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摘 要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文學性”與“歷史化”兩種研究范式之爭此起彼伏。整體而言，“文學性”范式在1980、90年代迅猛崛起，而“歷史化”范式在21世紀以降后來居上。本文剖析了兩種文學研究范式的形成、路徑與成就，并評析了各自的利弊得失。在當前學界提出重建“文學性”研究范式的形勢下，本文認為重建“文學性”范式需要正確處理“文學性”與“歷史化”的辯證關系，應當在“歷史化”的基礎上重建“文學性”。我們需要的不再是英美新批評意義上相對封閉的文本細讀內循環體系即“純文學性”閱讀體系，我們期待的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文體開放式的“雜文學性”或“大文學性”閱讀體系，它必須在面對新時代文學創作實踐時具有高效的解釋力，而且在中國當代文學史書寫中具有多元審美包容性，以期最終形成一種中國學派意義上的“文學性”研究范式。

關鍵詞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范式；歷史化；文學性；重建

驀然回首，21世紀以來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似乎又到了范式轉型的時候。是繼續堅守中國當代文學的“歷史化”研究范式，還是選擇重建中國當代文學的“文學性”研究范式，這在近年來已經成了一個困擾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方向性難題。毋庸諱言，近來學界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特別是“史料化”趨勢產生了越來越多的質疑之聲，指責“歷史化”（“史料化”）導致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日漸喪失了與時代和現實的對話能力、日漸失去了文學研究的“文學性”本位，此類聲音在各種學術場合可謂不絕于耳。與此同時，大家開始無比懷念曾經在1980、90年代蔚然成風的“文學性”本位研究范式，認為只有找回失去的“文學性”才能拯救當前日益枯燥的“歷史化”，讓文學研究再次回到文學自身中來。這一切仿佛似曾相識“燕”歸來，而“文學性”就是那只歸來的燕子。只不過上一次倡導“文學性”的歷史參照系是1950-1970年代文學的政治化研究范式，從而迎來了1980、90年代文學的“文學性”研究范式的高揚，而這一次重建“文學性”研究范式則是為了反撥21世紀二十多年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高度“歷史化”趨勢，其意在于開創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新范式與新格局。然而正如西人所言，人不可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文學性”這只歸來的燕子這次還能憑借一己之力拯救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于既有的學術泥淖之中嗎？也許我們需要重新調整思路，走出將“歷史化”與“文學性”二元對立的思維定勢，繼而在綜合或融合中尋覓新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范式的可能性。

一

當前重建“文學性”研究范式的提出，無疑與21世紀以來中國當代文學“歷史化”研究范式的盛行有關。所以如何重建中國當代文學的“文學性”研究范式，一個重要前提就是客觀公正地估價“歷史化”研究范式的歷史合法性及其學術流弊。回眸上世紀末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界，有兩部中國當代文學史著作引發了爭議性反響：一部是洪子誠著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一部是陳思和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在學界激發的重大反響至今余音不絕。如果說陳著是秉承1980、90年代“文學性”研究范式的產物，重在對中國當代作家作品的“文學性”重讀與再評價，展示了“文學性”研究范式在中國當代文學史書寫中的個性化魅力，那么，洪著則在很大程度上開創了21世紀二十多年來不斷發展壯大的“歷史化”研究范式，旨在回到中國當代文學的歷史現場，尤其是回到1950-1970年代文學的歷史現場，通過外部文學環境和文學制度所構筑的文學場域來探尋或解析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中國文學的權力話語形態與意識形態實踐。在這個意義上，客觀冷靜得如同學術外科醫生的洪子誠，在他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書寫中以韋勒克所謂的“外部研究”手術刀，將中國當代文學“前30年”的歷史構型與話語形態解剖得可謂“體無完膚”。

