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第一排右起：王理行，勒克萊齊奧，許鈞

1901年，諾貝爾文學獎首次頒發，幾乎從創設開始，諾貝爾文學獎就成為世界文壇最有影響力的文學獎。純粹的文學事件同時又能成為周期性、全球性的新聞事件，一年一度引起世界各國大眾媒體的廣泛關注。每年十月，全球數以億計的人都在懷著極大的興趣翹首期盼著最新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浮出水面，一經宣布，獲獎作家的生平、創作、個性、嗜好等等信息會被媒體大加介紹，還會有人對最新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是否該得獎議論一番，瑞典學院的院士們的價值判斷和傾向也會成為議論的對象。在中國，諾貝爾文學獎自然也是萬眾矚目。瑞典學院的院士們在評選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時，在秉承諾貝爾的遺愿，即頒發給在文學界創作出具有理想傾向的杰出作品的人的同時，總是想盡量表現出自己獨特的價值判斷。文學藝術貴在具有獨特的個性，而獨特的個性有時并不一定能較快地得到普遍的接受和認同，因此，成功地挖掘和發現具有獨特個性和價值的杰出作家，正是諾貝爾文學獎自身價值的體現。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社會的不斷變化發展，商品化、市場化浪潮的不斷深化，人心也日益浮躁，閱讀和出版日漸實用化、功利化，文學圖書市場，尤其是外國文學圖書市場日漸萎縮。完全從文學價值出發來推出外國重要作家和文學作品的現象已日益少見，這是直接導致中國文學研究界、創作界和讀者對當今世界許多重要作家，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缺乏必要的了解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不論中國社會如何變化發展，中國始終需要了解當下的世界，中國文學界和廣大讀者也需要了解當下的世界文壇及其變化發展的走向，而了解當下世界文壇及其變化發展走向的一個重要途徑，便是通過世界文壇重要作家的新作了解其創作走向。盡管目前中國的外國文學圖書市場仍然不容樂觀，仍然有許多中國作家、學者和文學愛好者渴望及時了解閱讀當今世界重要作家的作品。如果有更多的以文學為己任的有心人來從事這一工作，那么，中國文壇與當今世界文壇的交流就會更加順利，世界文學作為中國文學的大背景和參照系的積極作用會日益明顯，而像對最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幾乎一無所知的現象出現的可能性就會大大減少。

在不太景氣的外國文學圖書出版中，對最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代表作，以致擴展到其所有作品的版權爭奪，已呈愈演愈烈之勢，購買中文版版權的費用已越抬越高。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品特作品的版權代理人于2005年訪問譯林出版社時透露，品特獲諾貝爾文學獎后不久，先后有七十多家中國出版社向他表達了購買品特作品中文版權的強烈愿望。而在品特獲獎前，其作品中文版權完全無人問津。細細想來，新聞媒體、出版者和讀者一時間對剛獲獎作家及其作品的強烈興趣，在更大程度上是沖著具有極強影響力和號召力的諾貝爾文學獎去的，并不是沖著剛獲獎的那位作家本人及其作品本身去的，也不完全是沖著文學本身去的。這不得不說是文學的悲哀！這種作家一旦獲獎便搶購其作品中文版權并急速推出的現象，如今已逐步擴展到一些其他文學大獎，比如，英國的布克獎，法國的龔古爾獎，美國的普利策獎和美國國家圖書獎等。

近年來，每年九、十月份，也就是諾貝爾文學獎公布最新得主之前，常常會有新聞媒體打電話來問我：今年誰會獲諾貝爾文學獎？我反復說，近年來的現實表明，諾貝爾文學獎基本上是不可預測的。通過某種方式或途徑預測某位或某幾位外國作家最有可能獲諾貝爾文學獎，據此搶先推出一些作品，指望其一旦獲獎便可名利雙收，這樣做，鮮有成功的案例。相反，完全從文學價值的角度去判斷取舍，以較低的費用購得獨家出版權，推出尚未引起足夠重視卻又值得重視的作家的重要作品，后來這樣的作家卻意外得獎，其作品的出版者一夜之間名利雙收，這樣的例子近年來倒有不少。下面，以本人多年來關注、研究諾貝爾文學獎并從事外國文學編輯出版的經歷為例，說明外國文學翻譯出版過程中文本選擇的重要性。

我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跟蹤、研究包括主要文學獎在內的世界文壇的最新動態，曾經寫過一系列有關英美出版的最佳文學類圖書年度概覽的文章，其中主要評介英美上一年度主要文學獎及主要報刊上推出的最佳圖書，還曾約請其他語種的專家就他們所對應的國別或語種撰寫上一年度的主要文學獎及主要報刊上推出的年度最佳圖書。2004年，我應一家報紙之約，寫了一篇題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為何越來越陌生？》的文章。此后，此文成為我隨時補充、更新的研究諾貝爾文學獎的不斷成長的長文，后來還成了我在一些高校題為《新世紀諾貝爾文學獎的新趨勢》講座的底稿。

