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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本“書”說起

早期的書籍，或刀刻、或漆書于竹簡上，眾簡相連，編之以繩，故又“篇”、“編”、“策”（冊）等稱。孔子有“韋編三絕”之說。《漢書·藝文志》多稱“篇”，即其義。偶然也有稱“卷”者，早期多指帛書，即墨子所說的“以其所行，書于竹帛。”中古之后，隨著紙張的普及，古籍圖書日益豐富起來。晉代左思《三都賦》出，洛陽為之紙貴；河北造紙也名著一時；山東地區，還出現了左伯（紙）。南北朝徐陵《玉臺新詠序》說：“五色花箋，河北、膠東之紙。”此后多稱卷，如《文選序》：“都為三十卷。”李善注各卷下又有天干編次，如第一卷有“賦甲”二字，李善注《文選》以篇幅過大，析為六十卷，并在此二字下注：“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后。今卷既改，故甲乙并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以十干編次的還有宋代洪邁《夷堅志》，甲至癸二百卷。支甲至支癸一百卷，三甲至三癸一百卷，四甲、四乙各十卷。此外，有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編次者，有用《周易》“元、亨、利、貞”編次者，有用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編次者，有用“王侯寧有種乎”編次者，更有用千字文編次者，種類不一而足。

裝訂亦有多種多樣，早期是卷軸裝（卷子裝），存世的大量敦煌遺書，絕大多數都是卷軸裝。卷軸裝往往用一張空白紙的書葉來包裹，保護卷首。中唐以后又出現了經折裝，將寫好的長條卷子按照一定行數均勻地左右連續折疊起來，前后再加書皮保護書葉。蝴蝶裝大約出現在晚唐五代，其裝幀方法是將印好的書葉，以有字的一面對折，背面向外、折口向右集齊作書背，形成書芯。書背用糨糊粘連，再用一張厚紙作為書皮包裹書背。南宋時期又出現了包背裝，是針對蝴蝶裝翻檢時容易散落的缺失而創造出來的。具體方法是將書葉無字的一面對折，字面向外，折口向左集齊作書口，并在書背打眼訂捻，形成書芯。明清以后，通行的線裝古籍裝訂方式，通常打孔穿線，裝訂成冊。如果沒有裁切，就稱“毛裝本”，但多數經過裁切。為了保護線裝古籍，通常要加書套，如帙、函、套和夾板等。帙，又作“袟”“袠”，多用于卷裝書籍，即在書冊前后包裝有空白有色的紙張，用來保護書籍，古稱書衣；函，也稱“匣”，是冊葉書籍的防護用品，由帙轉化而來；套，又稱“函套”；夾板，就是用兩塊面積相等的木板將書籍保護起來。此外，還有封面，多在封皮內的第一頁，通常四周印有邊框，中間刻上書名，右行為編者，左下方通常刻有某某藏版或梓行。這是鑒定版本的一個重要依據。

書首、書根、書脊、書口是指書的四周部分。包角是對那些比較珍貴的書，在裝訂時用湖色或者藍色的綾子將書角包起來，起到保護的作用。在江南，許多藏書家往往不用包角，因為容易生蟲。書簽或是紙制的，也有用絲織品的，用來題寫書名。有的書簽會特請名家書寫，顯得美觀典雅。

翻開古籍之后，隨之展現的是版框。書版四周的界限叫欄線，上方叫“上欄”、下方為“下欄”，兩邊為“左右欄”或“雙邊”，單線叫“單欄”或“單邊”，雙線叫“雙欄”或“雙邊”。行格欄線多數是黑色的，但也有朱色，以醒目區分。如明代《永樂大典》就是這樣。鑒定版本時，應特別注意行款，即版面的行數和每行的字數。行款通常以每半頁計算，稱“每半頁若干行，行若干字”等。不同時期、不同地點，行款往往不同。清代江標著有《宋元行款表》用來考證版本。古籍每一版中間折縫處稱為“版心”或“書口”。書口印有黑線的稱“黑口”，不印的稱“白口”；黑線粗的稱“大黑口”，細的稱“線黑口”或“細黑口”；刻在上欄下的叫上黑口，刻在下欄上的叫下黑口。版心中間往往刻有書名、卷次、葉數。在版心下方還常刻有書鋪名或刻工名。象鼻指黑口本版心上下的黑線，如同象鼻垂在胸前。版心折縫處還常常刻有各種符號，形似魚的尾巴，故稱“魚尾”；種類也有黑魚尾、白魚尾、線魚尾或花魚尾。