按照洪子誠作為文學史家的說法，他在這部中國當代文學史著的撰寫中雖然“對于具體的文學現象的選擇和處理，表現了編寫者的文學史觀和無法回避的價值評析尺度”，但其“著重點不是對這些現象的評判，即不是將創作和文學問題從特定的歷史情境中抽取出來，按照編寫者所信奉的價值尺度（政治的、倫理的、審美的）做出臧否，而是努力將問題‘放回’到‘歷史情境’中去審察”，“以增強我們‘靠近’‘歷史’的可能性”。這就充分彰顯了洪子誠在世紀轉型之交從事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意圖，他盡量回避各種主觀外溢性的價值評判，由此與此前廣泛流行的政治化研究范式、倫理化研究范式、審美性研究范式區別開來，也與幾乎同時出版的陳思和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著區別開來，后者正是以審美性或文學性研究范式為學界矚目。不僅如此，洪子誠還小心翼翼地坦陳了自己在當代文學史撰寫中如何處理“文學性”與“歷史化”的關系問題。一方面，他說“盡管‘文學性’（或‘審美性’）的含義難以確定，但是，‘審美尺度’，即對作品的‘獨特經驗’和表達上的‘獨創性’的衡量，仍首先應被考慮”，另一方面，他說“本書又不一貫地堅持這種（文學性）尺度”。事實上，正是對當代文學“歷史化”研究范式的開創，而主要不是對“文學性”研究范式的捍衛，成就了洪著文學史令人稱道的學術風格。但洪子誠的當代文學“歷史化”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1950-1970年代中國文學研究領域，從早年的《1956：百花時代》到近年來的《材料與注釋》《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都是如此。一時之間，當代文學界關于重返“十七年文學”或“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學”的研究著作甚夥，但除蔡翔的《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之外，大都偏重于“文學性”的再解讀與重評，而未得洪子誠的“歷史化”精髓，主要是缺乏“史料化”根基。

在洪子誠的“歷史化”研究范式的引導下，新世紀以來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進一步由重返“十七年”和“1950—1970年代”延伸到重返“1980年代”，最近又順延到重返“1990年代”，由此全面擴張當代文學的“歷史化”研究版圖。其中，程光煒主編的“八十年代研究叢書”尤其引人注目。在程光煒編的《重返八十年代》一書中，收錄了洪子誠、李楊、賀桂梅、曠新年、王堯、吳俊、羅崗、李陀、查建英、楊慶祥、黃平等人的有關文章，集中體現了21世紀文學界試圖將“八十年代文學”像此前的“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學”一樣予以“歷史化”的訴求。正如程光煒所言，重返“八十年代文學”主要是為了打破既有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書寫中有關“八十年代文學”的“歷史邏輯”，試圖拆解有關“八十年代文學”所形成的“共識”與“成規”，比如從“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到“尋根文學”“先鋒文學”“新寫實主義”的線性歷史敘述邏輯，比如由文學的“去政治化”所塑造的“純文學”審美幻象，還有“八十年代文學”與“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學”之間的歷史“斷裂論”，這些都是將“八十年代文學”進行“歷史化”研究的“巨大的障礙”。這意味著，所謂對歷史的“重返”，其本質在于對歷史的重寫與重構。無論是洪子誠所說的“放回”歷史情境，還是程光煒等人倡導的“重返”歷史現場，其意都在于從原始的社會歷史文獻中挖掘特定歷史時期的文學史真相，即歷史的關聯性與復雜性。在這個意義上，“重返八十年代文學”的意義就在于通過“歷史化”研究范式重寫或重構“八十年代文學史”，以此拆解長期以來形成的從“文學性”研究范式對“八十年代文學”所作的歷史敘述與“純文學”譜系建構。這就鮮明地體現出了21世紀以來日漸成形的當代文學“歷史化”研究范式與1980、90年代所盛行的“文學性”研究范式之間的學術路徑分野。實際上，21世紀流行的中國當代文學“歷史化”研究是一種“再歷史化”行動。這是相對于1980、90年代流行的“文學性”研究范式而言的，因為在“文學性”研究范式的支配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日益走上了“去歷史化”軌道，由此制造了改革開放新時期的“純文學”神話。與此同時，這也是相對于1950-1970年代盛行的“政治化”研究范式而言的，因為“政治化”雖然是“歷史化”的重要環節，但政治史畢竟不能代替歷史的全部環節與過程。所以，如果說1950-1970年代的“政治化”研究范式是中國當代文學“歷史化”研究的初級階段，那么，經過1980、90年代的“文學性”研究范式的洗禮之后，21世紀以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開始進入了“歷史化”研究范式的成熟時期。

