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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認為，今人作舊體詩，重要的是能表達出“現代的感覺”，不過更多人是試圖找尋現代生活中的古典詩意。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汪涌豪既教授古典文學，又親身實踐，他的心得是作舊體詩須講求“法度”——強調技術門檻——在他看來，這是造成詩美的必要條件。他六年來吟詠國內國外事象，得古、近體詩1402首，新近結集成《巢云樓詩鈔》（團結出版社，2023）出版。

作為一種藝術形式，舊體詩是否過時了呢？又是否，唯有舊體詩方能張揚漢語之美？近日，汪涌豪接受本報記者的采訪，談談他“守舊的理由”。

“勒馬回韁”與“游子返轡”

文匯報：六年得詩千余首，可謂高產。是什么動力讓您堅持每天都寫，又有何心得？

汪涌豪：說來也是因為喜歡，從不覺苦。加以一直教古典文學，治傳統詩學，對古詩比較了解。再往前說，則小學時抄舊版《辭海》，中學時背唐宋詩詞，許多積累無處打發，以后寫入論文，又常被指為冷僻生造，只有交付于詩了。之所以將六年來的詩結集出版，除紀念一段歲月，私心還想為古詩和漢語爭一下當下的地位。這個是我特別想說的。

我認為既作舊體，須講法度，尤其作律詩，整（句字齊整）、儷（對偶工穩）、葉（奇偶相對）、韻（押平聲韻）、諧（平仄合格）、度（篇字劃一）的合體合格是必須的。這些看似簡單，但要運用自如，大不易。就拿對偶來說，遠非同質字詞對列就成。它意義上有互文，句法上有交股，如只是“青山”對“綠水”，正如朱熹所說，“一日作百首也得”，就沒意思了。所以自己在這方面較用心，帶連著對字詞和意象也多有講究。

文匯報：現在作舊體詩的很多，愛好者就更多，以致有人認為舊體詩已“全面復興”，對此您怎么看？

汪涌豪：確實不少。上有中國韻文學會、中華詩詞學會號召，下有各地學會、詩社推動，參與者早過兩百萬，且年齡、職業分布廣泛。近年來，隨國學升溫和網絡普及，其勢更見熾盛。《光明日報》曾作過調查，有89%的受訪者直承是舊體詩愛好者，超過新詩的33%，《中華詩詞》的發行量也已蓋過《詩刊》。至于網絡上，先是天涯社區，后來是各微信公眾號和知乎、抖音，年輕的作者紛紛涌起，如曾崢的“獸體”、段曉松的“實驗體”和曾少立的“李子體”各競所長，賺足了人氣，以致有“當代詩詞在網絡”一說。

于此同時，學界也開始就現代舊體詩能否入史展開討論，嚴家炎《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為舊體詩設置了專章，巴蜀書社推出了《二十世紀詩詞文獻匯編》，北大出版社《大學新語文》選入了一組當代學人舊體詩，魯迅文學獎也開始向舊體詩開放。故相較“五四”時反舊文學蔚成風潮，胡適《文學改良芻議》指其“與吾阿諛夸張虛偽迂闊的國民性互為因果”“腐敗極矣”，柳亞子《舊詩革命宣言》更斷言“舊詩必亡”“平仄的消失極遲是五十年以內的事”，說現在是舊體詩創作的最好時期并不為過，但要說“全面復興”則須謹慎。

文匯報：請您再展開講講？

汪涌豪：就個人而言，之所以持謹慎態度，是基于如下兩方面的事實：一是盡管“五四”提倡新詩、反對舊詩的聲勢很大，但正如劉師培所說，“儷文律詩為諸夏所獨有，今與外域文學競長，惟資斯體”，許多人認識到這一點，故即使與胡適立場相同的陳獨秀也常為之。新文化運動中人，如聞一多所說，“勒馬回韁作舊詩”的就更多了。魯迅、郁達夫自不必說，郭沫若的舊體詩詞，合計竟有1500首。學者如黃侃、馬一浮、俞平伯、吳宓等人都是會家，陳寅恪、錢鍾書的舊體詩近些年更傳誦人口。

故準確地說，舊體詩雖一度蒙塵卻從未退場，傳統的詩藝雖隱沒不彰卻從未中絕。它述情深至，用語淵雅，不僅較“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這樣的白話詩更見含蓄，即使較再后起的各種新體詩也一點不差。龔鵬程甚至認為，新詩雖與“五四”有血緣關系，并接受了西方影響，總的來說還“是中國古詩或中國人意識影響下的產物”。他進而還將從余光中到西川等新詩人致敬古詩的現象稱為現代詩的“游子返轡”，這正與聞一多的“勒馬回韁”說構成對照，很可以說明舊體詩是中國人表達情感的核心體式。