南非作家J.M.庫切的力作《恥》最早于1999年分別在英國和美國出版。我發現《恥》一問世就受到英美乃至整個西方文壇的高度重視和廣泛好評。鑒于此，我找來了《恥》的原版書，仔細閱讀發現，《恥》的內涵和寓意都頗為豐富，涉及了后現代社會里的諸多問題，如人與人之間缺乏交流，不愿也難以相互理解，更多是互相設防、互相封閉等。它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世紀末人類生存現狀中的困境。《恥》更是一個后殖民世界中人類種族關系現狀的寓言，同時又是一部富有諷刺意味、發自肺腑又不可思議地充滿溫情的小說。20世紀末的世界文壇，現實主義的回歸，多元文化的凸顯，對人類情感的探索與反思，成了最顯著、最受重視的特征和潮流。創作上彰顯個性而不追逐潮流的庫切不經意之間以一部《恥》成了引領上世紀末世界文壇潮流的代表性作家，確實令人深思。基于這種認識，譯林出版社在《恥》問世的1999年果斷買下這部當年并不被國內出版界同行關注的小說，于2002年9月出版。一年以后的2003年10月，當庫切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傳來，國內的各類媒體發現，譯林出版社的《恥》是中國大陸已出版的這位最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唯一的中文本，譯林出版社一時成為各類媒體曝光率最高的對象之一。我一年前寫的那篇短文《誰之恥？》一時間成了國內許多報紙和網站轉發的熱門文章。《恥》在短期內連續重印數次，而且多年來一直不斷重印，成了常銷書，獲得了較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上世紀90年代后期，譯林出版社開始出版“世界文學名著·現當代文學系列”，其中收入了英國作家多麗絲·萊辛的《金色筆記》和《野草在歌唱》。《野草在歌唱》以前國內已經有過中譯本，我印象中似乎是著名翻譯家王科一先生翻譯的，但調查結果是，該譯本的署名譯者是王蕾，是王科一先生的女兒。我覺得其中有蹊蹺，便設法聯系上了王蕾。王蕾告訴我，《野草在歌唱》是她爸爸翻譯的，但因為種種原因譯得很倉促，出版時譯者便署上了當時年僅兩歲的王蕾的名字。如今有機會再版，王蕾要對照原文仔細修訂后再交給我們出版。經過反復思考與磋商，王蕾最后決定新版《野草在歌唱》的譯者署名在她父親和她自己的名字里各取一字，即署“一蕾”，以反映翻譯過程中的實際情況。我曾就此撰文《〈野草在歌唱〉的譯者署名》。2007年多麗絲·萊辛獲諾貝爾文學獎，譯林出版社又成為媒體追蹤的熱點。

譯林出版社在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推出的“法國當代文學名著”叢書，收入了法國作家勒克萊齊奧的代表作之一《戰爭》（1994），我曾經擔任其責任編輯。2012年，即勒克萊齊奧獲獎的四年后，他受聘擔任南京大學教授，每年秋季到南京大學，為南京大學學生開設有關文學、藝術與文化的通識課程。他的課堂上有南京大學各個系科的學生，還有來自校外的同學，其中年紀最小的，是個高一學生。其間，勒克萊齊奧與中國文學界進行了深度接觸。后來，我擔任了記錄他在中國參加文學活動的《文學與我們的世界：勒克萊齊奧在華文學演講錄》和《文學，是詩意的歷險：許鈞與勒克萊齊奧對話錄》這兩本書的責任編輯，并在南京先鋒書店主持了“勒克萊齊奧、許鈞讀者見面會——與諾貝爾獎得主一起談文學”活動。勒克萊齊奧先生專程上書店與讀者見面，這樣的事在中國是第一次。

我還曾經擔任石黑一雄的代表作之一《千萬別丟下我》（2007）的責任編輯，并在當年發表過一篇論文《當后現代主義的“復制”發生在人類身上的時候——論石黑一雄的〈千萬別丟下我〉》，論文的最后一句話是：“應該讓瑞典學院通過這部杰作來了解世界上還有這么一位杰出的作家，因而可以考慮把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石黑一雄了。”十年后的2017年，石黑一雄榮獲諾貝爾文學獎。

2020年10月8日，是國慶、中秋長假的最后一天。是日19∶00，世界文壇萬眾期待的諾貝爾文學獎最新得主終于在諾貝爾獎官方網站揭曉：美國詩人Louise Glück！國內媒體紛紛跟進報道，其中，這個獲獎詩人的姓名和授獎詞核心部分的翻譯不盡相同，甚至差別很大，很值得關注。針對這一現象，我在三天內寫出《關于202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姓名與授獎詞的翻譯》，其結論為：一、獲獎詩人的姓名中譯名應該是路易絲·格呂克；二、授獎詞核心部分擬譯為：因為她的詩歌的聲音，清晰可辨，以簡樸之美，讓個體的存在具有了普世意義（for her unmistakable poetic voice that with austere beauty makes individual existence universal）。

大概是在2011年，一位國外的版權代理人來南京，我從他提供的書目里看中了兩本英文版的小說集《非洲短篇小說集》和《非洲當代短篇小說集》，選編者都是“非洲現代文學之父”欽努阿·阿契貝和英國學者C.L.英尼斯。那個時候，我做外國文學出版已有二十多年，但這兩本集子里幾十位作家中一半以上的作家名字對我而言都很陌生，其中就包括坦桑尼亞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后來，我們就把這兩本集子合成一本以《非洲短篇小說選集》之名翻譯出版，希望幫助中國文學界和廣大讀者對非洲文學有一個總體的印象和了解。2021年，古爾納榮獲諾貝爾文學獎，而譯林出版社出版于2013年的《非洲短篇小說選集》中收入的古爾納的兩篇短篇小說《囚龍》《博西》是國內當時僅有的譯介過來的古爾納作品。

我在多年外國文學編輯生涯中，策劃、組譯或編輯的上述五部作品的作者后來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對譯林出版社、也是對我本人堅守文學價值的一種肯定與回報。必須強調的是，無論是譯林出版社還是我個人，當初決定翻譯出版這些作品時，我們并沒有像有的媒體所說的“押寶”這樣的功利性想法，而只是以純粹的文學的眼光看中了它們，只是覺得它們是杰作，值得把它們譯介到國內來，讓國內的作家、文學研究者和廣大文學愛好者了解它們。而事實也已經反復證明，帶著希望某些作家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功利目的去翻譯出版其作品，鮮有成功如愿的案例，而從純粹的文學價值的角度去判斷，倒是有可能得到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