耳子是刻在左欄或右欄上角的一個小長方格，通常刻有小題，應當是為了線索方便而設。很多古籍，版刻時常常有“黑釘”，表示缺文。有的字還用線圈起來，稱“墨圍”，表示注疏或小標題。有的時候，古籍常分有大題、小題，類似于現在的章和節。還有的古籍常有名人序跋，書鋪的書牌子、收藏者的藏章及印記等，這些都是鑒定版本的重要依據。林申清編《宋元書刻牌記圖錄》，收錄65家92種104幅宋元刻本牌記。其中，上編為宋刻本，凡38家51種，分官刻、家刻、坊刻三類；下編為元刻本，凡27家41種，前有題解，后有書影。張振鐸編《古籍刻工名錄》（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版）輯錄了上自唐代、下迄清末的部分古籍刻工姓名，對于版本鑒定，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古籍的種類繁多，根據刊刻時代，分唐卷子本、北宋本、南宋本、金本、元本、明本、清刻本等。根據刻書單位，分官刻本、家刻本、坊刻本等。根據刻書地區，分浙本、閩本、蜀本、高麗本、東洋本、越南本。浙刻又可分為衢州本、臺州本；閩刻又可分為建陽本、麻沙本等。根據雕刻質量，分精刻本、寫刻本、叢書本、道藏本、抽印本、翻刻本、影刻本、遞修本等。根據雕印前后，分祖本、原刻本、重刻本、初印本、后印本等。根據字體大小，分大字本、巾箱本、袖珍本等。根據顏色不同，分藍印本、紅印本、朱墨本、套色本等。根據增刪批校，分增訂本、刪節本、足本、批校本、注本等。根據活字印刷，分泥活字、木活字、銅活字、磁活字等。根據各種寫本，分唐寫本、明寫本、精鈔本、影鈔本、毛鈔本、稿本等。根據文物價值，分孤本、秘本、稀見本。我們從事版本敘錄的寫作，通常包括書名及其卷數、作者的字號、版本狀況、內容提要等。因此，了解上述基本術語概念，是很有必要的。當然，版本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上述術語只是就一般情況而言，實際的情況往往更加復雜，只有到實踐中才能有更切實的感受，才能獲得更多的知識。

古籍的刊刻

20世紀著名史學家陳寅恪先生曾這樣描述宋代文化：“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讓中國人引以為自豪的四大發明，其中有三項發明廣泛運用于宋代。這三項發明連同漢代發明的造紙術對于世界文明的巨大貢獻無論怎么評價都不過分。其中，印刷術的發明，把人類智力創造加以物化，對于知識創新、整理、積累和傳播發揮了巨大作用，因而在實質意義上提高了人類的文明水平。

中國發明的印刷術包括兩大類：一是雕版印刷，一是活字印刷。根據現存文獻考察，雕版印刷術出現于唐代，到唐末雕版技術已廣為應用，且達到很高的水平。今天尚能看到唐人刊刻的金剛經畫像，就是唐代咸通九年（868）印制而成的。此外，西安、鎮江、阜陽、無為等地唐墓中發現雕印《陀羅尼咒經》六件，顯示了唐代雕版印刷的較高水平。對此，宿白教授著有《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一書有詳盡的考述。宋代開寶八年（975）吳越王錢淑主持刊印的《陀羅尼經》則顯示了宋代浙刻本的鮮明特色。至今保存下來的北宋早期刻本，在國內外各大圖書館中依然可以看到它的廬山真面目，已經成為鎮館之寶。福建刻書大約始于12世紀初葉，福州東福寺雕印的《崇寧萬壽大藏》大約是福建大規模刊書的發軔之作。此外，河南開封、山西臨汾、四川成都等地，在宋元時期也是刻書興盛之地。宋元以來各地的刻書情況，王國維《兩浙古刊本考》、黃慈博《廣東宋元明經籍槧本紀略》、佚名《福建板本志》、松風室抄本《宋本考：蜀刻紀略》等收錄清末民國時期著名學者撰寫的有關福建、四川、浙江、廣東等地宋元以來刻書歷史的專門著作，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將上述著作匯編成《閩蜀浙粵刻書叢考》。關于宋版書的著錄題解后代出版了很多種，其中黃丕烈的《百宋一廛書錄》詳細記載宋版書的版刻、形制、刊時、刊者、卷數、行格、存佚、紙墨、字體及傳承流布、后人校勘等情況；陳鱔《經籍跋文》19篇，考訂諸書得失存佚情況；瞿中溶《古泉山館題跋》系對明清兩代翻刻宋本書歷史的綜合考察；島田翰《古文舊籍考》卷為《送槧本考》研究宋本專著；曹元忠《箋經室所見宋元書題跋》、袁克文《寒云手寫所藏宋本提要二十九種》、張元濟《寶禮堂宋本書錄》均對宋本書作了考察；王國維《五代兩宋監本考》則是五代兩宋國家刻本的歷史考察，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輯錄上述諸書為一版，成《宋版書考錄》。

