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大學時代，我因陳敬容“一千年等于一剎那，人間死了多少帝王”的詩句，記住了她。此詩投射了女詩人穿越時空的內在精神，具有強烈的時代感、歷史感。趙毅衡曾認為：如按傳統傳記的寫法，去描寫陳敬容，“一開始就會遇到障礙寫不下去”。因為，他困擾于：“曾經走在他身邊的那男人是誰？”尤其是對我國著名翻譯家曹葆華的與他的學生陳敬容的戀情，趙毅衡先生認為：“對這樁轟動樂山的公案，兩個人都沒有留下文字：當年再人言鼎沸，也早就煙消云散。”似乎曹、陳戀已往事如煙。歷史書寫者之所以知道的過去，乃是因為存在著與過去歷史有關的話語或文本，它們成為書寫者接觸過去現場的媒介。曹、陳之戀被認為是已經成為難以得到證實的“迷案”。就是缺乏接觸過去現場的媒介。但缺少并等于沒有，其實，一個出生在那個中世紀小城的世紀老人的頭腦里，一直沒有忘記“這樁轟動樂山的公案”，他清晰的記憶，無數次憶起他兒時的伙伴，中學同學綽號叫住“曹鼠兒”的曹葆華先生與樂山縣中學女學生陳敬容的戀情，弄得他左右為難的情景。這個世紀老人就是羅宗文先生（1908-2008年）。

據羅宗文講，曹葆華與他從小就是同學、玩伴，中學時代他倆每個星期都要去浸禮會福音堂跟隨姚牧師、康乃克學習英語。有次他曾講道，樂山的浸禮會福音堂修建在樂山城外，一次他們學習時間拖得太長，天黑了，樂山縣城的城門關了，他們倆在城門下睡了一夜。他還說曹葆華從小就很會讀書，誰與他同班都倒霉，因為他總考第一名（《羅宗文口述史》，2006年，徐躍記錄于成都）。1925年羅宗文從嘉定聯中考入成都大學（四川大學的前身）英文系。1927年，曹葆華從四川成都省立一中考入清華大學文學院西洋文學系（1928年改稱外國語文學系），羅宗文1931年畢業于四川大學外文系，隨即被24軍軍長劉文輝和四川省教育廳委任為樂山教育局長。1931年，羅念生在與曹葆華的通信中建議他早日“脫離清華，出外游歷”，走向更加開闊的社會生活，以“觀察人情”，“攝取自然的精靈”。不知曹葆華是否是接受了羅念生的建議，他在這一年回到故鄉。清澈的岷江水，靈秀的烏云寺，不僅讓他攝取的是自然的精靈，也收獲了人間的感情。他應老同學羅宗文之邀，在樂山縣女子中學做起了英文臨時代課的教員，其學識才情吸引了一位十四歲的女中學生陳敬容。二人頻頻地乘小船渡過岷江，在游烏尤寺的同時探討著詩與文學。并擦出了愛的火花，一次二人在游烏尤寺時被陳家人發現，在當地鬧得沸沸揚揚。陳敬容的父親陳勖是樂山縣團總，家族在當地頗有勢力。據羅老說，陳家發現曹、陳之事，為了家族的顏面，一度要把曹葆華綁起來投入沫水“沉潭”，在地方行政的干涉下作罷。但事情還得由地方教育局處理。也就是說，曹、陳案發生時，羅宗文既是當事人，又是負責處理此案的長官。羅老曾講此事曾將自己弄到十分尷尬的地步。因為，男方曹葆華是自己的朋友，延聘的中學教員，女方是當地團總的女兒，教育局管轄下的女中學生。在處理此事時曾弄得他左右為難。最后在羅老的勸說下，曹葆華辭去縣女中學代課老師一職，決定離開樂山。（《羅宗文口述史》）1932年5月，曹葆華與十五歲的陳敬容偷偷從迎春門碼頭乘船離開了樂山。船行至萬縣，由其父陳勖和縣女中聯署的快件給當地主持軍政的同鄉，遂被攔住。陳父趕至萬縣，將女兒帶回。曹葆華被羈押數日后得以繼續北上。后來曹葆華在《清華周刊》詩作《沉思》描述了此時的心境：

