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夏仲翼先生辭世。5月28日早晨在朋友圈看到這個消息，幾天來頭腦里都是夏老師的身影、動作、聲音。

一

夏老師給我們講“外國文學史”課時，五十六、五十七歲，這是現在從他出生于1931年來推算的，當時，我們這些二十出頭的學生哪里會注意這個。他走進教室，常常氣喘吁吁——從市區趕到學校，路程不近——微胖的身體在講臺上站定，把一個大手提包放到講桌上，拿出眼鏡盒，取出一副眼鏡，換下戴著的眼鏡。我們曾經津津樂道夏老師開講前一副眼鏡換另一副眼鏡的標準程式，賦予它審美的意味，卻從來沒去想其實是老花鏡和近視鏡的換來換去——我們粗略地把老師分成年輕教師和老教師，依據只是一眼看上去的感覺，有的老師不到五十歲已經被我們認定為老教師——夏老師似乎超越了這個劃分，我們沒往這方面想，而是被別的東西吸引住了。

別的東西是什么？沒人說得清。據說女生們稱夏老師為“我們的羅切斯特先生”；男生里居然有人研究起夏老師的穿著，他常穿夾克，看上去和普通的夾克沒大差別，但就是不一樣。還有同學猜測夏老師念過教會學校，但苦于沒法證實。總之，我們對夏老師充滿了方方面面的好奇，實際上卻幾乎一無所知。

這份好奇當然是由夏老師的課堂引發的。1987年下半年和1988年上半年，夏老師給我們上了兩個學期的課，每周三個學時，從古希臘講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那些年，我們還處在不知天高地厚的青春躁動中，夏老師的文學史課，卻讓我們不知不覺中沉浸到廣闊而綿長的豐富世界。我們那時候就覺得，何其幸運，遇到這樣的老師。后來我讀研究生，陳思和老師告訴我，他的外國文學史就是夏老師上的，從他們七七級開始，夏老師就一直給中文系開這門課。我這才反應過來：幸運的不單單是我們這個班。夏老師坦言，喜歡給中文系上課。我并不清楚夏老師給中文系上課結束于哪一年，有多少級學生幸運受益；只知道有相當長的時期，中文系的老師到外文系講中國文學，外文系的老師來中文系講外國文學，是慣例、常規，中文系好多位老師給外文系上過課，外文系似乎只有夏老師來中文系上文學史。

我們八五級的課，最受歡迎的，之前有兩年級駱玉明老師講的“中國古代文學史”，一個學期先秦兩漢，一個學期魏晉南北朝；三年級遇上夏老師，就又增加了一門。這是很奇妙的事情，兩位老師風格大不相同到形成強烈反差，而我們都沉迷其中，大受激發，實在是開了我們的眼界，拓展了我們對文學、知識、學問的理解。我的一個同學多年之后回憶起來，說得層次清楚：聽這兩門課，是大學時代最美好的時刻；美好都美好，卻是不一樣的美好，重要的是，我們不僅經歷了美好，而且經歷和懂得了不同的美好；這兩種不同的美好，仿佛處在擺蕩的兩極，反差越大，美好蕩開的幅度就越大。其實當年，我們私下里就議論過兩位老師的鮮明特色。駱老師講課，風煙浩蕩，波涌浪激，我們一動不動端坐課桌前，內心卻一次一次經受震動，不斷地驚奇、驚喜、驚醒，也暗自警醒。夏老師呢，聲調溫和，語速舒緩，言辭平實，講了一年課，沒有一句驚人之語；也絕口不談課程之外的內容，不談自己，沒有東拉西扯的閑言。那么，我們是被什么吸引的呢？就是他講的文學史和他的講述方式。譬如，某種文學樣式（體裁、類型）的興起、繁盛、衰微，他能講出漫長時間里的運動和過程，簡單地說，他能講出“史”來。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幾乎從不認為后來不見了的文學樣式是消亡了，他從后世新興的樣式中發現了吸收、轉化和舊樣式改頭換面或脫胎換骨的重生——而這，也是講出“史”來。至于他的講述方式，我只能用老話來傳達個人感受，春風化雨，潤物無聲，庶幾近之。

夏老師的課，教室里總是早早坐滿了人，等待著上課鈴響。要知道，我們讀書那會兒，逃課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不僅逃，而且逃得理直氣壯。有一門課，老師正講著，最后一排站起來一個同學，他要出去本可以走教室后門，可他不，偏偏從最后面沿著走道一步一步往前走，皮鞋跟釘了鐵釘，一下一下敲打著大理石地面，清脆響亮；走到講臺邊，轉彎，從前門揚長而去。這就有點像抗議了，抗議老師講得不好。我自己也是一個逃課的學生，逃得有點多，超過一半吧，但確有幾門我是一次也沒逃過，夏老師的課當然不用說，每次還都不由自主帶著點兒興奮去占位子。有一天晚上，兩個同學在宿舍里起了爭執，動了手，一個打破了另一個的頭。我們送受傷的同學去長海醫院急診包扎，等處理完回到學校，天已經亮了。我忽然想到上午是“外國文學史”，就沒敢回宿舍，怕回去躺下睡過頭，而直接去了教室，等待一個半小時后夏老師走進課堂。