總體來看，21世紀以來中國當代文學“歷史化”研究主要在三種路徑上取得了顯著成就。第一種是“知識社會學”或“知識考古學”路徑，主要探究中國當代文學在特定歷史時期所形成的文學話語形態與背后的知識范型和文化語境之間的復雜關系。這種研究路徑直接受到德國思想家曼海姆和法國思想家福柯的啟發，兩位西方思想家的學術著作在新世紀以來的中國學界持續發揮著重要影響。比如賀桂梅在《“新啟蒙”知識檔案——8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緒論”中就明確闡明了自己如何借用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福柯的“知識考古學”等西方理論建構自己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論模型，旨在剖析1980年代中國文學思潮與中國文化語境之間的關系，重點挖掘各種文學新潮的發生與“新啟蒙”知識譜系建構之間的關系。許多中國學者由“權力系譜學”開始介入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研究，試圖挖掘和解剖中國當代文學制度與文學生產之間的關系，由此涌現了王本朝、張均著的同名《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研究》，還有丁帆主編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制度史》。第二種是“文學社會學”和文學傳播接受路徑，主要探討文學創作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的生產（作家職業、生存）、傳播（出版、發行、流通）、消費（閱讀、接受）之間的關系。由法國埃斯卡爾皮的《文學社會學》和匈牙利豪澤爾的《藝術社會學》到德國堯斯、瑙曼的接受美學，以及馬克思主義的藝術生產理論、布爾迪厄的藝術場域理論，這些西方理論的引入和融合，有力推進了中國當代文學“歷史化”研究范式的深化。由此催生了黃發有的《中國當代文學傳媒研究》、王秀濤的《中國當代文學生產與傳播機制研究》等宏觀研究著作，以及對中國當代文學重要報刊《文藝報》《人民文學》乃至于地方期刊和小報研究的著作，還有與文學傳播接受相關的當代文學經典化研究著作，尤其是紅色文學經典化研究著作。第三種“歷史化”研究路徑是直接借用中國傳統的歷史學方法，尤其是編年史、年譜學、版本學的方法從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集中體現了當代文學研究的“史料學”轉向。其中，於可訓、劉福春、張健、吳俊、張清華等人的中國當代各體文學編年（史）不斷涌現，由此打破了當代文學界慣常的紀傳體與紀事本末體述史模式，讓當代文學史敘述耳目一新。還有在現代文學界常見的作家年譜編撰、經典文學作品的版本校勘，也都在21世紀當代文學研究界日漸流行。民間所謂“新乾嘉學派”在當代文學研究界的悄然出現，大抵就與中國傳統史學方法的回歸有關。

必須看到，21世紀以來中國當代文學“歷史化”研究范式之所以異軍突起，甚至成為一時顯學，這是中國當代文學學科史發展的必然要求。長期以來，中國當代文學缺乏學科獨立性，在國家學科建制分類中隸屬于中國現代文學二級學科，這在1980年代有關“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或“中國新文學整體觀”等文學史新觀念與新方法的倡導中進一步得以強化。之所以缺乏學科獨立性，主要原因就在于以唐弢、施蟄存等為代表的現代文學作家和學者反對中國當代文學寫史，認為當代文學學科和現實距離太近，不具備客觀的歷史屬性，而能否成史并入史，又是各種人文學科獲得獨立地位的學術根基。這種貴古賤今的學術觀念導致了當代文學學科在全國中文學科等級制中長期處于學術鄙視鏈的終端。當代文學學科常常不是以文學史的分支學科而存在，而是以文學批評的具體實踐為世人所矚目。惟其如此，才有了當代文學研究界的“知恥而后勇”，在21世紀之交開始大力重建中國當代文學的歷史品格，不斷將“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學”“八十年代文學”、甚至“九十年代文學”納入“歷史化”軌道，其意在于不斷指認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已經具備了成熟的歷史學科屬性，至少應當獲得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相提并論的學科地位。這種重建學科獨立性的訴求，當然應該維護，而且也應該承認，經過多年來對當代文學“歷史化”研究的大力推進，有關當代文學學科合法性的質疑聲音已經基本消退。但問題是我們也不能忽視當代文學學科內部的質疑聲音，即隨著當代文學研究的越來越“歷史化”，甚至是越來越走進“史料化”的故紙堆，作為具體的文學批評實踐的當代文學研究屬性日趨萎靡，以至于越來越得不到學術界的重視。也就是說，當作為文學史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不斷擴張和揄揚之際，作為文學批評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卻在悄然失落。越來越多的當代文學研究者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歷史化”研究中，而相應地忽視了粗糙而鮮活的當代文學“第一現場”，由此導致了眾多當代文學研究者脫離現實、遠離時代，固守在學術象牙塔中不食人間煙火，終日埋頭考據而缺乏學術活力。我們時常指責許多當代作家失去了“深入生活”的熱情，熱衷于寫“不及物”的所謂純文學作品，實際上在當代文學研究者中，此弊同樣存在，甚至更趨嚴重。