黃昏離開了蒼老的渡頭。幾點漁火/在古崖下嚶嚶哭泣；深谷里吐來一陣/松風,邀出江心凄冷的明月。這時候/我握著心思，靜立水邊，想照出我靈魂/本來的面目。它是否如厲鬼般丑惡/在人間地獄里遭遇痛苦鞭撻……

曹走后，為了追隨曹葆華，兩年后，陳敬容再次開啟了自己的反叛之旅。經歷重重坎坷，陳敬容終于在曹葆華的幫助下來到北平。她離開家鄉死氣沉沉的氛圍，投入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去愛、去生活、去讀書和寫作。

20世紀30年代初（1929－1933）曹葆華在清華大學外文系讀書時，正是“京派”形成、中國新詩由“新月派”轉向“現代派”之際，其時，清華的校內外聚集了一批文壇精英。曹葆華作為校園詩人，1930年至1932年相繼有《寄詩魂》《靈焰》《落日頌》等詩集出版。曹葆華將《落日頌》“獻給敬容”，向世人宣誓了她們的戀情。

到1930年代中期，清華園里已醞釀著新詩向英美現代主義的轉向，這個轉向也包括對新月派詩藝的偏移。葉公超與艾略特有不錯的私交，他到清華就職，很快就把艾略特的影響和詩藝帶到了課堂。在他的影響下，曹葆華、卞之琳翻譯了艾略特的重要詩論《傳統與個人才能》，趙蘿蕤翻譯了《荒原》。1934年《清華周刊》第42卷第6期發表了默棠翻譯的R.D.Charques的《論現代詩》，對艾略特的《荒原》作了全面評介。曹葆華主編的《北平晨報·北辰學園》“詩與批評”專欄（1933年10月-1936年3月）更是不遺余力地介紹西方特別是英美現代詩論和批評。這些都說明年輕一代詩人已經搭上了西方現代詩發展最新的脈搏。曹葆華曾主編《詩與批評》，在此過程中曹葆華與詩歌作者何其芳、李廣田、羅念生、李健吾、方敬、卞之琳、陳敬容、南星，以及譯文、譯詩、散文作者常風、葉公超、盛澄華、陳銓、梁宗岱等，均與曹葆華交往密切。使《詩與批評》成為傳播現代詩學的重要陣地。曹葆華無疑是陳敬容是走上文學道路，成為詩人的引路人。曹葆華首先將陳敬容初二時寫的處女作《幻滅》推薦給《清華周刊》刊發，小詩如一星之火，使她一發而不可收。

陳敬容到北平后，如饑似渴地跟隨曹葆華學習各種形式的有關新詩知識，曹葆華還介紹她去北大和清華旁聽，不懈地追尋充實的人生路徑，追求精神厚度。可以說是曹葆華把她帶入文學的圈子，陳敬容的作品最初發表在“詩與批評”專欄，都是曹葆華引薦或直接編發的。其中對她以后寫作上產生影響的人物何其芳、巴金，及辛笛等都認識于此時。在曹葆華的介紹下，陳敬容接觸了西方現代主義潮流、形形色色的現代主義詩派，尤其深受波特萊爾和法國印象派詩人瓦雷里爾的影響，并將后者推崇為精神導師。在閱讀中培養了她經驗的自覺，并將之對象化，進而獲得對于詩更為深入開闊的理解。陳敬容詩中有許多西方現代派技巧與手法的巧妙運用，諸如思想的知覺化，以觀念尋找客觀對應物，意象的組合與跨度具有較大的跳躍性，波德萊爾式的審丑表達等，即陳詩體現的現代主義的品質，都能見到曹葆華的詩學批評、觀點對她的影響。對陳敬容而言，這一時期的曹葆華扮演著戀人、師長、引路人、啟蒙者等多重角色。

