙云》等，單看題名，便不難推測其“行樂需及時”之立意。這樣一種奢靡的風氣推而廣之，自然造就了復辟時代特有的優雅閑散和艷情生香的生活場景——貝恩只不過憑借詩人的直覺巧妙加以渲染和刻畫而已。可見，貝恩成為一名“艷情作家”，既是她個人的藝術追求，也是時代風尚使然。

吊詭的是，貝恩這位生前備受爭議的“英國薩福”（The English Sappho），死后卻得享榮名，安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不過她的墳墓并不在“詩人角”，而是位于教堂的東廊。墓碑上刻有一行詩句：“才智永遠也敵不過道德，躺在此處之人便為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