當然，雕版印刷，每一頁都單刻木版，每一本書都要單獨雕刻，既費時，成本又高。隨著文化普及的需要，書籍的流通越發頻繁多樣，傳統的雕版印刷業顯然已不能滿足時代的需求。宋仁宗慶歷年間（1041—1048），平民畢昇發明了更為便利的活字印刷術。這種活字印刷，不僅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極大地降低了成本。畢昇發明的活字印刷給文化傳播帶來極大方便，使書籍文化走向民眾、走向市場成為可能，因此它的更深遠的意義，是創造了文化的新類型，并將傳統文化推向新的階段。

由于知識積累和印刷術發達，在學術文化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事情便是宋元以后對中國典籍的集大成式的整理。我們知道，在中國文化傳播史上，有三個重要的時期值得銘記：一是漢代對于先秦典籍的整理，二是宋代對于前代典籍的整理，三是清代對于整個古代文化的總整理。今天能夠看到唐及唐前的典籍，漢人之外，最主要的功臣是宋人。他們編纂了許多文學總集、史部匯編及大型工具書，至今仍然是學人案頭或公共圖書館必備的工具書，如《文苑英華》《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冊府元龜》《樂府詩集》《資治通鑒》《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三朝北盟會編》等都出自宋人之手。與此同時，他們還大量刻印前代的史書、文集及眾多先秦兩漢諸子著作。宋代對于古籍刊刻和研究、對于中國文化的傳播起到了承前啟后的作用。日本、朝鮮等也在自己的國家刊刻了大量的古籍，人們習稱“和刻本”和“高麗本”，可見中國的雕版印刷在亞洲影響之巨。印刷術經由波斯傳到埃及和歐洲，14世紀末，歐洲出現了木板雕印的紙牌、圣像、經典和拉丁文課本，德國谷騰堡在公元1456年率先在歐洲用活字印刷“圣經”。四大發明不僅深刻地影響了人類的科學技術和社會制度的歷史變遷，而且深刻地改變了人類世界的視境，以此為出發點，人類逐漸走出各自的區域，開始認識到全世界之所謂“全”的意義所在。

如果想要詳細了解中國古代的刻書情況，葉德輝著《書林清話》（中華書局1959年版）是最重要的一部著作。該書用筆記形式說明書籍和版片的各種名稱、歷代刻書的規格、材料及印刷、裝訂、鑒別、保存等方法，敘述古代活版印刷、彩色套印的創始和傳播以及各個時代特出的著名刻本、書林掌故等。此外，楊繩信的《增訂中國版刻綜錄》（陜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瞿冕良的《古籍版刻辭典》（齊魯書社1999年版）等都是非常實用的工具書。前者分宋元版刻、明代版刻、清代版刻、活字與套版等四個部分，并附錄宋元明清四代抄本、收錄了相當豐富的古代刻書家的資料。后者收錄刻書家、抄書家8000余條，刻工一萬余條，版刻名詞600余條，參考工具書300余條，便于查找。不足之處是，有相當一部分資料來源于各種參考工具書，沒有經過目驗。