二

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抗戰這一事關民族存亡的重大歷史事件，給予中國知識分子嚴重刺激，不僅新詩的面貌整個地變了，也改變了新詩人的人生路向。一批活躍在京城的詩人來到了大后方的成都。他開始重塑自己，思想逐漸轉變，這種改變不僅體現在詩的現實性顯著增強，更重要的是詩人內心的變化，對過去個人主義重新檢視。在轉變過程中其思想情緒激烈程度的增加，對曾經的過去批判否定也變多。那時大后方的文學青年們對生活和未來有一種深深的焦慮，他們需要解釋自己的生活，生活價值在哪里？問題在哪里？矛盾在哪里？都包含著尖銳的價值沖突、質問，包括了內心緊張。有一種新的在路上的流浪感，他們在尋找新的歸宿。抗戰后的民族主義思潮的變化，引起呆在成都的文化人集體的深層次思考。大家都面臨新選擇。不同的選擇決定了每個人走向的不同的人生軌跡。何其芳在思想轉變時期的經歷是具有時代典型性的意義。在批判周作人的同時，他認為更是“為了使這種批判和過去的自己的訣別具有再肯定的意義”。他突破了獨自探索的理解與思考體系，選擇了在群體與社會中確定自己的價值，從極度個人的思考方式中產生的融入群體的決定使他陷入矛盾和沉思，在與過去個人主義的不斷切割中自我塑造。最終因自己單獨的能力做不到改變社會，于1938年秋選擇離開原本歸屬的獨立自由的群體，奔向擁有另一種廣闊的延安。

曹葆華的朋友何其芳、沙汀、卞之琳同時前往延安，應對他有不小的觸動。在他的詩歌中，可以明顯看出他對戰時成都的觀察對局勢的思索。“臨著生命的大難關，我們不該這些叫喊嗎”表達了自己投入民族救亡大潮的愿望。但他脫離成都文化人的小圈子、融進一個更大場域有一個過程。由于曹葆華決定奔赴延安的思想轉變前后，與他和陳敬容的個人關系破裂的時間段即1939年春夏重合，所以，一般研究者都將此事與他們的分手聯系起來討論。

1939年4月陳敬容寫作的《窗》一詩，對陳敬容與曹葆華的個人關系而言，可以說，是一個特殊的透鏡。她將窗內與窗外、你的窗與我的窗進行對比，展現了二人之間難以彌縫感情裂痕：“你的窗/開向太陽，/開向四月的藍天”，而“我的窗/開向黑夜，/開向無言的星空”。你的世界是開闊、深遠而明亮的，這樣的一個世界，卻“為何以重簾遮住，/讓春風溜過如煙”。“空寞鎖住你的窗，鎖住我的陽光，重簾遮斷了凝望；留下晚風如故人，幽咽在屋上。遠去了，你帶著照澈我陰影的，你的明燈；我獨自迷失于無盡的黃昏”。詩歌表達了兩個心靈、兩個世界的一種隔膜與拒絕。你的窗向著“太陽”“四月的藍天”，你還有更廣闊的天地和人生。而留給詩人自己，是內心的孤獨迷茫，感傷與落寞。“重簾”隱喻了彼此向對方封閉了心靈，情感的遠去，愛出現了危機。詩歌的凝練、含蓄、韻味，意象美而深切動人。她對二人之間的過往交織著復雜的情緒和情感：“一些遠去的面影/一些遠去的語音/藍空凝注我有如深情的心”（《流溢》）；從“你的海上許會有/驚險的風濤/在冥暗的夜中/我將聽到蛟龍的啼聲”（《帆》1939年6月）。到“一張不可見的琴弦上/響著另一世界/奇幻的喪月/誰在這時候幽幽哭泣？”（《夜歌》1940年春）都表現這種復雜的意象。

