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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是20世紀初期著名的才女，許多人都喜歡她寫的詩，因此，人們常常把林徽因和詩聯系在一起，其實，林徽因的文學才華是多方面的，她和小說也有著不解之緣……

1936年，趙家璧為良友圖書公司編輯《二十人所選短篇佳作集》一書，20人應約推選作品，除林徽因之外，茅盾、巴金、郁達夫、朱自清、葉圣陶等都是文壇名家。林徽因推選了張天翼、蕭乾、羅淑3個人的小說，頗具眼力。尤其是羅淑，因為林徽因的推選，從當時的無名作者中脫穎而出，林徽因可謂慧眼識英雄。林徽因推選的羅淑的《生人妻》這篇小說，后來成了傳世之作。由此可以看出，林徽因有著很高的小說鑒賞水平。

1936年正值《大公報》創刊10周年，蕭乾要編一本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發表的小說選集，當時，蕭乾覺得最合適的編選人是林徽因，于是，蕭乾就把編選這本小說集的工作交給了林徽因。林徽因不負蕭乾所望，很快編出了《大公報文藝叢刊小說選》一書，選入小說30篇。入選作者既有名家，也有名不見經傳的作者，還選了沈從文夫人張兆和的一篇小說，題目是《小還的悲哀》，當時這篇小說的作者署名是“叔文”。無論名家或非名家，這本小說選集所選的作品都堪稱是上乘之作，包括張兆和的那篇小說，絕非因私人感情而濫竽充數。林徽因還為這本小說選集寫了兩三千字的《題記》，闡述了她對小說的精辟見解。林徽因編選的這本小說選集在當時很受讀者歡迎，當年8月份初版，10月份再版。50多年后，上海書店又影印出版。

對于當時的小說作家，林徽因非常賞識沈從文。20世紀30年代初，沈從文的名篇《邊城》還未問世，林徽因便看出他以后在小說創作上必會有不俗的成就。有一次，沈從文去京郊香山看望在那里療養的林徽因，隨身帶著一本自己的小說作品，準備贈給另一位詩人，林徽因見到后，很想得到沈從文的這本小說作品，沈從文就在這本小說集的扉頁寫道：“與其送給詩人，不如送給詩一樣的人。”然后，把這本小說集送給了林徽因。

北平解放，林徽因有機會接觸到了趙樹理的小說。當時，林徽因與趙樹理沒有見過面，也沒有文字交往，但是，趙樹理小說中的濃厚的鄉土氣息，以及健康清新的生活風貌，使林徽因十分贊賞，她還從趙樹理的小說中看出了沈從文的影響。

林徽因在詩歌創作伊始，就開始了小說創作。林徽因的第一篇小說是1931年發表在《新月》雜志上的《窘》，寫的是一個中年教授與一個同事的女兒雖能隨意相處卻不能隨意相愛的種種窘態。這是林徽因嘗試寫小說的開始，說不上有多深的思想內容，可是，她對教授微妙心理的細膩刻畫和窘態舉止的傳神描繪，足以顯示出林徽因小說創作上的才華。1934年，林徽因發表了《九十九度中》這篇小說，以內容鮮明、技巧嫻熟名噪當時的文壇。對于林徽因的這篇小說，評論家李健吾著文贊嘆道：“奇怪的是，在我們好些男子不能控制自己熱情奔放的時代，卻有這樣一位女作家，用最快利的明凈的鏡頭（理智），攝來人生的一個短片，而且縮在這樣短小的紙張（篇幅）上。我所要問的是，她承受了多少現代英國小說的影響？”確實，林徽因的這篇小說把酷暑的北京街頭形形色色披露細膩地描繪了出來，處處透露匠心，這是林徽因對小說的意識流創作手法非常成功的探索。

林徽因的小說多數是體現京派風格的作品，如《鐘綠》《吉公》《文珍》《繡繡》這些系列小說，主人公都有生活原型，因而，這些小說有一個共同的大題目，叫作《模影零篇》。《模影零篇》系列小說用回敘的筆調，追述逝去的人和事，文字淡淡的，卻耐人咀嚼，讀來感覺素雅、淡遠、雋永。

林徽因對自己寫的小說是充滿自信的，她在編選《大公報文藝叢刊小說選》時，毫不避嫌，將那一年她發表的兩篇小說《鐘綠》《吉公》都選了進去，在入選之作中，《鐘綠》《吉公》都堪稱上乘。后來，有人編了一本《京派小說選》，選取了林徽因的三四篇小說。

研究新月派詩歌，不可忽略林徽因。研究京派小說，也萬萬不可忽略林徽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