期末考試，不作驚人之語的夏老師出的考卷，卻使我們每個人都大吃一驚。題型不過是名詞解釋和論述題，題目也沒有奇怪的，可是總量超常：名詞解釋竟然有四十個！這么大的規模，這樣細的密度，幾乎沒有遺漏任何重要內容，所以這門課的考試不存在僥幸的可能性。三個論述題選兩個，直到現在我還清晰地記得我選答了一個中世紀文學的題目，因為有點挑戰性，還因為聽課的時候特別注意到夏老師所講與通常評價的不同之處。

后來才慢慢想通，夏老師的考卷，與夏老師的課堂一樣：宏闊，但絕不空疏；豐富，但絕不散亂；要清晰，要細致，要平實，要落到具體。所以夏老師的課給我們的，就有總量和密度，超過通常課程的總量和密度。

兩個學期的成績，我得的都是優秀，心里真是高興。我們那時候不像現在的學生這么在意成績，也不計算什么績點，我自己的本科課程大多是良好，還有幾個中等，很少有優秀，得了優秀也不覺得怎么樣；可是夏老師課的優秀，覺得不一樣，過了三十多年，想起來還是高興。

夏老師的課結束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而俄羅斯文學正是他專長的領域，對偉大作家的精深講解把課程停留在高潮的部分。我們又激動又遺憾，遺憾的是沒有聽到夏老師講二十世紀的現代主義，在八十年代前面幾年，他發表了關于現代主義的系列文章，但開風氣，卻在后來現代主義逐漸熱起來之后退隱；我們還想聽他講二十世紀西方文論，他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時候給我們談了巴赫金的復調理論，我們后來才知道，他是最早介紹和翻譯巴赫金的人。

二

1989年我讀本系研究生，特意去外文系查了研究生課表，果然發現夏仲翼老師開的專題課，“歐美小說藝術研究”，于是我又有了一個學期的美好時光：不同于本科時的大課堂，這回是一個小教室，七八個外文系的，加我一個中文系的旁聽生。

我跟賈植芳先生和陳思和老師讀比較文學專業，因此有時會在賈先生家里碰到夏老師。賈先生家里常有聚會，一次章培恒老師和夏老師同在，兩個人喝得高興，大有一醉方休之勢。章老師喝酒的名聲與學問的名聲一同流傳，我們都知道，我卻是第一次見識夏老師酒量之大，連章老師都自嘆弗如。夏老師是醉不了的，他自己說喝酒沒有特別感覺，因此反而羨慕章老師的杯中興味之強烈。

1992年，我畢業，以《論臺灣〈文學雜志〉對西方現代主義的介紹》提交答辯。賈先生說，請夏老師。初夏的一個晚上，我搭出租車去武寧路，走進夏老師的客廳。整潔的房間里有一樣東西使我大感意外，那是一張黑白的照片，夏老師穿軍裝，戴軍帽，端莊嚴肅。說起來，我才第一次知道夏老師的經歷，但也極其粗略，夏老師語氣平淡地簡單告訴我：他原來上的是滬江大學英文系，1952年高等院校調整，并入復旦大學外文系，改讀俄文專業，1955年畢業留校任教；1963年應國防人才培養需要，調往解放軍外語學院擔任俄文教員，那張照片就是那期間拍的；1969年復員回上海，做了八年產業工人；高校恢復招生后，1978年重返復旦外文系執教。我和我的本科同學當年對夏老師做了種種胡猜亂想，卻怎么也沒猜想到這樣的經歷。經歷的具體情形怎樣？對夏老師意味著什么？他沒說。

房間靠墻放了一臺四通文字處理器，個人電腦普及之前用于寫作的新工具，夏老師說，用這個很方便，特別適合做翻譯。他還給我演示了一下。

我的答辯就在賈先生的書房兼客廳里進行，兩位導師，三位答辯委員，一個學生，圍坐在那張熟悉的小圓桌邊。結束后，小圓桌擺上賈師母準備的菜肴，大家喝酒，閑談，然后散去。

之后我到《文匯報》工作，有一年章培恒老師和夏仲翼老師合開一門課，兩人同上講臺，做“中西文學比較”的對談，新老學生奔走相告，搞得我這個離開學校忙于應差的人徒生羨慕。

工作的關系，偶爾在一些活動中遇見夏老師，上前問好，簡單說幾句，就沒有別的話了。退回到自己的位置，隔著許多人望向夏老師，冒出一個想法：這樣的場合，因為遇見老師，對我個人才有了工作之外的意義。