二

當代文學“歷史化”研究導致的“不及物”問題，不僅僅指研究者普遍脫離或疏離當下中國的文學現場，而且直接指向研究者普遍沉迷于韋勒克所批評的“外部研究”而忽視了文學的“內部研究”，許多當代文學研究者不僅對當前文學作品閱讀甚少，而且滿足于從社會歷史背景出發泛泛而論，逐漸拋棄了曾經在1980年代中后期以來建構的以“文學性”為中心的文本細讀傳統。正是在這種學術趨勢下，《收獲》《小說評論》《當代文壇》等文學期刊近來紛紛倡導重建中國當代文學的“文學性”研究范式問題。何為“文學性”？早在20世紀上半葉，以捷克布拉格學派、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為代表的現代西方文學批評流派的理論家紛紛倡導文學研究的“文學性”或“審美性”范式，以此反撥19世紀文學理論批評界流行的社會歷史批評和實證主義批評范式。他們希望文學研究能夠回到文學本身，不要被外部的社會歷史條件所捆綁，比如不要被丹納在《藝術哲學》中提倡的種族、時代、環境三要素所拘囿，不要被圣伯夫提倡的作家傳記批評模式所束縛，當然也包括用發展的眼光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文學批評法則，回到文學的審美本位和形式本位，把文學批評拉回純文學的理想國，傳承康德那種超功利的純文學批評理想。但關于文學性的概念，雖然談論者眾多，但至今依舊語焉不詳。多年來國內學界大抵援引捷克理論家雅各布森在《詩學問題》中的著名說法：“文學科學的對象并非文學，而是‘文學性’，即使一部既定作品成為文學作品的特性。”還有就是俄國形式主義理論家埃亨鮑姆在《關于形式主義的方法理論》中所下結論：“文學科學的宗旨，應當是研究文學作品特有的、區別于其它任何作品的特征。”顯然，在“文學性”研究范式中，文學批評或文學研究是一種“文學科學”，更重視文學研究的科學性和客觀性，而傳統的社會歷史批評則以其人文性和主觀性被排斥在科學之外。實際上，從馬克思主義批評、實證主義批評到弗洛伊德主義、原型批評等現代心理學批評在內，這些西方人文主義研究模式大都以科學自居，它們與形式主義者倡導的“文學性”研究的分歧在于，究竟誰更“科學”的問題。

這個問題很難有直截了當的答案。它在不同的歷史語境中會有不同的回答。早在1980年代中期，中國文學研究界尤其是當代文學批評界日漸厭倦曾經流行的社會歷史批評模式，急切地想擺脫1950-1970年代政治化的文學研究范式，這些曾經被視為科學有效的文學批評觀念與方法逐漸失效，它們在新的文學潮流面前失去了解釋能力，于是各種西方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文論被中國學界大量引進，尤其是形式主義文論大受歡迎，以至于形成了蔚為大觀的中國化“文學性”研究范式，在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上占據著顯著的位置。回望1980年代的中國文學研究界，文藝學和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的話語體系革新無疑在整個中文學界舉足輕重，堪稱中國文學新時期學術話語體系改革的前沿陣地。細究起來，這場文學研究話語體系革新運動的發軔與兩本學術舶來品有關：一本是美國學者韋勒克、沃倫合著的《文學理論》，一本是美籍華裔學者夏志清著的《中國現代小說史》。韋氏《文學理論》對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范式革新的意義不言而喻。這本由劉象愚等人合譯的著名文學理論教材被列入“現代外國文藝理論譯叢”于1984年由三聯書店出版。擔任叢書主編之一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王春元在中譯本前言中明確指出：“由于兩位作者堅持文學研究形式主義方法的明確立場，在文學觀的某些基本問題上，諸如文學的本源、文學與現實的關系等，自然和我們的理解存在著根本的差別。特別是當問題涉及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范疇時，作者不唯評價甚低，而且往往作出很武斷的錯誤解釋。”由此不難想見這本文學理論教材在國內公開出版后對當時文學理論批評界所產生的巨大理論沖擊力。實際上在第一版序中兩位作者已經明確宣稱，雖然他們“都參加過歷史的研究，專攻過‘思想史’，最后一致認識到，文學研究應該是絕對‘文學的’。”這就鮮明地捍衛了這本文學理論教材的“文學性”立場。果然，自韋氏《文學理論》一出，中國文學研究界頓時掀起由“外部研究”轉向“內部研究”的學術熱潮，呼吁文學研究應該以“文學性”為中心的聲音迅即成為學術主調。諸如《“新批評”文集》《俄國形式主義文論選》等西方“文學性”理論選本很快在中國文學研究界傳播開來。深受這種“文學性”中心理論范式影響，在1980年代中期以降，發生了中國文學批評家的整體性代際轉換。以南帆、吳亮、陳曉明、張頤武、吳義勤、張清華、施戰軍、郜元寶、張新穎、洪治綱、謝有順等為代表的一批先鋒文學批評家迅速崛起，不僅與一般意義上的“新時期”社會歷史批評家群體區別了開來，更與1950-1970年代的政治化文學批評家劃清了界限。