聯想到“九葉派”老詩人鄭敏晚年接受采訪，直承后悔他們那代人當初只知提倡新詩，以致造成舊體詩式微。當然，舊體詩終究沒有式微，一直到新時期，如《王蒙文存》就收入了155首。至于普通人每遇深徹的感動，常會不由自主地將其印入眉間心底，或由其代自己傳達曲曲心事，更說明了這一點。

詩乃有聲之文，生色之體

文匯報：您剛提到作舊體的“法度”，恐怕是橫亙在現代人面前最大的困難了。

汪涌豪：確實，這就涉及我要說的第二個事實。當今詩壇作者作品雖多，大賽論壇雖繁，或許還包括提倡“新舊體運動”與“當代詩詞學”的呼聲雖高，但創作實績有限，作者對詩歌本體的認識還不夠深入。此題說來話長，這里僅就著“聲”“色”兩字稍作展開。

前者是說詩乃“聲體”，即有聲之文，須尊體守律，平仄押韻，違棄格律，斷不成詩；后者是說詩為“生色之體”，從來重藻飾，并與聲偕行。不尚修辭，斷非好詩。但遺憾的是，許多人覺得這兩方面的規定有礙表達。他們的理由是，時代變了，人的情感、生活與審美也隨之改變，故韻不必求工，聲可以從意，體則可以從己。有些人甚至認為可以由不講長短篇幅、不重粘對規則、不拘泥押平水韻，只須暢口順耳的“新格詩”代替。

舉網上一首《丙申仲春氣候感懷》詩為例：“天意無端戲弄人，忽逢堯舜忽逢秦。輕紗初展玲瓏態，轉覺長裘格外親。簌簌殘紅傷老大，萋萋新綠憶王孫。晴明時節從來少，珍重心頭日一輪”。作者勤于創作，許多詩寫得不錯，但認為舊體詩發展至今，必須創新，所以提出“要永不松懈地與寫詩習性和慣性作斗爭”這樣的主張。可能因為這樣的緣故，這首詩不押平水韻。不押平水韻也行，問題是用新頒的中華新韻與中華通韻檢核，也有好幾處破綻。這讓人想起前輩葉恭綽說的話：“第文藝之有聲調節拍者，恒能通乎天籟而持人之情性”。它固然對作者有所約限，卻是造成詩美的必要條件；它或許攔住了一些人莽撞的進入，卻從未成為詩人真正的負擔。

文匯報：感覺這首詩的用語十分現代。想知道用舊體詩表現當代生活，在這方面應注意什么？

汪涌豪：這就關涉前及第二個字“色”了。“色”又稱“辭色”，指文法修辭，從來為古人所切講。唯此，東西方漢學家常用“修辭性”來標別以詩歌為中心文型的中國文學的特質，如吉川幸次郎《中國文學史》就說：“尊重理智的修辭決定了成為中國文學中心的與其說是所歌詠之事，所敘述之事，倒不如說是如何歌詠、如何敘述。換言之，往往常識性地理解素材，卻依靠語言來深切感人，這可說是中國文學的理想。”

作舊體詩，情感固須得諸己，辭色卻必須有出處，見本源。以此標準看上面這首詩，用語不免太現代了。古詩有說“格外”的，但很少說“格外親”，為其指常情常禮之外，非特別、更加之意，如楊萬里《蘭花五言》之“花中不兒女，格外更幽芬”，張侃《寄曾兄》之“年來格外添新句，夜靜燈前理舊書”。一味以今人用法混入，就有失典雅。另外詩中對偶也不工穩，頷聯勉強算流水對，但較前人之“忽逢青鳥使，邀入赤松家”（孟浩然）、“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杜甫），用語俗近，且缺乏必要的對應；頸聯中“老大”是形容詞，可對“少壯”卻不能對“王孫”。再加上平仄有瑕疵，修辭上的努力基本沒有，詩的品質難免受到影響。

因此個人常強調寫舊體詩須留心字詞及其特殊的組合方式，類似重意合不重形合，重人治不重法治；常有意突破語法規制，通過省略人稱、時態和虛詞，造成一種“間阻”效果，以增加詩的“陌生感”等等，它們能增詩之“色”，需細加體味。海德格爾說：“詩的本質必得通過語言的本質去理解”，此理通于中西一切詩。故排除西式語法的干擾對作舊體詩來說很重要，主謂賓一個不缺，定狀補太過常規，又不知比興，鮮有寄托，不但會擠占原本就不大的作品篇幅，還會收窄亟待淬煉的詩美空間，是很難寫成好詩的。

說到這里，想再引一位前輩的話。張中行在《詩詞讀寫叢話》一書中，就此說過自己有一個“來自實際”的“守舊的理由”，即詩境雖人人向往，但找到它非得與現實保持距離不可，方法之一是“用舊詞語”，“金釧詩意多，瑞士手表詩意少；油壁香車詩意多，豐田汽車詩意少”。當然現代語也可用，但須乞援于暗示和朦朧，不然“迷離渺遠”化為“明晰切近”，詩意就差了。他的話可謂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