古代書籍的流通，當然主要依靠書鋪。清代以來，北京、上海自發形成了許多書籍集散中心。王漁洋《居易續談》說道：“今京師書肆，皆在正陽門外西河沿，余惟琉璃廠間有之，而多不見。”由此而見，清初，現在的前門為當時書肆中心，琉璃廠亦已出現書鋪。清代學者李文藻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撰寫《琉璃廠書肆記》，記載當時書鋪30余家。而據晚清繆荃孫著《琉璃廠書肆后記》、民國時期的孫殿起著《琉璃廠小記》、當代沈念樂主編的《琉璃廠史畫》等書記載，光緒初年約有書鋪200余家，古玩字畫碑帖等店鋪50余家。1952年建立中國書店，1958年公私合營，111家古籍書店合并到中國書店旗下，古籍圖書業務均歸中國書店經營。1982年出版的《中國書店三十年所收善本書目》（1992年又出版補編）記載了中國書店的業績，其中不乏宋元版等稀見本。近代古籍整理出版，首推由張元濟主持下的商務印書館，整理出版了《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叢刊》《續古逸叢書》《孤本元明雜劇》《涵芬樓秘笈》《叢書集成》等大型叢書和《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等大型類書，體現了民國時期我國古籍整理出版的最高水平。中華書局原本是綜合性的出版社，從1958年起成為整理出版中國古籍的專業出版社，整理出版了《資治通鑒》《全唐文》《全唐詩》《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永樂大典》等經典文獻，特別是集合上百位專家，經過20多年的努力，整理出版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在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中作出了杰出的貢獻。

隨著時代的發展和變化，古籍的整理也隨之形成了新的特點，除了傳統的校注之外，還在過去影寫的基礎上通過照相技術，將古籍原樣影印，使得大量古籍得以化身千萬，存真流傳。中華書局1995年出版的《1911-1984影印善本書序跋集錄》選錄了442篇專家撰寫的專談該書版本的序跋。姜亞沙《影印珍本古籍文獻舉要》（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版）在已經影印出版的上百種古籍中，精選出具有代表性的73種加以介紹。

古籍的收藏

對于古代典籍的系統收藏及整理始于西漢。楚漢戰亂之際，蕭何有意識地收集典章制度方面書籍，對于西漢文化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張蒼治律歷，陸賈著《新語》，賈誼著《新書》。漢惠帝除挾書之律，漢武帝置太史公，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收集天下遺書，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漢孝成帝又命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任宏校兵書，尹咸校數術，李柱國校方技。劉向總其成，為每一書撰寫敘錄，劉歆在此基礎上編寫《七略》，收錄圖書33090卷。王莽之末，書籍受到損毀。經過東漢初年的收集，石室、蘭臺、東觀及仁壽閣等，新書匯集，又呈繁榮局面。這些情況，《漢書·藝文志》有過詳細的記載。

漢末董卓之亂，強迫漢獻帝西遷長安。宮廷所藏圖書縑帛，竟然被那些軍人當作帷囊，損失慘重。所收曹魏時期的鄭默，根據宮中藏書編定書目，取名《中經》。在此基礎上，荀勖又著《中經新簿》，分為四部總括群籍：甲部，六藝及小學等書；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丁部，有詩賦、圖贊、汲冢書；總計29945卷。

西晉末葉的八王之亂，中原文化又一次遭遇空前的浩劫。渠閣文籍，靡有孑遺。東晉初年，著作郎李充根據荀勖舊著整理殘存，僅有3014卷。劉宋元嘉八年，謝靈運編《四部目錄》，《隋書·經籍志》所錄64582卷。胡應麟《經籍會通》卷一以為“六”字誤，當作14582卷。因為從東晉初的三千卷，不到一百年間不可能驟然增加這么多書。胡氏的推斷是有道理的，因為元徽元年，稍后于謝靈運的秘書丞王儉編目錄時不過15704卷圖書。齊、梁間，蘭陵蕭氏統治集團比較重視文化，曾命令王亮、謝朏等編《四部書目》，任昉、殷鈞編《四部目錄》，收書達23106卷，這里不包括數量眾多的佛教著述。而這個時期最重要的收藏與著錄，當首推阮孝緒的《七錄》：經典錄、記傳錄、子兵錄、文集錄、技術錄、佛錄、道錄，著錄44526卷。很可惜，梁代后期收錄的豐富圖書，有相當一部分在西魏攻克江陵后，被梁元帝焚毀。隋開皇三年，秘書監牛弘（545—610）上表收集天下遺書，民間異書，往往間出。累計所藏約三萬余卷。隋煬帝即位，將秘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收藏在東都觀文殿。又聚魏已來古跡名畫，并撰集道、佛經傳目錄。很可惜，很多圖籍在唐代武德五年運輸過程中又遭漂沒。因此，編纂《隋書·經籍志》時，目錄標注為14466部89666卷，但實際上很多都已失傳。唐宋以后的官方藏書，《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及《宋史·藝文志》均有論述。