如果說韋氏《文學理論》是中國改革開放新時期“文學性”研究范式建立的理論淵藪，那么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就成了新時期中國文學批評家將這種“文學性”研究范式進行具體操練的實踐模型。與韋勒克在“二戰”時期從歐洲流亡至美國并在“新批評”影響下撰寫《文學理論》相似，美籍華裔學者夏志清是在“二戰”后接受美國“新批評”影響而開始了《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寫作。他們不僅有著共同的英美“新批評”理論淵源，而且先后接受了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研究資助，這就決定了兩本學術名著的學術立場，即試圖以歐美形式主義批評范式對抗傳統的社會歷史批評范式、尤其是政治化的馬克思主義批評范式。韋氏《文學理論》寫于1944-1948年間，初版于1949年；夏氏《中國現代小說史》主要寫于1952-1955年，初版于1961年，兩本書在時間上明顯有承續性，大抵屬于歐美“文學性”研究范式的產物。對于中國標舉“文學性”的批評家而言，韋氏《文學理論》是理論緣起，夏氏《中國現代小說史》是實踐雛形，二者在批評范式發生學意義上都不可或缺。倘若從文學批評實踐角度而言，夏氏史著之典范性更為突顯。作為夏氏直系學術傳人，王德威曾坦言：“夏對新批評觀點的浸潤，可在《小說史》初版序言中得見一斑：‘本書當然無意成為政治、經濟、社會學研究的附庸。文學史家的首要任務是發掘、品評杰作。如果他僅視文學為一個時代文化、政治的反映，他其實已放棄了對文學及其他領域的學者的義務。’”所以“夏推崇文學本身的美學質素及修辭精髓。他在《小說史》中不遺余力的批判那些或政治掛帥或耽于濫情的作者，認為他們失去了對文學真諦的鑒別力。在這一尺度下，許多左派作家自然首當其沖，因為對于他們而言，文學與政治、教化、革命的目的密不可分，甚至可以為其所用。”惟其如此，我們才發現夏氏小說史中對中國現代左翼作家作品多有負面評價，這與長期以來中國內地新文學史著中以左翼作家和革命文學作為述史紅線的做法大相徑庭。歸根結底，這種述史差異是由兩種不同的文學研究范式所造成的：站在傳統的社會歷史批評或政治化批評立場上，中國現代左翼作家和革命文學必然受到推崇，因其與時代和政治息息相關；而站在“新批評”的“文學性”立場上，具有歷史超越性的審美性文本，如沈從文、張愛玲、錢鐘書、師陀等人的名篇杰作無疑更受青睞。正是在這種對抗性的文學研究范式的分化中，1980年代以夏氏小說史的大陸傳播為嚆矢，引發了標舉“文學性”的“重寫文學史”新潮。