在人生重要抉擇關頭，陳敬容何以拒絕隨曹葆華同往延安？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曹葆華評傳》談及二人“這次分手，更重要的，還緣于政治道路的選擇。說到底，女人太容易被感情迷惑，太容易跟著感覺走”。作者認為，陳敬容“錯失了走向延安的良機，導致以后詩歌人生的邊緣化”（《評傳》p196）。這種評論似乎過于簡單化、多少帶有一些主觀色彩與倒放電影的傾向。“緣于政治道路的選擇”肯定是存在的，相較而言，中國的男人們在主體意識上有更強的政治色彩、政治上的抱負，在國難當頭時有更強的家國情懷。現代詩的發生與反叛社會的個人主義詩人的誕生同步。陳敬容十五歲就開始了她的叛逆之旅，對她而言，反叛社會的個人主義對她影響更為深刻，在她看來，個人主義與宏大敘事、革命的意識形態、集體主義之間，處于光譜的兩極，從文本中反映出，她對曹葆華的選擇存在著疑惑與憂慮。對她而言，在她心里詩比其他更重要。這是不同性質意識之間的矛盾沖突。

1939年秋曹葆華熱切投入抗日救亡，去了延安。剛開始他仍在寫詩，從政治和個人的領域上都充滿渴望和動力，他高歌著將自己融入集體，歡喜、贊嘆激動不已：“我仰向西北，/呼吸著新鮮空氣；/我扛上行囊，/盼待那汽笛一吹；/靈魂燃燒著，/生命澎湃著”（《抒情十章 走在西北之前（之四）》）“背著半邊藍天/頂著一輪紅日/站在黝黃山坡上/——腳下倒著黑黑影子/你以三尺白鋼刀/做民族守望哨。”（《西北哨兵》）澎湃的激情與生硬的語言、直陳的詩風，預示著在詩人與戰士之間他必須有所選擇，他對過去不再眷戀，決意拋棄以往的自己而獻身革命，完全停止寫詩，最終他將自己的人生定格為紅色翻譯家。

與曹葆華分手后，陳敬容繼續著自己對現代詩的探索。在其后的創作中迸發了優秀的才華和創作力。寫出了如“樹葉的碧意是一個流動的海”膾炙人口的詩句。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末，陳敬容與穆旦、辛笛、唐祈、杜運燮、杭約赫等九人一道，組成了具有現代主義傾向的詩歌流派，九葉詩派。主要刊物有《詩創造》《中國新詩》。他們既忠于時代和斗爭現實，又忠于藝術創造。吸收了西方象征詩派、現代詩派的表現藝術和手法。給中國詩帶來一種成熟的現代性。晚年陳敬容認為，“漢語白話新詩的發生與發展，在有成功也有失敗的不斷探索中。或者可以這樣講，成功主要表現在西方現代主義潮流、形形色色的現代主義詩派，給我們死氣沉沉——已經在成為強弩之末——的舊體詩傳統帶來革故鼎新的超強刺激，新詩，畢竟在呈現出一派異樣、新鮮讓人另眼相看的景觀，這恐怕是誰也不能抹殺的。”這或可視作是她對自己及九葉派在詩方面的探索和總結。在1949年以后，在近三十年的時間里，作為詩人的陳敬容不再寫詩，而成了翻譯家。用她自己的話說就是：“我沒有我自己。”1979年，經歷了時代變遷、百味人生的陳敬容“日暮歸來”寫下了《致白丁香》一詩：