除了官方藏書外，私人藏書盛于宋代。我們今天看到的宋代幾部重要的目錄學，作者都是著名的收藏家。還有一些書籍的命運更為坎坷，有的藏到井中，后來被發現，如宋末遺民鄭思悄藏書。此外，還有藏在舊宅中，如漢代孔家舊宅藏書，后來為魯恭王所壞，發現了蝌蚪文古文尚書。稍近的例子是2006年11月24日北京德寶國際拍賣有限公司推出三件宋元版珍品，即宋刻宋印的《南岳舊稿》《南岳稿》四冊，被人發現于祖傳老宅房梁之內。該書為宋代臨安府陳解元所刻，故與孤本《唐女郎魚玄機詩》版式相近。明清以來，涌現出了很多著名的藏書家，其中山陰祁承燁的澹生堂，寧波范欽的天一閣，常熟毛晉的汲古閣，錢謙益的絳云樓，瞿紹基鐵琴銅劍樓，聊城楊以增、楊紹和父子經營的海源閣，浙江吳興的陸心源的皕宋樓，杭州丁丙的八千卷樓等最為著名。其中又以瞿楊兩家宋元刻本為最。因此又有“南瞿”“北楊”之稱。最令人痛心的是陸心源的藏書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被日本人全部購走，現藏于日本東京靜嘉堂文庫。上述藏書家的典藏，只有天一閣還獨立保存30余萬卷約15萬冊。近現代藏書以劉承幹嘉業堂、傅增湘雙鑒樓、蔣如藻密韻樓和張鈞衡適園最為著名。蔣氏字孟蘋，浙江吳興人，曾影印自藏宋本為《密韻樓七種》；王國維曾代為編輯《傳書堂藏書志》《傳書堂善本書目》等。張氏字石銘，號適園主人，浙江吳興人，刊有《適園藏書志》《芹圃善本書目》《適園叢書》《擇是居叢書》等。劉承幹字貞一，號翰怡，別署求恕居士，浙江上虞人，后遷居湖州南潯，刊有《嘉業堂叢書》《吳興叢書》《求恕齋叢書》《留余草堂叢書》《希古樓金石叢書》等五種。其嘉業堂藏書多達60萬卷，珍本秘籍，流譽學林。《嘉業堂藏書志》由近代著名學者繆荃孫、吳昌綬、董康等賡續修撰而成，精選善本古籍1700多種，均記其書名、卷數、作者、版本及藏章等，現已經過吳格整理，由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出版。傅增湘字沅叔，字號藏園、藏園居士，因藏有宋刻《資治通鑒》《洪范政鑒》，故命其藏書樓為“雙鑒樓”。生平藏書20余萬卷，比較重要的有宋版《文中子》《方言》等，是錢謙益絳云樓的舊藏。其中精品部分輯入《四部叢刊》和《續古逸叢書》中。其原藏多已捐獻給國家圖書館。關于傅氏藏書，有《藏園群書經眼錄》十九卷，收錄4500余種，中華書局1980年出版。在作者收藏的古籍中，作者還親自校勘約16000卷，每校勘一書，都在卷尾綴寫小記，說明此書的學術淵源、版刻源流和校勘所得，后人輯得《藏園群書題記》，收書580篇，都為二十卷，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

此外，還有書院、寺院藏書，亦頗為豐富。劉勰撰寫《文心雕龍》，僧祐編輯《出三藏記集》、惠皎編《高僧傳》等主要就是利用了寺廟的藏書。相傳《古文苑》就是唐代孫洙于佛龕中獲得，而梁元帝收藏的七萬卷藏書很多也得于江南各地的寺院。

在一般人心目中，版本學似乎只是古代文獻研究者面臨的問題，其實不然。現代文獻研究同樣面臨著版本問題。版本是傳統的，也是現代的；版本學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如何搶救上述瀕危的現代版本，如何拓展傳統版本學研究的新視野，還有很多問題值得深入思考。相關知識，我推薦兩部著作：一是王子霖先生的《古籍版本學》（《王子霖古籍版本學文集》第一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二是魏隱儒先生、王金雨先生的《古籍版本鑒定叢談》（印刷工業出版社1984年版）。這兩部著作是從古籍鑒定實踐中打磨出來的，內容豐富，深入淺出，有很強的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