所以，當我們回顧改革開放新時期“文學性”研究范式所取得的學術實績時，首先就會想到“重寫文學史”，其中就包括重寫當代文學史的學術貢獻。眾所周知，在1980年代中后期，重寫“中國新文學史”的學術沖動由北京、上海兩地席卷全國學界。“重寫”的標準雖然說法不一，但大抵與“現代性”有關，尤其是與“審美現代性”有關，且基本上把“革命現代性”排除在外，而將“啟蒙現代性”與“審美現代性”二位一體。如陳思和在《重寫文學史》專欄開場白中就說：“從新文學史研究來看，它決非僅僅是單純編年式‘史’的材料羅列，也包含了審美層次上對文學作品的闡發評判，滲入了批評家的主體性。”其中就隱含了凸顯“文學性”而疏遠“歷史化”的學術訴求。事實上在“重寫文學史”思潮中，趙樹理、柳青、何其芳、丁玲、茅盾等左翼作家及其革命文學作品受到脫離“歷史”語境的“文學性”詰難，而沈從文、張愛玲、錢鐘書則以文學大師或才子才女的名義被迅速從文學史禁錮中啟封，這無疑與夏氏《中國現代小說史》的“文學性”發掘如出一轍。雖然陳思和構想中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教程》至今尚未完成，但從已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來看，對中國當代文學史上重要作家作品的“文學性”遴選無疑是這本教材的顯著特色。只不過這種“文學性”標準往往會以“潛在寫作”“民間隱形結構”“無名狀態”等個性化的術語表現出來，但它們最終都指向了有別于主流意識形態寫作的“文學性”話語。受此影響，學界重寫當代文學史的著作一時紛至沓來，如劉志榮的《潛在寫作（1949-1976）》、藍愛國的《解構十七年》、余岱宗的《被規訓的激情——論1950、1960年代的紅色小說》等，都是著例。其次是先鋒文學批評的崛起與流行，這也是改革開放新時期“文學性”研究范式進一步深化與成熟的學術標志。與“重寫文學史”在文學史書寫維度踐行“文學性”標準不同，先鋒文學批評主要在文學批評實踐層面為“文學性”標準張目，為中國當代文學的藝術形式實驗鼓與呼。除了連篇累牘的各種論文不斷涌現，先鋒文學批評還誕生了陳曉明的《無邊的挑戰——中國先鋒文學的后現代性》、張清華的《中國當代先鋒文學思潮論》、吳義勤的《中國當代新潮小說論》、洪治綱的《守望先鋒》等學術名著。這些先鋒文學批評家往往從中國當代先鋒文學文本的藝術形式出發，解析文本內在的敘事策略或話語修辭，帶有明顯地移植英美新批評、現代語言學、敘事學、結構主義與后結構主義理論的痕跡。雖然因為西方“理論旅行”色彩過重而頻遭詬病，但中國先鋒文學批評在大力推進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轉向“內部研究”與文本細讀上厥功至偉，為建立中國當代“文學性”研究范式做出了巨大貢獻。但中國先鋒文學批評家往往陷入內心矛盾糾結中，在文學研究的“歷史化”與“文學性”兩種范式之間掙扎。如張清華一方面相信米歇爾·福柯、海登·懷特等后現代歷史學家關于“歷史死了”的懷疑主義歷史哲學，一方面又認為黑格爾、勃蘭兌斯的“整體性的歷史想象”依然有效；而陳曉明一方面試圖把改革開放新時期的中國文學視作具有“歷史總體性”的文學表達，一方面又承認自己是在“清理那些總體性被建構的方式和潛在的分裂”，即“傾向于解讀/解構總體性”。但也許正是這兩種文學研究范式的糾結纏繞，才潛在地形成了中國當代先鋒文學批評獨特的學術審美魅力。

還有風行一時的“再解讀”，這是改革開放新時期“文學性”研究范式走向深入與成熟的又一標志。“再解讀”興起于1990年代，它是1980年代“重寫文學史”思潮在重讀經典（尤其是紅色經典）文本維度上深化出來的一個學術分支，但已然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學術潮流，反過來又對“重寫文學史”思潮發揮著重要影響。與最初的“重寫文學史”主要從廣義上的“文學性”或“審美性”臧否政治化的紅色經典作家作品不同，“再解讀”所受英美新批評或西方形式主義文論的影響更深，在文本細讀上更有專業性和操作性。主要著作有唐小兵主編的《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黃子平的《革命·歷史·小說》、李楊的《抗爭宿命之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1942-1976）研究》和《50-70年代中國文學經典再解讀》、王曉明主編的《批評空間的開創：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等。按照唐小兵的說法，“再解讀”旨在“暴露出現存文本中被遺忘、被壓抑或被粉飾的異質、混亂、憧憬和暴力”，其“出發點與歸宿必然是意識形態批判，也是拯救歷史復雜多元性、辨認其中烏托邦想象的努力”，這種學術旨趣顯然與“重寫文學史”別無二致；但“再解讀”的學術路徑與方法又是最為典型的文本細讀法，往往聚焦于紅色經典文本的文體、結構、語言、修辭、敘述、意象、版本等審美形式或編碼系統，集中剖析文本的形式編碼背后所隱藏的話語運作機制和意義生成機制，也就是深入揭示杰姆遜所謂的“形式的意識形態”。這就將歐美形式主義文論的“文學性”研究本位與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意識形態批判”本位結合了起來，從而突破了所謂“新批評”相對封閉的“文學性”范域，但又并未喪失“文學性”本位。在唐小兵的基礎上，李楊進一步指出，“再解讀”并非拒絕“歷史”，而是選擇從“文學自身”進入“歷史”，不是在“歷史”或“政治”環境中討論“文學”，而是通過“文學”或“文本”破解“歷史”或“政治”的隱秘，即研究“文本”中的“歷史”，而不是“歷史”中的“文本”。在這個意義上，“再解讀”不是要簡單地從“外部研究”退回到“內部研究”，從“歷史化”退回到“文學性”，而是要關注“文學”或“文本”如何“生產”“歷史”和“意識形態”的過程。這就明確道出了“再解讀”的學術屬性，歸根結底它還是屬于“文學性”研究范式，因為“文學性”是其第一分析要素，“歷史”僅止于“文學的想象”，而與我們前面所說的“知識考古學”“文學社會學”“文學史學”等“歷史化”路徑存在著根本區別。