三

1996年我又回復旦，讀博士，一年后動筆寫學位論文《二十世紀上半期中國文學的現代意識》。寫到第四章《中國新詩對于自身問題的現代焦慮》，論及戴望舒，說詩人的挫折感和失敗感在他的詩作中整體而言沒有得到充分表達，但有時也會觸及掩蓋著的絕望的深淵，這就要求有心讀者的體會。“譬如，《望舒草》里有一首《秋蠅》，只為個別論者所注意，卻為我們提供了戴望舒結合中國古典詩境、西方象征主義詩藝、個人現代感受而融化無間的一個絕好的例子。”——我這里說的“個別論者”，既非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學者，也不是獨擅中國新詩的專家，而是一位外國文學研究者和翻譯家，夏仲翼老師。

夏老師在《戴望舒：中國化的象征主義》中對《秋蠅》做了精細的分析，揭示這首簡短的詩所展開的繁復的層次、繁復的主體視角和變化著的知覺，借秋蠅奄奄一息的感覺描述一種越來越無力、越來越無望的生存狀態。“一個在繁亂雜沓的世界里被折磨得筋疲力盡的人的生存狀態，自我感覺趨向死亡的感受，全部是用象征的手法表現的。”戴望舒化用“無邊落木蕭蕭下”的意境作為反復出現在主觀視覺里的映像，但“象征主義手法用到這樣的規模，早就不是中國古典詩詞里古已有之的樣子了”。我把夏老師的分析復述、引用到論文里，其實更重要的是，我通過這樣的分析才理解了戴望舒，不只是這首詩，而是通向他整體的詩作和人生。以后我做老師，開“中國新詩”課，講戴望舒一定講《秋蠅》，講法基本就是夏老師的講法。

1999年，我和段懷清同期提交論文，陳思和老師說，答辯委員要請好老師。夏老師六十八歲，比以前瘦了一些，更顯精神。他談到我論文的最后一章時，有些興奮。這一章題為《學院空間、社會現實和自我內外——西南聯大的現代主義詩群》，涉及的人物，后來大都成為外國文學研究界的重要學者，支撐起了這一領域。夏老師當然熟知他們的成就和學術地位，在我的論文里看到對他們年輕時代讀書、思想和創作的描述，自然生出親切的興趣。他說我的歸納使文學這一階段的面目呈現得更為清晰。我很受鼓舞，但不覺得太意外；使我意外的是對整部論文的評價，夏老師是從閱讀感受說到論文寫作的：這么長篇幅的論文，從頭讀到尾，沒有疲憊和松懈，由此可以感知寫作過程中思想一直處在緊張、活躍的狀態，語言帶著鮮明的色彩感，筆力一直保持充沛，中間沒有疲沓，到最后也沒有衰弱的跡象，反而更加自如靈動。夏老師說博士論文不可能一氣呵成，但這部論文文氣貫通，給人以一氣呵成的印象。我聽著講評，內心異常感動，這當然是至高的獎譽，但最使我感動的是夏老師體貼寫作、體貼作者的“同情之理解”的深切。

夏老師也批評論文的不足，我注意到這個時候他的語氣和用詞：“似乎”還缺少一個結尾的章節，“好像是應該”將前面的敘述作一個總結性的論斷。

四

2017年5月初，收到理想國的朋友寄的一包書，打開來，一眼看到《魚王》：這本書出新版了。大學時代，我們讀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的這部小說，起因是它的譯者，夏老師主譯，在此之前我們并不知道作者阿斯塔菲耶夫。新版開本變大了，書變厚了，序言還是夏老師1982年寫的那篇，已經過了三十五年。

我在重讀其中《白色群山的夢》的過程里，產生出一個念頭：想找夏老師聊聊，如果有可能，做一個長篇訪談，談談他極少談論的自己，談談他這一生的方方面面。年輕時候的好奇和疑問重新涌來，又比年輕時候更能感覺到分量。我聯系了兩位外文學院的朋友，似乎馬上要做這件事——然而，拖了下來，一拖再拖，直至拖成無法挽回的懊悔。

2020年11月，復旦外文學院與上海翻譯家協會在夏老師九十歲生日那天舉辦“夏仲翼教授外國文學翻譯及研究學術思想研討會”，我看到消息，微信給現場的朋友，說我從夏老師受到的深刻教益。午間吃飯的時候，朋友給夏老師看了這段話，夏老師說：那我收下這個贊美和感謝。

夏老師去世，我能夠寫下的，也只有感激和懷念——一個中文系的老學生，在復旦求學的不同階段，每一個階段都給予了我豐富啟發和入心激勵的，本系的老師之外，只有夏老師一人。

而我，只不過是許許多多從夏老師受教而感念無已的學生中的一個。

2023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