一夜風雨搖落了無數

白丁香，你白色的珍珠！

一春天看著你萌芽，生葉

終于盼來了一片瑩白

把沁人的幽香向小徑舒吐

再十分幼稚天真的時辰

我寫過：我愛單色的和

廖落的生.煙云一般

飄去了多難的青春，給留下

一片寥落，一片清純

寥落與清純是孿生姊妹

白丁香，我獨愛你明凈的

瑩白，有如閃光的思維

別問從今后還會有什么

風雨雷電，和無情的秋冬

帶著凋零在后面緊追——

到來年啊，依舊有東風

還給你綠葉，還給你飛燕

凡是時間從你所奪去的

另一個春天全都要為你召回

詩從丁香愁怨寫起，丁香是被侮辱者和傷害者，但丁香雖遭受雷閃，卻始終在捍衛著她的尊嚴，其夢想并沒有因此而丟掉，激情如初，“到來年啊，依舊有東風”。“凡是時間從你所奪去的/另一個春天全都要為你召回。”她在內心贊嘆著：有詩的歲月真美！人們又聽到詩人回歸的聲音。正如另一個九葉女詩人鄭敏所言：“如同‘春蠶到死絲方盡’一個將寫詩等同于自己心靈呼吸的詩人，自然會活一天就寫一天。當然如果實在是‘才盡’了，就只好像一位失去聲音的歌手，去聽演唱，而繼續陶醉在別人的歌聲中。詩可以給人類一切高尚的情感和行為以力量，但她也能在啞然寂靜的歷史低潮時刻，耐心地等待和召喚激情的蘇醒。歷史總是豐富的，高潮有高潮的激昂，惡浪有惡浪的憤怒，黎明的漲潮自天邊滾滾而來，帶來新的一天的期盼，陰暗的時刻的沉默有沉默的深思，而詩總是它們的刻痕和足印。詩人的詩不只是來自一己的情思，他的耳朵日夜在傾聽歷史的波濤和人類的心跳。”在陳敬容人生旅途已近終點時，她已感受到詩思萎縮，靈氣不再，難以催生出好詩了。但她“像一位失去聲音的歌手，去聽演唱，而繼續陶醉在別人的歌聲中。”沒有停止自己對詩深沉的熱愛。

在她少女時代，雖然經歷了“五四運動”整個中國社會依舊拒絕女性力量，在樂山那個尚處于中世紀的小縣城，則顯得更加突出。她在曹葆華鼓勵下跳離那個封閉、保守的環境后，就選擇背離傳統的生活方式，走出了“與眾不同”的人生樣本，用詩尋找光明，希望被尊重對待。她無疑是那個時代打破禁忌的那一代先鋒女性之一，隨后的一生都在黑暗中披荊斬棘，經歷過充滿矛盾甚至是深刻痛苦的階段，可當她的人生畫卷徐徐鋪展在我的面前，我們從她的作品中可以見到她鍛造全新生活模式的決心。她一直在試圖找尋自己所期盼的生活方式。其生活豐富、復雜、多樣，但都立足于對人格獨立性的追求和對詩深沉的熱愛。據她女兒沙靈娜透露，陳敬容生前有寫一部自傳體長篇小說的愿望，但終未落筆。書寫自己的歷史成了未竟之志。從她發表的各類文體的文章里可看出，她有寫日記的習慣。這些日記，最終沒有面世，是自己銷毀了，還是遺失？很難確切判斷。斯特雷奇說：“很多人想作自白，但很少人能做到。”確實如此，晚年陳敬容不管是希望寫一部自傳體長篇小說的愿望，還是留下的一些回憶片段，都表明她曾想作自白，但她未能做到。在面對“過去”與“往事”時，如何歷史性地認識自身，她內心是猶豫的，從某種程度上說，記憶與過去的歷史之間一直存在著某種張力：人們希圖保持記憶，不讓其遺忘，但其保存的方式，又自然和必然帶有某種選擇性。與一些老年人寫自傳，有意無意之間想把自己的一生呈現為某種特定的公共形象不同。陳敬容回憶中帶有某種選擇性，她在時代與歷史中思索著生命的意義，她卻有意識地回避過往的傷痛。而帶給她傷痛的，正是“曾經走在他身邊的那男人”，對陳敬容來說，她猶豫的不是能否成功地再現那些因年深日久而逐漸黯淡了的人物形象，不是被記憶所縛，而是主動選擇將一些事“忘卻”，她在“回憶”里遮蔽了一些“不該進入”回憶的事情，正是因她心中的猶豫和主動選擇性的忘卻，給研究者帶來了困擾。歷史書寫是在生與死、現在與不在之間展開的，書寫者從自身所處的現在，生去捕捉不在的過去死，所能借助的是口傳和文字，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史料。羅宗文老人作為歷史見證人，他的講述的內容，我以為或作為一種可信的史料，對我們了解那樁轟動樂山的公案不無幫助。但猶如許多已在歷史書寫里納入被遺忘的女性的生活一樣，陳敬容與曹葆華之間，仍有不少撲朔迷離的東西。陳敬容的一生，猶如她詩中寫道的：“廖落的生，煙云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