三

雖然“文學性”研究范式在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尤其是在1980、90年代學界里產生過巨大影響，但不可回避的是，進入21世紀以后，“歷史化”研究范式日漸成為學界矚目的學術主潮，且有愈演愈烈之勢。正所謂物極必反、盛極必衰，于是近年來呼吁重建“文學性”研究范式的聲音不斷響起。平心而論，21世紀以來的中國當代文學“歷史化”研究范式日趨僵化，學術性有余而文學性不足，不僅過去時的文學史研究如此，連進行時的文學批評實踐也日漸陷入學術化的沼澤地，失去了文學批評原本應有的活力和靈性。關于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失去有效性的爭論其實近年來一直存在，但往往歸咎于現行的學術體制和評價機制，其實問題的核心在于新世紀以來日漸流行的“歷史化”研究范式，過于“歷史化”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嚴重擠壓了原本應該以“文學性”為中心的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空間。但話說回來，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的“文學性”研究范式雖然取得了輝煌成就，但同樣存在諸多問題與不足，這也是其逐漸失去學術話語主導權的重要原因。比如當我們指責“歷史化”研究導致“向后看”傾向，缺乏與時代和現實對話能力時，我們會發現“文學性”研究范式由于常常將審美性和藝術形式問題置于一切之上，從而忽略了文學所反映的時代和現實問題；即使注意到文學或文本所反映的內容問題，也往往集中于超越時代和現實的抽象精神世界，即現代主義意義上的形而上精神困境，這樣的“文學性”研究范式過于追求精神高蹈而必然跌入不及物的抽象陷阱。所以在不及物的問題上，“文學性”與“歷史化”兩種研究范式殊途同歸。想當初，“文學性”研究范式由于沉迷于西方各種形式主義文論概念的操練和各種現代主義哲學命題的演繹而被讀者逐漸拋棄時，“歷史化”研究范式應運而生。但真正的“歷史化”是回到具體歷史情境、尊重具體歷史事實，而不是在現實和時代面前轉過身去。如果“歷史化”淪為了我們的具體文學批評實踐的絆腳石，那它就陷入了學術的黃昏。而當下的中國文學批評實踐就是如此，所以學界強烈呼吁重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文學性”范式，去抵御與時代和現實相脫節的“歷史化”研究范式的負面效應。

