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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袁枚喜翻覆宋人舊說，曾言：“宋人好附會名重之人，稱韓文杜詩，無一字沒來歷。不知此二人之所以獨絕千古者，轉妙在沒來歷。”所謂“沒來歷”，是指杜甫、韓愈的創作，于修辭一道，重師心而多造語。

清中期文學家、思想家方東樹也有類似的觀點。他認為，杜公以六經和《史》《漢》作用行之，空前后作者，古今一人而已。韓公家法亦同此，而文體為多，氣格段落章法，較杜為露圭角，然造語去陳言，獨立千古。

但相較而言，杜甫為詩“語不驚人死不休”，特重營構主觀意象；韓愈追慕逸響，作文“惟陳言之務去”，故其造語更顯崢嶸。

韓愈一向秉持“惟古于詞必己出”的創作態度，觀念上既不愿蹈襲前人，其造語自然滔滔汩汩。西方文壇可與之比肩并駕的作家，大概就只有莎士比亞了。

韓愈造語，不僅數量龐大，且因想象奇崛、意涵深遠、用語精當、音調鏗鏘而為后人賞愛、沿用。其中，不少便轉為時聞于唇齒、常見于筆端的成語。

以韓愈《進學解》為例，其中成語流傳后世的不下二十，如“業精于勤”“行成于思”“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貪多務得”“細大不捐”“含英咀華”“佶屈聱牙”“同工異曲”“動輒得咎”“牛溲馬勃”等。

此外，后世還從這篇文章中提煉出一批成語——“提要鉤玄”，出“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焚膏繼晷”，出“焚膏油以繼晷”；“力挽狂瀾”，出“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于既倒”；“閎中肆外”，出“先生之于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號寒啼饑”，出“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

《進學解》全文不過千余言，貢獻于后世的成語，豐盛如是！縱覽古今文章，可謂空前而絕后。

韓愈之所以能自出機杼、造語瑰異，與他作文奉《史記》為圭臬頗有干系。柳宗元曾指出：“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而韓愈推重柳宗元，將其視為同道。考其原因，也與柳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有關。

司馬遷撰述《史記》，楷模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孫臏、呂不韋、韓非子諸人。他在《報任少卿書》中強調，文章要震古爍今，作者須為“倜儻非常之人”。同時，此“非常之人”還需“意有所郁結”，借著述“以舒其憤”。如此，方能“通古今之變”，推陳出新成“一家之言”。

縱觀韓愈一生行事，確可以“倜儻非常之人”稱之。他兒時遭喪亂、流離顛沛，后又蹉跎科舉、蹭蹬官場，數次因敢言直諫而謫遷。不過，“毒霧瘴氛”并未毀傷其天真，一身浩然之氣緣“盲風怪雨”而氤氳匯聚。

在《答李翊書》中，韓愈說：“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這里的“氣”，與其說是道德氣節，不如說指涉的是作家的情感力量。

坎壈的人生，直率的性格，讓韓愈內心時時充滿激越的情感。因此，韓愈為文，同于太史公，皆“發憤所為作也”。“發憤”作為韓愈重要的創作機制，常令其人的造語內蘊豐沛的情緒，故能以其熱烈懇切感染一代又一代的讀者。讀者情不自禁、反復體味，多方運用韓愈的這些造語。久而久之，造語也就演化成了成語。

西漢揚雄曾評價司馬遷，“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六朝劉勰以“愛奇反經”總結《史記》的著述思想。韓愈既然師法《史記》，又曾言己“少小尚奇偉，平生足悲吒”，則其造語的心理動因恐怕同樣根源于“愛奇”。因此，雖然號稱“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但“務出于奇，以不同俗為主”的創作態度，使其造語往往顯露出有悖儒家經義的色彩。

例如，“跋前疐后”一詞本出自《詩·豳風·狼跋》中的“狼跋其胡，載疐其尾”。毛詩小序認為：“《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圣也。”鄭玄箋注“狼跋”一句，指“老狼有胡，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可見，在經學家眼中，“狼跋其胡，載疐其尾”雖是形容處境的危困，但此句重點在于展現周公“不失其圣”“不失其猛”的德行。

然而，經過韓愈的重構，“跋前疐后”一語更多具有譏貶的含義，用以呈現“公不見信于人，私不見助于友”的窘迫尷尬。可想而知，當人們接受了韓愈這一造語的情感意味，再反觀《狼跋》，追思周公形象，必然是另有一番滋味涌溢心頭。

雖然在陳寅恪看來，韓愈模仿《史記》所作的小說《毛穎傳》并不成功，但韓愈運“傳奇”之思以“自鑄偉詞”，卻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就。比如，“軒然大波”和“一落千丈”，狀寫景物，如在目前；“蠅營狗苛”和“蚍蜉撼樹”，刻畫形象，栩栩如生；至于“口若懸河”和“朝發夕至”，語涉夸張，好似民間說書；而“問道于盲”和“落井下石”，言簡意賅，宛然微型故事。

與韓愈提倡的先秦兩漢散體文相比，六朝駢文在句式、辭藻、聲律等方面有更多的限制，但其創作精神相當自由。梁簡文帝蕭綱在給其子的書信中提出：“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放蕩”就是強調創作上不受拘檢。全面考察韓愈的詩文，“放蕩”可謂其創作的一種底色。用他自己的話來形容，那就是“閎其中而肆其外”。為文既然“放蕩”，筆端自多“新變”。韓愈造語頻傳的原因，由此也就不難理解了。

事實上，同六朝相比，有唐一代的造語之勢已不可同日而語。六朝之所以造語迭出，一方面源于精神上的不羈，另一方面也與駢體寫作思維有關。

漢語成語，以四字者居多。考察其構詞法則，實與結撰駢體一致，即都講求對偶。對偶之外，流傳后世的成語還需煉字精審、選聲諧律，即所謂“麗句與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韻俱發”。這也是一篇成功駢文理應具備的修辭特征。

考察韓愈的造語，尤其是那些后轉為成語的造語，其在修辭上往往與駢文暗通消息。例如，以“俯首”對“帖耳”，以“垂頭”對“喪氣”，臣服與頹唐的人物形象生動鮮活；以“鋪張”對“揚厲”，以“深居”對“簡出”，進取與退隱的人生態度躍然紙上；以“駕輕車”對“就熟路”，覽觀即生事事順暢之感；以“弱之肉”對“強之食”，讀之頓覺社會哲理。

毋庸諱言，因為刻意好奇、不循常格，韓愈的造語有流于險怪生僻之處。但其人近搜遠紹、旁征博引，加以取精用宏、融會貫通，憑一己之力奉獻于漢語成語，宏富如斯，罕有其匹。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國際漢語文化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