然而，究竟該如何重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文學性”范式？顯然，直接回到以前那種“文學性”研究慣性軌道是行不通的。我們必須正確地處理“文學性”重建與“歷史化”路徑之間的辯證關系。正如21世紀以來盛行的“歷史化”研究范式是對20世紀八九十年代勃興的“文學性”研究范式的顯性學術反撥，同時也是對1950-1970年代流行的“政治化”（狹義的“歷史化”）研究范式的隱性學術回歸，三者之間構成了一個辯證的否定之否定過程，從而形成了21世紀以來中國文學研究“歷史化”范式的高峰；我們完全可以這樣展望，正在重建的新時代“文學性”研究范式既是對21世紀以來盛行的中國文學“歷史化”研究范式的顯性學術反撥，同時也是對1980、90年代勃興而后走向衰歇的“文學性”研究范式的顯性學術回歸，三者之間同樣可以構成一個辯證的否定之否定過程，乃至于未來可以形成真正意義上的新時代中國文學研究的“文學性”范式。毫無疑問，21世紀以來中國文學研究的“歷史化”范式中吸納或隱含了此前“文學性”研究范式的積極因素，同理，新時代要重建的“文學性”研究范式中也不能缺少此前“歷史化”研究范式中的合理內核。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倡導的揚棄立場。所以當我們重建中國當代文學的“文學性”研究范式時，必須是在“歷史化”的基礎上重建“文學性”，毋寧說我們重建的是一種“后文學性”，它不同于英美新批評意義上相對封閉的文本細讀內循環體系，那是一種“純文學性”閱讀體系，而我們期待的是一種“雜文學性”或“大文學性”的閱讀體系，這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或中華民族傳統美學精神的文體開放式的文學閱讀體系，它是對既有的“純文學性”閱讀體系的超越或拆解，所以隱含了一種解構之后再重構的“后文學性”觀念與法則。之所以做出這種推斷，是因為當下的中國文學研究已經越來越走向“跨學科”研究，我們不可能固步自封于“純文學”審美幻象中，拒其他人文社科乃至于自然科學的學科知識體系于千里之外；與此同時，還因為當下的中國文學創作也越來越體現出“雜文學”或“大文學”趨勢，近現代西方意義上的文學文體分類體系正在解體，中國傳統意義上拆解了紀實與虛構之藝術界限的文章學傳統越來越受到重視，各種跨文體寫作或文體互滲現象在當下中國作家筆下層出不窮，這就倒逼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界必須跨越“純文學性”雷池。也許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可以創建出一種具有中國學派性質的“文學性”研究范式，即“雜文學性”或“大文學性”的研究范式。

大致而言，在新時代重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文學性”范式有三條路徑值得注意：首先是在中國當代文學史書寫領域，我們當然要捍衛“文學性”立場，不能將“文學性”薄弱的名家名作置放在其不應有的文學史位置上，而應秉持文學史家的“文學性”眼光予以審美評價，從而讓中國當代文學史真正成為中國當代“文學”史，而不是失去了“文學性”的中國當代文學“史”。要知道在中國當代文學史著作中，有史而無文學的著作并不少見。當然，“文學性”并非一個抽象的概念，也不是一個單一的本質化概念，而是一個歷史范疇，不同時代的文學形態都有其特有的“文學性”。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以紅色經典為代表的“革命現實主義”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就只有政治性而沒有文學性，從而在“純文學性”意義上淡化、忽視 紅色經典的文學史位置。同理，我們也不能以“純文學性”的名義將路遙的《平凡的世界》、梁曉聲的《人世間》這樣的現實主義文學佳作從文學史中放逐或排斥，而一味地鞏固現代主義或后現代傾向的“先鋒文學”的歷史地位。我們必須在多元審美立場上書寫中國當代文學史，將美學的標準與歷史的標準結合起來。其次是在中國當代文學批評領域，我們必須利用“文學性”的挑剔眼光審視當下的中國文學創作，將那些粗制濫造之作或魚目混珠之作剔除出去，正所謂激濁揚清、褒優貶劣，好處說好、壞處說壞，如此則不至于讓文學批評淪為喪失了文學性的批評。當然我們也要警惕“純文學性”批評尺度的濫用，不能將那些帶有鮮活而粗糙的生活質感的“現實主義”文學輕易以其落伍或不純而遭摒棄，我們的文學批評家也要有容納廣袤現實生活和歷史文化的胸襟和勇氣，不能以狹隘的“純文學性”眼光而誤判了正在新時代語境中成長的“雜文學”或“大文學”形態。最后是在中國當代文學理論建構領域，我們需要從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的不同階段中總結和提煉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性”理論，而不能一味地直接搬運或簡單征引西方文藝理論資源，因為曾經的依靠“理論旅行”而標舉“文學性”大纛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真正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性”理論話語必須從現實的中國文學創作中來，它不能脫離具體的中國國情和文情，也不能脫離中國文學與文化傳統，否則就會重蹈覆轍，再次退回到一切依靠西方“純文學性”理論而構筑中國“純文學”幻象的老路上去。所以新時代“文學性”研究范式的重建，必須張揚中國傳統“雜文學”或“大文學”理論特色，由此實現對西方“文學性”話語體系的改造與超越。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文學院。原載《當代文壇》2023年第3期）